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叛徒顾顺章绝对是装逼作死的典型王宁是怎么把自己作死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通过装逼把自己作死的。

从小工头到“打狗队”负责人，生活作风逐渐腐化顾顺章原本是烟草公司的一个小工头，参加工人运动，加入共产党。1926年，根据组织安排，他与陈赓一起到苏联学习情报技术，化妆易容、魔术杂耍，样样精通，据说还会缩骨功。1927年回国，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并担任总指挥，逐渐成为党内的风云人物。

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时，能力出众的顾顺章担任三科科长，也就是负责惩处叛徒的“红队”（“打狗队”）的负责人，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这个时期，顾顺章表现出色，对叛徒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逐渐高升的顾顺章，思想境界没有逐渐升华，反而开始腐化。他常常以工作需要为借口，进行合法的吃喝嫖赌。他的行为在当年引起了热议，陈赓就曾断言这货一定会叛变。

对自己的易容术过于自信，闹市表演魔术挣外快，被中统逮捕顾顺章的易容术在党内是出了名的，他对此也非常自信甚至自负，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次，他送张国焘到武汉，本来已经完成任务可以返程了。但是他手痒了，化妆到赌场过过瘾，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盘缠都不够了，他自作聪明，干了一件差点改变共产党命运的龌龊事：闹市表演魔术挣外快。武汉的街头，随时也是有特务在盯着的。这些特务中，有一个叫尤崇新的，是顾顺章曾经的手下，叛变到中统，他认出了顾顺章，顾顺章就这样把自己给送进了中统。

游走在中统和军统之间，还妄想创建“新共产党”，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惨死狱中很不幸，陈赓言中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手段，顾顺章就叛变了。为了体现他自己的身价，当晚他供出了中共在上海的20多个秘密据点。

为了与国民党讨价还价，顾顺章声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情报，要求面见蒋介石。武汉的特务头子蔡猛坚立刻发报到南京。我们知道，正是这封电报，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因为最先收到电报的是打入中统的钱壮飞。

顾顺章叛变后，因为屡屡“建功”，自信心又开始膨胀起来。他一面听命于中统老大徐恩增，一面又暗自与戴笠来往。中统和军统本来就是明争暗斗的状态，这样一来，两边都对顾顺章要留一手。久而久之，顾顺章不能提供新的情报了，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不受待见的他又搞出个新花样，勾结一个叫蒋云的要创建“新共产党”。等蒋云把章程、纲领、发展规划等等写好交给他时，他又怕走漏风声，先把蒋云给干掉了。这种过河拆桥的事，让他的亲信也是保镖林金生头皮发麻，如履薄冰。

1934年的一天，林金生弄丢了一封顾顺章要他送的信，当让如实向顾顺章承认错误的时候，顾顺章一言不发，充满猜疑。胆战心惊的林金生为了保命，就向徐恩曾高发了顾顺章要创建“新共产党”的事。

不久顾顺章被捕，次年在监狱被秘密处死，结束了他“装逼”的一生。

尹嘉铨是乾隆年间的“名儒”，与乾隆皇帝同庚。尹嘉铨的一生很平庸，最高职位做到大理寺正卿，四品官。他的特长在做学问，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并且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尹嘉铨曾经对朱熹的《小学》加以注疏，形成《小学大全》，得到乾隆皇帝的好评。

因为善做学问，尹嘉铨被授予稽察觉罗学主管，觉罗学就是专门为皇室子弟设立的学校，稽查相当于督学。

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七十周岁了，他被赐光荣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养老。在京城，尹嘉铨的四品微不足道，到了地方绝对是“首长”。在家乡父老的艳羡目光中，尹嘉铨活得很尊崇，很舒坦，若不是后来发生的变故，尹老将在充满溢美的悼词中结束一生。

就在他退休的当年，乾隆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按旧例，乾隆会在保定接见当地官员，以及士绅名流等，当然也包括尹嘉铨这样的退休高官。

给皇帝的礼物，以及修改了若干遍的马匹话，一应备好，可是让老尹很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接到皇帝召见的通知，这让他很没面子。皇帝路过自己的家乡，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就说明自己在皇帝面前没分量，一辈子京官白当了。

老尹接受不了了，昨天还享受着父老乡亲们的崇拜，以后还不得换成讥笑乃至鄙视的目光？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于是尹嘉铨决定自救。他叫过来儿子，拿出一封亲笔奏疏，郑重地嘱咐儿子，一定亲自送到皇帝行宫。

没费什么周折，老尹的奏疏还真到了乾隆手上。乾隆看着看着，眉头皱起。原来尹嘉铨奏疏的内容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其父亲尹会一。

尹会一是清中期较有影响力的名儒，著有《尹健余先生全集》。跟尹嘉铨不同，尹会一一生都出任地方官，漂泊于大江南北，官至两淮盐运使，从三品。由于勤于政事，尹会一的官声非常好，因此去世后，被朝廷批准进入“名宦祠”。

所谓“名宦祠”，是由各地建立的，用于祭祀对本地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官的祠堂。尹会一能入“名宦祠”，标志着他老百姓和朝廷对他的认可。

可是尹嘉铨不满足，他向乾隆提出两点要求：给父亲加谥号，让父亲入从祀。

加谥号大家都很熟悉，从祀是指入祭孔庙，也叫配飨，就是跟着孔子，一起接受后人祭祀。

孔庙除了祭祀孔子外，还有三个等级的陪祭人员。第一等叫“配飨”，有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宗圣曾参、亚圣孟轲，亦称“四配”；第二等叫“配祀”，有子路、子贡、子骞等孔子十一名弟子，和朱熹，合计十二人，亦称“十二哲”；第三等叫“从祀”，又分为先贤和先儒两档，合计一百五十六人。整个满清一朝，有资格入先儒从祀资格的，只有五人。

由此可见，从祀资格是极其难得的殊荣。另外谥号也不是随便可以加的，官方的谥号，必须经由礼部提交申请，有相关官员讨论认定，不允许自请。

尹嘉铨对父亲的推崇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应该不清楚，尹会一距离加谥号和从祀资格，还有相当的距离，况且这也不是哪个臣子可以自求的。那么，尹嘉铨为何要如此逾越呢？

我觉得他被坏心情搅混了头脑。由于得不到皇帝接见，让他丢了面子，恼怒之下失去理智，试图找补偿。这是其一，其二跟他自我膨胀的状态也有关系，他自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很高，其父水平不在其下，争取一下加谥号和从祀，他觉得当仁不让。第三点，或许他还认为为父求封，那是孝行，至少皇帝没理由处罚自己。

可是尹嘉铨忘记了乾隆是谁，拿自己的想法，揣度大独裁者，无异于摸老虎屁股。果然乾隆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将尹嘉铨交付刑部审理定罪。

老尹美滋滋地等着“雨露”时，被“雷霆”击中，一条锁链将他牵回京城，蹲进了大狱。

更糟糕的事在后面，乾隆知道尹嘉铨著作多，令大学士英廉牵头，查抄尹嘉铨的所有著作，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谋乱之语。

又一场文字狱开始！如果非要从文字里牵强附会挑毛病，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英廉即使有意放过尹嘉铨也没那个胆，那可是高压线。于是从尹嘉铨的老家和京城宅邸，搜出九十多部著作，大小装了几十箱，最后从中居然找出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估计这时候的尹嘉铨，恨不能撕烂自己的嘴！

面对拷问，尹嘉铨清醒了，智商又占据了高地。他做了两点，首先问什么都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承认自己的罪是疏忽，而不是故意诋毁朝廷和皇帝。

史料记录了审讯的过程，明显可见其中大多是牵强附会，或者说是不同语境的理解歧义，但是尹嘉铨确实也让人抓住了一些小辫子。

比如：他在《尹氏家谱》中，用了“宗庙”、“宗器”等词语，他自己的解释是古书就是这么用的。这就显示自己的狂妄与无知，中国的哪一个词刚开始不都是平等的？“朕”在秦始皇以前随便用，你敢用吗？

又比如，他称自己的母亲去世为“薨”，“薨”这个词只有满清的皇亲才有资格用，比如皇太后、皇后、皇子、王爷等有爵位的贵戚。

最让乾隆恼火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被尹嘉铨“盗用”“古稀老人”一词。乾隆在自己七十大寿的时候，作御制诗一首，自称“古稀老人”，还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铨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你虽然与乾隆同岁，但是不同命啊！

第二件事，尹嘉铨在他的《朋党之说起》中有这么一句话：“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句话与雍正的《朋党论》有悖，被认为是与皇帝唱对台戏。

其它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比如尹嘉铨把尹会一、汤斌等人称作“四子”，跟孔庙“四配”相提并论，被批狂妄至极。

经过前后十七轮过堂，最后形成如下意见：销毁尹嘉铨著作七十九部，所题碑文全部砸毁；尹嘉铨判绞杀；家产抄没，家人入官为奴。

后来乾隆“皇恩浩荡”，免除尹嘉铨死罪，也没有祸及全家。估计尹嘉铨就是个闲散官，没有结党的把柄被抓，万幸得以逃生，就是不知道，他以及他的家人，经此一吓，还剩下几口气。

这个事件中，尹嘉铨利益熏心，狂放自大，自惹祸端，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晚年，也毁了一家人的幸福，实属咎由自取。另一方面，乾隆帝的独裁嘴脸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也照见了满清没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