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与往届相比，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自然、历史与人类的语境。作家们面对的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这些变化骤然突袭，振动了每个作家的神经。报告文学作家们敏感地触摸和书写着这个丰富而多向的现实，书写触及国运、民生、人性的话题。在呈现时代精神、展示大国风范之外，多了许多人文关怀、文化思考与深度的精神挖掘。
尽管338部参选作品最后获奖的只有5部，但在一轮又一轮的淘汰赛中，在评委们激烈交锋的讨论中，我们窥见到了近年报告文学作品的鲜明刻度。我们可以从题材、表现手法、叙事深度等方面看出这届参选作品的一些特征。
首先是作品题材的丰富性、广泛性。仅就获奖的5部作品看，已经覆盖了自2018年以来的诸多社会焦点的靶心，如建党百年（丁晓平《红船启航》）、航天科技（龚盛辉《中国北斗》）、时代英模（钟法权《张富清传》）等。特别是脱贫攻坚成为2020年最重要的社会现实，我们也读到了全面描写国家扶贫行动的《国家温度》（蒋巍），以及反映区域脱贫攻坚行动的《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
丁晓平的《红船启航》穿越时间，写出了“从红楼到红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建党史诗。龚盛辉的《中国北斗》以亲眼看见航天科技发展过程的经历，描写了大国重器研制与发射组合的全过程，作品宏大壮阔。蒋巍以他有力的步伐跑遍多个扶贫地区，以细腻而优美的文字完成了《国家温度》。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厚实度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所少有的。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以激情昂扬的文字，发出了贵州人民脱贫攻坚的声音，读来给人以震撼之感。钟法权的《张富清传》是一部独特而又新颖的作品。张富清是一位隐藏功名60载的英雄人物，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表彰，该书用细节完满地还原了传主90余年的本色人生。
最终入围前十的作品除了以上类型外，还有从一个精神病患者角度叙述精神抑郁症的作品《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李兰妮），书写曾经影响了新中国一代人的“大三线”建设主题的《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鹤蜚），描写影响了几代人的楷模焦裕禄的作品《大河初心》（高建国），全景式呈现青藏高原科考历程的《青藏光芒》（马丽华），描写隐姓埋名的志愿军英雄柴云振的《迟到的勋章》（王龙）等。
第二是表现方式的多形并重。传统的单线结构、顺时叙事不再是唯一的呈现方式。表现国企改革后工人命运的《百炼成钢》（唐朝晖），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和客观冷静的叙事姿态，描述首钢工人搬迁后的遭际。在历史叙事中，有些作品不但是在叙事历史，还在历史的密林深处窥见到了历史的另一副面孔。何建明的《革命者》、徐剑的《天晓：1921》等作品正是在历史话语中攫取出独特的叙事空间，从而让人耳目一新。即使是主题创作的作品，在主观视角之外，也能够看到客观呈现和多维突进并举的状态，形式与内容、故事与话语都具有了令人惊异的表现。
第三，本届参选的作品在题材的新鲜程度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作家们在现实题材中找到了新视角，在历史话题中有了新发现。航宇的《路遥的时间》从作家朋友的角度出发，有深度、有新料，也有贴近的观察、理性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作家路遥平凡的真实。蒋巍的《国家温度》虽然是宏观描写扶贫，但是作家却找到了几个不同的独特的切入点，找到了宏大架构下微观进入的方式。高建国的《大河初心》写的虽然是焦裕禄，却发现了新材料，找到了独特的表述语言。作家不只是事件的复述人，更是观察与发现者，他们挖掘到了叙事对象的与众不同，并果断地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场。
第四，大多数作品在思想深度与认识高度上有了一定的提高。虽然相当多的作品只是再度重述与复现过往的题材和事件，却从深度思考中挖掘出更为深刻的认识。古岳的《冻土笔记》，肖林、王蕾的《守山》，肖睿的《库布其与世界》，董保存的《涅槃：北京“动批”三十年》，禾素的《春天里的人们》，詹文格的《寻路中医》等作品，在事件叙述的基础之上，对事件的起因、现状有了较为专业与深度的剖析，提出了在人物与叙事之外的反思与追问。读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清晰地厘清事件原委，更能认识到事件的本质，至少提供了对事件的个性认识与剖析，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主题创作也有较深入的探索，如厉彦林的《延安答卷：脱贫漫记》、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叶梅的《粲然》等，虽然在主题写作方面向前走了一小步，却是点亮作品、使作品升华的关键一步。留给读者思考和回味的可能恰恰就是这一小步，正是这一小步隐秘着作家激情之外的理性与见识，让读者触摸到了事件的精神高度。
第五是作品的文学性有了明显提高。白描的《天下第一渠》、韩小蕙的《协和大院》、孔见的《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等作品文字厚实，抒情说理，叙事精当，都有较高的文学性，体现了作家们良好的文学修养与功底。蒋巍的《国家温度》显示出作家一贯的文学素养，语言讲究，结构严密，叙事洒脱，展现出报告文学的独特品质。马丽华的《青藏光芒》语言讲究，在文学描述之中加进了更为严谨的科学思考。
从根本上来说，报告文学是报告，更是文学。语言、叙事、结构都要具备新颖独特的、美的实质。总体上看，作家们秉持文学理想，恰当地使用了叙事话语权，让作品释放出独特的馨香味道。
但众多的参评作品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某种单一性，如主题创作几乎成为大多数作品的风格。这种写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些作品却成了简单的宣传与口号，甚至成了某种单纯的正面描述。有些撰写英雄业绩的作品，除了简单的赞美之外，几乎看不到作品要表达的社会、道德和文学意义，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省的。如果在作品中看不到作者的思考，更不能在叙述中找到震撼与启发，作品所散发出的那些“一路激情一路歌”的情绪，除了能够暂时唤起某种冲动之外，其实没有更大的价值。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思辨性，好作品应该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之外，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性。只有在主题写作之外加入个性化的、有深度的思想判断和哲思描写，作品才会丰富且具有灵性。
旋律与和声是构成音乐表现的核心，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音乐，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旋律就是作品的主调和叙事主题。同时，一部作品只有主音没有和声，就会失去曲调的悦耳与和谐。只有当和声加入进来，作品才具有艺术叙事性。旋律与和声是不可分的，正是两者的配合与合理的比例才使音乐具有一定的高度。文学作品亦然，含蓄性、委婉性、语言的优美性不只是其他体裁的专利，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特征。
另一个现象是作品的问题意识、反思意识不够。虽然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反映粮食问题的《中国饭碗》（陈启文）、《粮食，粮食》（何弘、尚伟民），表现生态保护的《治沙愚公》（陈玉福）、《荒野归途》（张赫凡）等，但还有很多作品虽然触及到了一些社会、精神层面的现象，深度远远不够。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社会责任感的缺位，另一方面说明作家创作准备的不足，甚至是仓促上阵，没有想到向题材的深度和难度探索，去寻找叙事的力量。
虽然有上述问题的存在，但从参选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到某种大可期待的未来。首先，从参选作品的数量上就能够感受到报告文学创作繁荣的态势。338部报告文学作品在所有参选的类别中是最多的，差不多都是几十万字的长篇，有的甚至是几卷本的大长篇作品，这极大表明了作家们高涨的创作热情。
其次，大时代、大事件、大眼界为作家们提供了不尽的创作来源。我们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百年，而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变革与思想进步更加复杂、更加丰富。除了时代的变迁，还有自然、生态、社会、政治、军事等多重变革与寻路。历史交错、时代进程的大幕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个崭新的、有深度阐释价值的视域。“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作家们去真实地描写和表现，这是报告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不尽的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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