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江苏作协专业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及《疼》《盐》《裂》等。
猎奇与造奇：孙频小说中的博物、自然与浪漫
马明高
首先，我要郑重其事地说，这里说的“猎奇”，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为了使小说产生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或者说，产生一种强烈的奇异、奇特的感觉，作家大胆而地去“猎奇”，而且“猎奇”觉得还不够，那就勇敢地去“造奇”。孙频是勇于对自己的写作进行“革命”的青年作家。尤其是勇于在自己的小说写作中进行一次又一次“内部革命”的青年作家。这是我读了她近期的几个中篇小说之后，忽然产生的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
在小说写作中，为了让读者感到有一种耳目一新的“奇异”或“奇特”的阅读效果，这可能是现代主义小说一直在追求的一种“写作使命”。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不再是去“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以一种自由不羁的冷峻姿态，有意识地去“冒犯”或“挑衅”大众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审美习惯，采取一种不是为了“震惊”而“震惊”的“震惊”策略，从而刺激读者的眼睛和大脑，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耸人听闻”的、“瞠目结舌”与“震惊不已”的新奇感觉，仿佛“给公众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从而唤醒读者已经被各种理念与知识麻木的生命意识，开启他们对早已习惯并且置若罔闻的自然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反省与深思。这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所谓的“残忍的快感”即“震惊”，阿多诺所说的“新异性”。其思想在意识到自身受禁锢之后，可能在惊愕中获得解放。
孙频的中篇小说新作，不管是写北方小县城生活的《天空之城》，还是写黄河西岸、吕梁大山里离石山城中一所高等师专学校生活的《棣棠之约》，以及写南方大海尽头小渔村生活的《落日珊瑚》，都极具强烈的博物性、自然性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了冲击和粉碎在当下高科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全力挤压之下大众面临“经验灭绝”、过着“二手生活”的巨大“屏幕”之障，唤醒读者脱离虚拟世界，回到物质生活、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现实世界，回到真实的社会之中，鼓励和诱惑读者返回自然、返回生活之中、返回人本身之中，在过去极强的博物性与自然性的基础上，不惜在描写自然生活和博物性上去大胆“猎奇”，勇敢地在情节、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氛围营造上进行“造奇”，让读者觉得“在这个天地中，任何语词、任何色彩、任何声音都是‘新颖的’和新奇的，它们打破了把人和自然囿蔽于中的习以为常的感知和理解的框架，打破了习以为常的感性确定性和理性框架。由于构成审美型式的语词、声音、形状以及色彩，与它们的日常用法和功用相分离，因而，它们就可以逍遥于一个崭新的生存维度。”（赫伯特·马尔塞：《审美之维》）
猎奇，必须得有一颗对世界上奇特事物与奇异景观无比热爱的热情探索之心。孙频可能就是外表看似清冷羞涩而内心却热烈奇崛的女人。她说：“我自己为什么对这种边缘之地有兴趣，则大概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就带有一种边缘性，外在的清冷与内在的羞涩自动帮你阻隔了很多东西，也让你融不进很多东西。”（《国王与囚徒》）所以，她就极喜欢那些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之地。她认为，只有这些边缘之地才与文学的奇异、神话、传说、精灵等内在气质相契合。因此，她觉得只有在这些边缘之地才有可能产生奇异而独特的文学作品。
所以，其实从《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以鸟兽之名》等开始，孙频的小说已经具有了这种浓郁的边缘之地的自然风貌与文化特色。她这几年一直锲而不舍地创作的两类小说、即山林系列和岛屿系列，都是具有浓郁的边地文化精神。她对这些边缘之地极感兴趣，认为这里“最符合人类学家所说的极限区域”，认为在这些由“无数的云、无数的风，由雄伟的雷电和横跨海陆的彩铅”、或有无数的山、无数的河流和庙宇组成边缘之地，远离文明却充满了淳朴、蛮荒和“具备了魔法的植物”，充满了“精灵的痕迹”与“神的精神”。所以，她把这类文学作品称之为“边地文学”。
孙频写作的“猎奇”性，首先体现在于小说中极强的博物性。她近年的小说中，本身就充满了对大自然物质性书写的热情，充满了对过去历史与时代物质性的叙写。而且，这种书写的热烈之情，又外溢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可抑制的、对日常生活中大众少见的或已经被遗忘的事物的“博物志”书写。
“珊瑚屋多是用杯形珊瑚、柱状珊瑚、蔷薇珊瑚、多星孔珊瑚、石芝珊瑚、西沙珊瑚、澄黄滨珊瑚、扁脑珊瑚砌成的，而像鹿角珊瑚、石叶珊瑚、足柄珊瑚、厚丝珊瑚、顶杖珊瑚、刺孔珊瑚、则不大会被用来砌房子，因为太过细长。”这是“猎奇”，觉得还不过瘾,紧跟着的是用奇异的色彩与比喻的语言去进一步“造奇”：“这些珊瑚活着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死后则统一变成了惨白色，散发着一种类似于白骨的气息，荒凉中渗着一丝阴森。”（《锺山》2023年第1期，第007页）“其中一座，桉树架上又镶嵌了七里香、九里香、狗牙花、鸡蛋花、木兰花、六月雪、茉莉花等各种纯白色的花树，另一座则镶嵌了三角梅、朱槿、洋金风、火焰花、刺桐、凤凰、红缨树、红花檵木等红色糸的花树，热烈的让人睁不开眼睛，两座花屋看起来一红一白，交相辉映。”（同上，第013页）
博物性不仅延拓与验证了作家对自然世界充满无比热爱之心的自然主义写作观，而且，“猎奇”性的博物性叙写，很容易让其想象力延伸产生并“造奇”。譬如在小说《棣棠之约》中，作为一位大学讲师，热爱诗歌的戴南行去酿各种酒，或者是到柳林县黄河滩拾枣酿酒，应该就是日常之“奇”了，但作家让主人公去做了，“他跑到柳林的黄河滩上，那里种着很多枣树，摘了红枣回来，把枣捣碎，放在一只坛子里，再过个把星期，一坛红枣酒就酿好了。”在此“奇”的基础上，作家又博物“猎奇”：“除了红枣酒，他还酿过杏子酒、沙棘酒、山梨酒、野葡萄酒，甚至还把一种叫龙葵的野果釆来酿酒，酿好的龙葵酒色如墨汁，蘸着都可以写字，让人望而生畏。”顺着这种怪诞的龙葵墨酒，作家发挥想象力，延展“造奇”，将人物的行为叙写到极致：“戴南行不管，先自斟自饮起来，几杯酒下肚以后，嘴唇和舌头都被染成了黑色的。他趁着酒兴演讲的时候，黑色的舌头在嘴里一闪一闪的,吓得我们都往后退了一圈，空出一个微型的广场来。他独自站在广场的中央演讲，黑唇黑舌，激情澎湃，附带着一点果酒的芳香，像一个骄傲而邪恶的国王。”（《锺山》2022年第4期，第009、010页）1980年代物质条件的匮乏，立刻跃然纸上。人物个性的独特，现场氛围的营造与渲染，都骤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意象化的叙写，对“真实感”的极其重视，而且努力用独特的手法去呈现，是作家的写作目的。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家用似乎合乎逻辑的笔触延伸到大众所忽略的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这同样很快就出现了一种看上去十分悖谬而荒诞的场景。可是，正是在这种看似悖论的“猎奇”与“造奇”的叙写中，完成了在平常、平淡的生活中，在一群平庸的人之中,就有一个独立特行的人，充满着生活的激情、浪漫与梦想的表达目的。
再看小说《天空之城》，在写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服装与穿着的时潮变化中，也是如此得喜欢博物，喜欢在“造奇”之后继续“猎奇”：先是写县城人穿衣服都是向纺织厂的人学的。接着写纺织厂里女工多，而且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人。然后写女人扎堆的地方容易攀比，“女人扎堆的地方就会争奇斗艳，都不是要把对方比下去，而是恨不得直接把对方比死，这样才能最终产生花魁。”已经是“造奇”了，继续“造奇”升华意义与意象，“这种氛围对人简直有一种宗教洗礼的功能，生怕自己被潮流落下，所以每天女工们脱了工作服走出车间的时候，厂子上空都弥漫着一种妖气，由各种斑斓的色彩汇聚而成。”
在比“奇”而“奇”的基础上，作家还不罢休，还要继续通过博物性来“猎奇”：“每次服装和发型上有什么流行趋势，都是从厂里流向县城里，夹克衫、西装、皮衣、喇叭裤、健美裤、直筒裤、老板裤、萝卜裤、蝙蝠衫、文化衫、红裙子、格子裉、八角裙、一步裙、A字裙、超短裙”。博物“猎奇”后，还不过瘾，继续延拓去“造奇”：“像从河流上游流向下游，为此县城的流行趋势总是要比厂里慢半拍。流行西装的时候，人人身上晃里晃荡地裹着一件大西装，流行红裙子的时候，全厂上下一片红彤彤，有一种血流成河的恐怖感。”（《十月》2022年第4期，第006页）那个时代一个北方小县城的文化生态、流行趋势、人天生的攀比心理，以及大众群众的随大流、赶思潮心理，通过这一段叙述与描写，一下子就都显现与展现出来了。
所以，在孙频的小说中，这种历史感和时代感，不再是空泛的介绍与枯燥乏味的概念和语言，而是充满了时代特征的物质性，充满了时代特征的精神氛围或文化形态，以及人们的文化风气。这样，读者仔细阅读作品，就“好比从飞沙、麦浪、波汶里看出了风的姿态”，历史与时代的风光风景风貌，独特人物的形容笑貌，都会从一个一个干枯冷漠的汉字符号中还原出来，一下子显示出了内在的无限的活力与神釆。
孙频小说中的“猎奇”，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世界中自然万物的“博物志”书写上，体现在对人文历史的知识概念与文化智慧的介绍叙述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地方文化文史资料在小说中的独特使用上。
典型的就是在小说《天空之城》中，由于小说人物刘静和杨声约都是历史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前者是纺织厂子弟中中专毕业后又到县城高中复读上了历史硕士、博士的学者专家，后者是县城中学竭诚研究本土人文历史的高中历史教师，所以小说中贯穿使用了不少关于仰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知识与内容，但是，大都是现在和过去的历史书籍与历史文献中没有的奇特内容。因为这些大多是地方文史爱好者研究和发现的一些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内容。小说中写到上了大学以后的刘静，经常会以已经失踪的杨声约的名义，在“县文联办的一份历史文化方面的杂志《山水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昙鸾葬于汾西泰陵文谷”的研究文章。文谷即文峪，泰陵即大陵，即文水县，《水经注》中“文水出大陵县西山之文谷，东到其县”，其县就是孙频的出生地交城县。而交城县文联正好也办有一份刊物叫《山水交城》。因此，自然会让读者读后会有一种新奇、新异的感觉。读到小说《天空之城》最后，我们发现杨声约并没有彻底失踪，妹妹刘英到北京见到已经“博士毕业”“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不低”的姐姐刘静，她在一个“交通还算方便”的“很老的小区里”“一个人租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十月》2022年第4期，第036页）。刘静就请妹妹刘英吃了一顿饭，不让妹妹去她家里看看。此时的刘静尽管是单身，却竟然准备明年再考一个数学博士学位。妹妹决定跟踪刘静，到她住的地方看看。妹妹竟然看到“她的身边多了个人，她和那个人相互搀扶着，两个人慢慢从小区里走了出来，好像是准备去散步”。那个人是男的，而且是个瘸子。妹妹借着路灯和昏黄的落叶，“忽然看到那个男人有一张恐怖的脸，一道长长的刀疤从他的右额角一直画到左嘴角，猛地一看，他的脑袋好像被切开之后又缝合到了一起。更恐怖的是，我发现我认识这张脸。尽管已经毁容，但我还是在见到他的第一个瞬间里就认出了他。这张脸是杨声约的。”（《十月》2022年第4期，第036页）这当然是一种在情节设置上的“造奇”。由此可见，杨声约并没有彻底失踪，离开人世。所以，前些年刘静在县文联办的《山水志》刊物上发的那几篇关于地方历史文化的论文，很有可能就是杨声约写的。因此，回到自己家乡和到别处采风深入生活时，别的作家认为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那些地方文史研究资料，对于孙频来说，可能就可以触发灵感，写成小说，甚至激发起她在人物个性、人物心理、环境营造、故事创设、情节设置等更多方面的“造竒”。
“造奇”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一种别样的浪漫主义倾向与传奇色彩。这种浪漫主义倾向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人物心理的叙写上，而且体现在小说环境氛围的营造、情节和细节的设计和处理上，更体现在整个小说故事的创设上。《落日珊瑚》极具典型。小说中的人物“我”、阿梁、外婆、舅舅，以及那个最后才出场的艺术家，都是我们在当下的小说中很少见过的奇特人物。“我”在这个大陆最南端的木瓜镇长大，考上珠三角的大学，在广州、深圳和北京待了好多年，“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种南方人”，单身一人又回到木瓜镇想搞民宿旅游；阿梁，“我”的发小，“木瓜镇上的异人和清流”，从未出过远门，一直没有到外面打过工，父母离世，姐姐远嫁，找过一个女朋友，还跟别人好上，也不知跑到了哪里，孤自一人靠养虾养蟹、民宿旅游和喝茶种花为生；外婆九十二岁，脸上满是褶皱，仿佛树皮，扎着两只小辫，四肢干枯，犹如树枝，往那随便一坐，就是一个“树人”，但她是一个老酒鬼，顿顿喝酒，清早起来抱着酒坛子先喝两口，吃咸鱼要喝酒，喝番薯粥要喝酒，一天就能喝掉二斤酒，“把家里的酒都喝光，她就跑到镇上的小饭馆里赊酒喝，喝多了之后，摇摇晃晃地走到海边，躺在沙滩上睡着了”。就这样，也是“一见酒坛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一抱过洒坛子死活不肯再撤手，生怕别人抢了去”；舅舅以前是个渔民，靠打鱼为生，因独子打鱼淹死后，再不出海打渔，买私彩两年都没中奖，反欠一屁股债，老婆跟人跑了，只好跟老外婆相依为命，“却忽然开起了镇上第一家珊瑚民宿” （《锺山》2023年第1期，第007页）；艺术家更是一个倒霉蛋，个子高高的，长头发，后面扎个小辫辫，来到木瓜镇住了好几个月，竟然和阿梁的女朋友好上，想要在这里搞珊瑚民宿，却突然失踪了，不见了。最后才知道是被舅舅囚禁在海边红树林的灯塔的守塔人寝室里，成为“灯塔里长出来一株人形植物”，“拖着一头长长的头发，像一团杂乱的水草，身上破败的衣服和墙上的青苔融为一体” （同上，第023页）。小说的故事也很离奇，从造“树屋”到造“珊瑚屋”、“花屋”、“香料屋”和“夜景屋”，还有红树林里废弃的灯塔室，艺术家和阿梁的女友有去无归,舅舅经常“神灵附身”，整部小说充满了废墟、坟墓、荒园、惨白色的珊瑚屋、植物的绚烂缤纷、奇异的各种香料和异托邦的怪诞气息与神秘感，从始至终，流淌着一种恐怖的东西。
《落日珊瑚》不仅人物奇异、故事奇特，而且好些情节设置、细节叙写也很另类。譬如“我”来到了阿梁的那座香料屋里，“只见屋里新钉了几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他向“我”介绍着，这是荔枝香，那是孩儿香，它是瑞球香，“是把白檀香、降香、马牙香、甘松、山奈、香白芷、云母石、小儿胎毛，研制成末，用白芨水调和制成”。都是用奇异的香料、药物等配制而成的奇特香料。还有引路香、御衣香、八白香、留兰香等等。
作家由此升华概括道：“这简直是与中世纪炼金术相似的巫术，他通过这种巫术，让植物从有形化为无形，同时却成为了他那座巴别塔上最坚固最璀璨的材料。而他自己的格位，也从一个花匠、园艺师上升为巫师、魔术师。”（同上，第022、023页）的确，是一部当下小说创作中的“造奇”之作。
还有《棣棠之约》《天空之城》，以及《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等，小说中人物又何尝不是社会边缘地带的奇异人物，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每天创造的情节和细节，也都是些奇特的、怪异的，甚至是荒诞的。所以，在读孙频的小说时，“你就会看到各种瑰丽的景象，你就会听到各种明晰的音响，这些都是上帝发出的永久语言，祂在永恒中取法于万物，而又让万物取法于祂。”（柯勒律治《午夜寒霜》语）这种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学的传奇气质，自然会产生一种“事物的内在生命”。这些纷繁的尘世生命，这些奇特的万象百态，这些鲜活的精灵魂魄，都会以混杂而深厚的力量，冲击或感染着读者的心扉，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奇特的心境与想象的力量之中，“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高度融合的东西，仿佛正栖居于落日的余晖，浩瀚的海洋和清新的空气，蔚蓝色的天空和人类的心灵，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着主体和思想的客体，穿过宇宙万物，不停地运行。”（华兹华斯《丁登寺上游几英里处的诗行》）。
我忽然想起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浪漫主义的“象征性与内在化”时所说的话：“它在象征性和内在化的浪漫情境中发现了一种探索自我、自我与他人及自我少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认为想象作为一种能力比理性更为高级且更具包容性。”它“主张在自然世界中寻求慰藉或与之建立和谐的关系；认为上帝或神明内在于自然与灵魂之中，否定了宗教的超自然性，并用隐喻与情感取代了神学教义。它将诗歌和一切艺术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创造；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成规，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及政治规范，更强调个人、内心和情感的价值。”（转引自《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我仿佛觉得他悄悄谈论的，正是孙频的这些小说，或者孙频这些小说中的这些博物、自然与浪漫的“猎奇”和“造奇”。
2023年3月5日写于山西孝义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全国优秀网络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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