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备茶图》 张匡正墓前室东壁
《紫砂小史》 陈传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读书者说】
举凡品鉴事物，首要精研其传承流转，继而考述内涵、外延，兼及勃兴、衰落之事，归纳出若干评判准则。陈传席先生所撰《紫砂小史》便是这样一部著作。书中对魏晋、隋唐、两宋以及明清以降不同时期饮茶风尚的变化进行了翔实考证，将紫砂壶的“滥觞”“兴起”“成熟”“发达”“衰落”“复兴”“新生”与“鼎盛”置于宏观历史条件下加以阐释。同时，作者综采古今，总结出“品壶六要”，将“神韵”“形态”“色泽”“意趣”“文心”“适用”作为品鉴紫砂壶的六项基本法则，并附以文献出处、背景说明，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繁杂的知识体系深入浅出地进行传播，以飨读者。此书俨然是一部关于历代饮茶风尚和紫砂品鉴的百科全书，名之“小史”实属过谦。
明·时鹏 《水仙花六方壶》
饮茶之风
世间若无饮茶之风，吾侪便无紫砂之爱。国人饮吃茶之俗，可谓源远流长；诚如陈传席先生所言：早在《诗经》中已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句，此处的“荼”字即“茶”字，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初就有吃茶的风习。至开元年间，唐明皇李隆基首次将“荼”字正名为“茶”。“改荼为茶”虽然仅仅一笔之差，却反映出隋唐之世，饮茶之风大行其道的历史事实，否则日理万机的皇帝绝不会顾及杯中之茗，特此正名。
纵观有唐一代，对茶道研习至深者，莫过陆羽。其所著《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饮之者，除痟而去疠”，阐明了茶之精妙所在，被后人尊为“茶圣”世代供奉。《紫砂小史》收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陆羽瓷像的图片，为世人了解茶圣形象提供了实物参考。该像烧造于五代时期，白釉黑彩，坐姿，高约十厘米。瓷人束发戴冠，面部五官清晰。眉梢下垂，眼睛较小，鼻梁不高，与《新唐书》中“（陆羽）貌侻陋”的描写基本吻合。身穿交领连缀衣，腰间有襞积。足穿系带布袜，呈盘腿趺坐状。双手于胸前微曲，展开一幅卷轴，应系《茶经》。立像供奉陆羽的主体人群是茶商、茶肆的老板，供奉地点则是在茶灶旁。与民间以“灶糖”供奉灶王爷类似，祭祀茶圣也需要特殊的贡品“茶水”。通常情况下，祭拜之人会恭敬地将茶水、干果排放在陆羽面前；如遇生意不济之时，他们也会以沸水冲淋茶圣像。除此之外，有些私宅也会供奉陆羽像，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皆因推崇茶圣者甚众，匠人对陆羽像的烧造愈加精益求精，导致产量有限，供不应求，故寻常人家要购买几十件茶器，才能得到一尊陆羽像。这与今时商家捆绑销售“限量版”“非卖品”的做法如出一辙。
明·钱谷 《惠山煮泉图》
紫砂之爱
两宋以降，团茶大行其道。名列“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蔡襄亦对此情有独钟，不仅在福建转运使任内创制了小龙团茶，更作《茶录》两篇，涵盖论茶十目与器具九目，读斯文便可窥见宋人茶道之繁复。《紫砂小史》中收有南宋宫廷画师刘松年的《碾茶图》与《斗茶图》，前者以工笔白描生动地展现了文人雅士们在雅集之上赏鉴画作，点茶品茗的场景，后者则刻画了四位行脚商人在路边歇息也不忘注水斗茶的画面。陈传席先生在查阅大量文献、画卷的基础之上，不但为读者还原了两宋时期“全民斗茶”的盛况，更充分利用王观堂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将江苏宜兴羊角山古龙窑遗址的考古成果运用到考证当中，论证紫砂壶的雏形滥觞于此时。1976年7月，宜兴红旗陶瓷厂于基建施工时，挖掘出一座古代紫砂窑址，其宽约十米，长约十米多，南北走向，在当时属于小型龙窑。窑侧有两排用砖砌成的垛子，其砖经测属于北宋中期。同时，在羊角山龙窑遗址中尚有大量宋、元两代的紫砂壶残片。在传世文献和考古的“双重证明”之下可知：紫砂壶在宋代就被大量生产且传之甚远，方有梅尧臣“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以及米元章“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等咏颂佳句。
由于唐宋以降主要采取煮茶或点茶之法，故彼时的紫砂壶制作较为粗糙，形制亦属大壶。《紫砂小史》书中提及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人摹“东坡提梁壶”，即仿古之作。作者通过苏轼四次造访阳羡（宜兴）的故事，将“东坡提梁壶”的来历娓娓道来。相传苏东坡在宜兴流连忘返，以致“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更留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便将此种器型名之“东坡提梁壶”。从图片中不难看出，此壶圆纯端重、纹饰较少，提梁处的设计简巧虚空，足见宋代紫砂壶更侧重于实用性而非观赏价值，有别于后世泡茶所用的紫砂壶，故陈传席先生将之划入“滥觞期的紫砂壶”。
洎元明嬗代，起于民间的明太祖认为：宋代上至天子，下至文人皆崇尚点茶之风，过于繁复奢靡，且制作龙团（团茶）工艺烦琐，耗时费工，又易滋生贪腐，倡导以“冲泡法”取代“煮茶法”“点茶法”。作为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深谙父皇心意，提出两宋以来“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反倒是直接茶叶方显“自然之性”，更结合世风流转，归纳出“品茶”“收茶”“点茶”“茶炉”“茶灶”“茶磨”“茶碾”等十六则，写就《茶谱》。
明代饮茶风尚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紫砂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自“紫砂始祖”供春以降，涌现出董翰、赵梁、袁锡、时鹏和李茂林等众多制壶名家，塑造出“菱花式”“多提梁”“水仙六方式”以及“菊花八瓣式”等样款；而紫砂壶从“兴起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则是一代紫砂名家时大彬（时鹏之子）登上历史舞台。在此之前，各家制壶仍承袭着宋元特征。陈传席先生在书中提道：1965年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吴经墓中的提梁壶，现藏南京市博物馆。这把提梁壶是现存完整的紫砂壶中有可考年代的最早的一把，断代为明嘉靖年间。可见，彼时的制壶方家尚未彻底摆脱喜作大壶的窠臼。至万历中，时大彬“应文人饮茶风尚之需”，改变了宋元以来大壶为主的器型，转而制作小壶。读者参看《紫砂》中收录的“三足如意纹壶”“六方壶”“紫砂胎红雕漆执壶”“宝诰壶”等时大彬手制佳品，仿佛令人置身彼时文人雅集之间，任思绪徜徉于香茗紫壶之间，畅想那悠远且引人遐思的艺术境界。
文人情怀
陈传席先生在书中提出：紫砂壶在明代取得长足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一方面，江南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带动了民间手工业和工艺品的发展。另一方面，官方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商人不能使用金银器皿，故即使富甲一方的名巨贾也只能使用泥壶，致使后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紫砂壶上追求更高的艺术性。
入清之后，紫砂发展进入了高峰，不仅出现了有别于明代的新风格，更让紫砂壶走出了国门。陈传席先生将清代紫砂的特点总结为三种风：“传统的文人审美情趣”“富丽豪华、明艳精巧的市民趣味”与“包金银边或装玉的外销风格”；尤其是外销紫砂壶，流布东南亚乃至西欧诸国，如外销贴花六方壶、外销贴花富贵多子纹狮纽壶等等，不一而足。紫砂壶在欧洲的热销引起西洋工匠的仿制，书中收录了几款英国、德国以及荷兰匠人仿宜兴紫砂壶的作品，如英仿贴花人物壶等等，不仅为读者拓宽了眼界，还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紫砂小史》中不仅收录了历代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名品，更具有广博的文化视野，选取了传统名画之中绘有历代饮茶风尚的大量画作入书，如唐代周昉的《调琴啜茗图》、宋代刘松年的《斗茶图》《碾茶图》、明代丁云鹏的《玉川子煮茶图》、陈洪绶的《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清代汪承霈的《群仙集祝图》、“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玉川先生煎茶图》，使读者在品鉴紫砂的同时，可以窥见古时文人雅士那种遥远而崇高的意境与情怀。陈传席先生写紫砂之史，却又不囿于其中，诚如斯言：“从一把壶中见到整个大千世界。紫砂壶不过是一团泥，然而，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它自身之外的东西。”
（作者：林硕，系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博馆员 本文图片均选自《紫砂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