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的马王堆帛书里藏着哪些中医文化。因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墓，故名马王堆墓。共三座汉墓，一号墓是汉初丞相轪侯利苍，二号墓是利苍的妻子，三号墓是利苍的儿子。地面是两个大小相等的土丘，高约16米，底径约40米。墓坑的形式基本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北侧有墓道。

一号墓的规模最大，墓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另外两座墓较小，只有3层台阶。墓底和椁室都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这使得墓里的东西能够完好保存。马王堆汉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因墓的建造和密封条件良好，多保存完整。其中珍品多多。一号墓的丝织品，品种多，做工精美，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技巧。特别是素纱禅衣，重量仅有49克，薄如蝉翼。还有一号墓中的彩绘漆棺，时隔千年，依然色彩鲜艳，造型精致，活灵活现。三号墓出土的10万字帛书，记载了古代的历史、哲学和科学等内容，整理后发现了许多佚书，如《五十二病方》，弥补了史学研究的诸多不足。

二号墓更是出土了一具湿尸——辛追，外形完整，身体还很柔弱，关节甚至还能活动，几乎与刚死之人一般，这是世界上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它与尸腊、泥炭鞣尸、埃及的木乃伊都不同，是另一种特殊的尸体，震惊世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南朝西汉海昏侯墓，是2011年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是汉代铁河古墓群的组成部分。到2015年10月底，已完成对墓园、3座祔葬墓、主墓藏阁和1座陪葬车马坑的清理工作。根据汉中出土的文物带有“南昌”、“汉”、“昌邑二年造”、“昌邑九年造”等文字，基本可以判定墓的主人是汉武帝之孙、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墓园以海昏侯墓为中心，面积大约有4万平方米，外围有保存完整的墙。现发现有8座墓葬，1座车马坑。出土的文物有上万件，包括有10余吨的西汉铜钱、诸多的青铜器具、成套的编钟、珍贵竹简等等。展示了西汉贵族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最高的手工业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状况。发掘至今，已创下了多个“首次”和考古之最。如主棺室中出土的一组漆器屏风，上有孔子的画像以及有关孔子生平的文字，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主棺的外棺中有多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总重超过78公斤，加上这些，整个墓出土的金器数量刷新了中国汉墓考古金器的纪录。墓中出土的竹书《论语·知道》篇有可能是《齐论》版本，如果完全解读，将会给学界带来新的研究成果。另外，这还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而对于海昏侯墓的发掘与整理仍在继续。

这两座汉墓都是我国考古的重大成就，都出土了非常珍贵的文物，为研究我国的历史，弥补空白，起了重大作用。从规模上来说，海昏侯墓规模更大；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说，海昏侯墓之丰厚也十分罕见；但就考古意义上来说，两者各有千秋，都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

这些珍贵的早期典籍，为孔子儒学研究提供新证据，带来新认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第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往往会更有效地解决文献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论语·泰伯》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历来解释往往扞格难通。

今据郭店竹简《尊德义》篇“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强也”一语，可见孔子本意绝非愚民，而是指要按照民众的常性去进行教导，这样人民就服从命令；

如果民众不服从命令，就要尽力去了解民性民情，弄清其中之原因。这对于正确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第二，有助于反思近代疑古思潮造成的“伪书”疑案，重新认识相关典籍的真伪、年代及内涵、价值等问题。清末以来，伴随国难加深与西方文明的强势侵压，源起宋代的疑经、辨伪风气因缘时会，迅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蔓延开来，产生深厚影响。

由于疑辨过深过苛，造成大量典籍文献的“冤假错案”，客观上亦助长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在孔子儒学研究领域，许多原本可靠，与孔子、孔子弟子关系密切的文献、典籍被判为伪书或成书年代大幅置后，以致孔子儒学几无可讲，孔夫子也受到严重“矮化”，甚至沦为“空夫子”。

而新出土文献以其原始性和近古性特征，以及与传世文献相似或相近的联系性，往往直接证明某部曾被判为伪书的典籍实为真古书。

就孔子儒学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诗论》与今本《诗经》，武威汉简《仪礼》与今本《仪礼》，郭店简、上博简与《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的比较研究，均堪为典型案例。这些实例，引领学界反思“伪书”公案，重新认识古籍成书、年代及相关儒学史、思想史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献的成书、传流情况往往非常复杂，绝非简单对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当代纷出不穷的出土文献，应该平心静气地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细致比较。

其间一要注意整体的视野，即二者皆属于古文献，完全可以进行平和的“对话”；二要注意历史、动态的眼光，即要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观看、认识、思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间的差异，才有望获得符合或接近事实的认识。

第三，有助于重新认识和思考孔子与六经的问题。在疑古思潮兴盛时期，孔子与六经关系遭到严厉否定。

例如，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指出：“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

随即又分别判定：“《易》与孔子无涉”，“《春秋》诚有功于文献”而“不胜后儒之虚美”，“今传《诗》《书》，出秦火之后，亦不复当时孔子诵说之旧本”，等等。

实际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对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钱先生如此，其他激进学者就可想而知。

地下文献的问世，推动学界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

1986年，金景芳先生发表《孔子与六经》一文，重新肯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称六经为孔子的“珍贵遗产”。

此后，在孔子与具体各经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往往得出肯定性的意见。

例如，就孔子与《周易》关系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并有孔子阐述《易》道的大段记录，可见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不容否定，孔子确应为《周易》“某种意义上的作者”。

就孔子与《春秋》关系而言，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与《春秋》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孔子是《春秋》一定意义上的作者。”又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一篇，是孔子关于《诗》的详细论述，多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由此，孔子与《诗》之关系，亦获得进一步之证明。

第四，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不仅有助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从更深层次看，还将推进学界对古书成书规律的认识。同时，在比较过程中，新出土文献也会“激活”一些原被忽略的传世文献或其一部分，从而使其发挥独特的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文献传流问题实现更深层次的认识。

就孔子儒学类文献而言，达到这一层面的认识水平，也同时意味着对孔子儒学传流、衍化的轨迹、规律达到一个崭新的认识水平。

比如，当代学者对六经源流，孔子遗说形成、传流等的研究与认识，实际也代表着学术界对孔子儒学之形成、传流的最新研究和认识水准。

第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孔子弟子与儒学的传播问题。

由于资料限制及疑古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儒学的研究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这一线三段，而忽略了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孔子弟子即所谓七十子。可以说，百年来七十子研究的缺位，恐怕是孔子儒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断层。

新近问世的大量地下文献，尤其是郭店简、上博简中直接与七十子相关的简篇，呼唤了七十子之学的新生。

这些出土文献增添了七十子研究的必要新材料，是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前进的最重要动力。

此外，新出土文献“激活”了《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中大量关于七十子的传世材料，对孔子弟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一条件下，不少学者进而反思、探讨孔子去世之后，弟子间的分化、成派问题，也就是所谓“儒分为八”问题。

逐渐认识到，“儒分为八”未必即意味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反映更多的，应该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分散各地，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对孔子儒学进行传播、发展的新样态。

概言之，战国时期的孔子儒学的广泛传播，既是孔子学说自身的内因，亦与孔子弟子的奔波、努力有关。

由孔子到其弟子，无论从时间，或是从空间而言，孔子儒学都经历了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功完成，初步展现出孔子儒学旺盛、深厚、坚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