作者简介
唐利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新潟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日本政治思想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两部，翻译日文著作两部。
摘 要：吉田松阴（1830—1859）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是其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以《幽囚录》（1854）为标志，松阴确立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基本战略，急切要求强化军备。以《狱舍问答》（1855）为标志，松阴转而提倡民政和仁政，重视整备足以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以《对策一道》（1858）为标志，松阴开始提倡航海通商，为侵略亚洲服务。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但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并且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提出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使其亚洲侵略主张正当化。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中“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
关键词：吉田松阴；兵学；亚洲侵略思想
一、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形成
吉田家是山鹿流兵学世家，山鹿流兵学是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近世（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日本兵学的代表性流派。吉田松阴自幼接受以家学为中心的兵学训练。嘉永元年（1848）正月，出任长州藩兵学师范（教官）。松阴曾如此回顾其早年所学：“仆生神武之邦，长兜鍪之家，幼所习，长所学，兵道而已矣。是非世之俗儒拘拘章句、高谈性命者之所与知也……必也明君臣上下之义，辨贤邪忠奸之分，士精强而民富实，粮储饶而器械利，沟堑足以保民，城垒足以卫地，其进也不可拒，其退也不可追，然后中立而外从，华盛而夷慑，灾除而道畅，于是生民之能事尽，天下之大业毕矣。是谓兵道。生斯邦，长斯家，所习所学，岂有他哉。”近世日本武士阶层受到来自中国儒学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也不例外。但其所理解的“兵道”极端重视武力，严重影响了其对儒学的真正接受。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这是松阴日后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
在幕末日本，松阴较早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开始有所了解，这一点也与其以兵学为家学密切相关。他曾在给其兵学业师山田亦介的信中，回忆在弘化二年（1845）听山田议论天下形势时的感受：“十四年前（1845年——引用者注，后文同此），仆年甫十六，谒先生含章斋。先生一见，招仆谓曰：‘近时欧夷日盛，侵蚀东洋。印度先蒙其毒，而满清继受其辱。余焰未熄，朵颐琉球，突来崎嶴（长崎）。天下人士，方痛心疾首，以防御为急务。殊不知夷之东侵，必有其杰物，杰物之所在，其国必强，国强无敌，将振长策建雄略，使人备己之不遑，何区区防御云尔哉？……’当时，仆不自推度，慨然自任，谓：时宗、秀吉者诚不易及，然义律、伯麦（鸦片战争时英国舰队司令官）、马里逊（即马礼逊，英国传教士，英华书院的创立者）者，陋夷之小材也，何足与校哉。”山田亦介反对单纯的防御，主张发展军事实力，“使人备己”。松阴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日后提倡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正处于山田亦介主张的延长线上。但当时松阴对东西方军事实力的本质性差距尚未真正理解，他只是把日本历史上抵抗元朝侵略的北条时宗和妄图征服明朝而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都视为偶像，出于年轻武士的好胜心，“慨然自任”。
基于上述理念，在遭遇西方的冲击时，松阴一方面国防危机意识高涨，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了实现其“兵道”理想的机会而兴奋不已。但是，武士身份特权意识所导致的愚民观念，使松阴无法认识到将要到来的国防危机其实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无法真正理解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正是因为不肯真正动员民众建设基于民主参与的近代民族国家，松阴及其门下日后才会选择通过对外侵略制造紧张气氛，煽动国民好战情绪。近代日本所最终确立的对内保守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近代化之路，在青年松阴的思想中已经略显端倪。但是，其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形成，还要等到美国总统使节佩里于1853年率领舰队，强求日本打开国门，并于1854年逼迫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松阴虽然对此深感屈辱愤怒，却亦颇为理智地随即放弃了直接攘夷的设想，并以此为契机，迅速形成亚洲侵略思想。
吉田松阴设定的基本战略框架是把侵略亚洲作为日本与西方对抗的前提。这一点一经提出，从未动摇。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松阴的政策主张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有所调整，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作于安政元年（1854）的《幽囚录》为标志，其政策重心在于强化军备。这是松阴亚洲侵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以完成于安政二年（1855）4月6日的《狱舍问答》为标志，松阴转而强调以民政和仁政为核心的内治优先论，这是其亚洲侵略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以安政五年（1858）的《对策一道》等文章为标志，松阴做出了新的政策调整，开始大力提倡航海通商。当然，松阴政策重心的每一次移动，都不是对此前主张的简单否定，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完善侵略亚洲的构想。本文以下将首先简单介绍比较短暂的第一阶段的情况，然后重点讨论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有关问题。
二、吉田松阴“民政论”的侵略内涵
松阴第一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是在西方的军事压力之下，作为日本的国防战略而主张侵略亚洲。松阴此时主要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进行论证：由于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西方列强凭借军舰，能够机动作战，如果只是单纯进行海岸防卫，将会导致日本疲于应付，国力衰弱，因此，只有通过侵略亚洲来震慑西方列强才是有效的国防手段。在安政元年（1854）12月12日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兵固有先声后实者。今大力打造船舰，北收虾夷，西服朝鲜，骎骎然示进取之势，则群夷自当收手。”
受到佩里叩关的刺激，幕末日本武士之间流行的是加强军备的主张，松阴最初也与此同调。但是，松阴完成于安政二年（1855）4月6日的《狱舍问答》，却转而强调民政：“近年来，外夷之小丑，妄自送死，是实可谓一时之大机。今则恐于其之虚喝而约永久之和亲，是亦何言？然已失其机。今当务者，无先于厚民生，正民心，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亲上死长而不背。是不务而言炮言舰，炮舰未成而疲弊随之，民心背之。失策无过于此者。此事，孟子先生已尽言，今又何言？且至于军舰者，其制未详，纵费许多之金而造之，未可知其适于用否。数年之后，自米利坚（美利坚）、鲁西亚（俄罗斯）等地，其制当可传来。待其后而制之，亦不迟。固应或精研洋书，或招集船匠讲究其之可否利害，未可妄自打造耳。”
松阴的民政论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独树一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尚未有学者留心松阴民政论与其亚洲侵略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甚或误以为松阴的民政论削弱了亚洲侵略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日本政治史研究大家信夫清三郎的侵略延期论。信夫认为《狱舍问答》表明松阴完成了新的战术转变，将重点置于民政，侵略则被延期。信夫写道：“向亚洲的扩张将如何呢？松阴认为，因为‘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现在没有军舰，‘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最终将向亚洲的扩张延期了。”
信夫拆分引用的松阴言论，出自松阴对中村道太郎关于《狱舍问答》的批评的反驳，原文是：“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是余之本志也，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信夫明显误读了松阴此语，将“没有军舰”视为延期侵略的原因。其实，松阴在此根本未提及侵略是否应该延期，其所谓“巨舰可待”也不是原因，而是结论，即可以暂缓军备。至于为什么要暂缓军备，松阴紧接着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有独力以支天下驭百蛮之志，则炮不可不铸也，舰不可不造也。若今未（有其志）也，练志以代炮，养气以代舰，是为急矣。”松阴的主张是，因为日本还没有确立对外侵略的志向，所以当务之急是“练志”“养气”，军备则不妨暂缓。显然，松阴所谓民政或内治的优先性，是针对军备而言的，并不是针对侵略而言的。
信夫清三郎所谓的松阴侵略延期论，其实是个伪命题。即使在写作《狱舍问答》之前，松阴也并没有主张应该马上对外侵略，而是主张先发展军备，然后“乘间”侵略亚洲；《狱舍问答》则主张先加强民政、仁政等内治，然后（发展军备）侵略亚洲。松阴的战术转变，并非从侵略转向民政，而是从单纯强调军备，转变为特别重视民政；至于侵略亚洲、对抗西方，则是其从未动摇的“本志”。
松阴写完《狱舍问答》之后，依然反复向亲友同志阐述其亚洲侵略计划，并无丝毫“延期”迹象。安政二年（1855）4月18日，松阴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再次强调了通过侵略亚洲来战胜欧美的计划：“癸丑甲寅，一大机会，乃坐失之，然事已往矣。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併南地，然后拉米（美国）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向之失机，未足深惜也。”松阴在此富国强兵并举，甚至没有刻意强调民政的优先性。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松阴的《狱舍问答》只是针对当时一边倒的强调军备的主流意见的纠偏，而不是否定军备本身。这一点在松阴作于安政二年（1855）8月1日的《与治心气斋先生书》中，阐述得更加明确。在松阴看来，打仗（“行兵”）的关键在于洞察时势，抓住机会，军备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的主张是在遵守与西方的条约的前提下，或改善内政，或侵略亚洲，二者之间并无决定性的先后顺序，只是要“量德度力，为所能为。”
松阴没有，也不可能主张将侵略延期，关键原因有二。其一，松阴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不进行侵略就可能会被侵略的关系。为了避免被侵略，只要条件具备，日本就应该发动对外侵略；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应该积极整备对外侵略的条件。这一思路充分体现在松阴于安政二年（1855）4月24日写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当时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松阴特别担心洪秀全掌握政权之后便会侵略日本，同时热切希望能够鼓动幕府趁中国内乱而主动入侵：“今国内事起，不得伸手外国，失大机。若洪秀全等伪定清国，朝鲜满洲亦皆随从，自彼先款我关，大遗憾无过于此。切望以此论一动幕府者也。”
其二，植根于松阴对国际贸易的理解。他在安政二年（1855）4月24日给兄长的信中写道：“鲁墨（俄国、美国）讲和一定，决然不可自我破之，失信于戎狄。但严章程，厚信义，以其间养国力，切割易取之满洲、朝鲜、支那。交易而失之于鲁国者，可又以土地而偿之于鲜满。”松阴主张军事占领亚洲邻国的土地，借以弥补与西方的贸易给日本所造成的损失。相对落后的日本无法在自由贸易中与西方列强争胜，于是凭借军事力量在亚洲攫取殖民地作为补偿，近代日本最终选择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松阴已然预言在先。而且，松阴给兄长的这封信表达了极为迫切的心情：“国论（指长州藩的立场）一定，自本藩频频建白幕府，急务无过之。”侵略延期云云，实在是误解了松阴。松阴民政论的真正意义首先在于，提出了独特的（相对于强化军备而言的）内治优先论，作为对外扩张型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以纠正片面重视军备的偏颇，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亚洲侵略计划。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是拒绝社会革命而又无意与亚洲各国联合的日本，在面对西方列强时为了维护本国独立而做出的最终选择，充分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摒弃道德考量，以符合目的的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与幕末日本另一位著名的侵略主义者佐藤信渊（1769—1850）相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
佐藤信渊于1823年作《混同秘策》（亦称《宇内混同秘策》），起首便声称：“皇大御国者，大地最初所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也。故能经纬其根本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为臣仆。”佐藤的设想是首先彻底重编日本国内统治体制，然后征服世界，而其首选的侵略目标便是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者，以始于弱而易取之处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自皇国而易于攻取之土地，无易取于支那国之满洲者。”常有研究者强调吉田松阴的侵略思想对佐藤信渊的继承性。其实，由于佐藤信渊有着强烈的空想色彩，吉田松阴并不欣赏其侵略构想。松阴称：“佐藤氏之书，大投时好，而余竟不一览也。”他评价信渊道：“农学其所长，而施及他事者，不能无失。”
佐藤信渊计划先征服中国再入侵欧洲，主要是步骤上的先后，而截然不同于松阴把侵略亚洲看作是对抗西方的必要前提。而且，佐藤信渊是把所谓皇国学作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从此观念出发，妄图统一全世界；而吉田松阴则是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首先以兵学为基础提出侵略亚洲的主张，日后才发展出其“国体论”来做正当性辩护。虽然松阴也不乏“一吞五大洲”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实际上其对外扩张的目标相对更有节制，具体论述的侵略计划清醒地限定于侵略琉球、朝鲜、中国等日本周边的亚洲国家。与佐藤信渊相比，吉田松阴的政策设计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其内治论并未要求根本的社会变革，只是在现有统治框架内提倡改善民政，整备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其外侵论以对欧美妥协为前提，通过侵略亚洲弱国积蓄实力。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事实上延续了吉田松阴的构想。
三、吉田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的真意
1857年，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开始与幕府进行缔结开国（开港、开市）条约的谈判。安政五年（1858）3月20日，孝明天皇发下敕谕，拒绝许可幕府和哈里斯缔结的条约。吉田松阴在安政五年（1858）4月20日左右获知此消息，为之振奋不已。在上述背景下，松阴写作《狂夫之言》《愚论》《续愚论》《对策一道》等，展开了其所谓“航海雄略”论。
吉田松阴第三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提倡对外贸易。多有学者因此而认为松阴此时放弃了曾经的亚洲侵略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者是信夫清三郎。他认为到1858年，由于哈里斯开始要求通商而幕府不能拒绝，加之松阴已经认识到为了购买西式武器，必须进行对外贸易，于是松阴由和亲攘夷，转向开国攘夷，主张靠通商积蓄力量，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然而，通商和侵略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必然矛盾，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和贸易并进，便是典型例证。那么，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究竟何所指？与其亚洲侵略思想有着怎样的关系？
松阴写作《对策一道》等文章的动机很明确，即如何应对哈里斯开港通商的要求。他认为如果同意开港通商，将有损日本国威，会鼓励畏战心理，而且有损天皇对幕府的权威，也不利于收揽攘夷派势力。所以，他主张应该首先拒绝美国的要求，同时大力发展海军，然后先与亚洲诸国建交（设馆）通商（互市），再与美国缔结“和亲之约”。在安政五年（1858）4月中旬的《对策一道》中，松阴写道：
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哉？若乃封关锁国，坐以待敌，势屈力缩，不亡何待？且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德川氏任征夷，时固航海而通市矣。其后天下已平，苟偷无事，宽永十三年，乃尽禁绝之。然则航海通市，固雄略之资，而祖宗之遗法。锁国固苟偷之计，而末世之弊政也。
松阴批判德川幕府锁国传统的退缩性，把“航海通市”视为“振雄略驭四夷”的手段，却并未直接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而支持锁国，所以他接着写道：“虽然，言之有难焉。今之言航海通市者，非能资雄略，苟免战耳。其志固不如锁国者之不以战为惮也。”松阴的设想是，以言辞说服美国人暂时放弃开国要求，然后日本再主动展开“航海雄略”：
凡为皇国士民者，不拘公武，不问贵贱，推荐拔擢，为军帅舶司，打造大舰，习练船军，东北而虾夷唐太（库页岛），西南而流虬对马，憧憧往来，无有虚日，通漕捕鲸，以习操舟，晓海势。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广东、咬口留吧（雅加达）、喜望峰（好望角）、豪斯多辣理（澳大利亚），皆设馆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事，且征互市之利。此事不过三年略办矣。然后往问加里蒲尼亚（加利福尼亚，代指美国），以酬前年之使，以缔和亲之约。果能如是，国威奋兴，材俊振起，决不至失国体也，又不至空言以惩骄虏之不可也。然前之论，可以却墨夷，而后之论不举，何以强国本？国本不强，虏患何时而止哉？
主要根据以上史料，信夫清三郎认为吉田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松阴容忍贸易而转向积极的开国论之际，改变了对亚洲的征服意图。……松阴在抛弃征服亚洲的意图的同时，强调互市的必要性。”信夫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后持类似观点的作者基本上只是重复信夫的论证。例如比较新出的日本学者桐原健真的《吉田松阴——发现“日本”的思想家》，也是以《对策一道》为据，判断吉田松阴放弃了曾经有过的侵略主张。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对策一道》文中并无一字提及“放弃”侵略。所谓放弃侵略设想，改以通商为发展实力的主要手段，只是信夫、桐原的推测。松阴的《对策一道》在行文上是把“设馆置将士”置于“征互市之利”之前；更在“设馆”之前，强调要首先大力发展海军，然后才“且征互市之利”。至少，在《对策一道》中并无只言片语表示“互市”比发展海军等更加重要。如果不能证明松阴有意识地把通商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而只说他开始承认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其实无法推论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西方列强在亚洲开拓市场，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本来就不矛盾。而且，在当时的亚洲，中国姑且不论，既然朝鲜依然坚持“锁国”政策，日本要和朝鲜“互市”，就必须设法打开朝鲜国门。
第二，松阴的《对策一道》其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其“航海雄略”是以军事活动为先，以贸易活动等为辅。他强调的步骤是首先要“打造大舰，习练船军”，“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事实上，最终凭借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的，恰是松阴门下主导的明治政府。松阴这种以贸易为军事服务的思路，在安政五年（1858）针对长州藩的建议书《上国相益田君书》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其文中强调：“大开通商，增船只，殖物资，输出港口，使士人统领之，则富国强兵之资也。……互市渐盛，乃造军舰。军舰必备炮铳，充士卒，商舰以当辎重，于是欧罗米利（指欧美列强），无远而不可到，而朝鲜满洲之足言哉。”松阴建议长州藩发展贸易的原因在于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购买西式武器的资金和渠道。他认为贸易是为军事服务的手段，甚至商船也要用来运输辎重。
第三，松阴视贸易从属于军事的观点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在作于安政五年（1858）的《未定稿附和作》中，松阴如此论述对外贸易的问题：“吾曾闻之于象山师，云：出交易可也，居交易不可也。余云：国力强势，于驾驭外夷有余，则居交易亦可也，况出交易哉。畏慑外夷之威势，出于不得已，则出交易亦不可，况居交易哉。”不同于佐久间象山对出海交易的充分肯定，吉田松阴把军事强大看做是对外贸易的必要前提。实际上，松阴深信设使通市是强国侵略弱国的手段。安政五年（1858）1月19日，松阴在给僧人月性的信中强调：“置公使于江都（江户），万国通商，不拘于政府而任意为之，倘若如此，神州（日本）实绝于是。”
松阴的逻辑很清楚，置使通市是美国灭亡日本的手段，所以不可接受其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强烈主张日本应该发展海军，让朝鲜中国等亚洲邻国接受日本置使通商的要求。要而言之，松阴所谓“互市”，实际上直接构成了其亚洲侵略计划中的一环。这也正是为什么松阴在《对策一道》中毫不隐讳地将其政策主张的原型，求之于神功皇后侵略朝鲜的古代传说：“且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松阴在前引安政五年（1858）1月19日的信中还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是受到了佐久间象山的启发：“此处吾师象山甚有活眼。大意谓，自吾国开人者妙，如此则通信通市亦尽由我心也，被人开国则如泪出妻吴（齐景公为了避免吴国的侵略而挥泪嫁女），终不得保其国也。僕服其说。”反对“被人开国”，却意欲“开人（之国）”，松阴所谓“航海雄略”之中，已经清晰地呈现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路。
在提倡“航海雄略”的同时，吉田松阴也开始表现出对所谓“竹岛开发论”的持续关心。这进一步表明他不但没有放弃亚洲侵略的思想，反而积极探索具体实施方案。安政六年（1859）10月26日，在被斩首的前夜，松阴写下了作为政治遗嘱的《留魂录》，其中再次强调了他念念不忘的“墨使应接、航海雄略等等之论”。松阴至死未曾放弃侵略亚洲的主张，这一点实无任何翻案余地。
四、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特质
综上所述，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吉田松阴思想的立足点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武士身份意识，而其对兵学的重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立场。为了维护武士的身份特权，他对内期望维持并强化封建统治秩序，敌视民众叛乱；对外坚持攘夷，在重视国家独立的同时，期望能够对外扩张。
虽然德川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基本维持了200多年的和平状态，但其本质仍是军人政权，重视尚武传统，一旦面临外来威胁，原为军功土地贵族的武士迅速复活了进行军事扩张的冲动。吉田松阴安政元年（1854）的《幽囚录》自序中便无比神往地回顾了所谓古代日本的武威：“国朝之变，盖有三矣，古昔有所不臣，不问海内外，东征西伐，必除强梗而止，其势极盛矣。其后蕃夷悍然来侵，而我发兵歼鏖，虽非古也，亦盛矣。”然后感叹：“今则屈膝低首，任夷所为，国之衰，自古为曾有也。”但又马上强调：“一盛一衰，国之所必有，而衰极复盛，乱极又治，则物之常也。况皇国君临四方，天日之嗣，永与天壤无极者，安有一衰而不复盛哉。”
丸山真男也曾指出：幕末日本的状况使得“战国时代的军事性思维方式复活”，这种思维方式作为“‘封闭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其基本倾向便是“总是攻击或者准备防卫”。松阴在《狱舍问答》中亦写道：“凡两强相遇，两勇相对，必起战斗。归来之跡，历历可见。”这种不是进攻就是挨打的武士传统思维，一方面有助于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作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也使其难以设想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对西方列强主防守，对亚洲弱邻主进攻，这是吉田松阴在日本对外关系上的基本主张。
第二，吉田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的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
著名的儒教理想主义者横井小楠（1809－1869）在佩里叩关之前，于嘉永六年（1853）正月作《文武一途之说》，预言了对外危机导致武士传统思维复活，压倒儒家理想主义的危险。小楠写道：日本面临外来威胁，“然为学者者，不志于文武一途之道，无熟眺时势而救是之见识力量。于是忧世之人杰出时，以一切学者为迂阔无用，专欲以武之一途兴国。”嘉永六年（1583）5月3日，小楠写给越前藩冈田准介的书信，更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近来西洋之变动，期议论纷纷，定于夏中赴浦贺。如此则弥益天下之势，非武不可，振兴士气，至于一偏之所。虽不得不兴士气，严武备，苟定根本于此一偏，则甚以为可惧。……唯兴武事者，大错也。圣贤豪杰心术事业一致，治乱常变皆不一偏之修行，尤以为此学之心得。”
横井小楠认为只有真正坚持以儒家道义指导军事活动，日本才能够面对西洋列强，维护国家独立，所以他在佩里来航后作《夷虏应接大意》，强调应根据儒家普遍主义原理即“天地仁义之大道”来决定外交政策：“凡我国处外夷之国是者有二，有道之国许通信，无道之国拒绝之。不分有道无道，一切拒绝者，暗天地公共之实理，遂至失信义于万国者，必然之理也。”沿着横井小楠的思路，不会设想把侵略弱国作为对抗强国的手段。事实上，在幕末日本最明确地主张日本与朝鲜、中国等联盟的胜海舟，就处在小楠思想的延长线上。
然而，吉田松阴却如小楠所担心的那样，放弃了山鹿流兵学所引入的儒家普遍主义原理。山鹿素行致力于以儒家的德治主义为武家施政提供指导标准，认为：“若不能以兵法尽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兵法不足用。”他曾如此批判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若我无德正之处，无服下之文德，则纵令遍遣兵士于南蛮西戎，祸必起于萧墙之内。况征者，正也。以我之正，正人之不正，是为征。秀吉有何正以正高丽之不正哉。”松阴却对丰臣秀吉向大陆的军事扩张行为评价很高。每当谈论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除了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便是松阴最爱援引的人物。松阴嘉永三年（1850）所作《西游日记》中附录的《登长崎城址记》一文，便抒发了对丰臣秀吉“征韩之余威”的感怀。其安政三年（1856）所作《评久坂生之文》中更是明确讲道：“凡论国势者，上则神后，下则丰公而可矣。”松阴所作《外征论》也称：“太阁（丰臣秀吉）之征韩，可谓以不世出之才，为未曾有之举。”
失去了儒家普遍主义的制衡，吉田松阴在侵略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同样重视军事实力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虽然面对西方的冲击，迅速提出了重视“力”的国际关系论：“同力度德，同德量义。虽称文王之美，亦不过云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无其力而能保其国者，自古至今，吾未之见也。谁谓王者不尚力耶。”但他依然信奉朱子学，并未单纯重视“力”而放弃“德”的考量，所以并无显著的侵略思想。吉田松阴奉佐久间象山为师，却没有继承其根本理念。
第三，吉田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最终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于安政三年（1856）推出了以《讲孟余话》为代表作的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非理性地强调作为天皇国家的日本的独特优越性的话语体系），此后其亚洲侵略思想日益趋向理念化、信仰化。
吉田松阴虽然主张侵略亚洲，却又强调其兵学的道德性，曾批判僧人月性以灾异动鼓动人心的主张：“其术出于方便，诚意未足。”也曾批判中村道太郎：“对人曰乱世，以耸动人听者，意虽美，术杂权诈，余所不取。”然而，松阴直接把符合日本国家或者长州藩利益的行为看做正义，其最高的道德标准不过是本民族中心的集团功利主义。他一面说：“不以经术为本，则不明义兵暴兵之辨。”一面却又毫无愧怍地把侵略亚洲称为“仁者之业”。其“谋划并吞五大洲之事”的著作《讲孟余话》，亦称：“如今，兴隆神州（日本），挞伐四夷者，仁道也。碍之者，不仁也。仁岂不胜不仁哉。……志于仁者，岂寥寥哉？”松阴甚至自以为是继承了孟子的本意：“要而言之，皆圣道之精微，紧切身心者，而孟子所以传天下后世也。”这种狂热的特殊主义道德观，进一步封杀了其自我反省的可能性。
较早指出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与其国体论的关联的学者是松浦玲。她认为吉田松阴的征韩论来源于“被日本至上主义毒害的儒教以及国学、神道。”她写道：“幕末有教养的人大体上兼修儒教和国学两者。一方面出现了像横井小楠那样把儒教所具有的普遍主义进一步思考提纯，终生坚持不渝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被国学、神道关于日本特殊优越性的议论所影响的人物。……吉田松阴是后者。”就幕末日本征韩论的思想大势而言，松浦玲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但就吉田松阴个人而言，他其实是首先在佩里来航的刺激下，形成了亚洲侵略思想，日后又通过在狱中的读书思考，才逐渐形成其国体论的。
虽然日本学者多强调松阴尊皇之心的纯粹性，其实松阴自己明确承认其国体论名著《讲孟余话》中提倡的“尊皇”是服务于“攘夷”的手段。安政三年（1856）11月23日，松阴作《又读七则》，如此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因忧天朝遂愤夷狄者，有因愤夷狄遂忧天朝者。余幼奉家学，讲兵法，知夷狄国患之不可不愤。而后遍考夷狄之所以横，知国家之所以衰，遂知天朝之深忧，非一朝一夕故。然其孰本孰末，未能自信。向八月间，为一友启发，矍然始悟，从前忧天朝，并为愤夷狄起见，本末既错，非真忧天朝也。”松阴在此明确承认自己在安政三年（1856）8月之前，是作为攘夷的手段而提倡尊皇。而《讲孟余话》完成于安政三年（1856）6月，正是松阴以尊皇为攘夷手段的时期，所以其中国体论的最后归结是：“闻近世海外诸蛮，各推举其贤智，革新其政治，骎骎然有凌侮上国之势。我何以制之？无他，明前所论我国体之所以异于外国之大义。”阐明日本国体的独特性，对松阴而言，原本是对抗西方的手段，其国体论原本出于国家理性的考量。
松阴在安政三年（1856）所作的《外征论》中，如此论述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必要性：“夫坤舆之形势有不能不合者，有不可不合者。如我奥越，地脉相接，不能不合者也。至三韩、任那、渤海诸藩，地脉虽不接续，而形势对持，吾不往则彼必来，吾不攻则彼必袭，将醸不测之忧，是不可不合者也。”不难看出，松阴当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是和对日本国内列藩关系的理解混淆在一起的，他是以从封建国家开疆拓土的观念出发来理解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原理的。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吉田松阴又道：“吾谓，三韩任那，不可不合，而合之必合也。国朝之定奥越，吾无得间然矣。独至治三韩，未尝无得失也。神功籍列朝之威力，一举服新罗。新罗既服，则收兵不复穷追，纳质子，定贡额，使高丽百济，望风而降，得矣。已而遣勋旧之武内，按察四海，以遥制三韩，得矣。然才间入之，其任不久则失之。后置府任那，以驱使三韩，最得矣。”怀想神功皇后征韩的功绩之后，松阴又批评后世日本人不能有效统治朝鲜半岛的失策，为之遗憾不已。此文虽然援引了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古代传说，但是与尊皇思想显然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展开论述。归根结底，松阴的思想源头是武士传统观念以及作为武士意识形态的兵学。
不可否认，松阴国体论的提出，急速推进其侵略思想的理念化和狂热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亚洲侵略主义者桥本左内相对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左内和松阴一样，面对西方的冲击，迅速复活武士传统意识，产生了对外扩张的思想。但与松阴不同的是，他一直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并没有借助尊皇信仰。在安政四年（1858）年11月28日写给村田氏寿的信中，左内认为当时国际局势的基本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两雄不能并立，天下将干戈不休，直到英国或者俄国两者之一成为盟主。在此局面下，左内认为：“日本甚难独立。欲致独立，不吞山丹（清朝长城附近的山丹县）、满洲之边、朝鲜国，且领亚墨利加洲或印度地内，则甚不如所望。”但是，日本并无足够的实力获得上述领土，因此左内认为当下应采取的基本战略是联俄抗英，改革图强；同时拉拢美国（同意其通商、设使的要求，但是反对自由贸易，由官府控制对外贸易），侵略亚洲邻国。左内写道：“且视亚（美国）为一东藩（日本东部的一个大名），思西洋为我所属，以鲁（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近国，此等事为第一紧要。”
吉田松阴将美国视为要灭亡日本的头号敌人而坚决拒绝其设使通商的要求，桥本左内则敏锐地认识到俄英矛盾才是日本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在把侵略亚洲作为积蓄实力的手段上，左内和松阴相同，但是左内显然比松阴对围绕日本的国际情势把握得更加全面，具体的应对之策也更为合理。造成两人思想差距的，除了所处政治地位不同、所获国际情报有异之外，松阴从安政三年（1856）8月以后开始不断强调其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信仰日趋狂热，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理性思考日趋衰退，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其亚洲侵略思想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对策一道》等，详细论述如何通过外交辞令让美国暂时放弃开国要求，实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而松阴之所以坚持拒绝开港通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追随孝明天皇的旨意。
总之，亚洲侵略思想在幕末日本武士之间甚为流行，松阴并非唯一。但其“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松阴在佩里来航之后逐步展开的亚洲侵略构想，有着极强的现实可操作性，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而其“国体论”的提出，则一方面使其侵略思想更加理念化，具有了作为宗教信仰的狂热意味，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手段上升为目的的非理性倾向，为其通往昭和时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开辟了道路。
【注】文章原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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