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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不识玉皇山：杭州版的龙岭迷窟

《城市秘密》特约作者：徐骏

玉皇山隧道南口西侧，沿一条小路走到底，山脚岩石上有一面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摩崖石刻，这是杭州现存唯一一块“将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的布告石。

这块1923年的“杭县公署第一七一号布告”，并非一块石碑，而是直接刻在玉皇山东南脚的山岩上，目的显然是以示永久。

该布告主要内容是查实张巨川、王盛麟、冯畅亭三名不法之徒，将玉皇山慈云岭附近的三十五亩石山，盗卖给上海水泥公司采石，严重破坏此地的名胜古迹。

除查处以上三人外，“自示以后，凡玉皇山界内，以及毗连支山，无论公有私有，永远封禁开采。倘敢故违，一经报告，定拘案严惩不贷。各凛遵切切，特此布告。”

指名道姓地刻在山石上永久性惩戒，除了岳坟前跪着的那几个铁人，在杭州恐怕也绝无仅有了，说明此山之重要，非此不可。该布告正上方还刻有“天龙寺祖山”五字，表明了玉皇山的显赫来历。

天龙寺位于玉皇山南（现已不存），宋乾德三年（965），由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出资建造。三年前，宋太祖赵匡胤开启了统一大业，已先后灭了武平、荆南、后蜀等割据政权，地处江南的吴越国，也岌岌可危。

定都杭州的吴越国，钱氏三代五王以“保境安民，信佛顺天”为国策，百姓安居乐业，远离战争，为东南富庶一隅。北宋初年礼部尚书陶谷在《清异录》中称杭州“轻清华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杭州）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的雏形之一。

为守护好这“地上天宫”，最后一任国王钱弘俶在形势紧迫之际，建天龙寺于玉皇山南，便有强调“保境安民，信佛顺天”之意，吴越国果然在五代十国中存在的时间最为长久。

玉皇山古称龙山（或龙山主峰），南临钱塘江，北望西湖，是南山系的最高峰，也是拱卫杭城之重要主山。清代卓炳森在《玉皇山庙志》中将其称为“万山之祖，省城之母”。

中国风水学说第一人，东晋郭璞曾有“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之语，其中的“龙”与“凤”，往大里说是北山和南山系，往小里说就是玉皇山（龙山）与凤凰山。

郭璞认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背山面江的玉皇山南，是为“聚气”之风水宝地，这也是天龙寺建于此的原因。如今，天龙寺虽已不存，但其遗址上的三龛摩崖佛像留存至今。

天龙寺中龛摩崖造像的主尊为近两米高的弥勒佛；西龛的主尊为阿弥陀佛；东龛为水月观音。弥勒佛与阿弥陀佛象征未来与西方极乐世界，代表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观音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象征。这些佛像表达了钱王对辖地能继续繁荣，百姓能保持安乐的心愿。

天龙寺到了宋代曾改名“感业寺”，建炎三年（1129）一度毁于大火，寺内唯有一尊木制观音像独存，据说此观音为钱弘俶女儿所刻，百姓均感菩萨显灵。

到了明代，在天龙寺东侧，由王阳明门人建起一座天真书院，以纪念先师及讲学集会，因王阳明曾到过这里，发现此处风景绝佳，正符合自己心中日后归隐之地。现天真书院遗迹仍依稀可寻。

作为天龙寺的“祖山”，玉皇山南不光有天龙寺，在其上方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处吴越国遗址，即郊坛，也称登云台。如果天龙寺代表“信佛”，郊坛即“顺天”。

郊坛是古代天子祭祀天地的特定场所，一般设在都城的南郊与北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按“天圆地方”之说，天坛为圆坛，也称“圜丘”；地坛为方坛，也称“方泽”。晋以后南北郊坛合二为一，皇帝主要在南郊举行三年一次的祭祀大典。

玉皇山南的郊坛由首任吴越国王钱镠所建，比天龙寺早44年。位于山腰的郊坛，由下至上分为三层，每一层均背靠巨岩、面朝钱江。

第一层平台最为宽广，略大于一个标准篮球场。其靠山岩一面，中间有一口名为“甘露”的古井，上方岩壁上有钱王郊坛题刻。东侧有个灵化洞，属石壁相夹而成的天然溶洞，据史料记载，此洞“深百余步，阔十余丈”，且洞内有林逋与苏东坡的摩崖题刻，但显然发生过塌陷，现在洞内巨石横亘，空间狭小，林、苏二人的题刻也无踪影。平台西侧还有清代所建的朱天庙遗迹，曾祀明崇祯皇帝（朱天菩萨）。

第二层平台除垒石而成的建筑遗迹外，奇怪的是北面崖壁下有张床，这张由整块石头凿成的石床，有一隆起的石枕，类似古代的靠榻。此床与山体相连，不知凿于什么年代，哪位仙人曾在上面躺过。

石床上方石壁上有形似大篆的“午梦床”三字，为清同治年间吴廷康重书。吴廷康本职是名官员（司狱），又是“桐城书画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杭州的历史文化非常热心，曾筹建了众安桥岳庙，还重修过玉皇山紫来洞旁的七星缸。

第三层平台较小，但位置最高，北面高耸的巨岩直指苍天，南面远眺，一条大江缓缓流过，水天一色，天人合一。

郊坛从上到下最重要的遗迹，应该是刻在第一层平台北面岩壁上的钱镠郊坛题记：“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

该题刻是证明此处为吴越郊坛的重要依据，却也恰恰暴露了钱镠的“僭越”之心。正史记载，钱镠正式受朝廷册封为“吴越国王”，是题刻后两年，即梁龙德三年（923），而此刻他便迫不及待自称“国王”，还在杭州南郊（玉皇山南）建了郊坛祭天。

郊坛祭天是天子至高无上的象征，古代帝王的祭祀大致可分郊社（祭神）和宗庙（祭祖）两大类，郊社的重要性在宗庙之上，而郊社中的祭天又最为重要，只有天子（皇帝）才有资格，诸侯与大臣是不允许以自己名义搞祭天活动的。

钱镠别说这时还没正式受封，即便已受封为王，也没资格祭天，因为中原朝廷还有“正统”天子（后梁末帝朱友贞）在。那么钱镠为何会有建坛祭天的“僭越”举动，还刻下明显的“证据”呢？

早在14年前（907）钱镠便占有杭、越、苏、湖等11州，被封吴越王。此时虽未正式宣布建吴越国，但割据政权早已巩固，而且在更早前的唐绍宗年间，钱镠已对杭州城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城垣修筑，将其打造成了一个腰鼓形的未来都城。

一切就绪，就等立国，而此时中原朝廷动荡不安，周边小国已纷纷建立，钱镠要树立权威，必须通过有仪式感的行为，来证明和召告自己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从而稳定这一方辖地。

其实钱镠的“僭越”还是“轻量级”的，当时“十国”中，先后有七国的国王称帝，与中原朝廷抗衡，而钱镠虽有帝之实，却无帝之名，不仅从未有自己的年号（吴越国始终用中原王朝的年号），还每年向中原朝廷纳贡。

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郊坛的重要性，钱镠当年冒“僭越”之名，选在玉皇山南建郊坛，也说明了此山在钱王心中的地位。

郊坛题刻中的十一月一日，是冬至即将到来之日。古代帝王南郊祭天一般都在冬至这天举行，因为“冬至阳气生，君道长，故贺。”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天变长，阳气上升，冬天很快过去，春天即将来临，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梁龙德元年（921）冬至，钱王祭天，阳气在玉皇山南聚集，象征“天子”的权威与凝聚力，也宣告着吴越国的正式建立。

历史上吴越国虽仅存七十二年，却对杭州这座城市定下了千年的基调与风格，如“东南佛国”、“天堂苏杭”之称，留下了西湖、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白塔等千年文化地标。

吴越建国前，唐代的东南大都市，约可分为三等：一等为全国的经济首都扬州，二等为两浙政治中心苏州和越州（绍兴），三等才轮到杭州。使杭州从第三等超越到第一等的，就是吴越钱王。那么玉皇山南，这个当年钱镠以“天子”身份祭天立国的地方，能不重要吗？在此劈山采石，能不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吗？

布告石称当时不法分子盗卖的石山，在玉皇山慈云岭附近，慈云岭在吴越郊坛东侧，路旁石壁上原有钱镠的《开慈云岭记》摩崖题刻，就是在1923年被采石者凿去，这也是要刻石惩戒的起因。

从钱镠《开慈云岭记》中可知钱镠是在后梁乾化二年（912），比建郊坛早9年，开凿慈云岭古道，从此使西湖与钱塘江相通，成为杭城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

慈云岭位于玉皇山与凤凰山之间，东西“龙、凤”交接，南北“江、湖”分水。岭上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吴越瑰宝”的慈云岭造像。该造像群位于慈云岭南坡，由第三任吴越国王钱弘佐在后晋天福七年（942）所建，比天龙寺早23年，是杭州诸山最古老的石窟造像，也是规模最大的吴越国造像。

钱弘佐当年在慈云岭建了座资贤寺（现已不存），造像为寺院的一部分，有大小两龛，大龛面西，居中为“西方三圣”：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两旁有天王、菩萨四尊，造型精美庄严。小龛面南，中为地藏王菩萨坐像，两侧侍立供养人，龛楣刻“六道轮回”四字。

资贤寺到了宋代改名为上石龙永寿寺，“上石龙”指玉皇山上嶙峋巨石，从吴越郊坛如龙般盘旋至慈云岭上，再从岭南蜿蜒向东至将台山石龙洞（旧有下石龙净胜院）为“下石龙”，上下石龙交汇于慈云岭，龙首便在资贤寺。

慈云岭不仅有“石龙”、“石佛”，更神奇的是还有三个观音洞“加持”。岭北有北观音洞，岭南有南观音洞，岭巅的老玉皇宫内还有一个石观音洞。

北观音洞在玉皇山庄旁一条小路的尽头，由三个天然岩洞组成，洞中有观音石像，历朝为附近百姓朝拜之地。此洞不知开于何时，应非常古老。北宋诗人秦观游此洞后，曾作诗：“匹马骄嘶石路斜，观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风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将北观音洞与普陀山景色相媲美。

南观音洞位于慈云岭古道的南端，其西面就是那块1923年杭县公署的禁止采石布告石。此洞也是天然石灰岩洞，七米多深，两米多宽，呈锐角三角形。洞虽不大，但洞里洞外、上上下下历代造像密布，不仅有佛像，还有道家神像，是较为罕见的佛道并存洞窟。据研究者称，该洞应初开于南宋，而且是已知唯一有南宋临安府宫廷官吏参与资助的洞窟。

慈云岭顶江湖伟观亭对面为老玉皇宫，也称慈云宫，宫内西北角有一天然岩洞，洞口朝南，洞内正上方有块突出的岩石，酷似一尊悬空而立的观音，头、身及衣袍均惟妙惟肖，其右手边还有一侍立的童子，据说原来左边也有一位童子，已风化脱落。这是三个观音洞中，唯一一尊天然石观音。

三代钱王对玉皇山的重视，还体现在其中有两位钱王的墓，建在了玉皇山南麓。吴越国第二任国王钱元瓘（文穆王）的墓建在玉皇山南，即现南山公墓内。当时钱王墓为一隆起小丘，前有高二丈、宽七尺的巨型神道碑，及石人、石马、牌楼等，占地约二百顷，玉皇山脚东南向之地几乎全为钱王墓园，因此现南山公墓其实就是原来的王陵。

钱元瓘第二子，吴越国第三任国王钱弘佐，也就是开慈云岭造像的忠献王之墓，在玉皇山西南，离其父王之墓不远，现已不存，只剩遗址。

▲《咸淳临安志》（南宋咸淳四年（1268），清同治六年（1867）补刊本）中西湖图中的两处“钱王墓”。一处就是南山公墓内的钱元瓘墓，另一处则是江洋畈附近的钱弘佐墓。

玉皇山西南，文穆、忠献两王之墓附近，北宋年间还建有纪念吴越国王钱镠的表忠观，观内有苏东坡撰写的《表忠观记》石碑。表忠观在元代被毁，明嘉靖年间，由总督胡宗宪迁建于清波门外，即现在的钱王祠。

钱元瓘的爱妃吴汉月（吴越国末任国王钱弘俶的生母）之墓，在玉皇山东南的八卦田附近，此墓古时曾被盗，但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墓室四壁布满精美浮雕，多为道教神像及图腾，尤其是其墓顶的石刻星象图，与钱元瓘墓顶的天文星象图一样，都是目前世界上出土最早的星象图，现均陈列于杭州孔庙星象馆内。

地宫中的星象石刻，与玉皇山上的祭天郊坛遥相呼应，说明钱王家族敬天祭地的王家传承。

玉皇山东南麓的八卦田，一直被认为是南宋的“籍田”，即皇帝亲自耕作，以祭先农的农田。但近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八卦田此地原是南宋皇帝祭天的郊坛，而籍田在洋泮桥及金家山一带。据此，吴越郊坛与南宋郊坛均选择了玉皇山南，相聚仅几百米，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

据史料记载，八卦田是在明嘉靖年间开始形成的。清康熙年间，八卦田中间的太极圆内还筑起过一座大墓，民间传为“陈阁老坟”，其实墓主为海宁陈氏望族的陈敳永。

陈敳永曾官拜工部尚书，不过即便是一品大员，将墓建在古郊坛上，也过于“僭越”了吧，难道倚仗的是海宁陈家的“深厚背景”？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故事，不会是受当年八卦田中心这座陈家大墓的启发吧？而且书中重要情节就发生在离此不远的六和塔上。

如今八卦田的陈氏大墓早已消失，倒是千年前的钱王墓（文穆王钱元瓘墓），屡次重修后，依然立在玉皇山南。说起钱元瓘之死，其实与玉皇山的传说也有些关联。

后晋天福六年（941）的某一天，杭城突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凤凰山的吴越王宫，几乎将整座宫殿烧毁殆尽，吴越王钱元瓘被突来的大火吓得惊恐万分，最终癫狂而卒，可见当时杭城的火灾有多猛烈。

▲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八卦田都是从玉皇山上拍下去的为多，这张是1990年6月时，飞机上从江面往玉皇山方向拍摄。 摄影@仲元

杭州火灾是自古以来的大患。据记载，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起，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灵隐罗汉堂被焚毁，特大火灾有二百多次，中小火灾不计其数。光是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一百三十余年间，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城中大火有三十余次。其中最厉害的是嘉泰元年（1201）三月二十八日那场大火，烧毁军民房屋五万一千四百家，绵延三十里，燃烧四昼夜才灭。

杭城火灾主要原因，一是房屋密布连绵；二是竹木板壁居多，砖石结构较少；三是几乎家家信佛，佛龛前彻夜燃点香烛。但古人不这么认为，据形家所言，杭州城南的玉皇山位于八卦中的离位，玉皇山（龙山）即离龙之祖，而离卦为火，玉皇山上的离龙入城，故多火患。

清雍正年间，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采用形家之言，为镇住这条离龙，消除杭城火患，在玉皇山山腰筑七口铁缸，仿北斗七星排列，每口缸外铸符箓，内注清水，名曰七星台，也称七星缸。还在城内紫阳山顶布坎卦石，以“坎”（水）制“离”（火），并禁止吴山上所有寺庙外门墙漆成红色。

七星缸下不远处便是玉皇山最大的洞穴紫来洞，旧称飞龙洞，据说“离龙”（火龙）就住在洞中。紫来洞恐怕也是杭州最深的天然溶洞，里面大洞套小洞，洞中又有洞，谁也没走到底过，至今不知其有多深，传说这个神秘的洞穴可通安徽绩溪。

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安徽绩溪附近有个叫安山尖的地方，此地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口塑有一座观音像。某日，有一中年妇女，带着她的爱犬来拜观音，其爱犬从观音像后进入洞中，始终不见出来。几日后，该妇女来杭办事，居然在玉皇山脚下见其爱犬。此事一传出，便有紫来洞可通安徽之传说。

为推翻这个不大靠谱的传说，1934年12月9日中午，由浙江国民军训会及杭州国民新闻社共同组织一支16人的探险队，入紫来洞进行探测。探险队携带麻绳、强光手电、小刀、皮尺、指南针等，领队与副领队还各带1把手枪以防不测，同时准备了1块上有所有队员签名的木牌。

他们先将绳子的一端固定于洞口，然后带着器具牵绳鱼贯入洞。进入宽阔的洞内第一层平台后，通道向西呈四十余度角斜下，四面怪石嶙峋，雾气弥漫，电筒一照，含有云母水晶成分的火成岩晶光点点。过了二十余丈到达较窄的第二层平台，然后又斜下四十余丈折而向南，至一可容十余人的斜坡，此时系于洞口的百丈麻绳已用尽，只得将备用绳系在岩石上继续缓慢前进。

又过二十余丈的狭窄通道，发现一下垂洞口，用强光手电照射，深不见底，四周绝壁呈九十度直立，探险队员们面面相觑。这时发现一面石壁上刻有“一中二年级到此”几字，估计曾有爱探险的中学生到过此处。

刻字旁的岩石中间，有条可攀爬的缝隙。队员们将绳索放下，其中六名习武队员依次沿缝而下，五六丈后，经过一块斜出的巨石，到达洞底。洞底只有丈余见方，平如水面，底下均为细泥。队长用手枪向地底射击，弹入泥土，嗤然有声。

在洞底西面石壁上又发现“青年会少年科到此”几个刻字。举电环照四周，见西北向立着一株石笋，仿佛破岩而出，鬼斧神工，应是火山喷发后地心硫磺气泡上升所致。其上方有一缺口，传说通安徽的洞，估计就在此处。

队中两名最强壮的队员，脱去外衣，双手双脚抵住岩壁，奋力攀岩而上，艰难上行至七八丈高后，抵达缺口处。这是一个状似大靠椅的凹洞，高约五六尺，顶上石乳倒悬，有两只蝙蝠停在上面，电筒一照，鼓翅欲飞。石椅对面有一无法过人的小洞，旁有怪石侧出。那石椅的椅背像天然石鼓，层层上叠，犹如幻境中物。

▲紫来洞外的紫气东来碑，曾经很多当地居民都爱带着孩子在这乘凉、玩耍，据说贴壁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会交好运。 摄影@章胜贤

两名队员将携带的签名木牌放在石椅之上，并用小刀挖下一块岩石留作纪念，然后再攀岩而下，与洞底众人汇合。稍作休整后，所有队员相继拉绳沿壁出洞，此时天已黄昏。

据山上老道说，之前美孚洋行的几个洋人也到过洞底，但回不上来，幸好所带猎犬出洞求救，由老道用长条白布将其一一救上。他还在洞底发现过七具尸骨，已为之埋葬。这次探险队到达的绝壁缺口，是前人从未到过的，已是很了不起的一次壮举。

这次有组织的玉皇山紫来洞探险活动，当时在各大报纸上进行过详细报道，同时为激发国民的冒险精神，还承诺只要有人取来洞中石椅上的那块签名木牌，便免费赠阅一年的《杭州国民新闻》。

消息登出没两天，就有广东的登山好手入洞将木牌取出，还捉获蝙蝠一只。其他各路好汉也纷纷入洞一探究竟，结果失足跌伤者剧增。最后为安全起见，政府部门不得不暂时封闭洞口，禁止随意入内探险。

没想到的是，三年后杭州沦陷，紫来洞内先后安置过几千名难民，此善举是玉皇山顶的福星观主持李理山所为。本身为原始洞穴的紫来洞，也是由李理山1930年开发的，他将其内部开凿拓广，使之可容纳上千人，并起名为“紫来洞”，取道家“紫气东来”之意，也因该洞开有自然“天窗”，阳光透下，洞内常年紫雾缭绕，又与其本人相关，李理山道号“紫东”。紫来洞外还修整了一个平台，是俯瞰山下八卦田全景的最佳点，后来也成了安置难民的临时场所。

李理山道长是玉皇山福星观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他使这座道观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玉皇山真正成为了一座道家名山。那么玉皇山自古以来到底是属于佛家还是道家的呢？总的来说是佛道并存，以道家为主，佛家为辅。

据民国来裕恂的《杭州玉皇山志》记载，玉皇山，唐代名玉柱峰。唐玄宗年间，有人在山顶采松花，遇一道人，问其为何来此，答曰：“特朝三清道祖”，说完便腾空而去。此事一传开，便有道家在此开山启建玉龙道院及大罗宝殿，供奉三清教主，即道教所尊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到了吴越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从明州（宁波）请来佛教阿育王像，供奉山上，玉柱峰改名为育王山。在此期间，育王山上还先后开建了许多佛寺与造像，如天龙寺、资贤寺等。此时的玉皇山为佛教胜地，时间虽不长，佛寺也均已不存，但几组珍贵的摩崖佛像留存至今。

吴越至宋初期间，玉皇山仍有道教活动。全真道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就曾在此山上参世悟道，面壁九年。此时慈云岭以东的将台山山腰开建了佛寺“下石龙净胜院”及至今还在的“石龙洞造像群”、巨型摩崖碑刻《心印铭》等，可见当时玉皇山上的佛道并存现象。

▲“心印铭”石碑 摄影@郭卫

到北宋仁宗年间，复建玉龙道院，育王山更名玉龙山。道教内丹派南宗第五祖，南宋名道白玉蟾曾在玉龙道院炼丹修行，并得道飞升。至今福星观内还留有一口“玉蟾还丹井”，井水依然清澈。据说此井是晋郭璞所凿，为道院内最古老的遗物。

元代，道教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长春真人丘处机来到玉龙道院修道，并开白华丹井，由此开创了玉皇山全真龙门派的道场。据说武当派祖师，元末明初著名道人张三丰也曾来玉皇山上采药。丘处机、张三丰，这两个金庸小说中熟悉的名字，原来均与玉皇山有过渊源，丘处机路过临安牛家村也顺理成章。

明正德年间，玉龙道院正一派道士罗普仁，苦修十三年，多次“大悟”，正德十三年（1518）被敕封为“无为宗师”。罗普仁随后扩建玉龙道院，将其改名为福星道院，也称福星观，罗普仁因此被尊为福星观的开山祖师。福星观主殿供奉玉皇大帝，所以又俗称玉皇宫，玉龙山也随之更名为了玉皇山。

清康熙年间杭城火灾频发，浙督李卫不仅在玉皇山山腰筑七星缸，还在山顶福星观内开日月池，建真武殿和斗姆阁。

真武殿内供奉的真武大帝，也称玄武大帝，为北方水神。斗姆为北斗七星之母，与七星缸相“配套”。这些道教形制与神祗都立意于“取水胜火，以厌火灾”。

此外，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李卫还派员上福星观拈香，请神灵严管“离龙”。并要求和监督山上道士定时向七星缸注水，保持缸内清水常满。

从此以后，玉皇山福星观不仅仅是一座道观，而是守护杭城的重要“机构”之一。不管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对那时的当政者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德政”。

1860至1861年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城，玉皇山一带均为战场，福星观被毁于战火。同治三年（1864）福星观历史上又一位关键人物蒋永林道长，来到玉皇山顶福星观的废墟上结茅而居。

蒋永林在山上偶遇乡绅卓炳森等人，交谈中均有复兴道观之意，卓炳森等随即向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恳请复建七星缸。因七星缸是“为民消灾”之“重器”，先将其恢复，当政者更能接受。

杨昌濬同意了此项请求，并派杭州府司狱吴廷康落实此事。吴廷康就是前文所述的在吴越郊坛重题“午梦床”三字的金石家，他在长官的支持下，利用官府资源立即复建了七星缸，随后又逐步重建了福星观。

1919年，李理山道长被公举为福星观监院，后升任主持、方丈。此后，福星观在李理山的主持下，在动荡的时局中，将其治理成一座闻名江南的全真丛林，并拥有雄厚的财力与影响力。

李理山，号紫东，生于1873年，江苏南通人，1900年在杭州出家，中年曾云游四方。他精通道术、医术、武术及数术，在道学、文学和书法艺术上均有很高造诣。李理山与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一度齐名于江南。

有一位“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俄罗斯人，名叫顾彼得，他有次来杭度假，无意中到了福星观，见到了李理山，立刻被李道长的言谈举止所吸引，在道观住了下来。

顾彼得在观中学习了道家典籍，与道士们探讨道家学说，并亲眼目睹了李理山主持的几场法事。其中有一场是为李理山好友，汪裕泰茶庄老板汪惕予（西湖汪庄主人）病危的公子点灯祈福。

当时重病的汪公子远在上海，正与死神抗争，而玉皇山福星观中的那盏油灯，也忽明忽暗，将要熄灭。经过几位道士一整夜围着油灯虔心祷祝，灯火逐渐变得明亮而平稳了。次日晚，汪家从上海发来电报，说病人已恢复过来了。

在李理山的感召下，顾彼得最终成了一名虔诚的道教徒。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内有许多对李理山及福星观道士的描写。

与孤云野鹤、避世修炼的道人不同，李理山交际甚广，当时的军政要人、富商大儒均为其座上宾，据说蒋经国还以师谓尊之。李理山的社会职务也很多，在抗战前后两次担任杭州道教会会长。

李理山利用其影响力将福星观精心打造一番，不仅开发拓建了紫来洞和太极园，重建了慈云岭上的老玉皇宫，还募得香客巨额捐款，在观内开挖了大型水池“天一池”，取“天一生水”之意，与下面七星缸遥相呼应，为玉皇山又增一景。此外，李理山还重修了玉蟾还丹井，并建有内存数万册藏书的“丹井书屋”。

郁达夫当年登玉皇山时，也感叹李道长花重金兴建福星观之浩大工程。在杭州许多山中，郁达夫偏爱处于江湖之间的玉皇山，站在山顶道观一览江湖，“便可把一切的世烦俗恼，一例都消得干干净净”。最为神奇的是，此处有时可见钱塘江上的水雾，越过山峦，降临于西湖湖面，仿佛一条云龙翻山越岭，盘旋于江湖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福星观的素斋馆也相当有名，餐厅宽敞，凭窗远眺，西湖诸景尽收眼底。其菜式之精美，据说远超上海的“功德林”，而且没有定价，任香客游人随意付费，一些豪阔的游客往往倍付其值。

李理山还规定山脚下的轿夫，每次上山收费七角五分，不得私自增减，消除外地游客被“刨黄瓜儿”之忧。每年夏季，在慈云岭、禹王庙等处备有茶汤、十滴水等，供香客免费饮用。这些“贴心”的措施，使得玉皇山福星观的香火更旺。

福星观的进香活动，有每年正月初九为祝玉皇大帝圣诞举行的“帝诞特供”斋醮仪式，以及为众生祈福的“金箓大醮”等。正月初九的“玉皇圣诞”，后演变为正月初八上玉皇山烧香的习俗，每逢此时，玉皇山上人山人海，杭州人称为“烧头八香”。

抗战期间，福星观在上海租界开设分院，从1939至1944年间，各举办了五届“祈祷全国平安日道场”和“祈祷世界和平大醮”。李理山认为道教以慈悲为念，希望通过斋醮活动“能感召天和，救生者于万劫之中，慰死者于九泉之下。”

相比福星观，杭州及周边地区有些道观，时局艰难之下难以维持，或因管理不善，最终公推由李理山出面接管，如金鼓洞鹤林道院、葛岭抱朴道院、吴山元妙观和伍公庙、仓桥朱天苗、大涤山洞霄宫等，共有十处道观均由李理山管理，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力及威望。

1919年，河南洛阳一带发生洪灾，哀鸿遍野，大量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1920年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华洋义赈会”的慈善团体，到洛阳接纳了七千多名难童。

上海西门子洋行买办管趾卿为“华洋义赈会”发起人之一，他与李理山是好友，福星观的扩建，管趾卿也是主要出资人。李理山通过管趾卿挑选了40名难童，带回玉皇山，聘请了两名教员，在慈云岭老玉皇宫开办了一所“慈云初级小学校”，食宿、学杂费全由道观提供。

该校五年后停办，大多数学员入福星观当了道士，成为李理山“宗”字辈的弟子，其中有吕宗安和高宗宝两人。解放后李理山因私藏枪支弹药被捕，吕宗安和高宗宝为其多次申诉与辩护，终于在1987年对该案“予以纠正”。

李理山主持玉皇山福星观时，最值得称道的，即在杭州沦陷期间三次收容难民。1938年杭州沦陷后，钱塘江边、南星桥、闸口一带，房屋全被烧毁，百姓扶老携幼，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李理山毅然停止宫观活动，开放福星观、紫来洞，又发动道俗群众在山间空地上搭建茅棚，先后三次收容难民：第一次三千余人；第二次一千二百余人；第三次一千四百余人。

福星观供给每位难民“每日两粥，任其饱食，不加限制，茶水不断。”因难民数量太多，粮食不够，而山下有日军关卡，不让运粮上山。李理山通过关系，与日军周旋，最终解决粮食运送问题。

福星观除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外，“有衣服不周者，本观购备照给，新旧均有，不令受冻。”对于病患，“本观备有紧要西医药水及本国痧药，间有延请医生开方服汤药者。”因此福星观的开支巨大，山上香火已停，收入断绝，渐渐难以为继。李理山便派弟子吕宗安到上海租界，先后开设了两座福星观分院，利用租界的偏安，募得香火钱来接济玉皇山本院的难民。

福星观的难民所维持了一年多时间，总共救助了近七千名难民，等局势逐渐稳定后，玉皇山上的难民才先后散去。李理山此举，可谓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当宪法“四读稿”通过后，毛泽东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12日，毛泽东由谭震林、罗瑞卿、谭启龙等人陪同，沿着两千六百多级台阶，一步步登上了玉皇山。

毛泽东在山顶福星观一高台上伫立良久，俯瞰杭州全景，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下山时，毛泽东没有选择原有的小路，而是径直踏着杂草向灌木丛生的野坡走去。卫士急忙提醒前面没有路了，还是往回走吧。不料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往前走！没有路，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路是人走出来的。”

路是活的，如盘龙；玉皇山也是活的，似游龙；老玉皇宫外，翻墙而过如蛟龙般的巨藤，也是活的；山上一排排似龙鳞般的石头，经雨水冲刷，泥沙流动，会渐渐滑动，因此也是活的。

曾有盗采山石者试图行贿李理山道长，被严词拒绝，因为这是一座活的“龙山”，不容侵犯。登上玉皇山，低头“见龙在田”，抬头“飞龙在天”，此刻，见天见地不见山，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