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易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隐湖等，室名绿君亭、汲古阁等，江苏省常熟县昆承湖七星桥(亦名曹家浜)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终生刻书，为了刻印图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刻完《十三经》、《十七史》之后说：“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不休者，惟惧负吾母读尽之一言也。”晚年他对季子毛扆说：“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可见为了刻印图书，毛晋省吃俭用，呕心沥血，一息尚存，刻书不止。
毛晋刻本在明末清初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学者钱谦益称“毛氏之书走天下”，著名藏书家钱曾称“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其友夏树芳称“海内悉知有毛氏书”。毛晋六十大寿时，其友在祝寿诗中亦盛赞毛晋刻书影响之大，例如杨补诗云：“天下皆传汲古书，石仓未许方充实。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隐湖舟楫次如鳞，草堂宾客无虚日。”钱嘏诗云：“辞林争纸贵，奇书走八埏。或慕汲古名，积书齐山巅。”陆世仪诗云：“名传海外鸡林识，学重都门虎观惊。”严炳诗云：“万里购书通尺素，毛板流行若轮毂。”可见明末清初毛晋刻本享誉海内是不争的事实。
据《毛子晋年谱稿·崇祯十四年》：“是年，丽江土司木增又遣使寄先生书，致兼金、琥珀、薰陆诸异品，购汲古阁所刻书，捆载越海而去，自来书行之远，乃为夷裔所慕，未有如是者也。”丽江即今云南西北，辖境相当今之云南怒江流域以东和兰坪、丽江、永胜、华坪以北地区。木增，字生白，世袭土知府，以助饷征战有功，晋升为左布政使。天启中特给诰命，以旌其忠。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毛晋与木增以书为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木增诗云：“烟生丽水光逾媚，春到吴山彩更鲜。万里尺书看乍去，一宵轮桂喜同圆。”毛晋还曾为木增刻印《华严忏仪》。丽江地处数千里外的云南边陲，与毛晋的关系，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由于当时毛晋刻书影响之大，不法书商冒充毛晋作伪者时有发生，据毛扆《宣和高丽图经跋》：“甲申五月从宋中丞借得宋椠本”，从事校书工作。这里“甲申”即崇祯十七年(1644)，“宋中丞”当指宋荦，明清两代多称巡抚为中丞，因宋荦曾任江苏巡抚，故名。然而，宋荦任江苏巡抚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荦生于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刚满11岁，怎么可能担任巡抚之职呢?毛扆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刚满4岁，也不可能从事借书、校书活动。因此似可断言，此跋系书贾作伪。又据毛扆《诗经阐秘跋》云：“商丘宋公，博学君子也。每见异书，辄焚香诵读。巡抚江南历十余载，境内名人硕士，无不折节下交。戊子春，来登汲古旧阁，羁留信宿，凡阁中所藏书籍，逐一观览。及展阅魏师《阐秘》，遂击节叹赏，以为名人著作，惜未流通，雅欲捐资购得，商榷付梓。余以吾师手授枕秘，多年不忍废去，且是书之成，历数载苦功，取材富，考核精，即魏氏子孙尚无从寓目。一旦应商丘之请，不且负吾师之传乎!后之人其能善体吾志，什袭藏之，则幸甚幸甚。康熙辛卯汲古后人毛扆季氏跋于此静坐。”此跋有两伪：其一，“戊子”即顺治五年(1648)，宋荦时年15岁，尚未长大成人，何来“巡抚”要职?其二，“魏师”即魏冲，魏冲当过毛晋的老师，却没有当过毛扆的老师。按照年龄推算，魏冲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当时毛扆刚刚4岁，4岁之前可能上学吗?此跋动称“吾师”，伪也。书商作伪之目的在于借毛晋、毛之名牟取暴利。
长期以来，毛刻本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毁多于誉。客观地说，毛刻本既有过，更有功，功大于过。其功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少古籍仅赖毛本得以流传至今。例如毛本《南唐书》是明末以来该书的惟一传本，刻附《渭南文集》之后的其他本子，已经改其体例，析其卷数。《孔子家语》明代罕传，到崇祯末年，毛晋始据北宋本刊刻行世。《清阁集》明天顺、万历间虽有刻本，但岁久漫漶，惟有毛本流传，后来刻本均据毛刻。《丽则遗音》原刊于钱塘，岁久亡佚，明末毛晋始为重刻。李善《文选注》自南宋以来多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李善注单行本极为罕传，毛本之外，更无别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宋代以后多与集解、正义合刊，单行本除毛刻之外，亦无别本。《说文解字》元无刻本，明刊仅毛刻一种。宋词创作繁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宋时，长沙书坊所刻《百家词》早已失传，明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钞本流传不广，而毛刻《宋六十名家词》是宋代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在清代学者中广为传诵，清冯煦曾据以辑为《六十一家词选》。该书也是1965年中华书局本《全宋词》的主要依据之一。《六十种曲》是一部较好的戏曲传奇选集，其中除少数元人作品之外，大多数是明人作品，它和懋循《元曲选》是历来并称的两个本。
(2)不少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惟一的全本。例如明人刻印《武林旧事》往往随意删除原作，或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宫殿、教坊等门，毛本十卷，首尾完具，足资参考。明陈继儒刻《春渚纪闻》仅有前5卷，而毛晋《津逮秘书》本补其脱遗，始成完书。明《稗海》本《齐东野语》删去此书大半，与《癸辛杂识》合为一书，毛晋得旧本重刻，乃成完本。明《汉魏丛书》本《神仙传》据《太平广记》所引抄合而成，而毛本据原本重刻，与裴松之《三国志记》引文一一相合。《花间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总集，坊本妄增篇目，殊失其旧，而毛晋重刊宋本，尤为精审，是难得的善本。李一氓先生在《花间集·校后记》中说：“(毛本)的好处是目录完备，虽然刊刻时间较晚(明末)，但比起其他万历、天启本子来，还算是规矩的，没有乱分卷帙、臆改字句之处。”
关于毛刻本的问题，前人谈得最多的是底本和校勘问题。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毛晋)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其实，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为底本，毛晋刻书底本使用古籍善本之例甚多。例如《诗外传》、《郑注尔雅》、《后村题跋》、《魏公题跋》、《芥隐笔记》、《孟东野集》、《歌诗编》、《玄英先生诗集》、《松陵集》、《花间集》、《片玉词》、《史记索隐》、《姚少监诗集》、《乐府诗集》、《吴郡志》、《杜工部集》、《孟襄阳集》、《吴郡志》、《晋书》和《剑南诗稿》等书，均以宋刻本作为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熙十四年(1187)严州郡斋刻本《新刊剑南诗稿》，就是当年毛晋刻《剑南诗稿》使用的底本。毛晋在刻书跋语中说：“近来坊刻寡陋不成帙，刘须溪本子亦十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 编辑《剑南诗稿》，又吴、钱两先生严订夭天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毛晋刻书时对于底本的选择特别慎重。如果找不到好的底本，宁可不刻。宋周必大别集就是一例。毛晋在《近体乐府》跋中说：“予于寅卯间，已镌放翁诗文一百三十卷有奇行世，而益公省斋诸稿二百卷，仅得一钞本，句错字淆，未敢妄就剞劂。倘海内同志，或宋刻，或名家订本，肯不惜荆州之借，俾平园叟与渭南伯共成双璧，真艺林大胜事也。兹近体乐府四阕，特公剩技耳，先梓之以当相征券。”又如刻印《孔子家语》，毛晋认为明本“经近代改窜，非复古本，今殆亡矣。誓必得之。一念经年，果从锡山酒家得宋版，乃开雕行之”。
关于校勘问题，孙庆增《藏书纪要·鉴别》说：“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黄丕烈、叶德辉等人也有类似的说法，钱曾甚至“拟作《毛板刊谬》，以是正”毛本之失。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毛晋非常重视校勘工作。他与图书为伍，日事丹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毛晋六十大寿时，其友在祝寿诗中，盛赞其校书之功，例如杨补诗云：“校雠日下仲舒帷，坐榻尝穿幼安膝。”王发祥诗云：“秫田十顷秋成课，秘籍千 夜校奇。”吴克孝诗云：“更喜汗青重继世，一堂雠校见闻真。”顾湄诗云：“寻源摘流析所疑，手校蝌虫辨虫鲁。”陈衡诗云：“名士欣来往，奇书善校雠。”陆世仪诗云：“高阁藏书拥百城，主人匡坐校雠精。”方夏诗云：“隐湖声誉满人寰，日日丹铅未得闲。”严勋诗云：“坐卧一阁中，忘疲勤校读。”陈帆诗云：“君恐承讹误后生，点画偏旁细雠勘。”毛晋校书有如下特点：
(1)网罗众本。例如校宋周邦彦《片玉词》用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一名《片玉词》。其中《片玉词》所收最多，计调百八十有奇。毛晋“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去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代有两本：“一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一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两本讹误甚多，毛晋“参之本集及《御览》、《英华》、《文粹》、《弘秀》诸书二百余种，一一厘正，庶几无遗恨矣。”
(2)不径改原文。例如宋葛立方《归愚词》跋云：“集中如‘雨中花眼儿媚’诸调俱不合谱，未敢妄为改定云。”金元好问《中州乐府集》跋云：“词俱双调，淆杂无伦，一一按谱厘正，如《望海潮》诸阕，与谱不侔，未敢轻以意改。”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跋云：“斯集二卷凡二百条，与后集一卷凡七十条，皆《稗海》所未刻者，字句之间，虽多本本饥 之嫌，向守东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故阙疑耳。”《史记索隐》跋云：“按汴本释文演注与桐川郡诸刻微有不同，如‘郑德’作‘郑玄’、刘氏’作‘刘兆’，姓氏易晓其讹。如‘诗含神雾’援引书目，岂得作‘时含神雾’，但‘乐彦’通本作‘乐产’，未知何据。《高祖本纪》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诸本皆然，《汉书》作‘欲苦之’，兹本独作‘欲告之’。此类颇多，不敢妄改。”可见毛晋校书的谨慎态度。
(3)补遗。毛晋在校书过程中，发现内容未备，不辞劳苦，作了大量的补遗工作。例如《中兴间气集》跋云：“诸选逸诗颇多，而兹集尤甚。剞劂告成，殊悒悒也。秋日养疴虎丘僧寮，偕明伯文初辈旁搜《纪事》、《品汇》诸书，得戴叔伦、郑常若干篇，亟录之卷末，聊在析疑，匪云补亡也。”《浣花集》跋云：“梓行既久，复阅《才调集》、《文苑英华》诸书，又得诸体诗三十首有奇，悉附作补遗云。”秦观《淮海词》跋云：“少游性不耐聚稿，间有淫章醉句，辄散落青帘红袖间。虽流播舌眼，从无的本。既订讹搜逸，共得八十七调，集为一卷，亦未敢曰无阙遗也。”
(4)删节。毛晋在校书过程中，凡遇伪作及重复者，一并删去。例如《王建宫词》跋云：“予阅王建宫词，辄杂以他人诗句……意宋南渡后，逸其真作，好事者摭拾以补之。余历参古本，百篇具在，他作一一删去。”欧阳修《六一词》跋云：“庐陵旧刻三卷，且载乐语于首；今删乐语汇为一卷。凡他稿误入，如清商苑类，一一削去。”苏轼《东坡词》跋云：“近有金陵本子，多浑入欧黄秦柳作，今悉删去。”
当然，毛晋刻书众多，一人难以胜任校勘工作，还招聘了不少文人学士共事丹铅。为了给文人学士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毛晋分别为儒、释、道三家名流修了汲古阁、双莲阁、又一阁三处别墅。据清钱咏《履园丛话·梦幻》：“汲古阁在七星桥载德堂后，以延文士(即儒家)；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即释家)；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即道家)。”汲古阁是毛晋收藏儒家著作的地方，博学鸿儒住在这里极便校书。双莲阁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如诗如画，冯班《重九登双莲阁》诗云：“极目平畴阔，南山望里赊。香风吹早稻，落叶露村家。”毛晋奉和上诗云：“偶安小佛座，俨入老僧家。”可见双莲阁供有佛像，是僧人生活的最佳去处。据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顺治七年(1650)八月，毛晋“结庵于水东之 ，颜曰‘曹溪一滴’”。据此，“曹溪一滴”当离“又一阁”不远。又据清江熙《扫轨闲谈》：“(汲古阁)四围有绿君、二如等亭，招延天下名士校书其中，风流文雅，江左首推焉……许吟亭云：‘毛氏有三阁：汲古阁在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其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一失名，俗呼关王阁，以延道流者。今俱废。又有一滴庵，为潜在父子焚修处。’”据此，“又一阁”又名“关王阁”；“曹溪一滴”又名“一滴庵”；绿君亭、二如亭等在汲古阁四周，也是校书的地方。然汲古阁的位置，钱咏称在“载德堂后”，许吟亭称在“载德堂西”，未知孰是。毛晋到底招聘了多少文人学士?由于文献无征，具体数字已不得而知。据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序：毛氏“集同里门人李枝、通家子云间康元宏、松陵顾澄先二文学，并其舅氏隐沦戈汕辈，董理校雠，早夜孜孜，惟恐或后，其用意可谓勤矣。”可见参与《神农本草经疏》校勘者有李枝、康元宏、顾澄先、戈汕等人。据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崇祯元年)遂誓愿自今始，每岁订正经史各一部，寿之梨枣。及筑翁方兴，同人闻风而起，议联天下文社，列十五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可知刻印《十三经》、《十七史》两部丛书，就打算聘用校勘人员34人。顺治间参与补遗的校勘人员可考者仅有陶介立、王元之二人，据毛晋《野外诗·读五代史补遗阙文》：“陶王二子起补亡，踵武孙胡搜冥寞。”据毛晋自注：“陶王”指陶介立、王元之；“孙胡”指宋代孙复和胡瑗，欧阳修曾跟他们学过《春秋》。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错误总是难免的。毛晋刻了那么多书，出现一些文字错误，当属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平心而论，后人否定毛本的原因有四：第一，贵远贱近的读者心理是后人贬低毛本的社会基础。对于钱曾、孙庆增、黄丕烈等人来说，毛刻本“近”在咫尺，宋元刻本“远”隔数百年，加上明人学术低下，人所共知，因此，后人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对包括毛刻本在内的明代刻本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第二，毛晋很少臆改宋本，总是尽量按照宋本的本来面目刻印古书，而后世一些“佞宋”的人以为宋本十全十美，反而把宋本固有的错误推到毛本身上。第三，清初直至乾嘉时期形成的考据学派，在版本考据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尽管毛晋重视版本和校勘，但其功底在众多考据大师面前亦不过尔尔，想要得到考据大师的认可，是很困难的。第四，毛晋在刻书过程中确有不少疏漏之处。除了文字上出现一些错讹之外，还有一些失考的地方，例如《放翁逸稿》中就收入一些伪作，毛晋《放翁逸稿》跋云：“(《剑南诗稿》)未刻者止得古诗一首、律诗二十有三首、绝句二十有六首，作逸稿下卷，聊补剑南之遗云。”据孔凡礼考证，其中就混有李纲、邓肃等人的作品。《罗浮山》等5首咏广东山水，诗中所提及的李舍人、德夫等都是李纲的朋友，陆游根本没有到过广东，怎么可能写出这些诗呢?在毛刻《宋名家词》中也有一些张冠李戴的现象。但就整体而言，瑕不掩玉，毛晋对古代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大书特书其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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