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的我，就是我了，文中的他，代表作者，易中天。
我：书接前文，翻译《几何原本》的意义在哪呢？
他：先从中甘薯说起。《几何原本》出版第二年，徐光启在上海试种甘薯。因为徐光启的父亲就在五月份去世。没想到第二年，江南也遭遇水灾，大片农田被淹。徐光启紧急上书朝廷，建议留税金赈灾。这个方案被皇帝批准，无数民众得以存活。但这只是应急之策，并非长远之计，必须有科学方法让人民永久性地免于饥荒。灾后重建也是问题：此刻的江南，能种什么？徐光启想到了甘薯。
我：这东西确实好，利玛窦在江西改穿儒服那年，福建发生饥荒，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正好是巡抚金学曾的幕僚，便向他推荐了甘薯。金学曾发现这东西确实能够解决问题，立即在境内大力推广种植，结果是大获成功。依靠甘薯活命的当地人，竟多达百分之八十。
他：中国人成为大规模接受新事物的群体，来自美洲的粮食作物遍地开花。于是，从清代的乾隆后期开始，中国人口也狂飙式地增长，最终有了四万万同胞。对此，必须说甘薯功不可没。当然，还应该加上玉米和土豆。徐光启的甘薯种，就是从福建莆田弄来的。不过，引进之后他也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可爱的甘薯虽然不怕风吹雨打病虫害，却怕湿怕冷难过冬，难怪最先种植的地区是广东和福建。经过试验，徐光启用稻草克服了困难。按照他发明的两个办法，甘薯的块和藤都能平安度过湿冷的江南之冬。
我：解决了留种过冬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繁殖。
他：甘薯是扦插方式无性繁殖的作物，扦插前先要育苗。这两方面，徐光启也都有发明：育苗有切块直播法，扦插有剪茎分种法。至于改良土壤，也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保证甘薯茁壮成长。
我：他还是个全才呢。
他：试种甘薯，只是徐光启农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还系统总结了南方稻田的旱作技术和棉花的栽培经验，包括在稻田里种小麦、种棉花、种油菜，以及小麦和棉花、水稻和棉花的轮作。他的农业试验也不止于在上海，研究范围更是涉及方方面面。崇祯元年，六十七岁的徐光启第五次进京为官时，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已接近完成。后来，这部书由陈子龙等人修订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我：但，这跟他翻译《几何原本》有什么关系呢？
他：关系在富国强兵的愿望，实事求是的精神。利玛窦去世六年后，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发起“驱逐远夷”运动，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洋鬼子”辩护，其中有云：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
这是远远高于“华夷之辨”的见识。只要利国利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学习吸纳，拿过来为我所用的，无论是难懂的数学、好吃的甘薯，还是管用的泰西水法和西洋大炮。
不过，徐光启最后的岁月，献给了修改历法。
我：这也是一项壮举。
他：说起来这也是久议不决的事。建国之初，朱元璋就确定以《大统历》为官方历法，以《回回历》为参考资料。然而前者其实是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翻版，后者也年代久远难免缺憾。结果预测不准的事情时有发生，修改历法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可惜那是祖宗成法，再说此前又哪有更加先进的方案？因此正如时人所说：非惟不敢，亦不能。变化发生在崇祯二年。钦天监和礼部侍郎徐光启，分别预测五月初一的日蚀。结果，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颇有误差，使用西洋历法的徐光启准确无误。于是徐光启趁机请求修改历法，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
我：老大支持就好办了。
他：即便后来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也仍然主持撰写历书的工作，直到崇祯六年才因病辞去历职，交由山东参政李天经负责。李天经也不负厚望，在徐光启去世后继续他未竟之事业，于崇祯八年完成。全书一百三十七卷，其中三分之一为理论部分，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
我：那么，大明帝国改历法了吗？
他：没有，因为有人搅局。眼看新历书即将法定，东局负责官员郭正中赶紧跳了出来说：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这个表面上不偏不倚的说法触动了帝国敏感的神经，徐光启的“新船”暂停下水。
我：有人作梗毫不奇怪。按照明代制度，历官是世业，祖孙父子代代相传。如果说前期还有改革可能，后期就只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改历法其实是砸饭碗，岂能赞成？
他：李天经则坚忍地继续努力。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他制定了下一年的新历，并且作出种种预测。这样一来，争论已没有意义，崇祯皇帝也在八月下诏，称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
我：
可惜，第二年三月，他就自缢于煤山。
他：新历法则被大清帝国采纳。崇祯帝驾崩半年后，清世祖福临就迁都北京。在此之前，新历被一个“洋鬼子”献给了先期到达的摄政王多尔衮，并被命名为《时宪历》。
我：这个洋鬼子是谁？
他：这个“洋鬼子”名叫汤若望。
我：他有哪些故事。
他：且听下回分解，汤若望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