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贝松执导的科幻电影《第五元素》里有一段流传度极高的名场面:外星人女歌手用无懈可击的演唱技巧演绎了高难度的花腔女高音唱段,随后无缝对接到动感流行歌,将声乐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前面3分多钟的唱段实际上是来自19世纪意大利早期浪漫派歌剧《拉美莫尔的露西娅》里最经典的咏叹调“圣坛上的香烛已燃起……”,是第三幕中“疯狂场景”的独唱部分。故事背景让人毛骨悚然又心生悲叹:女主角露西娅在婚礼当晚精神失常,杀死了自己并不爱的新婚丈夫,手握匕首从洞房里走出,婚纱上溅满鲜血,恍惚中向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唱起来,回忆自己的真爱埃德加。
这段“疯狂场景”静谧中夹杂着些许诡异,需要情感爆发力和富有层次的表演,作曲家唐尼采蒂又煽风点火地加入了大量花腔炫技,对嗓音条件、舞台表现力和体力都是很大的挑战,因此一直是检验顶级女高音的试金石,既享受追捧,又让一些歌唱家望而却步。而这部歌剧,在法国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中,也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1、整个章节的浓墨重彩
惜字如金的福楼拜曾在《包法利夫人》中将近乎一个章节的篇幅献给这部歌剧,却在“疯狂场景”出现的前一秒突然打住。
“噢!别急呀!再待会儿!”包法利说,“她的头发都披散了:结局一准是悲剧。”
——选自《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
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看似只是情节所需,却又刻意得让人不得不怀疑福楼拜的用心。
福楼拜善于草蛇灰线,叙事结构布局严谨。通读《包法利夫人》不难发现,全书共三部,每一部的结尾都暗示了爱玛人生的重大转折:第一部结束于包法利夫妇离开托斯特,迁往永镇之前,并在最后一段着力刻画了爱玛将婚礼花束扔进壁炉焚烧的细节,说明爱玛在这段不死不活的婚姻中已心灰意冷,为后来在永镇的两桩情事埋下伏笔。而第二部则以包法利夫妇在鲁昂剧院巧遇旧相识莱昂结尾,为第三部中爱玛与莱昂的“旧情复燃”拉开序幕。
那么,为何在全书的一大叙事“枢纽”处安排这样一出戏,并让两人在这样的场合相遇?其实福楼拜早已在前文中留下线索。第二部第2章里,爱玛在与莱昂初次见面时就表达过想看意大利歌剧的愿望。后来两人在闲谈时又提到了鲁昂剧院的演出。对于长期在永镇深居简出的爱玛而言,除了去城里看歌剧,似乎很少有出现在社交场合的契机。可见,两人在剧院里的再次邂逅的绝非偶然。
福楼拜在这一点上可谓良苦用心,在前文中留下诸多蛛丝马迹。爱玛对意大利的向往见诸字里行间:她曾经的小猎兔犬佳利是意大利的(第一部,第7章)。第一部第8章里,昂代维利埃侯爵府的城堡是意大利风格的新建筑,那场令她终身念兹在兹的舞会正是在这座城堡里举行;舞会上,上流社会的绅士和衣着华贵的贵妇们谈论的也是意大利,让爱玛浮想联翩。
第二部第3章,给女儿起名时,爱玛首先考虑到的是所有带意大利词尾的名字。第二部第7章里,莱昂离开永镇去巴黎后,爱玛郁郁寡欢中开始学意大利文,买了几本词典、一本语法书和一大摞白纸……。可以说,意大利承载了爱玛对古典、异域、时尚与浪漫的所有想象。
2、歌剧选段中的良苦用心
然而19世纪有名的意大利歌剧一大把,为什么要选择这部意大利歌剧?
选择一部意大利歌剧,无疑有其社会历史考量。《包法利夫人》出版于1857年,故事大概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Roger Bismut曾根据书中的细节推测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线,认为爱玛是在1838年结婚,1846年去世。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在欧洲享誉甚高,而巴黎则是世界歌剧艺术之都,不少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曾旅居巴黎,包括作为“美声三杰”的罗西尼和唐尼采蒂。
爱玛去鲁昂剧院看剧时,正是《拉美莫尔的露西娅》在欧洲炙手可热的时段:继1835年和1838年先后在意大利和伦敦首演大获成功后,1839年唐尼采蒂又根据意大利文台本改编了一个法文版,于8月在巴黎文艺复兴歌剧院首演,引发热烈反响。法文改编版的推出,无疑更助益这部剧在法国外省的推广。所以,虽然有学者说,在当时的法国要想听到高品质的歌剧就得去巴黎,但也不妨碍人们在外省看到这些时兴的剧目,尽管演出效果对比巴黎版来说可能大相径庭。
《露西娅》从题材来说,既契合小说中的外省风俗,又与爱玛内心的情感相呼应。它改编于英国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拉美莫尔的新娘》,以17世纪苏格兰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为原型,讲述了一个类似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露西娅与埃德加相爱并约定终生,但家族的世仇使他们的恋情遭遇重重阻拦。为了政治利益,露西娅的哥哥从中作梗,设计让她误会埃德加变心,拆散了这对情侣,并强迫妹妹嫁给他的政治盟友阿瑟·巴克洛勋爵。露西娅心灰意冷签下婚约,埃德加正好从法国回归目睹了这一幕,他发誓两人恩断义绝。得知真相的露西娅伤心欲绝,在婚礼的当晚发疯,用匕首杀死了新郎,并神志不清地在宾客面前唱起了情歌,随后香消玉殒。
感情纠葛、家族斗争、情侣反目、高能发疯场面、殉情而死,以及引得掌声不断的炫技唱段,几大迎合公众趣味的元素都在了。这正是当时意大利歌剧的典范,既能满足观众的肤浅趣味,又能将艺术品位完美融合。倘若换成法国梅耶贝尔式大歌剧,或者类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样的喜歌剧,时间上看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与本书“外省风俗”的副标题却不那么相称,与小说情节的呼应也会大打折扣。
翻阅欧洲19世纪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很多作家都曾将歌剧作为小说中重要桥段的背景(比如《基督山伯爵》《安娜卡列尼娜》),借以烘托人物的情绪,抑或呈现其社会地位。在《包法利夫人》里,第二部最后一章既是为爱玛的另一段恋情拉开帷幕,又别有意图。爱玛集优雅与粗浅于一身,这在她观剧时的心理活动中展露无遗。进入剧场的她“腰挺得笔直,神态犹如公爵夫人那般雍容大方”,仿佛剧院的烛光和华丽装饰能让她摇身一变,成为上层社会名流。乐池烛光亮起,她立即跟随音乐进入剧情,回忆起少女时代阅读小说的那种氛围,耳边似乎听到苏格兰风笛低声回荡。
3、推动情节发展的点睛之笔
福楼拜在这里特意设置了一处留白。细心对比司各特的原著和唐尼采蒂的歌剧可以发现,改编后的歌剧虽然仍然遵循了小说的故事线,但实际上对人物和氛围的处理有很大的变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在歌剧里被改造得浪漫十足。阴郁而克制的男主埃德加被充分赋予了浪漫的色调,甚至有些浮夸做作。而原本像夜后一样狠毒的老阿仕顿夫人却在这里被弱化成一个已经逝去且似乎生前十分慈爱的母亲。
二者的种种不同,在早已熟读过原著的爱玛看来却似乎并不存在。她任凭自己跟随女高音的思绪悲叹爱情,目光片刻不离热情似火、体格矫健的男高音拉加尔迪,上一秒还煞有介事地悔不当初,觉得自己应该“像露西娅一样矢志反抗、苦苦哀求”,下一秒又幻想着投入拉加尔迪的怀抱,两人双宿双飞。《露西娅》让她对婚姻有了片刻的顿悟,又在她的心中重燃起欲恋之火。
1991年版电影《包法利夫人》是名著改编中的经典,于佩尔特别的气质和教科书般的演技无不令人惊叹。遗憾的是,电影把爱玛观看歌剧的这一段省略得只剩下乐团开始奏乐和第二幕落幕了,中间爱玛如痴如醉、感叹连连的心理活动都被一一删去。考虑到歌剧的阵容和经费,这一操作或许情有可原,但爱玛与莱昂相遇后的一处细节更改则是大大不妥。
原著中,莱昂与包法利夫妇一同观看了歌剧第三幕的第一场,在这约15分钟的时间里,爱玛内心激荡,往事一幕幕,过去未竟的恋情被唤起,她的心已走远,再也无法专注于舞台。但这时的她仍然是被动的、迟疑的。直到最后莱昂问起“您爱看这戏吗?”,爱玛才顺势说“不大爱看”,转而三人一同离开了剧院。需注意,福楼拜用“风度洒脱”一词来形容多年未见的莱昂——巴黎的生活已然将他从当初那个羞怯的书记员变成了风月场里处之泰然的绅士。而电影里,莱昂仍然一脸羞怯地与夫妇俩问候,并且在他们相遇后不到1分钟,爱玛就主动提出要离开。福楼拜笔下爱玛复杂的心路历程,莱昂性格的变化,在这样突兀的改编下无疑大大失去了力度。
福楼拜似乎总是刻意让夏尔·包法利这个乐天派充当推动情节发展的中间人。比如爱玛与第一位情人罗多尔夫的相遇便是在夏尔看诊时发生。罗多尔夫不怀好意地邀请爱玛出去骑马,夏尔不但毫无防备之心,反而为了妻子的健康不停鼓励她接受邀请,出去散心。甚至爱玛与莱昂的再次相遇也是通过夏尔,是他在中场休息时遇到了莱昂。后来,爱妻心切的夏尔为了让爱玛开心,建议她单独留下来再看一遍歌剧,无疑又为她和莱昂的再续前缘制造了契机。助攻有道的夏尔啊!
再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句话:
“噢!别急呀!再待会儿!”包法利说,“她的头发都披散了:结局一准是悲剧。”
正是在这里,露西娅刚刚杀死了他的新婚丈夫,浑身沾满鲜血,开始了“疯狂场景”的演唱。福楼拜是真狠,他让夏尔无意间充当了爱玛悲惨结局的宣告者。看过小说结局后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段,会发现剧中露西娅的疯狂而死与小说中爱玛的服毒自杀相互呼应,两人的死皆因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尽管她们在性格上如此不同。
如此看来,福楼拜对“疯狂场景”的省去可以说恰到好处,他既已为爱玛的死做了周全的构思——甚至查阅了服用砒霜后的症状,那就不必通过一段众人皆知的“疯狂场景”来预演一遍,那将是一个大工程。再者,如果真让爱玛看完让人唏嘘不已的这一桥段,目睹舞台上一个女人因受男权压迫失去真爱,发疯死去,先前15分钟的静默时刻所积攒起来的欲念岂不是很可能被削弱殆尽,剧情也可能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一留白足见福楼拜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
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丹尼尔·斯诺曼在《鎏金舞台:歌剧的社会史》中提到,19世纪法国的地方歌剧“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始终是糟糕的唱功和演技,外加粗糙的制作”。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包法利夫人》里的这段演出。其实福楼拜在对演员拼命煽情的描写中便已暗示了鲁昂剧院这场演出的做作与庸俗。夏尔的那句“她的头发都披散了:结局一准是悲剧”也无不说明这样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名场面在当时的剧作中司空见惯,让人一看便知结局。
最后福楼拜又从爱玛的视角做了一番评价:
可是爱玛对剧中人物的痴狂已经不感兴趣,而且觉得女演员的表演也太过火。
“她嚷得太响了。”她转过身去对专心听戏的夏尔说。
究竟是借爱玛之口来讽刺拙劣的表演,还是意在说明爱玛此时心猿意马、无心看剧的心情,又或者是暗示爱玛在艺术欣赏方面的浅薄——正如翻译家李健吾所言,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似乎三种猜想都可能成立,甚至可能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