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金庸笔下的大侠形象，恐怕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大侠郭靖。写出这部《射雕英雄传》，作家金庸才算是真正一举成名，让许多雄心勃勃的武侠小说作家或想写出更好的武侠小说之人望尘莫及。书中的主人公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也成了武侠世界中最突出、最崇高、最正宗的光辉典范。只不过，这部小说的真正成就，却不仅仅是因为它写出了一个大侠的典范；而郭靖的形象，也不仅仅是一个“侠”字可以了得。
《射雕英雄传》的非凡成就，首先是因为作者将西方文艺小说的“成长模式”引入了武侠小说之中，并且在洋为中用、“今为古用”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发挥。这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还能品味再三；不仅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写法，还在无形之中提高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品位。所谓“成长模式”，说起来很简单，那是一种注重描写一个人(青少年)成长经历的故事模式。这模式不光是讲述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同时还特别注重其成长过程之中的心理反应、感受及其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从而使得小说人文内涵大大丰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由于成功地引入了“成长模式”，不仅使金庸的小说创作在其原有的，由江湖传奇和历史背景这两“维”搭成的武侠世界，成功地找到了它的“第三维”——人生故事。更重要的是，以此人生故事/第三维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线索，实际上也就真正改变了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叙事方法与方向。金庸先生此前的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等，都是以“事”作为其结构线索，不仅容易出现情节分散、头绪凌乱的毛病，同时也很难写出特别突出的人物形象。《射雕英雄传》一改旧习，以“人”为本，而且从头道来、从主人公小时写起，则不仅焦点集中，让孤儿郭靖的成长故事，始终牵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弦；且能更好地刻画人性、抒发作者的人文情怀，从而使之具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人文内涵。
其次，正因为要写主人公郭靖的成长故事，作者自然而然地要更加重视主人公的性格及其发展。我们看到，在这部小说中，郭靖的故事本身无不是他性格的自然表现，而他的性格始终在推动他的人生故事向前发展。假如他在非常幼小之时不是那样善良忠厚而又倔强固执地救了神箭手哲别，哲别当然不可能成为他的师父，成吉思汗也不可能对他另眼相看，那么他和他妈妈的命运就会重写。假如他不是本性质朴热情而且赤诚待人，扮成小叫化的黄蓉就不可能对他倾心相爱，那么他的中原之行就会完全是另一种路子。假如他不是信守然诺而且天生大胆，他就不会黑夜上山，以至于被陈玄风抓获，又杀了陈玄风，从而被梅超风当成死仇；假如他不是天生侠肝义胆打抱不平，自然不会在中都北京与杨康那样死缠滥打。当然，假如不是他天真烂漫且头脑不大会转弯，老顽童固然不会与他一见如故，一面结拜兄弟、一面骗他学习“九阴真经”；假如他不是天资鲁钝、处事不精，他与黄蓉之间也就不至于会有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其余种种，不必再多举例，他的成长故事，大致上可以以此类推。
再次，是作者一反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的一般模式，非但没有将郭靖写得像陈家洛那样的文武双全，甚至也没有将他写成袁承志那样的聪明伶俐，而是故意将他写成一个天资愚拙、傻头傻脑、让人怀疑是否有智力残障之人。他不仅开口说话远比正常儿童要晚，而且似乎天生反应迟钝，口齿不清，常理不明，甚至终生不善言表。这样的天分基础，无疑是他成长、成才和成功巨大的障碍。这种形象不但令人格外同情，同时更令人疑惑，这位主人公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如果能成，又怎样才能够做到？作者的这种设计，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当然难题一旦解开，读者就会加倍地欢喜。
最后，在郭靖的人生中，环境与命运的力量也不可忽视。他的父亲郭啸天不愿意做亡国奴，从山东逃亡到南宋都城临安，谁料到就在南宋皇帝的卧榻之侧，也还是难免金人之祸。只因为金国的王爷完颜洪烈看中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就使得杨、郭两家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郭靖的母亲李萍也不得不从山温水软的秀丽江南来到风沙苦寒的大漠草原，以至于郭靖一出世，就是一个贫寒苦命的无父孤儿。而另一方面，这命运对郭靖却又不是一味的苛酷：在大草原上与蒙古民族一起生活，养成了他的敦厚天性，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进而由于全真弟子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一场具有侠义精神的豪赌，不仅让江南七怪主动来到大漠蛮荒，免费教授他十余年武功，也因此在他成人之际回归中原故国，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奇妙人生之旅。这种人力不可抗拒的命运，实际上又为他准备或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英雄/侠义人生的超级大舞台。
在郭靖的人生故事中，最出人意料，最精彩动人，也最发人深省的，首先当然是他学艺成才的部分。看起来，郭靖这样一个性格憨实、大脑迟钝、天资愚鲁而且家境贫寒的孩子，居然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武功高手，且最终居然小小年纪就获得了上华山与当世武学大师黄药师、洪七公等人一争高低的功力资格，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神话。然而，在郭靖的学艺成才之道的传奇之中，不仅有一定的学理依据，而且还有不少经验值得后人总结和汲取。
我这样说的基本依据，是至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没有我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全面、深刻和清晰。人类的智慧之谜，尚有极多的问题和材料亟待分析和整理。世间上的诸多白痴天才，就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真正“合理”的解释。郭靖不是天才，当然也不是白痴，他的成才之路另有奥妙，或者说另有规律可循。
在柯镇恶等江南六怪的眼中，郭靖显然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笨孩子。有时候，他们简直觉得郭靖这个“笨蛋”是孔子门下的宰予那样“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坛”。只不过郭靖并未“昼寝”，更不懒惰，与宰予大大地不同。当然这不同非但不能给江南六怪带来安慰，反而让他们更加忧心如焚：聪明的孩子能够举一反三，甚至闻一知十，而郭靖则恰恰相反，闻十而不能知一。面对这样的一个笨学生，他的六位师父能不极端失望？
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看问题，就不难发现，郭靖练武进展缓慢，其原因不但在于郭靖的愚笨，也在于师父的教育方法不当。一，江南六怪的教育方针就大成问题，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为的是要郭靖在18岁的时候通过一场比武考试。二，他们的教育方法也不是循序渐进，更不是细心诱导；而是大搞题海战术，满堂灌，六位师父对一个学生进行车轮战。别说郭靖生来不大聪明，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车轮大战也要被搞昏了头。三，江南六怪大多天资聪敏而性格急躁，与郭靖恰好相反，但师父们压根儿就没想到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生，而总是要求学生要无条件地服从先生，这样当然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与其说是学生愚笨，不如说是先生教育思想太不高明，根本就不懂得因材施教的基本道理。这使得郭靖的“小学”阶段，简直苦不堪言。
相比之下，全真派掌门人马钰的武功见识和教育方法就要高明得多了。这马钰是出于好心，主动前来授课，但又不想让江南六怪知道，当然也就不能让郭靖知道，所以将正宗的全真派内功心法、复杂的原理公式口诀全都“化”入如何呼吸、如何睡觉、如何走路的游戏般的训练之中。郭靖对此兴趣盎然，全无考试的负担，全身心投入之后，收效大为可观。马钰创造的这种“游戏教学法”，使得郭靖大大开窍，虽非一日千里，却也基础扎实、进展不慢。这就更进一步证明，郭靖并非江南六怪所以为的那样“朽木不可雕”，问题不在于郭靖的“愚笨”，而在于教学方法是否对路。要不是马钰给郭靖开了这个免费“中学”夜校补习班，郭靖始终在江南六怪的小学中，只怕永远也不能真正成才。
马钰比江南六怪高明，当世武学宗师洪七公当然又比马钰更高明。遇到了洪七公，黄蓉略施手段，就让郭靖开后门进了“大学”。洪七公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郭靖天资个性和武功学识的短长。因而一开始就确定了因材施教的方针，为郭靖单独专门开课，教的是适合郭靖性格和特长的降龙十八掌。这套简单易记、易学难精的降龙十八掌，就像是专为郭靖量身定做；正如黄蓉所学的那套复杂纷繁、变化无定的“逍遥游”也等于是为她所量身定做的一样。洪七公不但为他们设计了不同的教材，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而且还实施了完全不同的教学计划。要求郭靖的是招招重复、步步为营、千锤百炼、稳扎稳打，久而久之，郭靖终于脱胎换骨，开始得窥高等教育的门径，与当年被斥为愚笨不堪、“不及格”的“小学生”相比，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郭靖的高手之路，当然并非到此为止。受了“大学”教育之后，还有多年的“研究生”阶段。他一面跟着洪七公继续自己的学业，一面广泛观摩学习当世高人各种各样神奇美妙的武功。具体说，他曾在桃花岛上与全真派高手老顽童切磋数日，不但学习了空明拳、双手互搏，而且还被老顽童巧妙灌输了“九阴真经”；继而又有幸观摩过东邪黄药师与西毒欧阳锋的比武，观摩了欧阳锋与洪七公的大战，进而自己还亲自上场与欧阳锋进行了一场实习之战；再后来又亲眼观摩了一灯大师的一阳指绝技，还聆听了大师对“九阴真经”要诀的讲解··…这样，郭靖就一一见识了天下武林之中最杰出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功，而且在此之外还研习了老顽童的独创绝技和独一无二的“九阴真经”，由此步入一流高手的境界，就绝对是合情合理、丝丝入扣。
郭靖的成才之路，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总结。他的个性，可以说是长短分明，如果看到他的毅力、专注、勤奋、质朴忠厚和胸襟博大等诸种优点，而不是单纯片面地强调那种简单划一的智商，就不会对郭靖的成才感到过分的惊讶。相反，如果对郭靖成才的内因和外因做出认真的研究分析，不仅可以鼓舞无数天分不高、甚至“智力低下”的儿童，进而还可以进一步解开人类的智慧之谜。
郭靖的中原之行，原本是为了一场比武，附带做一次复仇之旅，但结果却是首先成了一段浪漫情感之旅，其次是一段饱览故国风光的文化之旅，再次才是学艺成才之旅。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黄蓉有关。是黄蓉对他倾心相爱，然后陪伴他做一次非常精彩的故国神游；是黄蓉指点江山历史风物、教他文化艺术经典，然后再巧妙安排他拜师学艺、提升他的武功境界。
如果说郭靖的中原之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长、成人阶段，那么黄蓉就是他文化、精神方面的人生导师。而黄蓉之所以如此，则可以视为对郭靖性格和人品资质的最佳证明：若不是因为他“可爱”，黄药师的掌上明珠、聪明美丽的黄蓉又怎么能够对他一见倾心，而且始终一往情深？黄蓉慧眼识英雄，一方面需要真有慧眼，而另一方面则需要真有英雄资质，否则这段佳话、这份情感、这个故事就全都无从谈起。
郭靖与黄蓉相亲相爱的奥妙在于气质上的异性相吸，而他们关系和谐的秘密则是性格上的自然互补。明白说，就是在非原则性的一应小事上全都由黄蓉说了算，但在一些原则性的大事上却要看郭靖作何主张。也就是小事看黄蓉，大事看郭靖；平常看黄蓉，非常时刻看郭靖。有趣的是，郭靖即使是练成了威力奇大的“降龙十八掌”，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性格和作风并无改变，还是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傻小子，黄蓉叫他向黄药师磕头就磕头，为什么要磕头却还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基本上，在他们的浪漫旅程中，郭靖在绝大部分的时间中都是老老实实地甘当小学生和好学生。
但郭靖也有不那么“听话”的时候，这就显示出他的性格的另外一面，甚至可以说是更本质的一面。郭靖与黄蓉的恋爱关系的几次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一次是拖雷等人来到中原，质问郭靖是否要抛弃华筝公主、娶黄蓉为妻？面对黄药师的巨大威胁，郭靖还是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很简单，他如果抛弃华筝就会违背道德原则。
第二次是他们在桃花岛上发现了朱聪等五位师父的遗体，郭靖认定这是黄药师所为，因此毅然离开他所至爱的黄蓉。原因也很简单，师徒伦理高于个人的爱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杀师仇人的女儿相亲相爱。第三次是黄蓉帮助郭靖攻陷撒麻尔罕城，立下头功，黄蓉要求郭靖乘机向成吉思汗辞婚，郭靖也答应了，但事到临头，却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不忍见到蒙古大军屠城的惨剧继续发生，请求成吉思汗下令制止。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牵涉到是否遵守诺言、是否重视师徒伦理、是否关注苍生性命，但都是原则性的问题，不可忽视，更不可违背。尽管郭靖平常一直是头脑简单且生性随和，但在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是容易认死理，越会固执地坚持原则。尽管明知会对黄蓉造成极大的伤害，且无疑会一次比一次严重，但郭靖仍是不得不为，所以就坚持做了。以上三件事，一次比一次关系重大，也正好划出了郭靖成长和成人的精神轨迹。
值得一说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郭靖的成长之路写得一帆风顺，上述道义原则和个人情感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个人品质和双方情感的自然考验。进而作者还写到了郭靖的精神危机：那就是他对学武练功的目的与作用深感惶惑茫然，乃至想要忘却自己所学的武功。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血腥的屠杀，也因为他母亲的惨死、心上人黄蓉的离别，使他失去了继续前行的信念和目标。更有趣的是，丘处机向他灌输大道理，他还并不信服，并非因为丘处机所说的那些道理不对，而是因为这个说道理的人在郭靖的心中没有足够的分量。直至在华山与黄蓉重逢，再加上受到洪七公侠义形象的感动，才真正解除了他的精神危机，使他的侠义之心，变得更加坚定。
所有这一切，不仅刻画了郭靖的性格，写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同时还为郭靖最后走向襄阳抗敌前线——也是他侠义人生之路的真正巅峰——做出了铺垫。最后，得知蒙古大军即将进攻襄阳，郭靖、黄蓉立即前往报讯、救援。依着黄蓉的意思，是尽力而为，当真危机难救，大可一走了之，但郭靖对此却不能同意：“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精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黄蓉只好长叹一声：“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①
郭靖年纪渐长，武功渐高，见识渐广，心志渐开，德行渐固，他的形象也随之逐渐高大起来，在《射雕英雄传》中，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作者写郭靖的笔墨，虽说不上全都是自然精巧，但人为编造的痕迹毕竟暴露得不多。
不过，对于作者不仅要把郭靖写成武林高手、人间大侠，还要写成思想精英和文化英雄，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指的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不仅写郭靖的精神危机，还写他的思想深化，让他说什么“成吉思汗、花剌子模国王、大金大宋的皇帝他们，都是以天下为赌注，大家下棋”①；最后又对成吉思汗宣讲“英雄”的真义：“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你南征西伐，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②等等。虽然都是些非常正确的“点题”，但这显然是把书中人物当成了作者的传声筒。要说郭靖这样一个傻小子突然变成了思想家，而且还能超越历史时空的局限，说出现代人都说不出来或不敢说的话，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置信。
其实，郭靖最后去见逼死他母亲的成吉思汗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思想境界。作者让他做出超凡的行为，却未免忽视了他对自己母亲的真实情感和对母亲自杀这一事实的深刻矛盾。《射雕英雄传》一书中郭靖形象的不足，也正是作者对此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矛盾写得不够丰富，更不够深透。或许，这是要写出一个“大侠”形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更加高大，但也更加没有性格光彩和人文深度。之所以如此，我想要么是前面将他写得太傻，要么是后面写得太假，中间缺乏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
不过，对于正统和正宗的儒家礼教传统观念，假如不是太傻，谁会像他那样不假思索地就完全相信而且会身体力行？进而，假如不对这种儒家精神典范弄虚作假，别人又怎么能相信并崇拜他？说到底，这恐怕不完全是作者的某种粗心或失误，其实是儒家精神本身的一种矛盾和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