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塔马里小屋，拉马尔萨，突尼斯
在你们将要读到的这个故事里，我认识所有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在某一天曾经和我的相交。不是偶然！命运一早就已拟好我挂毡上的草图。我只需来回地摆动，万花筒便出现了。面孔，城市，房屋，海岸。我生命中最后的风景。一些声音从这种杂乱中发出，形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统一。今天，哈碧芭是距我心最近的声音。
2.蒙娜亚德拉神庙，马耳他
她睁开了眼，大声对自己说“我是哈碧芭，我还活着”，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大海将他们抛向悬崖峭壁已经三天了。昨天下午，她把弟弟从海岸拖到栖身的岩洞后就晕倒了。海难后，她第一次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听到弟弟在呻吟。他呼吸困难，没有知觉，蜷缩在草垫上。
她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东西了？上一顿饭还是在他们出发的前一晚，在的黎波里。面包、糖和几块“笑牛”奶酪。昨天，她在荒原上摘了几个仙人掌果子。嚼了一些海藻和野茴香聊以充饥。一瓶远足客喝过一点的矿泉水让她和那发烧颤抖的弟弟止了渴。
她的手指擦伤了，右手腕有一道割痕，头昏脑涨，还打着哆嗦，但是睡眠带来了奇迹：起身，行走，走出岩洞，呼吸，凝视大海，这些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是一个行走着说着话的死人。
她用一只手掩住嘴巴，有点愕然，她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对深沉的夜。浓重的蓝色泛着荧光，编织出影子，包裹着峡谷的缝隙，水之镜，天无垠。在这陌生的岸边，每一小块岩石对她来说都好像很熟悉。
夜、星辰、石头，都成了朋友。
思绪攀上天空，飘向星辰。她隐约见到了父亲，她那逝去已久的父亲。他躺在坐垫上，弹奏着诗琴，唱着摇篮曲。他朝她笑了。父亲看到我了，他是在为我歌唱，他是在让我安心，就像以前睡前我害怕的时候一样。我不再害怕了，我是哈碧芭，而且我活着，而且我和父亲一起歌唱。
她看着自己的掌心，觉得它们像灯一样明亮，这让她安心。她将手心贴向嘴唇；她轻吻着将弟弟从大海夺回的这双手。我是哈碧芭，而且我活着。他也一样，他也活着。感谢上苍。
她离开祖先的村庄有多久了？会有那么一天，她可以回溯生命之流，再次见到被她抛在身后的母亲吗？她想起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歌。《比利·金》……她的一位表兄给她看了手机上的歌手视频。她练习“太空步”的步法。当父亲无意间发现她在屋后跳舞的时候，她已经做得几近完美。他，一个从来不会大声说话的人，突然发了好大的火，用棒子打走了表兄。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比利·金》的旋律在她的脑海里扎了根。
地中海慢慢地呼吸着。如此宁静……
哈碧芭又开始哆嗦了。
恐惧又回来了。它在她的肚子里掘着、刨着。突然她大叫一声。她又看到了，大海被逆风翻滚着，初现狰狞，船上那一幕幕的惨状。那是在夜里。他们偏离航道在海上漂了四天，储备的水也用完了。某个人大声喊着海岸近了，上岸的日子不远了。而橡皮艇的两个雅马哈发动机已经无法运转了。
乘客们惊慌失措，麻木迟钝，被阳光和盐灼烤着，时时刻刻被海浪抽打着，他们蜷缩成一团，一个挨着一个。所有人都将屎拉在裤衩里。恐惧。大便的气味盖过了大海的气味。很多人努力地相信很快就要离开这个橡皮筏子，很快就要踏上欧洲的陆地了，只是一个忍耐力的问题。还需要一点点的勇气。没有人哭泣。
片刻间，他们的境况就变得无法忍受了。风越发强劲，四处肆虐，搅动着大海。海浪咆哮着，浪底越来越深，然后抽筋般地涌向天空，把橡皮艇掀到浪峰的泡沫里，又猛地抛开，小艇在巨浪深处盘旋。只是几个浪，再猛烈一些的浪，哈碧芭就看到同行的人被抛出船舷之外。
他们消失了。
她寻思着自己是如何逃脱海浪的。弟弟又是如何逃脱的？谁赋予了他们这种力量？是上天的仁慈吗？是七圣童吗？
她藏在岩石间，受伤的弟弟躺在一旁，她已经筋疲力尽，瘫倒在劳累与焦虑的重压下，半梦半醒之间，她看到直升机将尸体吊起，放到一条路上，路上停满了救护车。
狗在跑着。它们靠近了。
前一天的下午，她集聚力气用石头打走了它们。一块重一些的石头打中了一条浅黄褐色的短腿杂种狗，狗群里最凶的那只。去死！滚开，你这只吃腐肉的畜生！去死！它哀嚎着在地上打着滚，长长的一声悲鸣后就跑开了，尾巴低垂，身后跟着它的同伙。
她闭上了眼睛。
肮脏的狗……
冷静，你是哈碧芭，而且你还活着。
3.塔马里小屋，拉马尔萨，突尼斯
我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莫，是一名考古学家，目前与工作现场拉开了一点距离。入冬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一位曾在我发掘艾菲斯古迹时帮助过我的土耳其官员的儿子。他让我不知不觉地重新拿起我的笔记本。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见过这名军人，他正要去和在图兹湖边度假的家人汇合。当时的运输很繁忙，我不记得是受什么干扰，包括我们的飞机在内的好几趟航班都晚点了五个小时，尽管我对他所效忠的体制并不看重，但是我们之间产生了好感。
我观察着我的同类们，向他们提问，聆听他们的回答，然后才做出评论。这种谨慎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因为我的腼腆。年轻的时候，我性格内向，非常消极被动，让家人对我毫无兴趣。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我不是一个随和的人。后来，他们又断言我是冒充高冷。事实上，我只是在孩童的皮囊下冬眠，我只会在面对雨后耕作后的田地，在寻找燧石碎块或者箭头时苏醒，或是在通往小莫兰河谷墓室的甬道里，在山丘下参观者都不屑于进入的那些岩洞里苏醒。
那些我不敢向同时代的人或父母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向这些活在几千年前、在白垩矿层用燧石和鹿角凿井的人提出。
这种长时间与死人的交谈帮我进入了活人那种让人疲惫不堪的复杂之中。庆幸的是，我是在很迟才发现了莎士比亚的这句话，让我回顾以往不免惶恐：“诅咒惊扰我骨骸的人。”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句话的话，恐怕我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写。
我遇见德米尔的那个年代，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规模还不大，尽管机场已有重要的国际运输业务。我们被迫候机的航站楼杂乱不堪。椅子的数量不够，很多旅客席地而坐，或者坐在行李箱上。有美国人、德国人，也有土耳其的商人。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他们多少有点被赶出家门的样子，身上满是羊膻味，重重地瘫倒在一堆绑得乱七八糟、与整个大厅不太协调的箱子上，集中在大厅的中央。
一些戴着土耳其帽穿着奥斯曼小坎肩的侍应生终于给我们端来了茶水和大盘大盘的新鲜酸奶。我的邻座看着我吃完酸奶，悲伤地摇了摇头。他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扁瓶的威士忌，把杯子递给我。我接受了，他自我介绍说：“德米尔上校……”我没有想到，这个说着法语的男子，穿着休闲服，客客气气的，居然是安卡拉军政府的人。
后来，他把家人也介绍给我认识，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挖掘现场来看我，其中就有黎梵特（我的记忆里还回响着他的笑声），挖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得益于他的帮助，多亏了他及时督促负责古物的土耳其行政部门官员们，解决了很多拖延和迟疑的问题。他和我的上司们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协议，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我送给他一座古罗马晚期的半身雕像，是一件著名雕塑的同时期的复制品。我们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然后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几个月前，当他的儿子出现在我的门前，我真的好惊讶。当时，在我家住着的莉姆告诉我，一个叫德米尔的先生来找我，我惊叫了一声。德米尔！看到黎梵特的时候，有那么几秒钟，我真的以为是他的父亲。同样的皮肤纹理，留着同样的短发，穿着同样的添柏岚的低帮便鞋（我马上想到他和远在华盛顿的父亲保持着联系），同样的嗓音。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从伊斯坦布尔一直来到这里看我？”
他不是从土耳其而是从利比亚来的。利比亚的一些考古专家跟他说起过我，并告诉他我在这儿生活，就在突尼斯旁边。“你是从班加西开车来的？”
“我昨天晚上出发的，一路都很顺利，如果不是在边界哨所被愚蠢地堵了好久……”
我猜想他需要一点时间才会道出他此行的本意。
我带他到港口旁一家餐馆的露天座吃午饭。我们喝了一长颈大肚瓶的白葡萄酒，吃了生鲜沙丁鱼脊肉。我一边专心致志地吃着东西一边等着他敞开心扉。沙丁鱼肉如珍珠般，很纯正的白色里泛着青光。在点咖啡准备结账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开口说实话了，而他一直等到晚上才真正进入正题，跟我解释他经常去的利比亚的情况。
“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法规制度，内战横行……”
“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企图控制整个国家。”
“我的政府致力于该地区的稳定……但是，如您所知，有些组织开始毁坏国家遗产。的黎波里老城区的清真寺，还有古罗马城里的辉煌建筑，它们已经挺过了几乎一切的……”
“你想要我做什么？”
“利比亚的某些负责人认为，与其让人毁掉这些珍宝，不如把它们送出国……”
我一早就明白了。黎梵特真是他父亲的儿子。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古董的非法买卖和石油一样，都是极端分子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没有毁掉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拿来卖掉。黎梵特来找我帮忙，凭借我的专长我可以帮他在利比亚建立一个同样的网络。我让他给我一点时间思考，也让他能够为我提供一些前期的联系。莉姆为他准备了一间客房，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
黎梵特推开我家大门时，我的生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三年来，我从我的出版人那里拿到的支票加速了我离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决定，放弃了两三个紧急的现场挖掘工作，比如这二十年来每年冬天我都会去做的，远离我的根据地的挖掘工作。我写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书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成功扰乱了我的生活轨迹。
这本《亚历山大》是学院路上一家科技出版社请我写的，根据一些很古老的笔记写成的。书很短，由挖掘日志构成，加上一些个人的思考，比较有趣，还有很多希腊、波斯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引文。这种书的印数一般不会超过三百本。但是，一家电台请我把这本书改编成了七分钟的“微叙事”，夏季的时候每天在电台里播出。书的销量即刻猛增，书店里的书被抢购一空，口袋本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翻译成各种语言。
我没有犹豫。母亲刚刚去世，我锁上她的房子，准备出售。家乡使我厌倦。同时代的人也让我厌倦。他们竟然能够既消沉又狂妄，一些醉心于平庸的政客。我感觉，在我成长的这个世界里，那些一成不变的地方和那些被称为习俗的东西，所有我以前觉得难以忍受的东西，正在从我的眼前消失。有时我会为此惋惜。
我的科学“生涯”临近尾声，我不再理睬那些掘墓人，提前退休，来此定居。
既然要生活在废墟之间，还不如选择自己的废墟。
我买下了塔马里小屋，位于突尼斯城附近的拉马尔萨。这是一个离海岸不远而不为人知的区域，位于地中海周边这条分隔金钱和贫困的虚线之上。也分隔过去和现在。哪儿会让我感觉是自己的家？尼采曾这样问。在这座摩尔人的破旧小屋里，有点赤贫的味道，冬天很潮湿，我感觉是在自己家里，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六十二岁，偏瘦，中等身高，黑头发，精力依旧旺盛，吃饭，睡觉，勃起，只是胡子有几根白丝，就在这片突尼斯土地的虚线之上，我要开始生命中新的一季。新的还是最后的？黎梵特这样问我，他继承了父亲的幽默。
从外面看，这屋子其貌不扬。与街区那些显贵的别墅相去甚远，那些房子被九重葛包围，由黑衣人把守着，白天黑夜地戴着与主人联系的耳塞。我这屋子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只有灰泥脱落的墙面上一点点优雅的残留，是一个壮汉留下的沥青涂鸦：滚吧，本·阿里！倾斜着延绵至海边的那块空地，是饥饿猫咪的王国，满是垃圾和浮木。我维持着这种朦胧感。突尼斯的工匠负责翻新屋子的内部。我毫不吝啬地为自己打造了一种朴实而舒适的装修。
从一楼的卧室，我听到邻居来来去去。他以捕鱼和园产品为生。他的小船的马达声就是我的闹钟。在我来此几个星期之后，莉姆来和我住在了一起。如同所有任性的年轻人，她起得很迟。我所有的早上都用于写作。
4.安卡拉，土耳其
黎梵特本来可以乘直升机去科巴内，但是他还是更喜欢开车。离开安卡拉的时候，太阳还未升起，保镖为他准备好了一辆路虎揽胜，车上装满了应急油箱，他示意保镖离开。“给自己放一天假吧，我不需要你……”经过图兹湖的时候，看着一群火烈鸟飞起，他想起曾经和父亲一起来此度假（后来，他们所有人每年都去佛罗里达好几个星期）。
父亲和凯南·埃夫伦<4>将军走得很近，和美国人也有联系，他父亲为秘密机构工作，他也一样。打着凯末尔主义的幌子，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峰回路转，父亲与政治伊斯兰斗争，而我支持它，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每一代人都需要适应时代，他经历过大好时光，使我们从中受益。现在，要看我的了……他的思绪飘忽游离，路还很长。
他想着明天的约会。想着就要见到“伊斯兰国”的新负责人，他的好奇心就被激起，比他自己承认的还要强烈，所有人都说那是一个舆论导向的高手。他想起那些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朋友，他已经不常见他们，尽管他们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然后，他默默地估算着他在海外的账户（在卢森堡、新加坡……）。这种日常的估算是他喜欢的娱乐消遣，让他几乎和收到俄罗斯娘们给他的色情短信一样兴奋，他每次去伊斯坦布尔都会见她们。他试图计算着走的时候能够留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希望能够尽量晚一些……如果一切顺利。我还有好些幸福的日子呢。正常情况下，他的两个儿子会一辈子生活无忧。他们的孩子也是。
黎梵特和一些生活混乱的男人一样，在安排日常生活时寻找精准和严密，这样他才会安心。每件东西都应该在它的位置上。严格的次序支配着他的私生活。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求（每天两次在他的密码电话上）收取海外账户的准确状况。
财产的投机活动很自然地把他带到了与喀秋莎最近一次见面的回忆中（她浑圆的小屁股……温热的大理石……像一尊雕塑。我得再见她，我要带她去别的地方，伊斯坦布尔，就一次，没关系，面对那些只想着为自己挣钱的俄罗斯女人，我应该谨慎……一次还是可能的……）他的默想来来回回，金钱，性欲，性欲，金钱，所有能想到的可能的场景让他很放松。他觉得状态很好，肾上腺素飙升让他颤抖，带给他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在他的车超过和他一样驶向边境的一队军车时，他正想着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带她去马耳他。我们在瓦莱塔乘渡轮，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西西里岛。我五十八岁了，再过十年，女孩子……这一个，多美好的礼物……！就算是先知，如果看到她挺起的奶头，都会疯狂……
黎梵特不自觉地开始手淫，继而又放弃了。他快速地开到了阿达纳，车很少，而向边境前进的人流长得望不到头。
他寻思着，还要完成多少次这种走钢丝般的任务。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想到脱离这一切的时刻。如今，机构有现金，大量的现金，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出乎意料的操作性……埃尔多安需要我……我是他计策里不可忽略的一颗棋子……但即使……我给美国人一点甜头……和极端分子合作……目前，还不是很可靠……得学会耍点手段……我知道，这样对所有人都好……除了那些库尔德的傻子……只要还在继续……几个小时后，在进阿达纳城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了堵车。
他给车加满了油，停在餐馆的露台前，抽了支烟，就着一杯发酵的萝卜汁吃了串羊肉，然后重新出发。黎梵特再次陷入了车流的轰鸣里。幸亏我独自出发了，要不然整个路途都有那个蠢货盯着……道路穿过广阔的橘园和棉花田，田里间种着蔬菜。
他用了好长时间穿过奥斯曼尼耶，沿路都是凸起的丘陵。而后，他又用了差不多五小时才靠近了科巴内，艾恩·阿尔—阿拉伯，他们是这么称呼它的，路其实很宽，四周什么都没有。差不多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黎梵特下了车，走上了一个斜坡，观察着这座库尔德人和“圣战者”从夏末就开始为之肉搏的城市。
边境的另一边，最后一缕阳光染红了被几周来的战斗和轰炸毁坏的城市。尽管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住，科巴内却好像很近了。清真寺的尖塔奇迹般地矗立着，楼房被撕裂，房屋倒塌或焚烧着，一缕缕浓烟从中升起，赭石色的沙土上偶尔几处花园的绿色，白色的墙。军队的车队在平原上来来去去，在收获后的田野上掀起尘土。离他二十米远的地方，在土耳其那边，救护车鸣着警笛穿行在拥挤的人群里。
黎梵特怔怔地盯着这群逃离暴行而无所适从的人。驼着背拄着棍的老人，成群的因饥饿和恐惧而眼睛睁得大大的孩子，穿着长裙的农妇，有些女人把孩子抱在怀里，残疾人、乞丐、伤残者，他们撑着命运的拐杖，又融入苦难的波涛，卖水的、卖水果的、卖面包的、好打听的和小偷，听天由命的小混混正等着时机的到来，毒贩或抵押借贷的人穿着脏兮兮的西装，胡子拉碴。
黎梵特很喜欢这个时刻，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历史的震荡里屹立不倒的男人，居于一个位置让他行动自由不受任何干扰，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舒适也不受任何干扰。我是一名游牧武士，我的祖先在几个世纪里横扫草原的狭长地带，最终征服了东罗马帝国，我们头脑灵活，体格强健，我永远都不会像这些无赖一样，力量在我身，我在动，我在玩。我还干着漂亮的白种女人。
带着武器的战士、记者、摄影师、世界各地的电台团队，混杂在难民群里，游荡在分界线后方那迷宫般的街道里。
战斗开始后，另一座城市诞生在边界的这一边，不断地扩大。
平地而起的一座特大城市，突现在混沌之中。
泥泞和尘土。
到处是临时营地、火堆、堆积如山的垃圾、塞满粪便的沟渠，到处是长长的帐篷，囤积着辅助军队的物资，还有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圆形的粉色小船，以及由树干支架上的地毯和被子搭成的藏身之处。很多的叙利亚难民。好几个家庭跪在尘土里低声祈祷。是些基督徒……
在所有的边防检查站，一群群身着绿色或深蓝色的土耳其军人。他们检查着所有的进出情况。
另一边，叙利亚。操你臭蛋，巴沙尔……
过境的速度很慢很慢。
黎梵特好不容易靠近了一道关卡，表明了总统特别警察部门的身份。马上就有一名年轻的中尉将他引到一座位于高处的独立别墅，这是土耳其军官的指挥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看着望远镜。“我们做出判断，再做汇报，”其中一人对黎梵特说，“我的少校，很可惜您不是昨天到这里的，联合部队采取了行动。很少有机会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空袭。F16战斗机一天经过了好几次……很有趣，我可以给您看录像，但是也有不少的文章要做，幸亏他们不是天天都这样……”
他喜欢人家叫他少校，尽管他什么军衔都没有，只是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大全上有登记注册。
他就睡在房子里。上尉把床让给了他。夜很短。第二天早上，一个身着便衣的司机把他领到另一座别墅，几公里外的苏如斯。这里一如别处，世界的这部分，日常生活被战争打乱了。帐篷的村子和摆放整齐的棺材。推土机正在平整一块地，用来安装临时住所，挖掘公共墓坑。已经有五个难民营了，大部分是库尔德人的。运输粮食的卡车在路边停了一个星期，等着给科巴内送粮食。
房子空置着，屋主是当地连锁超市的老板，因为战事逃走了。看门人是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一条胳膊吊着绷带，给他准备了杯咖啡，然后走去了花园。九点整，一辆车停在了大门前。司机赶忙下车，打开了后座的门。
黎梵特从一楼的窗户看着这个场景，不禁有点兴奋。这个人准点出现，更加强了他的想法，他和来访者一样，都是属于那个逃离日常法则的社会阶层。这个男人，穿着西式服装，身影修长，甚至有点消瘦。
“愿您安好！很高兴见到您。请叫我穆拉德，而且这也是您给我护照上安的名字，不是吗？”
他说的英语还过得去，就是语调怪怪的，把句子切得很短，发音特别清晰。黎梵特想他是在试着掩盖自己的口音。一张饱经风霜的瘦脸，一副贪婪凶狠的外形，黑色的寸头直立向后，四十来岁。黎梵特的部门从来就没查到他的真实身份。只有一点是确定的：伊拉克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旧部，几年前加入了极端分子阵营，现在号称“伊斯兰国”的一名军官，负责国际事务，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
“海关的手续有没有……”
“很繁琐？肯定没有，多亏了您，谢谢。我的旅游证件无可挑剔。”
“您今天晚上还可以再次使用，从同一个哨所通过。但是要注意，您的身份是可被降解的。明天早上七点之后，如果您还用这些证件，马上就会被逮捕。”
他们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两个男人联系已经很久了，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穆拉德非常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交谈，他自认为是在“概括热点档案材料”。他提议达成一致意见，对他们的见面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先决条件。”穆拉德奇怪地笑着。“我们不认识，”黎梵特表示赞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次谈话也从未发生过。”
详细的信息交换即刻开始了，关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想法（“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您没有完全关闭信息渠道”，穆拉德面无笑容地说），关于伊拉克、马里、黎巴嫩、埃及、利比亚，当然还有科巴内。说话的时候，两个男人都同样地专注，语气平等，眼睛直视着对方。
穆拉德两腿交叉，时常燃支烟，却不抽完。鹰钩鼻子很清秀，嘴夹在两道皱纹间，络腮胡子修剪得很整齐，泛着光泽，消瘦的脸上有一种几次逃脱美国无人机轰炸后的满足感。面对他，黎梵特显得更加滚圆矮胖，也显得更加脆弱（但他在添油加醋）。他认真地听着面前的这个人（他学会用沉默让别人说话），把他收入黑色的眼底，时不时地提一些简短而尖锐的问题，问题的精准度扰乱了对话者。
谁都没有做笔记。
网络、资金、武器装备，还有“友邦”国家的关系，所有的都说了。大量而全面的信息，更偏向政治。显然，他们的“交叉信息”里也不乏毒害信息和谎言。
穆拉德毫不迟疑地运用着谄媚艺术，但是他的每一句恭维话只能在黎梵特的脑海里留下一个警惕的信号。
这是两只相互观察着的猫，他们嗅着对方，伸出的爪子随时准备抓住出现的东西，他们也为了共同的利益寻找着趋同点。他们最后的交谈集中在利比亚。两个人都在这次并不存在的交谈中得到好处，两个人都在想如何使用收集到的资料。黎梵特打开窗子，让花园里的守门人送两杯咖啡来。在他拿着蓝色的塑料托盘进来之前，穆拉德起身望着燃烧的科巴内。他没有转身，直接说道：
“还有一个细节。”
直到这个时刻，还没有人说到细节。
“我觉得是时候启动我们在的黎波里和巴黎的代理人了。
“目标法国？”
“正是。目标法国。听起来很顺耳。”
“我下周就会在的黎波里。”
5.图尔贝伊—大塔尔特，巴黎大区，法国
环城林荫大道，汽车站，三个戴着风帽的大胡子殴打着一个少年。行人都散开了，车辆路过时还加速前进，车轮发出嘎吱的摩擦声。这个汽车站靠近高中的大门，经常会发生一些事端（仇杀、敲诈、偷盗），而几个星期前，一群小混混向校长宣战，起因是一位女士在新闻里宣布，要把图尔贝伊中学最好的学生送进巴黎的一所名校。巴黎政治学院的院长专门来此敲定了这项合作，这所位于“教育优先区域”的雅克·普莱维尔高中将和巴黎圣吉约姆街的名校合作。“见到您，我们非常荣幸”，两三个学生这样对院长说。
自从这个被新闻界称为值得纪念的日子之后，放学后的骚乱就增多了。萨拉菲极端分子等着成绩优秀的学生，抢他们的东西，殴打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成了家常便饭。昨天晚上，离学校最近的一个摄像头被扯了下来，锤坏了。没有人看见。今天早上，一个学生又成了目标。拳头来得很快，毫无章法。小家伙才十三四岁左右，挣扎着，用阿拉伯语喊叫着，同时用胳膊肘护住脑袋，他被推倒在地，被人拳打脚踢。戴着风帽那群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抓住他的头发，踢他的肚子，然后把他抓起来又狠狠地摔到沥青路面上。另一个撕烂了他的盖丘亚书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路面上。本子被风吹得四散开去。一辆黑色的高尔夫在不远的地方等着这群袭击者。学生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站了起来，弯着腰跑掉了。他的衬衣上满是血迹。
一个黑人少年看着整个场景，一动不动。他四肢细长，瘦瘦的，甚至有点干瘪，头发短而卷曲，鼻子上架着圆圆的眼镜，整一个早熟孩子的样子，上身穿着毛织的外套，那适合障碍跳的腿上穿着一条厚运动裤，侧边脚踝那儿有拉链。他的名字叫哈利，就是外套背后黑色底面上那两个黄色的大写字母。有那么几秒钟，他整个人都在哆嗦。肌肉，心脏，神经。年轻人处于一种感觉停滞的状态，就像每一次他面对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暴力或者性。他观察到了，心里却毫无感觉。想着警察应该很快就会到了，他从无力虚弱中惊醒，一直跑到车站，捡起一个笔盒（很漂亮，绿色的人造革，还有一个圆规）和一本书，唯一一本没有被撕烂的书，然后消失在楼群之中。
6.去的黎波里的路上，利比亚
自卫队士兵把我的护照翻来覆去地看过之后就放行了，这个时候，天气已经热了起来。黎梵特派了一辆悍马来利比亚边境接我，这辆战利品还保留了美国的外交车牌，外加重型武装的护卫。这些关照让我明白了，我在客人眼里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虽然我不喜欢太长时间留莉姆一个人在家，但我还是很开心地离开了拉马尔萨。这次远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就算我感到利比亚的混乱可能会让人沮丧，也可能我认不出三十年前曾经工作过的这个国家，那个时候我是参加意大利同事组织的大莱波蒂斯<5>的挖掘工作。
我们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临近赫拉克勒斯神庙，位于古罗马市场和大海之间。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位置了。我都是尽早赶到挖掘地，比苍蝇起得还早，和负责监督我们工作的警察同时到达。我和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结下了初步的友情，一个叫穆萨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同事们同样迟钝，一个脑袋瓜不太灵活的家伙。为了挣几个美元，他小心谨慎地从的黎波里，那个他每天晚上都回去的地方，给我们带一些缺乏的东西，肥皂、剃须刀，当然如果找得到，他还会给我们带葡萄酒或威士忌，这些是他用高价从埃及使馆的一名秘书那里买的。
只有极少的机会我们会在晚上离开大莱波蒂斯去的黎波里，经常是星期五的晚上，总是由保镖们陪同。法国大使，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学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的儿子，喜欢不顾社交礼节地聚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名法国女记者珍奈特（卡扎菲有名的情妇，穿着绿色超短裙的金发女子，嗓音有点沙哑），大使请大家到他的花园里晚餐。第二天，我们就会回到营地。
我们的露天营地设在勒布达河口，离海非常近，海风吹拂勉强能够缓解炎热。我们常常几个小时地闲聊，喝着冰冻的玫红葡萄酒。此种安宁，属于幻想着永远都过安营扎寨生活的人们……这些夜里，我们只关注我们的执念、我们的坚信、我们的疑惑，我对这些夜晚保留着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提及的世界，复杂而变化，它无视时间的界限。在满天的繁星下，我们周旋于塞普蒂姆·塞维鲁<6>和卡扎菲之间。
我记得有天晚上，一位意大利的同事，叫恩佐的米兰人，他说到拿破仑对丰塔纳说过的一句话；我至今仿佛还听到他的声音，低沉而嘲讽，模仿着马斯楚安尼的样子，语气充满诱惑：“世上只有两种权力；军刀和思想。以长远计，思想总是能战胜军刀。”
大莱波蒂斯城周边环绕着橄榄园，星形大道通向亚历山大、通布图和廷吉斯（后来的丹吉尔），它曾经是罗马投射在非洲沙地上的带着公民傲气的影子。在大莱波蒂斯，王权在时间的旋涡里更替，军刀和思想都被战胜。爱情、欲望、神灵都离开了这座城市，这里的生活如熔岩般翻腾。城市变得缄默无语。
我们的交谈一直围绕着这个不解之谜。为什么这样的沉寂？这座城里最后有组织的人类存在是拜占庭的一小队驻军，那是在阿拉伯人入侵的时候，有四十来个士兵。我们寻思着这些边境哨兵的命运。被他们的首都遗忘了？还是被割喉屠杀在沙滩上？或者谨慎地改宗了？在他们之后，直到一九一四年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人涉足过大莱波蒂斯的街道。
大海的呼吸轻扰了浓厚的沉寂。几个贝督因人时不时露露脸，以邻居的身份，从不冒险走上罗马人的路面。他们自称是空城的守护者（甚至是所有者），照看着九重葛、黄连木、金雀花，而这些植物将它们的色彩泼洒在舒展的石头上。
遗迹散发出一种奇特的生气。对荣耀的回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城市让我们梦萦魂牵。
一天夜里，我们躺在营地的床上，无法入眠，恩佐点燃了一支他钟爱的卷成螺旋形的雪茄，臭烘烘的，他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时候，几个法国游客在的黎波里领事馆的支持下，向贝督因人购买了一些镶面和廊柱，在管辖伊斯坦布尔海峡的苏丹的首肯下，将这些东西运到了凡尔赛宫的猎人小屋和两座巴黎的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7>和圣日耳曼德佩教堂。我们打算日后在巴黎重逢时，能够在这些粉色和绿色的大理石前喝杯香槟。“非常冻的香槟！”恩佐这样说，他和我们一样，躺在营地的床上流着汗。虽然诺言没能实现，但是鲜活的回忆让我立马接受了黎梵特请我来大莱波蒂斯的建议。
科林西亚酒店，的黎波里，利比亚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几个边境检查站，沿着破烂的建筑行驶了一段，其中还有卡扎菲宫殿的残骸，车开进了科林西亚的范围。一大群战士在广场上推推嚷嚷。我用眼睛寻找着黎梵特派来的接头人，他应该在等我。我看到了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身着欧式服装，正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一个非常年轻的戴着薄面纱的女子从士兵的人群里走了出来，靠近我：
“塞巴斯蒂安·格里莫先生？旅途还顺利吗？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穆萨少校很快就会见您的。”
按理说，我是有权走出我的房间的。
按理说，我可以去那么多的酒吧里喝上一杯或者去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发泄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水疗做个按摩。但是，酒吧里没有酒，跑步机坏了，女按摩师们也不见了，特别是黎梵特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跟我说，在酒店里晃悠会招来不必要的危险：“我的保镖来接你的时候，你再出房门。酒店里的客人都是一些受到超级保护的生意人，还有几个喜欢战斗的记者。躲在科林西亚的最后一批外交人员也都走了。”
我带了几本书。我长时间地读着书，想着莉姆，我担心她，想象着她和学校的小男生闲逛，我让自己理智点、冷静点，我叫了房间餐的披萨饼，冲冷水澡，夜幕降临后，我就看看电视。
我不能不承认，想打电话找莉姆的想法折磨着我。我拨了十次她的号码，但是在拨通之前，这十次电话我又都挂掉了。我甚至给她发了条短信。冷淡而简洁的短信。一切都好。别忘了数学。在按发送键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错误。不要指望能收到回复。如果我不在家的时候，有人能看着点她进进出出，我可能会轻松一些。但是，我不能把这项工作交给邻居，这样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总而言之，自由对她而言十分重要，我得接受这一点。
希迪·布·赛义德，突尼斯
我在几个月前遇到了莉姆，那时我在参观草席咖啡馆后面的希迪·布·赛义德墓，而这个咖啡馆曾经是时尚旅游的胜地。我对隐士墓感兴趣有好几个原因。圣人的墓地一直都是天与地的连接点。而我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圣路易在去世前改信了伊斯兰教。乞丐们的国王有可能曾两次被奉为圣人。伊本·赫勒敦<8>曾经提过这个奇特的假设。圣路易，亦名桑路维斯，伊本·路维斯，或瑞达法拉斯，法兰西国王的音译，这个国王仍然萦绕在阿拉伯的记忆里，从埃及的海岸一直到他去世的迦太基<9>。
圣路易的东方传说被西方的历史学家忽视，然而不断地随着故事和真福的花粉一起远行。这个传说在这位四十岁女人的思想里是惊人的根深蒂固，她面戴薄纱，看守着希迪·布·赛义德的墓地。我敲了她家的门。她先是让我到别处去看看。“这里是清真寺！不能参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才愿意出现在门口。“我是希迪·布·赛义德的后人，是他使桑路维斯改宗的，并且让桑路维斯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她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观察着屋子旁边棚子下读书的女孩子。“你在看莉姆？她是我的表妹，父母在革命中被杀害了……”我给了她十欧元。她给我打开了内殿的门，然后拖着脚步回到她的厨房里。
晚上非常舒服，空气被花儿熏香，我走着回去，这段路得走一个多小时。夜幕降临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身后有人，但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女孩像猫一样和我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决定重读一本圣路易的传记，这时有人敲门。我回到家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是我，莉姆……”她在走进房间的时候这么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并没有请她进来。她背着包，包里装着本子、教科书和两本口袋本小说。“我可以睡在你家吗？”她写在脸上的决心打动了我，这种决心融合着纯朴和意志。尤其是我非常震惊地看到她很像我的妻子瓦伦媞娜：一样的蓝眼睛，一样的黑头发，剪得很短，灰暗的肤色，颧骨较高，和她一样，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动作，这种相似真的让我心慌。我和我的妻子是在高中认识的，在她十七岁那天我们就结了婚。瓦伦媞娜两年后自杀了，就在她十九岁生日那天，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人取代过她的位置。
莉姆一边单脚跳着一边看着书房里的书籍，她在等我说点什么。“为什么不呢？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听到自己说出这些话，并没有意识到将会真的意味着什么。我给了她一份三明治和一罐可乐，给她看了她的房间、浴室。后来我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怪人，但是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很受用。她再次下楼的时候，建议煮点薄荷茶。我看着她把开水壶注满水，找着杯子，我思忖着，和她一起的时候，我应该好好斟酌我的用词，认真考虑我的每一个动作。不要做什么规划，绝对不要。
7.塔马里小屋，拉马尔萨，突尼斯
我的同时代人经常让我觉得，他们和我挖掘过的那些大莱波蒂斯的房屋和坟墓里的旧时居民一样神秘。我将笔记输入电脑，又回到最初的状态，陪伴着我的主人公，继而又抛下他们，埋在塔马里小屋里钻研时间，而我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欢愉，是跪在沙地上拿着抹子清理地面时的那种欢愉。这种欢愉指引着我，就像分叉的树枝将巫师带向地下的水。谜题在翻滚沸腾。当我走进地下建筑，当我挖掘尘土、发掘泛白的骨头时，没有哪次我不会问：你，你是谁？你是如何祈祷的？是如何做爱的……跟我说，告诉我……我再次见到那位有名的珍奈特的时候，我马上就想问她这些问题。跟我说，告诉我……是她先告诉我的，夏至那天，她在蒙娜亚德拉神庙遇到了逃脱了海难的哈碧芭。黎梵特也在。就像福楼拜（让迦太基重生的男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的一样：“我的身体向前，我的思绪在图上攀升，沉没在旧日的时光里。”重拾笔记，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介绍每个主人公的矛盾和秘密。那个清晨，好几个乘客已经在车上坐好了，车子将把他们带到神庙。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8.瓦莱塔，马耳他
大使发来的短信确认了蒙娜亚德拉神庙的参观。“一辆小型公共汽车会来接你们。大家约在艾克萨勒斯尔酒店的大堂见。我们应该在太阳升起前的半个小时到达那个地方。遗址是专门为我们和一群占据了其中一座庙宇围墙的美国女士开放的。”
里法特·德梅特是法国事务负责人，尽管时间还早，他仍然很焦虑，反复地数着客人的人数。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外交人员。他的肤色很深，手细长而骨感，头发黑而短，鬓角有点脱发，他戴着矫正视力的长方形眼镜，穿着优雅的白色亚麻西装。他喜欢笑着介绍自己说：“是通过东方竞赛进入部门的，当时外交部需要在内部组织架构上体现甚至超出社会进步所显示的文化多元性。”
“我不明白，”他一边看向电梯一边说，“包括司机在内我们应该是五个人……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人……”这个时候，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跨过大门，疾步穿过大厅，凉鞋敲打着石板地面。四肢细长的身形，穿着牛仔裤和无袖短上衣，脖子上缠着头巾。
“爱玛！我刚想让前台叫醒你。我忘了你是住在城里的。”
“你好。”她大声地向大家说着，一只手挡在眼前，像是为了遮蔽光线。
介绍很简短，困倦让大家的精神呆滞。这种时刻，大家就算说着话也不会看着对方。电梯的门同时都打开了，嘈杂的喧哗声充斥着大厅。里法特看到新来的这些人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那是一些美国记者，他溜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同时向大家说：“是CNN的人……他们要在的黎波里做一个专题报道。”门童跑着去搬箱子和摄影器材。
里法特带着他的客人们走向黑色的小型公共汽车。司机把空调开得很大。“这简直是个冰窖。”爱玛在昏暗中嘟哝着。车行驶到佛罗瑞安娜的高度，穿过沉睡的城市，然后穿过沉浸在阴影里的乡村。汽车车灯的光线里出现很多身着厚运动衣的步行者。看不到脸的身影，梦游般的步态。
旅游部的代表，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大胡子，在蒙娜亚德拉神庙接待我们，领我们走在荒原中开出的通往遗迹的上坡小路上。月亮照亮了悬在神庙上空的保护网。大海在低声地呼吸着。空气中弥漫着地中海的芬芳。
爱玛是在瓦莱塔实习的法国学生，她沉默不语，脑袋低垂，珍奈特，绿眼睛的记者，嘴巴附近绕着一圈悲伤的线条，她们走在里法特·德梅特的身边，他声音很大，礼貌得有些生硬，穿着一双新的匡威鞋。走在最前面的是土耳其人，黎梵特·德米尔，是里法特的朋友，手里拿着一包香烟。
充气灯从神庙的另一边发出白色的光。
“应该是那些美国女士。”马耳他人说。
“得做点什么，她们的灯会影响我们看星星！”珍奈特小声地说。
他们坐在毯子上，围成了一个圈。
月亮给静如石板般鲜活的大海铺上了一层光膜，海的表层划过银光闪闪的泡沫的细线。他们都有一种漂浮的感觉，被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连通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亮的月亮。”爱玛小声地说，仿佛害怕她自己的声音。
“可能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好像它在向我们靠近。”土耳其人加了一句。
马耳他的大胡子概述着神庙的历史：“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一些来自地中海深处的航海者修建了这些神庙，他们可以升起和搬动巨大的石头。他们关于天体运行的知识直到今天一直都让学者们惊叹。今天是夏至，几分钟后，太阳就会升起。你们将会看到罕见的景象。第一缕阳光将穿过厚厚的岩石上开凿的洞口，照耀在祭坛之上，这里就是祭司献祭的地方。”
“是用活人献祭吗？”爱玛问道。
“考古学家们只找到了动物的骸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什么。”
他们站起身，等待着曙光。遗迹的另一边，美国女士们熄灭了她们的灯。一阵微弱的骚动宣告了东方的天边出现了一个点。马耳他人看了看表，示意大家走进神庙，安坐在第二间祈祷室里：“我们还有五分钟。”
没有人料到光芒会这般显现：红色的光，像闪光灯一样耀眼，突然穿过巨型围墙上的孔洞，把祭坛照得火红。光的投射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美国女士们肯定也看到了什么，她们也在同一时刻叫喊了起来。
他们互相靠近，向光点附下身，就好像他们想同时进入还将持续几秒钟的炽热的热量之中。然后，他们见证了白天的来临，为他们因特权而经历的一切感动着。
“这其实没有什么的，只是一个早晨，和其他所有的早晨一样。”爱玛说。
“晨曦的玫瑰色手指……”珍奈特回应着。
阳光如潮涌，铺洒在海面上、荒原上，驱散夜的神秘，把它们赶到小山谷里，给神庙勾上轮廓，把它们从阴影里解放出来，然后迎面洒落在所有人的脸上。此后，珍奈特会回忆起这个时刻感受到的冲击。“我觉得太阳深深地抚摸着我。就好像它的第一丝光芒进入我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里，”她向里法特解释说，“阳光把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挠得痒痒的。”
外面，一只云雀正在唱着歌。
它的歌声后面隐约有一种奇怪的咒语，沙哑的嗓音，听不清说的是什么，穿到他们的耳朵里就变得低沉，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穿过了石头中的一个孔洞，就是人们所说的神谕。他们跳了起来。马耳他的公务员忍住了笑：
“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们。这是一位教员在给他的女学员们做示范。”
“教员？”负责人非常惊讶。
“有点像教员，有点像古鲁，道德导师。他照看着一群女人。”
“那些美国女士？”土耳其人问。
“她们还请我们共进早餐呢。”
六个不同年龄的女人，盘腿坐着，穿着非常简洁，胸脯袒露在初升的阳光里。教员请她们起身重新穿上衣服。这是个四十多岁的加利福尼亚人，短胡子，穿着牛仔裤和印度衬衣。他解释说他正在指导一个精神传授术的项目。这个精神传授术是一种旅行，他带着他的“女学生们”行走于世间。蒙娜亚德拉神庙是他们游历的第一站。
“每个月，我们都会离开帕罗奥图几天。”
“为了寻求天启？”
“完全正确。我们全身心寻找着有益的震动。”
“这让我想起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自由恋爱开始的时候。”她噗嗤一笑，接着说道。
“我们是从那个时代的某些哲学思想中获得的启发。”加利福尼亚人说。
“性一直都是和灵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位美国女士补充道。
于是便开始了关于这一敏感主题的争论。美国女士们带了装热茶的暖水瓶，还有几盘他们下榻的圣朱利安酒店的甜品师傅昨夜做的牛角包。尽管有凉爽的风刮着，气温还是升高了。
“我是在两位法国人那里找到了灵感，拉康<10>和列维—斯特劳斯<11>。”教员对项目负责人说。
“你从事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是三年前开始的。”
“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我未来两年的培训已经全部排满了。我的大部分女客人寻找着精神寄托。虽然她们经常不承认，但是她们其实也在寻找性欲的复苏。她们等待着意外的私密来访。都是有益的惊喜。”
“你是说她们想把热石头放在私处。”爱玛向他抛出这么一句，好像非常生气。
项目负责人建议照一张团体相片（为了大使馆的网站）。爱玛蹲了下来，头发遮住了眼睛，神情阴郁，稍稍位于人群的前面一点。珍奈特说她不太舒服。
“突然有点累，没什么，我需要走走，需要呼吸，我下去海边。”她说道。
很长时间以来，她都不再喜欢被拍照。她被看门人叫醒，下了床，勉强有时间化了个妆。然后就是地平线上的那个存在，利比亚，虽然看不见，却近在咫尺，这突然强烈地提醒了她，时间过得真快。其他人在毯子上坐下的时候，她有意地迈开了脚步。爱玛，她也一样，离开了众人，像山羊一样爬上神庙的高处，摆出沉思的姿势。
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珍奈特跑了上来，气喘吁吁，呼喊着求救。里法特·德梅特第一个听到了她的喊叫。他赶紧跑了过去。
“发生了什么事？”
“快，快叫救护车！”
“但是为了什么？为谁？”
“两个非洲人，小孩子，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快死啦！”
她横躺在凳子上，费力地喘着气。里法特和麦克不停地问她各种问题。荒原沙沙作响。昆虫鸣叫着，干枯的树叶发出金属般的脆响。珍奈特用不连贯的句子回答着问题，痉挛般地弹起身要叫救护车。
他们终于明白了，她和一个非洲少女碰了个照面，那是个精疲力竭的孩子，女孩把她带到了悬崖上的一个岩洞里，里面藏着一个年幼的男孩，受了重伤：“他发着高烧，头上有一道严重的伤口。”马耳他公务员打电话给马特尔代医院，然后向里法特解释说，珍奈特可能是找到了两个想通过海路去欧洲的索马里少年，他们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几天前，一艘载着三十八个非法移民的临时小艇在菲尔夫拉小岛前沉没了。大家都以为没有幸存者了。”
9.科林西亚酒店，的黎波里，利比亚
珍奈特……知道她要参加大使组织的晚会，我们一直觉得非常荣幸。她是这些晚餐会的诱惑之一，还有冰冻的香槟酒和主人家充满煽动性的俏皮话。那个时代，我说的是八十年代，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身材苗条，女人味十足。没有人提及她与领袖的关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经常穿着绿色的短裙，一条露肩连衣裙，肩膀裸露在外。
我学会了提防这些巴黎新闻界的亚马逊女骑士，她们和一些通常的专制者有着特殊的关系，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吹嘘她们的职业。我曾在大马士革的法国文化中心遇到一名法国女记者，和哈菲兹·阿萨德<12>关系密切。她写的分析和报道每天都会刊登在报纸上，读者像等待摩西十诫一样等着读她写的东西，而这些报道却是世界性假消息事业的一部分。
我曾想象珍奈特也是这种类型。然而，珍奈特更加不羁，比精于算计的女人更加疯狂，她机灵、慷慨，她的那种性感魅力让人们对于她的恋情无法评头论足，而这些恋情却是非常吸引人的。违反常规，可能吧。
领袖真的很偏爱她。每年他都会在巴黎和她相聚好几次，非常的谨慎，是在《解放报》的朋友的房子里。她每次来利比亚，大使都不会忘了跟她打招呼。珍奈特的一位同事和朋友是摩洛哥大使，国王的表弟，一位深得卡扎菲信任的老练的外交官，珍奈特是唯一能够使他辨析这个既难懂又反复无常的政权、使他能够充实电报消息的人。
她在外交部还有一位朋友，帮她复印从的黎波里发出的电报。正是因为如此，她能在每次来访期间调整领袖的口信或者明确他的话语。我从没想到，在卡扎菲倒台后，还会在的黎波里见到她，就算是在电视上也不太可能。
但是，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目前，我被困在科林西亚酒店，来回于房间和酒店大堂之间。我接到指示不能走出酒店。革命开始之后，平常的散步者、买菜的家庭妇女、玩球的孩子，都可能毫无先兆地被扫射。在开罗努比亚人咖啡馆的那个夜晚，布鲁斯曾对我说过，革命（我们说的是六八年）是人民为了走出抑郁而发明创造的。战争也是一样的，可能吧。法兰西是一个无聊的民族，拉马丁曾经说过。“我们需要一场合适的战争……”我曾经从利昂内尔·若斯潘<13>政府的一位部长嘴里听到过这句话，他是受够了法国的萎靡不振。
三十年来，法国人一直都觉得无所事事。很容易想象利比亚人在卡扎菲统治时期该是多么厌烦。大部分人都不做事，或者做很少的事，他们拿着石油补贴，够生活，够吃喝，有低租金住房给家人住，有公园可以整天野餐，就是没有自由，除了可以自由地从窗户扔出大量垃圾。成千上万的垃圾袋，被风吹着，散落在海边，挂在树上，在风景里勾勒出塑料的花朵。现在，利比亚人躲了起来。街上很危险。我甚至都没能经过以前大使时不时在周末接待我们的那座房子。我试着和保镖们协商，想去一趟德拉古特的墓（“土耳其人维护着它，德拉古特曾是一位伟大的圣战士”，我的一名保镖满脸仰慕地说）和马耳他骑士们的圣列奥纳小教堂。商榷无果，在有人来接我之前，我是不能到处走动的。我的一部分夜晚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我们的总统，从沙特阿拉伯回国后，和俄罗斯闹翻了，“伊斯兰国”把老百姓的鲜血铺洒在帕尔米拉古城的城门口。可怜的叙利亚……
10.塔拉萨酒店，迪纳尔，法国
布鲁诺想着万物的初始，无人的大地上水无处不在，上帝的灵游荡在寂静之中，那时还没有人类。但是，上帝很快就离开了。大概是因为他受不了空气中浓重的氯的气味。温泉疗养中心的人们服从着身着工作服的女士用平淡语气下达的指令。他们逆着墙壁喷头喷出的水流，做着腿部和手臂的各种动作。布鲁诺在池子尽头最后的一条通道里游着泳。泳裤的橡皮筋已经松了，让他非常尴尬。一条紫色的运动短裤，那种无光泽的尼龙材质，他得时常把它往上提一提。这个是在他们在去马拉喀什之前，玛丽—埃莱娜在老佛爷买的降价泳裤。一份珍贵的纪念品。
四周都是绿色和蓝色的塑胶泳帽，温泉疗养者的头漂浮在水流之上，好像与下面支撑这些头的身体不是一体的。胡子被盐分染上一层白色，刺痛着嘴唇。所有人都显得有点不真实，或者心不在焉。他们给人感觉只是关注着自己。他们穿着浴袍，来回走动着，手上拿着治疗卡、报纸、书或者苹果平板电脑。从一个池子到另一个池子。温热的泥浆浴、发热的上衣、紫外线，或者电离光的照光仪、海藻浴。晚上，每个人都独自面对单人小房间的白色墙壁。
兰贝廷是受上级的指令被强迫休假的。布鲁诺是那种每天都会到办公室的警察，星期天也一样。他们的这种热忱好像干扰了新的人事部门。当布鲁诺对头儿说要去迪纳尔<14>，还没说到任何细节，兰贝廷就笑着调侃道：“你这下要去布列塔尼揾食了？”
自从他和玛丽—埃莱娜分开后，他违心地成为了一个引诱者。他的同事们添油加醋地说他是一头性欲野兽。他并不回应他们，只是一笑而过（这真的很荒唐，自从我想到死以来，我就很爱笑。死亡，微笑……）
和他的工作伙伴们一样，他知道要谨慎。如果想在这一行干得长久，这是必须的。他很早就学会了隐藏自己的为人，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想。
游泳池的玻璃墙壁朝向小海湾。毛毛细雨遮住了松树绿色的身影，遮住了松树的顶端。持续的蒙蒙细雨扼杀了景致。雾气湮没了路标、岛屿，掩盖了将海滩分割开来的坍塌的岩石。
如果我能好好看一下身体的内部，我只能看到一些灰色的水，几团泡沫子和我妻子的脸。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精神专家来分析我患了什么病：抑郁。创伤后遗症导致的全面消沉。都是不可告人的，否则马上会从街区警察分局的常规工作岗位上被辞退。提交起诉（没有后续的），一天之中，逮捕又释放偷东西的罗姆人小孩，接听夜间因吵嚷而打来的电话，周五晚上，围着烤肉香肠喝一小杯啤酒。还是微笑吧……抑或去死。
他孤单一人。
一个人穿着沙滩鞋，一个人裹着浴袍，一个人去衣帽间取回自己的包。
还有一刻钟他就要去做全身海藻理疗了。一条长长的走廊里刮着穿堂风，沿着走廊就可以走到休息室。他在一张远离其他人的折叠躺椅上坐下，查看信息。玛丽—埃莱娜打过电话给他，说女儿们的事情。关于学校的问题，还有下一次假期的日期安排。她总会在留言开始的时候沉默一两秒，仿佛她需要喘上几口气才能和他说话。他把手机贴近耳朵，听着她的呼吸声。外面，景致渐渐清晰。
一对夫妇坐在他的旁边。男人和女人，两个人都上了年纪，走路不抬脚。他们的鞋底在地面上拖着。
对于布鲁诺来说，看到夫妇是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寻思着他们是怎样能够坚持住的。经历所有的考验。而他……多大的灾难啊，该死，但是多大的灾难啊！他在自己额头上狠狠地拍了一下。那对夫妇转过头，看着他。他向他们点头问好，然后微笑。好像男的是位作家，而他的太太可能是位精神分析师。这些都是负责接待的服务员告诉他的。都是这里的老客户了。尽管上了年纪，他们仍然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男的，灰色的头发梳向脑后，有一对亚洲人的眼睛。他把《解放报》的头版拿给太太看。有线电视台十二频道一个过气明星自称受到一条“法塔瓦”的威胁。
布鲁诺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在电视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是电视主持人的平常事。虚假的“法塔瓦”里，单词的拼写都有错，粗糙地模仿阿拉伯语的书写，落款用的是化名。这封东西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很快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了，除了去吮男孩的小鸡鸡。你的大屁眼真臭。”
主持人将这些告知了法新社，还在电台就此发表评论：“他们想把我的蛋蛋摆在一个托盘上。”
同时，还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民族解放阵线活动的详细评论。结论：一个大大的新闻泡泡。布鲁诺曾被派去负责保护这个再也不敢出门的伪恋童癖。
一盏紫色的小型聚光灯照着治疗室。水疗师给他涂上温热的泥，把他关在一个治疗箱里，只露出脑袋，然后走出了房间，掩上了房间的门。热量照着他的四肢，一直钻到他的骨髓里。温热的感觉让他麻木。我也是，我生活在我的泡泡里。没有人知道我忍受了什么，甚至连玛丽—埃莱娜也不知道。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她都不能好好听我说，一心惦记着她的男人。
他为自己上了把锁。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去。
就算在办公室里也一样，他们什么都没猜到。对于兰贝廷，他只不过是又一个离婚的人，而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离婚。只剩同性恋还在相信婚姻。
治疗师又走进治疗室，按下了供水的按钮。一股温水洒落在他的大腿根上。这泥正在我的蛋蛋上流淌，总算是……
他穿上慢跑服，走上海边的小路。跑步，微笑，死亡。
三十分钟的热身运动之后，他的腿轻松地承载着整个人。毫不费力。他的脑袋开始运转。安多芬刺激了他。大量的图像和想法围绕着一个固定的点旋转着，玛丽—埃莱娜。这一年里，他经常重温最后那几年发生的事情，试图弄明白什么东西让他的太太投入那个庸人的怀中。警察可不是白当的。他重组一连串的事情，就好像他在调查这对夫妇，从回忆里窥视他的太太，他甚至问自己，我到底对她做了什么，要承受这些烂事儿？他在流逝的往日中寻找着种种迹象。
他记得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每一秒，每一秒都缠绕着他的记忆。记忆可以像一部折磨人的机器一样运转。这个在他大脑保险箱里进行的调查，是二十年职业生涯的所有调查中最认真的。也是最不成功的。他把一些迹象集中在一起，一些异常精准的细节，重组一些完整的一天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但是没找到任何决定性的东西。没有东西可以让我明白。他毫无进展，只是自己建起了一座问题的炼狱。我怎么可以生活在她身边而毫无觉察呢？
他记起了有一天，他无法联系到她。
他在顺利地处理了一个中国学生被怀疑进行间谍活动的无聊事件之后，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从马赛回来。一到办公室，他就急着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晚上要回去吃饭。他在奥利机场买了一瓶香槟，放在车里。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透过窗户，他看到天空低垂，几片雪花旋转着融化。他一直打，而她却没有接电话。
他的同事毫无恶意地和他打趣。布鲁诺和玛丽—埃莱娜被看作一对无风无浪的夫妻。“如果你这是在打给你老婆……别打了。她正在被人搞着，你看不出来你在打扰……”
晚上，玛丽—埃莱娜温柔地搂抱着他说：“布鲁诺，我的手机调到了震动，我没接到你的电话。我很抱歉。你已经回来了，真好……”那是什么时候的片段？圣诞节的前三天。两年前。二月假期前，或者是假期后，两个月后，她让我以后都不要在她参加萨诺提培训会议的日子里给她打电话。
“研究中心正式提出的要求。我们的时间很少。所有人都有手机……”
当他决定在她的手机里装一个监听软件（在佛纳克连锁店里买的套装）的时候，她已经买了另一部手机。
我还要用多少时间一直回顾这些事情……
她在一月一日那天就已经告知他了。他是在后来才想起的，她已经好几次拒绝和他做爱，各种借口。来月经了，头疼了，累了，等等。这些逃避总是在清晨突如其来，就在他醒来而腿间的那个东西硬得像根棒子的时候。
那天早上，她起床时状态很好，尽管夜太短而他们都有点口干舌燥。他们在皮尔第大区的朋友家共进了新年大餐。就他们两个人！女儿们被送去了爷爷奶奶那里度一周的假期。睁开眼的时候，他把她拉了过来，用眼睛贴近她的眼睛。玛丽—埃莱娜的性欲一直都很旺盛。她在他的怀里缩成一团，然后又完完全全伸展开来躺着，嘴唇微微张着。新的一年的开始不可能比这样更完美了。
三个钟头以后，就在他们被堵在去戴高乐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她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疑虑，一种不安，一些问题，一直占据着她。她不知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况。你想我们分手？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一秒钟想到她会回答我：是的。他们的车后面，一个家伙像病人一样地按着喇叭。“听着，我也不知道。可能应该分开冷静一下。”他认为她夸大其词了。直到第二天，在布尔—拉兰尼他们自己的家里喊叫和讨论了一夜之后，他自己也开始了质疑，他想起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说，离婚永远是不幸的。”
她去医院出诊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于玛丽—埃莱娜来说，那只是另外的一天，新的一周、新的一年的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奔向召唤她的东西。而我，我啥都没弄明白，只听到了她身后的关门声。五分钟后，他听到她又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对我说：原谅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爱你，没有你怎么活？她忘了拿钥匙，她再次出了门，没和他说一句话。
她掌控着整个局面。
他听着她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
寂静。
她心安理得地走着。
他打电话给办公室说自己病了。胃肠炎。挂掉电话之后，他坐在窗户旁边的地板上，头埋在双手里，他真的很想呕吐。他希望能够控制住自己，搞清楚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思考，比用大榔头去砸房子要好。他就这样待在那儿三个小时，什么都不想，整个人都崩溃了。中午的时候，他开车出去，然后停到了医院的停车场，就停在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后面，离她那辆黑色的雷诺克里奥比较远，她的车停在医生专用的位子，在一辆雷诺梅甘娜和一辆梅赛德斯之间，他在等着她出来。
下午一点，当他透过玻璃大门看到她的时候，焦虑使他贴紧了后背靠椅。玛丽—埃莱娜和两个在台阶上抽烟的护士说着话。护士们在白色工作服外面套了件毛衣，蹦蹦跳跳地取着暖。玛丽—埃莱娜穿着一件米色的长袖大衣，那是他们两年前在佛罗伦萨买的。
她和护士们告别，走向克里奥，她步态优美，一直微笑着。呼出的气息在她的嘴巴周围形成了一团轻薄的雾气。金色的头发在一月寒冷的阳光下闪着光。她转动了启动钥匙，轻松地开出了克里奥，操作简洁到位，然后车子向着布尔—拉兰尼的方向驶去。那个时刻，我居然像个傻子一样以为她是开车回家了。
克里奥不在车库。他试着打电话给她，结果只听到留言箱的合成声音。他再次出门买了新鲜的面条，一小块鹅肝，两块苹果馅饼，他摆好了两个人的餐桌，点了两支红色蜡烛，还给她写了个纸条，告诉她，他看到停车场上的她，身穿大衣，是多么漂亮，多么高雅。
当他从窗户看到克里奥停在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他为她开了门，想着自己做的是对的。不要有任何的指责，迎接她，微笑，帮她脱下大衣，给她倒杯酒……她先亲吻了他，然后才把钥匙扔在了门口的柜子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还是没能忍住，问她去了哪里。我好担心，我寻思着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用一种小男生般的语调说着话。她穿着一条无袖羊毛裙，两条手臂裸露着。她回答说她对此毫无所知。我只是随意地在街上开着车，然后我就开到了一个小村子，我停下来喝了杯咖啡，然后我就回来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都在开车？是的，开车的时候，我更容易思考。你在思考？我什么都不想，我需要这样。你饿了吗？有一点。
这次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玛丽—埃莱娜表达了歉意，犹豫了好几次后，她向他承认差一点和内克岛的一位教授有了点什么，是在一次关于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学术研讨会上遇到的。
“你还记得吗？我和你说过那次研讨会。”
“差一点有点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布鲁诺，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差一点，这种情况所有人都会遇到，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向你保证，只是摸了几下，调了一下情，就这些。”
调情。布鲁诺一边听她说，一边抚摸着她的胳膊。她先是用迷雾包裹住我，然后又给我投来一大堆的诱惑，而我，可怜的蠢货，我盲目地相信了。
“我向你发誓，以女儿们的性命发誓，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任何严重的事情，没有发生。”
她对着他微笑，她就差一点，这没什么，她说得对，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要因为一个家伙想搞自己老婆就大惊小怪，这只能说明那个人是有品位的。
她讲到有天晚上，就是那一天她忘了关车灯而电池被耗尽的晚上，他开车送她回家，然后，她和他吃过几次饭。
“我应该马上跟你说的，我真是太蠢了。这个谎言让我……怎么说呢，我两三个月以来一直纠结在这个谎言里。”
“三个月，这件事持续三个月了？”
“听着，我没有算过，四个星期吧。”
“他叫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这无关紧要，对我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
“不是，只是纯粹的好奇，说不定哪天我会碰到他。”
“好吧，如果你坚持想知道的话，他叫特里歇。”
“特里谢？和那个银行家的名字一样？”
“不是，特里歇，结尾是Z，这没任何意义。他是个很自信的家伙，和我们遇到的很多人一样。我真后悔，差点上当受骗。多无聊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是经历了一次危机，这是你要说的吗？已经翻篇了，你向我保证？”
“布鲁诺，求你了……”
这些话语让我安心。我真的好想相信她。她的确是有点过了，但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特别是：已经结束了。她叫我名字的方式非常特别，布鲁诺，那种轻柔是我不了解的。
他被她的脸诱惑着。烛光照亮了她的微笑。他在烤面包的时候，她平静地看着他，就好像他曾经去了很远的地方，她和他隔着厚厚的玻璃说着话。就好像她在另外一个世界跟他说着话，而她是最早到那里的，把他甩在了身后很远的地方，而现在，她转过身来殷切地等着他。事实上，她是可怜我。他做了蒜香酱意大利面，她喜欢那种很筋道的面条。
他们在厨房里做了爱。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几近平静的状态。度假回来的女儿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刚刚度过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布鲁诺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正在康复期的病人。他忘不了自己差一点就没了老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思考着，和自己说着话，推理着。如噩梦般。
我们重新找回了一种爱恋的默契，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认识的那几个月。有一种持续的爱情所赋予的成就感。一种有益的新能量突然爆发。与时间流逝为伍的人是幸福的。
一天早上，玛丽—埃莱娜去巴黎见发型师。回来的时候，头发超级短。有那么四分之一秒，布鲁诺差点没有认出她。新发型让她显得年轻。正如她所说的，整个人与精神状态更加协调一致，看起来就会赏心悦目。
“你厌倦了布尔—拉兰尼的发型师？”
“萨伯特慈善医院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个新地址，是巴黎第八区圣奥诺雷街上的。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你还是你，但是又不一样了，我觉得有两个老婆，其实是一个人。”
他愈发地体贴。而她呢，每天都要给他打十次电话，告诉他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医院有紧急情况她得留下来的时候，也会马上提前通知他，她在巴黎参加两天的新生儿医学研讨会的时候，甚至建议他来巴黎找他，一起在医学院旁边的小酒馆吃午饭。她具有双重性。在她身上，真的有两个女人。新的那个在指责我，一丝不苟。他谢绝了她的提议，为了证明自己是信任她的。
她的每一个电话都好像是在给他转播她生活的真实。
事实上，她的每一个电话都在伪装这种真实，她只会撒谎，她将我撕得粉碎。
在这个时期他的状态非常奇特。他为自己多年来都做得不够称职而自责。正是因为如此，她才差一点……差一点什么？随时都会一触即发的忧虑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她要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告诉我实情又会如何呢？他这样问自己。然后等着内心更深处发出安慰的声音。别慌。她在那儿，呼吸，放松自己，轻松一点，我跟你说呀，最好的剧情就是，我说的是那些有着美满结局的剧情，总会有些时候呢主角们会受到挫折。没有人是永远纯洁的。
夜里，她更加温柔。是温柔还是大胆？二者兼有。她请他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进入她的身体。我后来才明白，那个混蛋居然爆了她的菊花。这种从未有过的占有让他放下心来。她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就是把自己重新给他。
他经历着一段艰难时期，对除了她以外的事情都没有兴趣，甚至他的工作。她告诉他这很正常，他经受了打击。她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对他，得让他活在一个真空的泡泡里。
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那是第十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前两晚，早上他们去跑步了。六十分钟，适度的步伐，在细雨中肩并肩。女儿们去上网球课了，午饭前是不会回来的。
回到家，玛丽—埃莱娜先是草草地回复了她母亲的电话，然后赶紧上楼去洗澡。布鲁诺拿了一瓶依云水坐到了客厅的大沙发上。他一边听着贝西伯爵的唱碟一边浏览着《周日新闻报》。玛丽—埃莱娜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震动了好几次。
他看了一眼手机的屏幕，看看是不是医院打来的电话。尽管不是玛丽—埃莱娜值班，但是得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发信息人的号码没有显示。没有文字，只有几张照片，好像都是从色情杂志上来的，但是毫无疑问，是用发照片的手机拍的。两张是男人生殖器的特写。一张是松弛的，一张是勃起的。可能是特里歇的吧。在另外两张相片上，玛丽—埃莱娜，一丝不挂，全然是一种高潮过后的姿势。
贝西伯爵的乐队正在演奏着《亲爱的利尔》，声音轻柔。她刚刚冲完澡，让他把放在洗衣房的浴袍拿给她。他穿上皮外套，想都没想就把手机放到了口袋里，拿起车钥匙，悄无声息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特里歇根本不存在。是有另一个人。
有一天，他的大女儿对他说，她更喜欢分开后的父母。她觉得她和他们相处得更加融洽。
“我觉得你们都更加放松，”她从母亲那里来之前这样对他说，“更加……”
“更加酷？”
“完全正确，更加酷。”
第二天，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眼睛灰暗，面色疲惫，一副生病的样子。他一边向同事们问好一边大笑着说：“去死吧，耍酷的人们！我讨厌酷！”
回到酒店。冲了滚烫的热水澡。手机响了。兰贝廷的短信，叫他下午一点准时用安全号码打给他。
布鲁诺被要求即刻回去并尽早赶到别墅报到。在接待处，他找到了那个跟他聊过那个长着眯缝眼的作家的服务员。他告诉她，他得提前离开。
“就要走了吗？但是您可是刚刚才到的！”
他盯着她，脸上闪过一丝无法控制的抽搐。女服务员头发是褐色的，浅蓝色制服下的身材很丰满，她明白了是出了什么事儿。他惊了一下，脸色沉了下来，但是没有止住微笑。她凝视着他，觉得他很让人动容，然后在电脑里找他的资料。他向她解释他必须要离开。出了个意外。
“希望不是很严重吧？”
“不，不严重。常见的烦心事。工作呗……”
三秒钟后，他提议她来房间喝一杯。他换了种语气。习惯性的勾引。她笑出声来。
“您需要安慰一下？”
“是的。”
“好吧，就一杯。我得九点到家，就只能喝一杯……”
“我保证！”
九点差一刻。床头柜上躺着四个杜松子酒的小瓶子，底儿全都空了。服务员重新穿上衣服。她最后一次用布满雀斑的奶子蹭着他的脸。他绞弄着她的裤脚等她起身。她问他：“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11.索邦大学，巴黎
布鲁诺是我在索邦大学指导硕士研究生那年的一名学生。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穷亲戚。考古学家其实是历史学家里的一支专业队伍。一些历史学家的后备人员，手经常在尘土里、泥浆里、沙子里倒腾，习惯卷起袖子进入大地深处。我很多同事对于考古都有一些惊人的见解。只有很少的学生注册了我的专业指导课。我刚结束讲话，他们就已经到走廊上去谈笑风生了，然后我一周都不会再见到他们。
只有两三个学生，总是那几个，有时候会花时间等我下课然后一起讨论。布鲁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推开我办公室的门，抛出一个询问的眼神，和我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从新闻时事到历史，还有他读的书。可能我会忘记，更准确地说，可能我会忽视这样一位认真的学生，要不是因为有一天，那是个春日——从窗户透过的方形阳光照在他的娃娃脸上，那天他问起我关于塞提夫<15>事件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为了庆祝对德胜利，组织了一次游行。一个年轻的穆斯林童子军挥动着一面阿尔及利亚旗帜。警察开枪将他射杀。这次罪行引发了一场大屠杀。这一天标志着直到今天都从未停止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始。从这一天起，阿尔及利亚人民就再也无法平静。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点着头，非常惊讶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布鲁诺并不在热衷政治的学生圈子里，而塞提夫事件一直都属于比较机密的主题。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为什么塞提夫事件吸引着他。他犹豫着，右手撸了撸头发。他的脸像罗马浮雕上的年轻人。我担心问得有点过于直接了。“我的家是一个被遣返回国的家庭。我的父亲出生在塞提夫。他跟我讲过他的父母和他在那一天的经历……”
我并不是当代史的专家，但是对于那个悲剧性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还是略有所闻。我跟他聊了比较长的时间，非常地谨慎，是一种老师面对学生的谨慎。米什莱<16>曾说过，教学是一种友谊，更是一种交流。
我还对他说：“您的问题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难点。吕西安·费夫尔<17>曾说过，历史是时间的儿女，同时也是时间的科学。”他还要去上另一门课。在他走之前，我建议他去万塞纳的军队档案馆转转。“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查询，但是您可能会为您的疑问找到一些答案。”临近考试了，学年也结束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从来都没想过他居然会在警界任职。
12.蒙娜亚德拉神庙，马耳他
“它们在干什么，那些该死的救护车？”珍奈特来来回回地走着，越来越烦躁不安。她从岩洞出来的时候受了伤。一丝血迹顺着她的手腕流了下来。里法特带着某种职权，把事情扛上了身。
两位少年躺在临时担架上一动不动，就在作为售票处的白色混凝土小房子里。其他的人都在外面说着话。
里法特试着打电话给大使，没有回音。电话自动转到值班警察的手机上。
珍奈特戴着圆圆的眼镜，用卸妆棉给小女孩清洗脸颊，同时试着问她一些问题。女孩子结结巴巴的吐出几个词。“我是哈碧芭……”
珍奈特终于听明白了，她十四岁，小男孩是她的弟弟。三十年的职业生涯让她学会如何与少言寡语的人交流。
她清洗着小男孩的鬓角。土耳其人想帮忙。他们解开了沾满血污的衬衣，就在他身上将衣服剪开，然后试着喂他喝水。男孩没有反应。他们俯下身子，观察着他的每一次呼吸，越来越微弱。
“他的情况很严重，不应该移动他。”事务负责人说。
他用手机把整个片段拍了下来。从岩洞把人抬出来，由珍奈特负责解说和引导。把担架搬上来。两三个较长的镜头转换。他拍下的最后一个画面：两辆蓝色的救护车远去了。近景是泪流满面的珍奈特。天空中，云雀的歌声依旧悠扬。
珍奈特从车上打电话给驻扎在罗马的法新社同行，是一位曾在英雄年代和她在《解放报》共同战斗过的同事。她向他介绍了情况。他听她说着，没有做任何评论。
“这应该值得发一则快讯吧？不是吗？”她最后说。
“你叫醒我就是因为两个偷渡客，而且还活着？老实说，哪里有新闻可做？”
“一个星期以来，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死了，这是个奇迹。”
“我觉得你真的是完全断线了。你知道十年来有多少非法移民死在海上吗？你知道吗？不，你不知道！那么，我来告诉你：两万！你知道我给社里发了几条快讯吗？三条！而你的那两个孩子是奇迹！我再告诉你：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新闻界了！断线啦，你完全断线了。法新社，不等于女新社<18>。”
这是提醒她已经过气的一种方式。当我想到，在《解放报》的时候，这个可怜虫对我低声下气，就是为了让我转一篇毫无价值的小文章，要发在海外新闻栏。小公共汽车从一条匝道驶入了瓦莱塔，这个钟点，第一轮大塞车已经开始了，道路非常难走；马耳他人都是在天气热起来之前起床的。早上六点，到处都堵得厉害。车从高速公路下来，开到通往酒店的连接路段的时候，珍奈特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是CNN的记者，今天早上我们远远地见过。我们刚刚得知在您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在一个小时后见个面吗？”
“你们不是出发去利比亚了吗？”
“取消了，的黎波里在开战。机场要关闭四十八个小时。”
晚上六点左右。里法特·德梅特把他们带到美国国防专员约翰·彼得·沙利文的家里见CNN的人。专员在一座半废弃的宫殿主层接待了他们，房间的屋顶很高。装饰和家具都极为简约。一张长沙发，几张双色而轻巧的单人沙发椅，都是意大利设计，巨大的电视屏幕，摆着好几种不同牌子威士忌的吧台，小书柜。还有海港的无敌景观。旧时苦役们的小港湾，现如今停泊着巨大的游艇，这是法国人的小港湾，正是在这里，拿破仑的东方号抛了锚，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的大吊车排成了行，倒映在内港深暗的水波里。三姐妹城的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渐弱的光线给城墙抹上了温暖而柔和的色彩。
“这里曾发生过那么多的屠杀……”爱玛说。她穿着一件正规的黑色小外套，头发梳了起来挽成发髻，她说话的声音既悦耳又充满挑衅。“那么多的人在这些城墙下被割喉剖腹。为什么？”
“是啊。”约翰·彼得·沙利文（所有人都叫他吉皮）用一种谨慎的语调说着。他向她道歉说，不得不穿上他的制服（一件有美国海军三条线的短袖衬衣）。他在巴黎当过两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联络官，法语说得非常不错。她笑了。一艘渡轮在波浪的簇拥下离开了港口。CNN预告了珍奈特和哈碧芭的专访。这一天是从在五千年历史的神庙看日出开始的，现在要在转播给全世界无数观众的同一画面中结束。
阿联酋航空的广告。另一则宣传葡萄牙海滩的广告。最后是鼓励在迪拜进行可靠的金融投资。
吉皮用遥控器调高了电视的声音。新闻提要。接着马上就是由双工电台的一位明星主持从伦敦遥控的今日专访。哈碧芭坐在马特尔代医院的病床上。一条薄薄的黄色面纱突出了她匀称的脸部轮廓。两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陪在床头，站在床的左边。爱玛提示说很像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的一个场景。
珍奈特很久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从画面上看，没有人能猜出她的年龄。她把头发梳向脑后。面容透出一种略带焦虑的喜悦，她牵着哈碧芭的手，紧紧地牵着。
“这可是非洲的睡美人，”珍奈特解释道，“哈碧芭在岩石下沉睡了两天，怀里紧紧抱着她救上岸的弟弟，弟弟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了，头部的伤势严重。”
“关于她的弟弟，您能告诉我们一些让人放心的消息吗？”记者问道。
“他的伤口很严重，但是医生认为他会好起来的。他受到很好的照顾。”
第二天，奇迹般脱险的两位少年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法国的一个新闻台还播放了里法特拍的片子。没有人敢问他的片子是给的还是卖的。
他们决定节目结束后去瓦莱塔的一间酒吧见珍奈特，酒吧位于堡垒的半山腰，俯瞰着海港。
爱玛爬上了土耳其人加高的奥迪车。黎梵特在驾驶位上坐好后，把名片递给爱玛。黎梵特·德米尔，外交官和律师，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爱玛看着名片，就像在辨认纸莎草纸文稿一样认真。
“外交官和律师。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有趣，好像您过着双重生活……”
“外交官从来就不简单。”
交谈逐渐转向了电影，而黎梵特开车出瓦莱塔的时候走错了路，在一条又一条的支路上转着圈。他们都喜欢塔伦蒂诺的电影。黎梵特再一次错过了一条原本可以通往港口的路，他大叫了起来：
“啊！上帝呀！真他妈的！”
“不要亵渎神灵！”爱玛一本正经地反驳道。
夜色很快降临了，城市呈现出黄色的石头外墙，被霓虹灯和最后一缕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在每条街道的尽头，海勾勒出浓浆般的蓝色方块。这暖暖的色彩使黄昏时分显现出节日的氛围。
在骑士酒廊，空气里弥漫着笑声、音乐声和聊天声，混杂着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嗡嗡声。菲律宾侍应生在表演手技，抛着伏特加和杜松子酒瓶。对岸是被一家德国汽车进口商据为己有的马努埃尔宫。节日气氛如火如荼，喷射的烟花让气氛更加浓烈。
黎梵特和爱玛挤出了一条路走到了事务负责人的桌子。里法特·德梅特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我们开始担心了。你们是不是不巧迷了路啊？这是常事儿……”
珍奈特给爱玛让了个位子，爱玛立马开始啃着桌上的橄榄。爱玛清瘦甚至很骨感，面色苍白，头发很短，她在自己的周围设定了一定的距离，可以理解为一种腼腆或者是一种对立。而在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坚毅的力量。珍奈特喜气洋洋的，好像因为协助救了两条生命而容光焕发。还有就是让人知道了这件事。
“我原来不知道您是中东问题专家，”里法特对她说，“好在今天下午我在谷歌上搜了一下。您见过的人，那数量真是可观啊。”
这一天抹去了几年的晦气。自从离开了《解放报》，她从未再次感受到曾经做过的关于马格里布和中东地区报道的影响。在八十年代，她们两三个女性在伊斯兰世界来来去去，带回一些从未发布过的新闻，还有一些令全球惊恐的阿拉伯领袖们的专访。
“您甚至采访了卡扎菲？不简单啊……”
“是的，那是在洛克比空难前的几个月。那次专访被全世界转播。”
“卡扎菲的为人怎么样？友好吗？”爱玛问道。
“我想是很可怕的。”里法特答道。
“您呢，爱玛，是什么把您带到这个岛上来的？”珍奈特一边问，一边看着手机上涌现的大批短信。
“学习，”她勉强地笑着答道，“我完成了商校的学业，必须得实习。现在所有人都得实习，很快幼儿园的孩子也得实习了。我找到了一家法国公司，他们让我在这里实习两个月。”
只有酒吧柔和的灯光和桌上的蜡烛给餐厅带来些许光亮。海的潮湿从窗子窜了进来，一股子湿热填满了整个空间。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坐着，凳子不太舒适，他们不停地往酒杯里加着冰块，聊着天。
黎梵特和珍奈特都沉浸在八十年代的回忆中；他们年龄相仿，黎梵特比她小五六岁，他们想象着曾经在贝鲁特或者其他地方擦肩而过。爱玛，依旧面色苍白，双腿交叉着，但是整个人更加放松，一副嘲讽的样子，回答着里法特关于商校的问题。
“好像您对我的学校非常感兴趣……”
他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她，眼里流露出一种独特的魅力，有点让人不安，然后，他转换了话题。
他说到开罗街道的神奇，然后又聊到一些免费播放百万首歌曲的音乐网站。扩音器里刚刚放出泰勒·斯威夫特的流行曲目，一位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宣布离开“声田”音乐服务平台。爱玛心不在焉地听着，问他如此重视的这个泰勒·斯威夫特是谁，而后又对他说：“您到底多大年纪啊？觉得您像个少年人……”
深夜一点，里法特·德梅特喝完最后一杯威士忌，发出离开的信号。“就像我们大使说的，对于非洲人来说，世界的本源是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符号，而对于我们地中海人来说，是言语，我们今晚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都得去睡觉了。”珍奈特让他离开前打个电话给当地警察，问问她那两个“被保护人”的消息。
13.科林西亚酒店，的黎波里，利比亚
厌烦了等待一个等不来的约会。我再次打给了黎梵特，他劝我耐心一点。深夜三点，我用牙咬开了第N包腰果（利比亚酒店的迷你吧从来都没有酒！），很偶然地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专访转播，她协助救助了马耳他海滩上的两个难民。我马上认出了她，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身材也粗壮了一些，但是外貌几乎没有变化，长长的眼睫毛因为化妆而上扬，体型包裹在一条正规而合身的连衣裙里，声音有点沙哑。她就是珍奈特。尽管我对她有些偏见，但是经过多次共进晚餐，我学会了欣赏她。每个人都在寻思，我是第一个，为什么她这种素质的女人会和那么可怕的一个家伙睡在一起？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会提这种问题。卡扎菲仍然保持着一些第三世界革命的光环。他站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前列，保卫着（当然是理论上的）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他是革命里颇具魅力的面孔之一，就像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很多人来说，卡斯特罗代表着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这是萨科齐的一位部长说的，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卡斯特罗的情妇。好吧，我发现我正在帮她找借口。珍奈特并不需要这些。总之，和她在一起，卡扎菲从不吝啬送礼物（特别是一件超级昂贵的紫貂皮大衣），而且他在她的记者生涯中帮了很多忙，只要是她希望采访一位阿拉伯领袖，他会立马接电话。珍奈特做的大部分独家新闻都来自他。卡扎菲抛弃她的时候，她比较快地就销声匿迹了，她的名字也从我常读的报纸上消失了，我最后忘了她的存在。我没想到，会在电视屏幕上再次看到她，在的黎波里，我们就是在这里相遇的。
14.图尔贝伊—大塔尔特，巴黎大区，法国
一群黑人堵在楼房入口。萨米走到房檐下时，周围爆发出一阵辱骂声。婊子的儿子，×你妈。他在一群墨镜中辟开了一条小路。不要回应，永远不要回应，忍下所有的辱骂，有时还有唾沫。如果要活下去，这就是规则。
一台崭新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父母家主要房间的一部分。母亲正在看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她耳朵渐聋，把声音开到了最大。
萨米扬起眉头大声喊着：“你们中彩票啦？”父亲的脸阴沉了下去。他犹豫了一下才回答，好像他的精神，在那么几秒钟内，想远离所有不纯的想法：“我不想的，你的弟弟们坚持要的。”
萨米为自己提了个一目了然而又让父亲尴尬的问题而自责。他没有力气发火。一个月中有那么好几次，都是在固定的日子里，团伙会推销偷来的卡车或者从仓库里洗劫来的货品。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把小货车停在楼房的一个入口。买主手上拿着一扎现金等着。父亲谴责这种非法贩卖是没有用的，一旦有机会，他就会抓住。和所有人一样。
生气有什么用呢？父亲现在是个老人了。非常脆弱。体力日衰，脸颊深陷，稀疏的络腮胡子更显出他的衰老，双目无神，干瘪的笑容中露出金属假牙。萨米递给他一个牛皮纸封住的信封。
“我家里没地方了，这些是银行的机密资料，我更想放在你这里。”
“我把它们和其他那些放在一起，在浴室的小柜子里……”
一阵咳嗽，他没能说完那句话。
萨米递了五张一百欧元钞票给父亲，父亲笑着，没有力气拒绝。非常清楚：这笑容，是他忍住哭泣的一种方式。萨米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看这位命在旦夕的父亲。几年来，慢性疾病逐渐损坏他的肺部。社保医生禁止他吸烟。他对生的渴望消逝了，正如他对返回家乡的渴望。
当他还在大磨坊工作的时候，一直怀抱着返回塞提夫度过余生的梦想。他曾经多少次抚摩着这种愿望？他看到自己穿着带帽的长袍站在父母家的院子里，近旁是那口老井，就在无花果树硕大的树荫下，身边围绕着青年时代的同学，他们也都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平静的世界。
哦，我的家乡，我的阳光，我的蓝天……哦，我富饶的家乡，我失去的你……听听我的心声吧。
这些通过卫星接收到的阿尔及利亚的图像，他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让他想起来的。
只有单独和妻子一起的时候，他才会不由自主地蹦出几个词。他抱怨那些受贿的人，那些黑手党，那些说谎的人，那个布特弗和其他占据阿尔及利亚的人。
一直以来他都明白，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困苦，他声音哽咽。他从来都说不完他想说的东西。有什么用呢？谁会关心呢？乡愁像裹尸布一样蒙住了他的心。
他也不说法国。
他说什么好呢？什么都别说。
一九六九年的初春，他来到图尔贝伊—大塔尔特，那一天下着雪，那年的春天特别冷。他十七岁。第一个晚上，他是在默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度过的，男人们都在被子下瑟瑟发抖。表兄弟分给他一碗蔬菜汤。四十年之后，他还记得那碗滚烫的汤的味道。第二天，年纪最大的叫醒了他。他们坐车来到图尔贝伊的镇中心。
在码头的高处，他看到了大磨坊。几栋深暗色的砖房，很高，还有一座巨大的塔，塔外有突廊，顶上有个瞭望台，锌板做的顶和云一样高。
“就是那儿。”表兄不无自豪地跟他说。
“很大。”
“正常啊，大磨坊嘛。”
他默不出声，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不是他的国度。
河流的威力，形如弯弓，闪着绿色大理石的光，水流的明快，天空的昏暗，云朵的盘缠，一艘艘紧靠着的驳船正等着装面粉，路上细微的雪痕……
他记得所有的这些。
他后悔从来没有对萨米说过，萨米可是他的长子。太迟了。萨米不和我说话。你好，再见。我有时会担心。他境况良好，是个好孩子，但是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他是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我一无所知……
他到大磨坊两个钟头之后，就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接下来的周一，他就被雇用到一个岗位上，直到几年前退休的时候才离开。
他是在法国工作的，他也将在法国死去。
萨米不记得父亲曾当着他的面说过一句不利于法国人的言语。现在，萨米怨恨他。是的，爸爸，我怨恨你，怨你的沉默，怨你的袖手旁观，怨你被束缚的思想。你没有必要接受这所有一切。你的自由，它在哪里？他怨他曾经是个没有勇气的男人，对侮辱的言语充耳不闻，对不公正的事情视而不见。他怨他因背井离乡而失去了主心骨。他怨他如此苍老如此病弱。已经如此了。他那把年纪！多大年纪？六十四岁了。
他的父亲认为人民和人都是命运之神手中的玩具。命运之神耍乐子呢，他把他们一堆一堆地扔下去。人民、民族、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扔到一个小锅里。每个人都得自己想法子保住自己的位置，用真诚去保住，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就在真主让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我自己做得还不错。萨米也是成功的。我多想他跟我说说话，告诉我他认识了某个人，他是否会和她计划未来……
只管做事给我闭嘴！他做事了。他闭嘴了。那就不要后悔。
时间流逝。真的，太快了点。但是也不比别人的快。再说，问题对于他来说不是生，而是死。他呼吸困难，焦虑扼住了他的脖子，他觉得窒息。他操心着他的骨头将在大塔尔特的墓园里日渐灰白。
萨米从来没有去过塞提夫。多么悲伤！
萨米从没有呼吸过山顶上的空气，也从没喝过山上流下的泉水。老人自从到法国之后也没能再回去过，除了那次为了父亲的葬礼。在年轻的时候，他经常笑着说这句谚语：“每个生命都会尝到它的死亡。”那是他自己接受未来考验的一种方式，就算回到阿尔及利亚，那里也不是他的家了，然而在这里，他经常被黑鬼们羞辱着，就在这个国度，这个越来越不像法国的国度。当然更是一点都不像阿尔及利亚。
当天使来召唤他领他归真的时候，他会躺在什么样的土地里？一个混凝土的坑里？他害怕自己的灵魂会被判永久漂泊。日渐衰弱的视力更加增长了他的焦虑。如果他的眼睛都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光亮，他还怎么能够看到慈悯真主的存在？
他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发抖的男人。孩童的时候，在战争时期，他就毫无顾忌地和那些要求独立的人站在一起。后来，在大磨坊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工厂里法国总工会的分会，两年后，他撕掉了他的工会会员卡。都是些卖身求荣的无知之徒。
他曾经年轻过……他还记得……生命曾经在他的血脉里流淌。
这些片段属于过去，只存在于经常会重现的一个梦境里，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亲爱的天使吉卜利勒的庇护下，面对那个时期的各种危难（尤其是大磨坊里那个种族主义者工头），直到遇见他的太太，在她最鲜艳的时候，她躺在婚床上，房间的墙壁是淡淡的色彩，浸透着香皂的味道。
当他睁开眼，看着睡在身旁的她，像一头年迈的母山羊，而他勉强还能认出她来。他呢！他像什么？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骆驼。
最后的愤怒，他是留给（当然是远远地）那些开着从七号国道上偷来的大功率汽车的混混们，留给那些与贩子往来的大胡子们，是他们败坏了住宅区里希望回归伊斯兰的年轻人的未来。夜色降临的时候，他坐在窗前无声地咒骂着，看着他们来来往往。
“法国人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状况？如此多的欺诈？”
几个月以来，他怨恨的是黑鬼团伙。黑人就是蟑螂，他们像蟑螂一样地大量繁殖，他们的蟑螂孩子占据了整条街。他们在楼房里发号施令。当他不得不从这些婊子养的面前经过时，他得低下头。萨米也不能看他们。他认为，他们在为某个阿拉伯人做事。
萨米从来没有反驳过他的父亲。现在自然也不会。
他也从来不知道怎样找机会和他说话。如今他生活在自己的秘密里，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
他的父亲将要死去。
每个周五的中午，老人离开住处去清真寺。他围着住地走一圈，居斯塔夫—库尔贝街，巴勃罗—毕加索街，保尔—塞尚街，一直到戴高乐将军大街，就在这条大街的下面，清真寺绿色的屋顶闪闪发光。
大街上，没有人和他打招呼，没有关系，他不需要人们的招呼。邻居们不认识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呸呸呸！结束了，消逝了，而未来并不存在，即使在他的思绪里。
他拄着拐杖闲逛的时候，和他交错而过的有提着装满蔬菜水果塑料袋的阿拉伯人，穿着长袍的非洲女人，一些吃了太多清真热狗的小孩，有混混也有好小伙，区分不出来，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制服，他的卜卜勒也是一样，老穿着耐克鞋、牛仔裤和带帽衫。他从人行道上坐成一堆的肥胖女乞丐面前走过，他并不看她们，他听着伊玛目的布道，他向真主跪拜，用他的光芒温暖自己的灵魂，然后步伐缓慢而蹒跚地回去。
白天他都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幸好我有儿子们。我的快乐。两个小的，默哈迈德，外号卜卜勒，还是个高中生，一个笨手笨脚但是很有前途的孩子；害羞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可靠的孩子，在优世纪商业中心工作。完美的萨米，我希望他好好的，我希望……他费尽眼力仔细观察着城市的街道，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来来往往的车辆，行走的人，拍着球的孩子，这些画面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送到他眼前。
远处，树林画出一个神秘的圆圈。
老人一直把儿子的名片放在他的钱包里：萨米·布哈迪巴，金融主任。他的大儿子带给他的全是满意。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的工作，一直很认真，他从没有责备过他。就是有一个遗憾。萨米在拿到数学系的大学文凭时是做老师的。替补老师。后来他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非常成功。他本想儿子就这样一直做下去，老师，多了不起啊。但是，萨米希望继续向前。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既然已经出发，他就会走得很远、很远，真主保佑。
从父亲的沉默中，萨米看到了极度的惊惶。他忍受着、诅咒着他们的无能。父亲的无能，他自己的无能。阿拉伯人普遍的无能。他们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的。他跟父亲说要去摩洛哥出差。
“会很长时间吗？”
“不到一个星期吧。可能更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啊，现在有飞机……”
老人闭上眼睛，审视着自己，只看到了空虚和苦难。这趟马拉喀什之行，他的感觉非常不好。两年前，萨米去了埃及。他在那儿待了很久，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他知道，作为一位父亲，应该让儿子们走的。
“你还记得我从塞提夫给你带回来的椰枣吗？”
萨米的唇尖还留着从父亲箱子里拿出的新鲜椰枣的味道。那天晚上，他很迟才睡，父亲把最后一颗椰枣拿到了他的床前。入睡的时候，他还想着沙漠中的人们，塞提夫山顶覆盖的白雪，想着父亲的远行，在大海的另一边。“我从马拉喀什给你带椰枣吧，这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肯定它们没有你当年带回来的好吃。”萨米默默地抱了抱父亲，在厨房里长时间地拥抱了母亲，他关上门走了。父亲闩上了门。他的父母亲生活在一座监狱里。
楼道里的噪声让他脑袋一阵发紧。音响的声音震动着墙壁和门。还有他的神经。下楼前，他缓了口气。
这个可怕的区域臭不可闻。一种大麻和非洲牛粪的味道。墙上都是涂鸦，导弹般的男性生殖器，喷射的精液，屁眼冒着烟的火爆臀部，荡妇的巨乳。顶上的灯泡不是被偷了就是被打碎了，楼道里很黑。萨米瞥见一些家伙瘫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从毒品和啤酒中醒来。他们的两只神叨叨的罗威纳犬正在打闹，脖子上戴着镶钉的铁链，口水全流到了嘴套里。萨米穿过大厅，尽量不碰到任何人。十来个孩子在骂架。花天酒地的脏东西，他们的身材是爸爸的两倍，而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就像一根小草。最糟糕的是他还会在清真寺见到他们！总得有一天要把这些败类全部清理掉，重拾真理。他们的收音机里吼着愚蠢的说唱乐。音乐的锤击声盖住了算账的喊叫声——一次很平常的教训——是从机器房里传出来的，那个地方被当成了卖大麻的微型超市，两个壮汉守着门口。
萨米和他的弟弟们，与父亲和楼里所有的人一样，都学会了隐身。他们看不见这些混混，也希望混混看不见他们。这种现状还会继续下去，也可能不会。萨米经常建议父亲，帮他搬个家。老人不想听他讲这事。他的家在这里，在这栋F3楼里；图尔贝伊—大塔尔特，这里是他的宿营地。他借口说骚乱结束后街区已经开始了修复工作，他不想走。
15.图尔贝伊—帕拉迪斯，巴黎大区，法国
二零零二年考院成立的时候，我就为它做过事情。对不起！考院是指国家考古预防研究院。一个负责领土整治过程中对受到威胁的考古文物进行探测和研究的机构。很多人都讨厌我们。我们是阻碍事情顺利进行的人。开发工作的减速器，利润的延迟器。在高速公路的修建、高铁的铺设和商业区域的建设过程中，推土机经常会发现惊人的历史遗迹。那么就得和时间赛跑（如果地产业主能够诚实地不用推土机把整个遗址铲平，这也是时有发生的），因为显然地产业主、农场经营者、地方行政区域或者地产商人都急于推进他们的计划。考古工作者“空降”到他们的地盘，进行紧急的发掘工作，尽量盘点和抢救。
考院的创立见证了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对考古研究的重视。我曾经是这支和平小部队里一名小小的士兵，非常高兴在被派往国外工作几年后重返法国。两年间，在法国国土上，我完成了数次任务（十来次吧）。第一次任务把我带到了维苏，地属巴黎奥利机场，一处巨大的高卢人遗迹刚刚被发掘，就在巴黎希人<19>的地界上，揭示了公元前两世纪有一个强有力的农业村落的存在。金属的家具，工具，首饰，大双耳尖底瓮，反映出当时维苏社会活动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出居民生活的繁荣、对外商业往来和遗址的持久性。
我没想到自己如此开心，能够适当地参与一段高卢历史时期重新评估的工作。这项任务有点让我重回我们国家的孩童时期。这是我们国家的旧约时代。高卢，是法国的雏形，那时法国正在凯尔特森林深处开始变动。高卢人，这些身材高大而软弱无力的半游牧白种人，一些战败者，曾经被历史学家遗弃。我后来发现了法兰西公学院卡米尔·朱利安教授写的一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在书中虚构了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搜寻的高卢。
从开罗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都过着外派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挺惬意的，这是一种总是漂泊的生活，身处异地，自在舒适，被抛弃在远方，除工作之外跟人没有任何联系。由于一直呼吸着“外面的”空气，人们总会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有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这次维苏的发掘工作，对我来说，就像受到欢迎回到老家，是时候了，但也是一种惊奇，当我和故乡重新联系上的时候，我发现那些从未离开过的同胞好像脱离了这个六边形国家，在他们和法国的现实和历史之间，只有一种疏远和模糊不清的联系。
图尔贝伊—大塔尔特镇（离维苏不远）决定新建一所小学，就在原来临时木板屋搭建的地方。工地的工人们发现了一处被称为帕拉迪斯的中世纪遗址。我是在维苏发掘地关闭后的第二天到达图尔贝伊—帕拉迪斯的。招标细则里明确指出，新房子必须在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投入使用。我们得加快工作进度。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有一个老年男子，他常常在一处外伸的土堤上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发掘现场。我们习惯了他沉默的存在。他一动不动，清瘦，手叉在腰上，手指分开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工地（眼神有些模糊），凝固的神情似笑非笑，让他显得异常高深莫测。我寻思着他是不是患有脑梗塞之类的后遗症。他看上去像一尊向地面倾斜的雕塑。一尊由贾科梅蒂<20>修改过的罗丹的雕塑。我们习惯了他默默地待在那儿。偶尔不在的时候，他的缺席会让我们担心，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们会想念他。
一天晚上，在离开之前，我去见了他，问他是否有关于我们工作的问题要问，我非常乐意回答。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布哈迪巴先生，大磨坊退休的。”然后，他有点突兀地加了一句：“我来自塞提夫，阿尔及利亚……”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篇从阿尔及利亚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关于塞提夫由于大雨的冲刷在大教堂区意外发现公元六世纪初的壁画的修复工作。这幅壁画在一九六八年曾被送到老博物馆，一九八五年又送到了塞提夫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阿尔及利亚文化部的女部长在一次专访中介绍了“这幅作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并强调说“镶嵌画，深受神话传说和文学的影响，见证了非洲罗马社会的文化和财富”。
这第一次的交谈有点不太对等。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态度谨慎地回答了我。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自己并没有关于我们工作的问题要问。他好像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他坚持用简单的词语表达对我们工作的敬意。
第二天，一看到布哈迪巴先生来了，我就去他的瞭望点找他，给他一个惊喜。我可是有备而来的。我把东芝电脑放到他面前开始敲键盘，并没有向他仔细解释我在找什么。我的学生和同事们抬头看着我们，一脸茫然。没有人能猜到我在给他看塞提夫罗马人遗址和阿尔及利亚同行的访谈。我还专门找到了他说的那个部长的专访，布哈迪巴无法把视线从他看到的东西上移开，屏幕的光照着他灰色的面颊，有好几次，我看到他的脸在抽搐，好像快要哭了。他开始笑了，他慢慢地有点笨拙地扶着我的肩膀感谢我。从他放在我身上的手指间，我感受到他的消瘦、他手上的骨头、他的激动，他在颤抖。他需要抓着某个人才不会跌倒。我很高兴就在他身边。
习惯了每天都会和他聊会儿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俩年龄相仿。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完成了工程师的学业。是老大，他叫萨米。
萨米是他的骄傲。“一个好孩子，”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也用网络的。据我所知，他甚至在这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我明白他是想要他的儿子萨米和他一起看我给他看的那些塞提夫的视频。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维基百科和优图上的一些参考信息，还有我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拿给您的儿子，他一看就懂，而且他还可以给您看别的。如果他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可以找我。”
布哈迪巴先生从来没有告诉我萨米有没有给他看这些视频，萨米也没有联系过我。每次说到他的长子，老人的脸就会明亮起来，但他只是提到而从不细说。从他作为父亲的谨慎里我猜到了一丝不安。他不明白，萨米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婚。有一天，他差点就跟我说了，不过最后还是打住了。我想他在寻思着儿子是不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是他挥之不去的焦虑。
16.巴黎七区，法国
反恐处有一座小公馆可用，就在埃菲尔铁塔的后面，在一条连着叙弗伦大道而人烟稀少的小街上。这栋楼原属海军，在戴高乐时期，国防部长特许行动处使用。五十年来，没有人要求收回。这种奇特的现象（体制内的缺陷）近乎一种奇迹，特别显出行政管理的随便马虎。这处没有真正主人的产业在很长时间里方便了我们国防部长和警界的头头们，当然，只要他们对它的存在不是全然无知。他们把别墅攥在手里，海军部门没有要求收回但是也在继续使用，用于协调各情报单位，把特遣队员派往他们从来不可能去的地方。别墅的自治性（多种原因使它成为了一处庇护所）是有一定代价的。从来没有人进行修缮，只是用预算外的现金当面支付波兰籍工人做一些最基本的维护。一个迷你花园围绕着这栋两层小楼，花园四周围绕着生铁的框子和栅栏，被涂成绿色，让行人看不清外墙上的缝隙。兰贝廷有时会在这里过周末。可以说，他把这儿当成了他乡下的房子，他有时会说这样的玩笑话。布鲁诺记得，有一天，一个同事小声向他透露：“我敢断言，这里是他的情爱场。”
老家伙鳏居二十年了。没有再婚。也没有男女关系。他会找一些从业女士帮忙，总是那几个，三十来岁，价钱贵得惊人。
房子里陈设简单。从居家店买来的大桌子和椅子，落地的卤素灯，几张办公桌，被一束束电缆连接的电脑。还有一台上面放着天线的电视机，在二楼，三张床垫直接摆在地板上，其中一张上有床单和被子，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床头柜，所谓的主卧室里有一张大班椅。
在这地方的孤清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就在这里，兰贝廷策动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先是遏制继而瓦解了赫赫有名的瓦加斯秘密活动联络网。这个瓦加斯是警界的一个老局长，保留了不小的影响力，在国防部和警察总署都有人脉关系，同谋中有某个部长和一小撮高官，他们中间有警察也有大使，基于这些关系，瓦加斯把这些人引到收入丰厚的非法买卖里，囤积新旧武器、军队的战争物资、成桶的原油，他发了财。
在两年的时间里，兰贝廷把所有的周末都用于鉴别瓦解这些非法的关系网（在未来外交部长的协同下），一个又一个，最终取得了这场秘密战争的胜利，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战争，其间还顺带着结下了一些不共戴天的仇恨。共和国总统掩盖了兰贝廷的调查，他还是认为必须把这些高级偷盗的轻罪犯从原来的团伙中拉出来，重新安置。
瓦加斯团伙垮台后，在一次秘密典礼上，部长为兰贝廷授了奖章，同时还让他负责重振这个处的声威，没有人比他更加熟悉这里的工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开始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影响。兰贝廷投入工作中，并没有改变他保密和怀疑的工作习惯，这是他在这么多年阴险和无情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他还和上级保持了一定的谨慎距离，他的上级是信任他的，但是他也知道，上级对于政界的恐慌和媒体的评论越来越敏感。
布鲁诺很少听他说到他是如何开始的。他也试着问过他，但是兰贝廷从来不透露隐情。这个“黄金时期”好像被打上了上司们的烙印，他们是负责与“秘密军组织”<21>斗争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戴高乐让他们竭尽全力。他们做了，毫无顾忌，那个时候大家都坚信不疑，他们也知道会受到保护。那时有忠诚可言。”
以前做过老师的他非常清楚，法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有起有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失败了都是可以重新兴起的。就算是阿尔及利亚的事情，大家也都脱身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兰贝廷说得有道理，再也没有忠诚可言，所有人都含糊不清，民意测试中心的占卜师们分析着神秘的数据。社交网络制造着迷雾。
头儿，披着用灾难性的词语做的外壳，好像来自另一个年代。在单位里，一些自负而道行浅的年轻人开始暗中抱怨他过去的工作方法缺少透明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提到他的名字都会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姿态。
布鲁诺把小奥迪车停在了夏尔—弗洛凯大街，在方向盘前坐了一会儿，几乎是在大声地思考问题。他越来越经常地自言自语。兰贝廷的话，“那时有忠诚可言”，让他有种触电的感觉，因为玛丽—埃莱娜。
他把胸卡插进便门的钥匙缝里（对着小台阶的大门被封死了），他早到了半个小时，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兰贝廷要让他做什么。勤务兵端来了咖啡和茶。几个同事在开会的房间里聊着天，这里存放着灭火器。
九点整，反恐部门的负责人们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了下来，面前放着一个蓝色文件袋。会议开始先是陈述了“伊斯兰国”一个分支里出现了两名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还有警察通过激进分子进行渗入的情况报告。
兰贝廷，脸圆圆的，没有褶子，眼睛明亮，藏在玳瑁眼镜的后面，不经意间透出嘲讽的神情，他头发稀疏，留着寸头，面色红润，唇上还留着一块白色锉屑般的胡子，在从分析档案资料中找出薄弱环节方面，他是无人能比的。在没有掌握所有重要信息前，他从来不出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差不多就是个灵媒了，深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混乱之中。很早之前，他就进入被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罪恶光环所吸引的人们的思想机制里了。
他的洞察力是基于对犯罪网络和行为方式的了解，基于在中亚地区的工作经验。他总是把自己放到追捕对象的位置上去思考。他寻思着他们读什么书，吃什么东西，他想象着他们躲在临时的藏身地，在一些偏僻的村子里，在拉卡<22>的居民楼里，等着被转移，他们喝着茶看着二十四小时开着的电视机。他们在看什么呢？是福克斯新闻台的宣传？还是半岛电视台？又或者是欧洲体育台的足球赛？
“伊斯兰激进主义已经变了，”他总结说，“伊拉克战争培养出了大量的战斗人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伊斯兰国’驻扎在大马士革的外围，利比亚、萨赫勒地区<23>，还有非洲的一部分都受到了影响。伊斯兰极端分子有两大优势，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主决策权和实施行动的灵活性。和第三国际比起来，他们更接近一种专营性质的组织。别忘了，我们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游民，他们建立了很多关系，结下了友谊。有一些还专门选择大国的边疆地区，他们是在等待时机的哨兵，而更常见的是他们已经和一些部落首领串通一气，在广阔的土地上他们不用躲藏就占有了很多的优势。网撒得越来越大了，克什米尔、也门、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到处都有很多的麻烦事。”
蓝色的文件袋里有一些地图，图上标出了一些集中情况的流向。武器，毒品，人员，资金。兰贝廷评述资料的时候，两条皱纹皱起在嘴边的脸颊上。
“跟着黑色的箭头走。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钱是怎样疯狂地运转的，一些巨额资金在高加索山脉、巴基斯坦、土耳其、利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流动……这就像玩轮盘赌一样。球停在哪儿，你们就能确定哪儿会很热闹。钱为战斗人员和投机商做好了准备。商人投资，提前付现金，购买和销售所有能够买卖的东西。完了以后，他们就收拾走人。”
投放的影像目前还是属于保密资料，有助于证明现如今法国大城市的郊区被一条绿色的带子缠绕着。警方资助的各式各样的关于郊区伊斯兰化的调查全被搁置到了一边。太具爆炸性了。但是，由法国主教们赞助的里昂大学社会学研究员们做的调查结果显示，要考虑欧洲可能有一个中长期的伊斯兰化的过程。研究的范围突破了郊区的限制。研究员们走访了居住在大城市不同区域的几千个人。大部分受访者承认已经偏离了天主教教义，但是非常渴望保留一种精神支柱。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表示可以接受自造的一整套宗教。一点点佛教，一点点伊斯兰教，只要不是非常约束的那种。尽量少的天主教，他们认为天主教太过强制性，而且过时了。
午饭的时候，兰贝廷让人去旁边的小餐馆买了三明治和啤酒，继续非正式的交谈。会议结束后，他把布鲁诺拉到一边。
“布列塔尼之行还好吧？”
“就是短了一点。”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好几份报告显示，图尔贝伊区有件奇怪的事情。”
“是在大塔尔特？”
“是的。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我想你去那儿转转，尽量低调一些。”
“我们在那儿有认识的人吗？”
“图尔贝伊有一个叫阮的警官。我想你应该见过他。打电话给他，弄清楚情况。你可以完全信任他。把进展告诉我。”
17.美国大使馆，的黎波里，利比亚
使馆的大院里是另一番景象。在主楼里，烧掉了一半的美国国旗挂在奥巴马相片的上面，相片被毡笔粗鲁地修改了。修改相片的艺术家没有丝毫的分寸，在改过的相片下方加了一条评论：“美国猴子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
别墅的大门由三个瘫倒在棕榈树下扶手椅上的男人把守着。他们偶尔从手机游戏上抬起头，瞅一眼电视屏幕。
穆萨·阿巴，四十来岁，胖胖的，胡子浓密锃亮，是部门的一名指挥官，他光着脚穿着蛇皮靴子（靴子对他来说有点大），直接搁在办公桌上，正在回答英国和美国媒体的采访。
面前放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一只肯德基炸鸡。穆萨酷爱裹着面粉炸出来的鸡肉！昨天，这个还是大使冷库里的储备品，今天就是他的个人私藏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吞着炸鸡，用袖子擦着嘴巴，他推开电话机，大声喊着要芥末酱：“是的，芥末的，吃鸡用的！”给他当奴隶的高个子黑人一溜烟地跑开了，二十秒后他又回来了，神情卑怯。他没太听懂，“到底是要什么酱……”穆萨把一个贴着黄色标签红色字的瓶子扔了过去，他躲开了，在空中接住了瓶子。
穆萨说着话，自娱自乐，滔滔不绝。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打来电话。有些被他的花言巧语弄得晕头转向。“是的，我们占领了周边地区……没有，一点儿损坏都没有。我可以发一张健身室的照片给你们，你们会看到，健身室整洁锃亮！我们可以肯定，多亏了我们，美国使馆非常安全……”民兵大声笑着，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撒谎。他把整个区保护了起来，不让别的派别来夺取这个地球上所有极端分子都向往的战利品：一座美国大使馆。时间在这个空调超棒又充斥着高科技的巢穴里飞速地流逝着。
他说话的时候，一个助理接收着利比亚前线地区的各种信息。这个年轻的民兵留着一脸大胡子，穿着牛仔裤和格子短袖衬衫，在穆萨·阿巴回答采访的时候小声地转述着简讯。“东边地区有战斗！城市的另一边……有津坦<24>的杂种入侵……好像班加西港那边安静了一些……”“那些傻瓜议员呢？”“议会成员聚集在托布鲁克<25>的一艘渡轮的货舱里。”“在托布鲁克一艘希腊轮渡的货舱里！真是再好不过了……这些吝啬鬼全部会被淹死的！”穆萨掩住手机大声喊着。
在成为了他的办公室的这间房子里，穆萨什么也没动过，就是让人在一面墙上装满了电视屏幕，同时收看尽可能多的新闻电视台。穆萨一直关注着全世界。
这个世界变得激动人心了。每一天都有新的大胡子……瞧，这时就有两个画面：欧洲新闻台，一个留着大胡子扮成女人的男人在开音乐会，“傻瓜肯奇塔<26>居然出现在欧洲一个正式的音乐厅里！”英国广播电视台上，正播着武装到牙齿的大胡子纵队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前进！法国24电视台正在播放奥朗德就前女友的指控而开的新闻发布会！“我觉得，奥朗德应该留个大胡子……”穆萨的评论被风风火火跑进来的奴隶打断了。
“长官，芥末酱！”
“终于来了，我的鸡就快冷了，现在赶紧滚吧，黑鬼，你真臭！”长官说了声抱歉（他还在和《卫报》记者通着电话）：“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他摇了摇瓶子，打开瓶盖，在炸鸡上浇上黄色浓稠的酱汁。他背带裤上的酱汁和鸡上的一样多。
过了一会儿，助理提醒他收到了一个紧急的重要的保密的信息，来自安拉军队穆斯林的战士。“一段录像，比较长，我正在下载。”“我先挂了，让警卫队出来。”艾哈迈德把影像信息传到电视机的中枢控制器上。所有的屏幕都显示出同一个场景。在一个西方人质和一个戴着帽子的刽子手控诉了西方之后，喇叭里一阵沉寂，只有电波的嗞嗞声。一把匕首割开了献祭者的喉咙。刽子手在喉部的软骨处深切下去。动作流畅而准确。特写镜头。鲜血喷射。人质瘫倒下去。
在大使的办公室里，两个男人都没出声。面对着屏幕，从一个到另一个，眼睛已经不够使了，吸收不了这鲜血的献祭。肾上腺素飙升，使得他们瞳孔扩大。他们面对着真主。好吧。上苍是和拿着兵刃的人站在一起的。他就是把恐惧植根到拿撒勒人心里的那把利刃。他的名字是圣洁。
看完最后一个画面，穆萨·阿巴清了清嗓子说：“你看到那个邋遢的犹太人穿的橙色衣服了吗？”“当然看到了。”“你知道哪里来的吗？”“那是我们到达关塔那摩的时候，美国人让我们穿的衣服。”“就是的。你得回收一些这种颜色的布料，做一些衣服，谁知道呢，可能会用得着……”
星期三一直是穆萨和朋友们聚会的日子。阿马亚兹和阿里。都是可靠的人，他可以和他们说任何事。他冲了个澡，稍稍修了一下胡子，穿了条干净的背带裤。还是同样的风格，棕色的，袖口、裤脚和胸前都有拉链（拉链一直到胯下）。现在他是个人物了（“您就是个传奇”，一个沙特阿拉伯的记者这样对他说），他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给了他一本切·格瓦拉传记。是这个切让他想到了让人叫他长官。穿着泛着金褐色光泽的蛇皮短靴，他还真的是挺有风度的。他看到镜子里的样子挺适合他的。一名阿拉伯战士。
塞内加尔女人阿伊莎塔来给他收拾房间，还端来了茶。阿伊莎塔是阿马亚兹送给他的礼物，是和上上次那批可卡因一起送来的。她丰满矮小（但是穿上高跟拖鞋就高了），总是心情愉快，肩膀是蜜糖和椰枣的颜色，大嘴巴厚嘴唇，她和她的名字很配（法文是恩泽的意思）。比起那些索马里女人，他更喜欢她，索马里女人高高的，瘦得皮包骨头，像得了结核病的山羊，而且总是心情不佳。
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他想要什么礼物（阿马亚兹答应过，阿伊莎塔只是个开始），他想到要一个金发女人。一个西方婊子。打败异教徒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让他们尝到匕首味道之前，占有他们的女人。
一缕阳光——晚上神圣的光亮——透过棕榈树渗到穆萨的巢穴里。保镖们坐在门口的地上玩骰子，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放在手边。阿马亚兹和阿里舒服地靠着扶手椅，围坐在一瓶威士忌旁边。他们脚下放着一块厚而软的地毯，地毯的图案如同镶嵌画一般。空调里吹出的冷气浸着男人、烟草和湿羊毛的臭味。这些地毯也是阿马亚兹的礼物，据他所说，他有一万多张这样的地毯，一张比一张贵，是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收罗来的，堆在伊夫加斯的阿德拉尔<27>一个山洞里。“现在，我希望你能叫我慷慨之人。”刚才，阿马亚兹在拆礼物的时候这样对他说。
阿马亚兹又被称作残忍之人、灵媒或者狡黠之人。
穆萨经常笑着对他说：“不认识你的人都会信任你。你看上去像所有人，就是不像真正的你：一个烂到骨髓里的家伙。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六十年前，他出生在一座沙丘的窟窿里，靠近一处水源，从娘胎里出来他就特别适应沙漠的起伏。祖父教会了他石头的语言和部落的智慧。祖父死了。父亲也死了（定居之后，他把帐篷扎在了居民楼的院子里），兄弟们也死了（是在八十年代被“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阿尔及利亚人杀死的）。
他一生最痛苦的一天就是上学的那天。他觉得自己就像拴在柱子上的一头骡子。
连连挫败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沟壑，染白了他的胡须，熏黑了他的面颊。总是被打败，被操纵，和巴基斯坦人一起战斗，做卡扎菲的雇佣军，转移极端分子，在上校死后不得不重起炉灶，他再一次突然改变了主意。
撒哈拉就是他的水晶球。什么都逃不过他那和头巾一样蓝色的眼睛。他们探查着，默记着，绘着图。一个装备着卫星电话的情报人员网络和一队拥有V10引擎的皮卡车加强了他的通灵身份。确定一名人质的位置或者转移一名人质，偷运军火或者毒品，为了庇护战斗小分队草草修缮一个山洞：“我来了”，狡黠之人如是说。他是极少数能够自由驰骋在沙漠之中的人之一，轻得像风像尘埃，不畏惧太阳。还有他的名声。残忍之人。
他和穆萨长官达成了一项双赢的交易。年轻的时候，他酷爱沙漠，爱它的起伏、它的山谷，在那儿他寻找着仁慈的真主，爱着他的灌木和清泉，醉心于天空，看着天空就像读一本书，如今，他只想着营利。他肆无忌惮地过着他的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狂怒地奔向死亡。对于生意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率的。正是如此，穆萨把马里北部仓库的安全工作交给了他，还负责所有货物的运输。
十八个月以来，两个男人收获了很多利润。而身后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尸体。几年来他们活在法律之上。在刀尖上跳舞，以真主的名义勒索和杀戮。
没有国家，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法律，没有约束。他们在混沌中发了财，跻身金钱的世界。金钱。只是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因为富人的世界根深蒂固，而他们却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每时每刻。这种不稳定性让他们总带着一种诡异的微笑。他们的联合只因一种简单的快乐而繁荣兴旺。是犯罪的快乐。
索马里奴隶（穆萨只用方言叫他“萨克拉布”，即奴隶；对他来说，所有索马里人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干啥给他们取名字？）探了探头，端来了一盘鲜虾沙拉和一瓶新的威士忌。鲜虾配混合汁，还有很多的塔巴斯科辣沙司，这是阿里的嗜好。
穆萨对于阿里的小关怀越来越多，阿里是卡扎菲时期炼油厂的负责人。尽管阿里完全属于他们这个小团伙而且对穆萨毫无隐瞒，他还是总让穆萨有点紧张。
五十岁的阿里依旧很纤长，他的技术水平（让穆萨感受深刻）使他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奇才。内战期间，他放弃了自己在部里的全景办公室和御用小卫队（二零一一年五月，在他老板苏克里·加奈姆变节之后），他便在马耳他安顿了下来。一个邮政地址，一名女秘书，一家进出口咨询公司。非常注重节省（从来没有不必要的花费，连微笑都很省）。有点生硬、谨慎，接受所有合理性建议。
以前，他是国家碳化氢公司（埃尼集团）技术专家偏爱的交谈者，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私有化之后。如今，他和土耳其石油海外公司和卡塔尔石油公司走得很近。只要有钱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就像一个抛物面天线一样转起来。有钱？我来了。这就是他，阿里，超级阿里，是他想到了从马耳他向欧洲运可卡因。密封小包装的货物放在一艘利比亚渔船上。利比亚人把包裹和信标一起扔到领海的边缘地带。十分钟后，马尔萨什洛克港的一个马耳他渔民就把它们捞起来。重新包装后，毒品被送到法国的郊区。一系列措施百分百安全，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于毒品以外的东西。
他们三个组成了的黎波里众多小股势力中的一个。很多资料要处理。炼油厂的控制，原油的非法销售，机场范围内警察的行动，武器和毒品的发送。现如今还有古董。每个人负责自己那块儿工作。阿里负责和外国企业协商。穆萨负责特别行动、筹措资金和处决。阿马亚兹对地理位置特别了解。拥有皮卡车队和活动在萨尔瓦多山口附近的游牧战士，撒哈拉就是他的。
阿里说话断断续续的，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虾，要穆萨总结一下叙利亚兄弟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要求，“和法国计划有关”。“挺顺利的，”穆萨说，“我在日内瓦跟法国网络的头儿联系上了。我们已经让钱过来了。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把剩下的给他们。还是从马耳他走，和往常一样。”
长官助理进了办公室，横着走到了穆萨身边，在他耳旁说了点什么。穆萨皱了皱眉，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找到了英国国际电台，调大了声音。
当他看到哈碧芭的时候跳了起来。她在厨房做事有半个多月了。他注意到了她，并吩咐人把她给他留起来。她弟弟也为他做事。一个星期前，两个人失踪了。“麻烦了，阿里也皱起了眉头。真的很麻烦，穆萨（他是唯一一个不叫他长官的），这个家伙知道太多东西了。我跟你说过，只在你家里用这些黑鬼……”当他看到法国记者的时候，再次震惊了。这个娼妇他有点印象。
18.美国大使馆，的黎波里，利比亚
我终于到了！我走进美国大使昔日的办公室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奥巴马的照片被画上了标记。长官从他的办公桌旁站了起来：“欢迎回来，格里莫先生！”我花了点时间才认出他来。年龄、胡子、硕大的雷朋眼镜、背带裤……他拉了我一下，我就被他抱住了。在大莱波蒂斯的时候，穆萨是监视我们的警察之一，多亏了他，我们从来没有缺过威士忌和剃须刀片。
看到穆萨坐在世界最强势力代表的沙发椅上，我很意外。他那满足的样儿，说话时的微笑，向后仰着的头，都让我觉得晕头转向。每次要说话的时候，长官都会撇撇嘴：“格里莫先生，还是埋在石头堆里？”他给人感觉每秒钟都在脑充血。“格里莫先生，还酗酒吗？啊，我给您带过多少您喜欢的威士忌……”
我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答应来的黎波里的，也准备好了会有不寻常的会面，可能还会有些怪诞，甚至是危险。但是我从没想到会是现在这幅情景：办公室门口的保镖严阵以待，空调把办公室吹得像个冰窖，外面传来嘈杂声，民兵们从屋顶跳下泳池时发出的尖叫，还有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疯了，嘴角带着瘾君子的微笑，坐在大使的扶手椅里。
“格里莫先生，您在发抖吗？我发现您不再需要剃须刀片了，现在您和我们一样了。欢迎来到大胡子的世界！”
我立马在记忆中搜索莱波蒂斯时候关于长官的记忆，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低眉顺眼的小警察，比其他人都要殷勤。更殷勤或许也是更腐败。
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掌控着被他极简化的世界中的生杀大权，对于杀人或者牺牲都同样的决绝。表面上看来，他在这种双重暴力中非常自在。
我想起了曾经有个晚上，我们请了两个非常黏人的警察吃饭，就在发掘工地旁边的小饭馆。一个破烂地方，但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为了这事我们商量了好长时间，因为请这两个庸人吃饭对我们来说是件很难受的事情，但是他们很可怜。我们还是被善心战胜了。我本觉得提起这事应该挺好的，但是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慢慢发现这是个错误。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格里莫，”穆萨破口大骂起来，“那个种族歧视的意大利人让我坐在正对着厕所的位子上！这个该死的殖民意大利鬼整个晚上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记得没有人和他们说话，说啥呢，他们也不会回答什么的。他们嚼着小辣肠，我们在一旁抨击着时事，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请他们吃饭原本就是个错误。再次提起这件事，把穆萨带回了那个他毫无价值和生趣的年代。我拿起一个黑人端来的苏格兰威士忌，一口干掉了。阿里来了，长官平静了下来。我们开始讨论最重要的事情。
19.图尔贝伊—大塔尔特，巴黎大区，法国
他和门口的几条壮汉发生了点小意外，他们忍不住推撞这个老板的宠儿，他怀里抱着装满新鲜牛角面包袋子。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们很有分寸地没有去踩。“你不能给我们一个牛角包吗？”其中一个黑人问道。“你知道的，这些都是姆老板的。”“那你欠我们的四百欧元呢？”哈利·波特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钞票。“剩下的明天……”“你迟到了，姆老板已经打电话问有没有见到你……”
有些时候，一切都会让他觉得很累，就像今天。永远心存戒备的生活让他精疲力竭。好在这个时间，楼道里没有人。感谢真主。一个毛里求斯人租了下面所有的套房给马里的清洁工人住。他收房租还拿住户的房补。很挣钱。毛里求斯人在拉夏贝尔门那儿还有一个破烂旅馆，就在进入巴黎城区的地方。楼的顶层属于姆老板。他让人拆掉了六楼所有的门，把房间打通成一个六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可以环视图尔贝伊中心地区的树林。
狗习惯了在房里撒尿拉屎。哈利打开门的时候，一股屎臭冲鼻而来。听到他走近，狗狂吠了起来，随后又一溜烟地叫着跑向厨房，女人们扔给它们羊肉块，它们就在地上撕咬吞食。姆老板的房间在最里面。哈利小心地穿过房间（从来不知道谁会睡倒在哪里），房间比较明亮，也很乱。地上堆着地毯、床垫、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西装、姆老板的三件套装、挂在衣架上的裙子、鞋盒子。
姆老板躺在床上见他，一身肥肉，靠着成堆的靠垫，穿着亮蓝色的长袍睡衣，胸前敞开着，胸脯好像向外散着热气。他的脖子上戴着一颗用金链子穿着的鳄鱼牙齿。“过来，蠢货，谁能教会你要准时？嗯，谁？”他说着，隔着牛仔裤拧住他的蛋蛋。在他面前，三个屏幕占据了整面墙，壁橱里放着录像播放机。
他半眯着眼，听着哈利·波特汇报小区的日常情况（就在他父母死后，他收留了他，在看了电视上J.K.罗琳小说改编的电影后，他就给他取了这个外号。为此他很得意，就是现在他得想想怎样让这个名字更伊斯兰化）。
哈利不仅仅是个普通跑腿的。他时刻关注着小区。“今天早上的大事儿，是图尔贝伊—巴哈蒂的学校……大家都在说这个。”“烧得干净不？”“烧成了一堆灰。二楼塌了……还有打桩机的架子……”
姆老板并不讨厌听他说话，时不时还摸摸他的蛋蛋，就像今天早晨这样。这是个从不乱说话的黑人。哈利用谨慎的声音汇报着。
十四岁的他，从身体发育来说，已经晓事儿了，就好像一个吃了过多剂量的人。面庞消瘦，圆眼镜后的眼睛下垂着，嘴巴镶在皱纹的褶子里，高高的（瘦高的那种），而且很瘦，长期活在他和别人的秘密中使他整个人发散出一种笨拙的忧郁，从来不到别处去折腾，但是在他浅浅的笑容里（当他笑的时候）“有一种小鹿斑比的纯真”，姆比拉老板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姆老板对他说：“你的财宝就是你这副蠢样儿。你会讨男人和女人喜欢的。我来教你……”他对于教育计划有些很具体的想法：在他那少女般的肌肤下放上一个无耻的垫子，特别还有的就是残忍。“如果你想把他们撕碎，你得有獠牙……保住你这个年轻非洲新郎的样子，集中精力在你残忍的潜力上……獠牙……就像狗一样……不要露出来……笑笑……学会用它们，像狗一样……”
斗牛犬冲了进来，跳上了床。姆比拉老板把手臂伸向他的“宝贝们”。它们舔着他的手、手指头、手腕、胳膊肘。它们蹭着丝绸长袍，流着口水。姆比拉老板相信大狗的口水能够透过毛孔和淋巴系统一直渗到他的骨髓里，如此这般，他就可以拥有一点它们的凶残。同理，他也认为让鳄鱼牙齿一直接触他的皮肤可以带给他鳄鱼的力量。
哈利十四岁生日的时候，姆比拉老板送给他一件织着他名字的夹克衫、一个他房里的女人，奶子特别大，还有行动指南（录像和三条帮助放松的可卡因）。哈利并不是很热衷，惊慌失措，甚至有些惊恐。“哈利，你还记得你生日的时候……”“记得，老板……”“你喜欢吗？”“太美妙了，老板。”“我跟你说过，别叫我老板。叫我姆比拉爸爸。好吗，哈利？”“好的。”
哈利·波特不得不看着他的眼睛，承受着他的目光，虽然这让他总是有点恶心的感觉。
姆老板的三本护照上（阿尔及利亚的、马里的和法国的）写着：阿里·孔代（母亲阿尔及利亚人，父亲马里人）。但是，当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他看到了什么？一位先生。真正的先生。从他鸡爪状花纹的西装、收腰的衬衣、奢华的领带考虑，他让大家只称他为先生。背着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板，他便有了一个“非凡的点子”：姆老板。
而现在是比拉。在开始和的黎波里方面一起认真做事的时候，他想到了这个名字。比拉：穆罕默德的伙伴。有模有样。当整个小区对穆罕默德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这个新的化名便顺利地就被接受了。
“哈利，有人给我刻了张碟，”他打着哈欠说，“是一些新闻报道……我要给你看看……”他按了一下遥控器。“是关于伊拉克基督教徒女奴的。是昨天还是前天拍的，被一个电台转播了，应该是英国电台。”一个市场的全景镜头，然后是一系列被锁住的女人们的画面。还有她们胸前的十字架的特写。几个买家的采访。“我有了些想法。一直想着这事儿。你去找螃蟹，去他家，他们会让你进去的，你跟他说我需要一个女基督教徒，是给我自己的，放在家里的。一个金发的，三十岁，至少要三十岁，你听清楚了吗？年纪轻的干起来实在没啥意思。拿着……”
姆老板稍稍提起坐垫：“你清楚我的银行……”三十来个牛皮信封整齐地摆着。他拿起一个在坐垫上留下印记的信封。“我先给你四千，是给螃蟹的预付款。给你四百。你从来不找我要什么，这是不对的。我跟你说过……”“好的，爸爸。”“然后你去专家那儿转一圈。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是的，爸爸。”“你告诉专家们今天来我家。十七点开会。七个都要来。很重要。我们很快要开始做正经事了。拿撒勒的家伙，会有他们好看的……”
孩子正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姆比拉叫住了他：“我忘了说了。我想送议员一份礼物，你还记得那个议员吗？”“记得，老板，您的朋友，大老板……”“就是他。你知道他更喜欢什么东西吗？”“手表。”“你真是个靠谱的家伙。”“您想让我去找一块吗？”“你全明白了。如果你找到好东西，给我带回来，和平常一样，货到付款……”
他就像长着腿的穿堂风在小区各个地方转悠，隐藏在一种表面的漫不经心之下。他非常巧妙地扮演着长得飞快的四眼仔的样子，既卑微又洒脱。他的目光攀升到楼房的屋顶，扫视着底层的玻璃窗，探查着走过的街道，他走进大堂，溜达着，用自己的手掌拍着其他人的手掌，我只是路过，他不动声色地说，他拍着一个人的肩膀，另一个人的肩膀，问好，闪身，遇到的都是和他相似的人，从他们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和他一样经受着噩梦的影子，充斥着乱麻般的焦虑。
他按照姆老板的要求做事，仅此而已，他走着，摩擦着手表，集中精力搜寻着危险信号，当他传达完了所有的口信，为了散散心，他只能拐到莱昂·布鲁姆大街遛个弯，独自一人，去看看那些树，虽然初冬的天气越来越冷，雨水也越来越频繁，树叶还是执着地绿着，好像冬天永远都不会来临。
他们的专长就是偷证件（身份证、驾驶执照、护照、居留证）或者偷车，小汽车或者皮卡车，还有劫持货物。他们一共是七个人，是他们这个小世界的主宰，在这个世界中，两分钟就可以用球棒打倒一个司机，如果司机不是独自一人，那么同时还要扭住乘客的胳膊。行动的区域：小区的红绿灯处（专门抢证件）和巴黎大区（抢其他的东西）。有他们在，哈利很容易就能找到姆比拉要的手表。对于那些重大的货物，他们收到消息才会行动（有时为了留一手，他们也会时不时地额外干上一单）。特别的行动领域：从装满了有色金属的挂车（铝、铜、铅、锌、钛等等）到从机场开出的载着贵宾的长轿车（后备厢里装满了大额钞票的手提箱和女士手提袋里的首饰）。商业主管：姆比拉老板。是他在各个有利位置上安排了信息员（在公司或者大使馆里；清洁工或者保安员……）和两处下货的地方（两栋临街的房子；一处在巴黎周边地区，一处在贝济耶，是用来处理皮卡车的）。轿车被卖到波斯尼亚。比拉的谨慎使得公司得以生存，但是收益也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和他说起的黎波里的事情，他马上就答应了。
他们知道要准时，而且几乎是挨着个儿到的，间隔时间很短，一个跟着一个，因为到姆老板家开会要遵守一定的礼仪。他母亲，一个阿尔及利亚老女人，戴满了金手镯，被指派守门口。她把来访者领到儿子身边就走开了，留下一个比较肥大的马里少女，她蹬着周仰杰牌高跟鞋（战利品，来源：一辆装着几百双十四厘米高跟鞋的挂车）。比拉脱下了长袍，换上了灰白色马海毛和真丝的三件套装。他让来访者坐在离床一定距离的地毯上，像古时候一样围坐成一圈。在马里少女给大家倒茶的时候，她特意将屁股对着七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她穿着黄色花布裙，腰上系着红色的皮绳，在最后一轮裙下的扭动之后就走开了。姆老板很享受他的新宠带来的效果，他叉开腿站在房间正中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关于将——来——的。”他们像看一个恶人一样地看着姆老板，自愿屈从于他厚重的魔力之下。“这几个月我们过得很自在。不是吗？”他低下头眯着眼，忍住了一个哈欠：“不是吗？”“是的，姆老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有新生意？”“非常正确。新生意……我们开始做可卡因……武器方面，我们的目录让人瞠目结舌。迫击炮……冲锋枪……GoPro运动摄像机。我们的新伙伴希望能够扩展……合作。我就靠你们了……但是我要给你们看一段影片……不会很长……”
一段一刻钟左右的影片让他们忘记了那个小胖妞。摄像机跟拍了伊拉克的一个“圣战”小分队。崭新的吉普车，满载重型武器的皮卡车，一些极易操作的装甲车。大胡子军队在棕榈树间的沙地里开辟了一条道路。他们的身后是坍塌的房屋和焚毁的村庄。他们紧贴着镜头，时不时地来条评论，很简短，句子都不完整：“噢，老板，一个高迈特……全新的……就像……”姆比拉老板调大了声音。有些时候，就像今天这样，他非常自豪给自己贴了这个比拉的标签。他们听到圣书回响在身体里，回响在细胞组织里。他们好像从长眠中醒来。
“老板，他们好像飞起来了……”“是的，他们飞起来了，还挂起了伊斯兰的旗帜……他们飞向了胜利，感谢真主。”“感谢真主……”
在这段小插曲之后，比拉非常轻松地向他们灌输着将来的情景。“我们要放缓现在的一些生意，同意吧？我会每周都补给你们本该赚到的钱。我们正在筹划一次重大行动。拿撒勒将要受到惩罚……”
哈利再次回顾了所有的事情。如同每天下午结束的时候一样。为了反馈。至于手表……小区外围的大道上，汽车开过，放慢速度再次开过。司机们已经在电话里说了会来，并下了订单，他们耐心地等着有人叫他们把车停到靠着大街的某栋楼某道门前的平行小道上。他们把车停在门口，并不熄火，迅速赶到遮窗格栅后，交易只持续几秒钟，完事后他们就走人。姆比拉老板搞这个系统已经三个月了。正如他所说的，“比拉大道”的成功超出了他的期望。
从姆老板家走出来的时候，那七个家伙一声不吭。好像他们只是有点激动，反反复复地说着：“拿撒勒将要受到惩罚……”没有人听得懂他们在说谁。这个词让哈利灵机一动。比拉在他面前说过这个词。
夜幕降临了。他小心地穿过停车场后面的土堤，这是个混乱地带，合适做任何事情。乱倒垃圾，各种性交易，毒品。在踏上了“他的”地盘的时候，他挺直了身板，这里是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的荒地，是进入他的小天堂的苦难之地，空气中有股青草和灌木的味道，大塔尔特周边的雾气越来越浓，他的心情开始放松。
差不多到家的时候，他围着房子转了两圈，确定没有人看着他，然后爬上了一个坟头，地上露出两个通风管道，最后一次环顾了周边，确定没有人，他掀开了草地上的一块水泥石板，钻进了他的洞里，一间邻接魏尔伦楼锅炉房的不透光的屋子，姆老板以前的一个仓库，父母在车祸中去世后，姆老板就把他安置在这里。他把这儿称作“我的抗原子弹的掩蔽体。当大塔尔特被轰炸的时候，我将是唯一的幸存者。”电视机、影碟机、冰箱、整套的《米老鼠日记》、床垫、减压室、水龙头，就在锅炉的旁边。
如果没有姆老板，他就要去街上流浪或者住到一个满是疯子的公寓里。他整天都看到疯子。姆老板并不是他周围的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至少不用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这个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王国。在这里，他可以看书、吃饭、睡觉。独自一人。每天晚上，所有的邪恶都被他关在了门板之外。父母可以在他的梦里来看他，不受任何人骚扰。他和他们说话，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他们闯入梦境的频率并没减少，相反更多了。他把他们的出现记录在床垫旁的一个小本子里。在他们没有一声告别就走了之后，这些幻象减轻了他心头的沉重。
20.图尔贝伊—帕拉迪斯，巴黎大区，法国
我们在被称为帕拉迪斯遗址上发现了一处明显的中世纪锅匠作坊。在一个老坑里找到了一些铜盘和铜锌合金的盘子。经过探测和清点后，我们联系了区长，一个自称“中左派”的风度翩翩又很实在的男人，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他会尽可能为国家考古预防研究院的工作提供方便。工作的大方向和最后日期确定后，他把我托付给一个年轻的移民，告诉我这个人是他的行政管辖区域里一个重要的链接：“阿里·孔代在竞选的时候鼓动朋友们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一个以前的‘大佬’，街区种族歧视救援队的创始人之一，和以前的议员是朋友，议员和总统走得很近。阿里·孔代一失业我就请他到区政府来做事。他负责年轻人的事情。运动、娱乐、教育。有他在，没有人会打扰你们。”我很快就发现阿里·孔代，我的这个还没有被称为姆老板的保护神，其实是小区里的一个毒贩。我几次试着和区长沟通，却没有了下文。阿里是区域政权齿轮中一个重要的小零件。反正这不关我的事，区长是一个温和派，极易相处，而且工地上也从没有丢过东西。但是，我发现只要阿里来了，布哈迪巴先生就会走开。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