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芙·施赖纳
Orator
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女人用她的笔在戳碰记忆。拉下的百叶窗隔离着阳光,也在夜里隔离着她窗下守卫的声音。周遭“太暗了,连书写这个肢体动作都很艰难”。未来的读者们将会明白,她必须要“摧毁她对不公的愤慨”,才能继续写作。179
在戒严令的限制下,她想要重写一本书,这本书她花费了多年心血,却在士兵抢掠她在约翰内斯堡的家时被烧毁。她收到的报告上说手稿已无法挽救了:前一半被烧光,剩下的被烧焦——纸张一碰就碎。九个月以来她已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但在1901年3月这个与世隔绝的时刻,她对丢失作品的遗憾又搅动心绪。记忆将要复原的这部小书——她将称它为《女性与劳动》(Woman and Labour)——可以填满这段监禁和黑暗的时光。当夜晚来临时,戒令禁止使用蜡烛甚至点燃火柴,但一个信念却让她坚定地要从灰烬中解救出她对权威的挑战。
二十年前她曾独自坐在另一个房间里,无边无际的非洲草原向地平线处伸展。在那里,同样地满怀决心,她的笔纵横纸上,完成了小说《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她曾带着它来到伦敦,手稿塞在雨衣里,走进伦敦的一个又一个出版社。查普曼与霍尔(Chapman&Hall),这个曾经拒绝了她另一部小说的出版商,在他们的一个读者,小说家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建议下接受了这本《非洲农场》。这个狄更斯、萨克雷、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出版商,只付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殖民地作家十八英镑,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乔治·亨利·刘易斯为同样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艾略特的《牧师生活图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中的每个故事,都谈下了几百镑的稿酬。180
查普曼与霍尔唯一的编辑建议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要嫁给引诱她的人,不然的话“铁路书籍经销商史密斯公司将不会把它放上他们的货架”。
作者拒绝了这个建议。她是正确的,因为像格莱斯顿、王尔德和萧伯纳这样的政治和文学界名人对《非洲农场》都赞赏有加。工人们喜欢它对那些卑微者的关怀,女人们喜欢它对压迫的愤怒。它的道德视野有《圣经》式的吸引力。灵魂苏醒了的文盲牧羊男孩沃尔多和孤女林德尔在持续受难:沃尔多沉默地忍受,而林德尔被迫发出了一个从未被耳闻的声音。她并不是一个解惑天使。她变成了一个无畏的发言者,抗拒权威,并拒绝嫁给一个卑劣的男人,即使他是她孩子的父亲。
尽管这部小说充满勇气,但它仍然以拉尔夫·艾恩(Ralph Iron)这个男性笔名发表。就像艾利斯、库勒、阿克顿·贝尔以及乔治·艾略特一样,一个在1883年发表作品的女性如果想要获得对她作品毫无偏见的解读,那么她仍然需要隐藏她的性别。《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卖出了九万七千本,接下来她又写了几乎卖出了同样多本<1>并被翻译到多个国家的女权主义作品《梦》(Dreams)。但是这个笔名她并没有使用多久。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新女性运动的兴起,作者的女性身份反而变成了一个优势。
多年之后,当她回到位于英属开普殖民地北部小村庄的家里时,这个在黑暗中写作的女人已是一个驰名世界的名人。当帝国的军队在这个遥远的地方遇到她,他们向总指挥基齐纳(Kitchener)爵士发了电报,“奥利芙·施赖纳在这里”。
她身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注定会被英国媒体报道。于是总指挥回了电报说,“别动那个女人”。
§
她出生的地方最初是一个在巴苏陀兰边境,名为维藤伯根的传教站。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奥利芙·施赖纳是属于她自己土地的生灵,她的父亲也是一个福音派传教士——一个身在异乡的陌生人。181
作为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戈特劳布——爱上帝之人——将他与自己的鞋匠家庭出身划开界限,并引他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首先在巴塞尔,之后又在伦敦的教会传教社接受传教士训练。<2>在固执、争辩、决裂之后,戈特劳布·施赖纳在二十二岁那年加入了伦敦传教社。
接下来的两个举动稳固了他的未来: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并在1837年迎娶了一个才艺过人的伦敦姑娘,她出身于由医生和神职人员组成的林德尔家族。十八岁的丽贝卡·布罗姆·林德尔<3>还太年轻,因此当她嫁给这个有着灰蓝色双眼和宽阔肩膀,额前聚生卷发的身无分文的外国人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是什么。他天使般的歌喉所暗示出的魅力可能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比实际情况更好的人。他们共同的宗教语言也让她忽略了那些在不同语言转换间丢失的东西。
丽贝卡已故的父亲、魅力十足的塞缪尔·林德尔(Samuel Lyndall)神父,是一个有加尔文宗倾向的新教徒,他曾经主持过伦敦城欧朱瑞街的一个教堂。据说他生性古怪,眼中充满激情,并倾心于“被强力言说的,强大的真相”。这是与乔治·艾略特散播仁爱之心的传教士姑妈不同的一种宗教异见者。加尔文主义留下了它的印记:对罪和负罪感的迷恋,对享乐的否定,以及相信堕落需要通过体罚的方式从儿童身上被剔除。奥利芙·施赖纳的写作中也提到过这个或那个“小”孩子遭受这种自以为是的施虐。塞缪尔·林德尔的父亲曾经因为他在一个星期天骑驴而鞭打他。这个“手里拿着马鞭”的形象也是奥利芙对她曾外祖父的全部认知。作为一个被愤怒充满的孩子,她编出了一个有关她外公最大的哥哥,“可怜的詹姆斯叔叔”的故事——他在学校被打,回家后也被打,于是他逃走去了海边,从此杳无音讯。182
但是塞缪尔·林德尔却成长为和他父亲一样严厉的人。一个孩子会仅仅因为在礼拜天大笑,就被关到霍克斯顿的那个阴暗顶楼上去,靠面包和水度过一天。但塞缪尔却对他这个在暮年生下的女儿丽贝卡温存有余。她在讲坛上坐在他身后,敢在他布道时去挠他的长丝袜。她还会把吃剩的面包皮塞到他的盘子下面。他温柔地对待这个长着深色大眼睛,和他面容酷似的孩子。
戈特劳布在到达英国之前曾在梦中见过一张有着深色大眼睛的美丽女人的脸庞。塞缪尔·林德尔的遗孀有时会邀请外国学生去家中进餐,戈特劳布便是其中之一。面对墙上塞缪尔的肖像,戈特劳布惊奇地看到了他梦中的脸庞。那晚恰好丽贝卡外出,但等她回来时,戈特劳布已准备娶她为妻。有深色双眸的她身材矮小,深色的卷发歪歪系在脑袋一侧,时髦地挽着。她热爱阅读、音乐和花卉画。
在婚礼上,她穿着浅灰色绸缎并把新娘惯用的花朵别在帽子下面。当他们在默菲尔德教区的礼拜室里签名时,牧师却觉得应该把花环取下来。花朵是轻浮之物,不适合一个传教士的妻子。
丽贝卡带着一本满是道别赠言的册子离开了英格兰,但对在非洲边境等待她的一切却毫无概念。在那里,二十岁的她在凯特河边灌木丛生的山区里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离医生很远。她无知的丈夫,在协助这次生产时,叫来了一个没受过训练的部落接生婆。这次经历也教会了丽贝卡:从此再也不要经历这个场景。
在奥利芙出生之前,这家人乘着一辆牛车缓慢朝北行进,并停在了一片石山中间没有树木的平原上。他们为什么要停下来?丽贝卡问道。答案是,她的丈夫突发奇想,要在荒野中建立一个传教教会。183
丽贝卡看到这个地方便哭了起来,戈特劳布却还愉快地为了纪念他在瑞士的小径和花丛中的快乐而称它为巴塞尔。这片干涸的沙地平原可能对于一个隐士来说可以接受,但是戈特劳布还有妻子和孩子。奥利芙从她的哥哥姐姐们那里听说,父亲为他们建造了一间屋顶用棍子绑在一起的房子。房檐太低了,让它看上去就像一个立在地上的屋顶。赤裸的男人们在附近舞蹈。一头狮子把这里选作把头放在爪子上打盹的地点。
施赖纳一家继续前行。三个孩子夭折了:阿尔伯特刚出生不久就死了,接下来是五岁的奥利弗(Oliver)和两岁的埃米尔——最后两个都死在1854年,前后相隔不超过六个月。埃米尔死时丽贝卡正怀着她的第九个孩子。她来来回回地走动,婴儿在1855年3月24日出生后,她以她死去的孩子们给这个新生的孩子命名:奥利芙·艾米丽·阿尔伯蒂娜·施赖纳。这个三重的名字充斥着施赖纳夫妇的悲痛,而他们也仿佛疏远着她,就好像她无法替代她的哥哥们。直到长大些后,她才开始能怜悯她的父母。
父亲对她来说是一个圣洁无邪的人,他的“孩童之心”使他并不适合成年人的身份。他从一个职位换到另一个,从伦敦传教社的工作换到了卫理公会派传教社,并在职位规则禁止的情况下去做生意,丢掉了职位之后生意也失败了。他的妻子为他的布道缺乏学识而感到遗憾,但奥利芙却将他看作一个不谙世事的追梦人(在《非洲农场》中被塑造成奥托这个角色)。当涉及皈依者时,戈特劳布十分强调出席与仪式:受洗,坚振礼和基督教婚姻。他给这些信仰的外部标识逐个打勾——这是一个传教士必须要玩的数字游戏。
戈特劳布在孩童之心以外,对女儿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的道德勇气。当一个逃跑的奴隶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地出现时,他拒绝将她送回到她的主人那里。她的主人来索取自己的财产,用来福枪直指着戈特劳布的胸膛并威胁要开枪。但最后戈特劳布用卖羊赚来的钱买下了莎拉,把她留在了自己家里。
但戒律都在丽贝卡这边。184
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门边悠荡的奥利芙说:“啊,外面天气真好。”
当地人说的“啊”(Ag),嘴巴张开并且在喉咙深处发一个听上去像摩擦音的“g”音,是“哦”的一种被禁止的说法。丽贝卡认为几乎要闭着嘴说话才是得体的(与此同时,狄更斯笔下的小杜丽在被训练成一个淑女的过程中,被教导要重复念一些词语以便让她的唇型呈玫瑰花蕾状:盘子,葡萄,漂亮,仆人)。因为发出了一个不文雅的声音——这是这个女孩融入了殖民地社会常态的标志——奥利芙的妈妈用树枝结成的鞭子打了她。她从未忘记这次挨打。它让她充满忿恨,怒气直接延伸到了上帝身上。自那之后,她会虚构出小孩的纯真与殴打相遇的场景。在她的小说中,施虐者将他们自己的缺陷或堕落发泄在仰赖他们为生的人身上:孩子、妻子和黑皮肤的工人们。
奥利芙倒并没有一直抓着她母亲的严苛不放。恰恰相反,她认为母亲是一个被婚姻阻挠了的“天才”。丽贝卡的女儿认为她可以成为一个辩护人、神职人员或医生。她观察到自己的母亲是如何热情地阅读医学书籍。奥利芙将她比作一架从未被演奏过却被锁上,充当饭桌的大钢琴。从头到尾它都带着一种它本可以有其他功用的意味。艾米莉·狄金森在一行诗中提炼了这种命运:“被出生——被迎娶——被裹尸——在一天之中”。而奥利芙想要反抗的,正是这种叙事。
还是个孩子的奥利芙曾问过一个巴索托女人,她是否相信上帝。
她曾经听说过白人的上帝,这个女人回答说,但她不相信他。
“为什么?”
“因为她们说他是善的,但如果他是善的,他怎么会创造了女人?”
然后她倾吐了自己被压迫的苦闷。奥利芙看到另一个部落的女人被她丈夫殴打(她的合法所有者用牛买了她),然后她默默地拾起她的孩子,把它绑在她流血的后背上,回去继续工作。这样的女人是听天由命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185
§
让她早早丧失信仰的,最直接的催化剂是1864年她小妹妹艾丽(海伦)的死亡。
奥利芙和幼小的艾丽之间有特别的纽带,这在一个母亲的注意力被多方牵挂的大家庭里十分普遍。奥利芙日后会将这个孩子看作完美曾的确存在的佐证。她在艾丽下葬之前和她的尸体睡在一起。她将自己未完成的小说《从人到人》(From Man to Man)献给“我已故的妹妹小艾丽,当我九岁时,她十八个月大,‘你不知你的生命/为他人的信仰带来了怎样的争端’”。在这个小说的前言《孩童之日》(‘The Child's Day’)里<4>,五个孩子中名叫丽贝卡的卡鲁<5>小孩——奥利芙自己的“化身”——被后屋里她一个新生妹妹(双胞胎之一)的尸体吓到了,她发现这个婴儿时,她的手已经冰凉。小丽贝卡受到了仆人不耐烦的对待,因为她无法理解小孩子的感受,但与这感受相似的,是在《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里,那个沉思的孩子沃尔多的感觉,他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
如果说乔治·艾略特在她被社会遗弃的年月里发展出一种理性的同情心(她告诉我们,这需要对像玛吉·塔利弗专制的姑妈,或者多萝西娅·卡苏朋反应迟钝的丈夫这类人也保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公平态度),奥利芙·施赖纳在孩童时代就有了同情心;她对受害者有天然的怜悯。在这点上,她自己证实了在《弗兰肯斯坦》和《呼啸山庄》中被检验的信条,那就是人的本性在被腐化堕落之前是善的。
在她的童年时代,同情心之于她是一种叛教式的情感,这情感中无法容纳一个会决定让无辜者无端死亡的上帝。她还反对基督教对动物作为有感觉力的生物毫无关怀。但是,即使奥利芙在她早熟的十岁便开始丧失宗教信仰,她仍然能够在山上宝训的非暴力信息里得到宽慰。但是她的母亲对此却并不满意。
十二岁时,当她的父母没钱养活她时,她被送到了克拉多克(一个在东开普地区干燥内陆的卡鲁小镇)的十字街,和她的哥哥提奥一起住。这个房子有牛粪铺的地板和黄色的木板屋顶,厨房根据乡村惯例被刷成了绿松石色以便驱蝇。姐姐艾蒂(亨利埃塔)管家。从外形上看,艾蒂和奥利芙分别继承了父母的不同长相:艾蒂肤色白皙,宽脸盘,是十分瓦格纳式的;小五岁的奥利芙瘦小,有容光焕发的黝黑,像她们的母亲。186
提奥(提奥菲鲁斯·林德尔·施赖纳)有着林德尔家严肃的相貌,他有一张像他出生地的石头一般坚硬的脸庞——奥利芙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履行职责的路上看不到任何障碍。奥利芙拒绝去做礼拜,这触怒了不能理解她的哥哥和姐姐。奥利芙坚守自己的立场,就像在考文垂的玛丽·安·埃文斯一样,但随后她又为了家庭和睦而让步了。为了打发礼拜的时间,她会像一个小孩看叶子一样盯着自己的手,把它当成新奇的事物。她把这叫做“真正地看东西”,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不带任何“像帷幕一样挡在孩子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先见想法”的干扰。她日后对雪莱的解读也向她证明了这一点:“天才的人都是孩童一般的”,而且“天才不发明,只观察”!
提奥是克拉多克政府资助学校的校长,而艾蒂为女孩创办了一所学校。所以奥利芙在十二岁到十五岁期间可能接受了一些学校教育。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不需要她父母出任何钱。她后来说她的教育没有花一分钱——她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女孩,她和她兄弟们获得的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最大的哥哥弗莱德被送去了英国的寄宿学校。她最小的弟弟威尔,曾和她一起住在克拉多克,但后来被送走,最终去了剑桥大学。<6>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奥利芙被送到一个又一个哥哥姐姐家里。她几乎再也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过。她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信件是给她已婚的大姐凯瑟琳·芬德雷的,她住在弗雷泽堡,一个位于开普西边的村镇里。这些信件语气谨慎、平静,表达感情并且无所要求。她的二姐爱丽丝也在弗雷泽堡,并嫁给了富有的海明先生,她曾一次次地收留奥利芙,但每次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这两个姐姐都一直在怀孕,生下来的孩子很多都死了。爱丽丝生过十六个孩子,只有四个活过了童年。不足为奇的是,她四十多岁就去世了。而凯瑟琳因为悲伤而发疯,在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姐姐们并没有为奥利芙提供一个家。187
在弗雷泽堡,这个黑发披肩的女孩在海明家长长的门廊上来回踱步。她总是在寻找这种能让她“来回踱步的地方”,不管当她是一个三岁的小孩时,在传教士家里过道的椰衣地垫上,一边踱步一边编着故事,还是当她成为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女子时,在那个小镇的场景里,双手紧握在背后,步履中踩踱着沉默的野心。这两点间的运动,平稳而不躁动,构成了她整个人生的智性模板。
在这死气沉沉的殖民地行省里,一个善思考的女子所经历的极端的精神孤寂和一个时代以前在英国中部地区的玛丽·安·埃文斯相仿。奥利芙在乔治·艾略特的自传体小说中认出了自己:“我爱《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她说。在那些她被迫四处奔波并被剥夺了正式教育权利的年月里,她读着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1871年6月,当她住在与世隔绝的巴索托兰的姑妈家里时,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冬日的雨夜敲门寻求庇护。他是威利·伯特拉姆(Willie Bertram),他的父亲是戈特劳布·施赖纳在维特伯根传教站的前任传教士。伯特拉姆借给她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于是奥利芙彻夜不眠,在篝火前热切地阅读他关于进化论的思想。
“我一直以为那本书之于我就好像是基督教突然降临于黑暗的罗马帝国”,她后来在《非洲农场》中让一个陌生人把这本书送给188年轻的男孩沃尔多时说道。如此的相遇确实如同《圣经》中陌生人在荒野中的相遇。她的母亲教会了她阅读,但她更渴望的却是知识。
十六岁时,奥利芙在纽拉实(后来的金伯利)的钻石矿地区和提奥以及艾蒂会合。这个环境粗砺的地区将是她未来两年的据点:这个采矿营地有着拥挤的“矿坑”和“营区”、种族主义的冲突、酒精和疾病。某个新年的第一天,当烈日洒在被踩践过的土地上,奥利芙成了当时少数没有生病在床的人之一。痢疾肆虐,<7>但这些糟糕的卫生条件并没有阻挠她,因为纽拉实正是她开始写作的地方。妓女和暴力,这些写作材料唾手可得,她吸收着鲜活的生命力。尽管听上去很奇怪,但晚上在这些杂乱蔓延、乌烟瘴气的帐篷之间迷路,却并不会给她和姐姐艾蒂带来危险。淑女的外表和举止足够为她们提供保护,正如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8>的束身内衣和维多利亚时期的伞裙会让她在西非的旅途中全程安全无阻一样。
提奥渴望找到一块巨大的钻石来改变家族的命运。他友善地告诉奥利芙,如果事成,他会把她送去美国的女子学院读书。奥利芙想要学习医学,这是为了实现她母亲没能利用的天赋。“这是我人生的重大愿望,”奥利芙对她最年长的姐姐袒露心声,“并且我希望它会注定在某一天实现,而不是像我们诸多愿望一样,最终都落空了”。当时,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也在和他们同样的地方。后来罗兹占有了足够多的钻石,并接手了戴比尔斯矿业公司,开启了让他跻身世界首富的财富之路,但这次挖钻对奥利芙的家人来说,最终确实是落空了。
为了糊口,奥利芙开始做家庭教师。当她和多德雷赫特的罗宾森一家商讨薪水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们希望我像家人一样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我更倾向于达成某种确定的正式安排,”她说,“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她坚持一年要三十镑,这在1871年是极少的一笔钱。一个世纪以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考克郡做家庭教师时一年就可以挣四十镑。189
尽管罗宾森一家友善有余,但她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希望离开。“但去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她对她的姐姐凯瑟琳哭诉道,“我现在感到特别焦虑、痛苦,并且心烦意乱……我对这种总是要继续前进但不知前方在哪里的人生感到彻头彻尾的厌倦。”她不能求助于她贫困潦倒的父母,她的两个姐姐也无一能够回应她的哭诉。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并张开了他的双臂,她于是不出意料地投入了他的怀抱。在罗宾森家里她遇到了一位名为尤里乌斯·高(Julius Gau)的德国移民。在1872年冬天的短暂相识之后,他们在八月初一起出发,准备前住东边几百英里的赫尔佐格,并向住在那里的奥利芙的父母宣告他们订婚的消息。和一个男人独自旅行并且过夜,并不是行为端正的女孩的作为。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曾写过一个相似的场景,玛吉与斯蒂芬·格斯特一同离开但她独自返回——这也就意味着,她被毁掉了。年长奥利芙十岁的高应该对此了如指掌。而奥利芙只有十七岁,渴求生活的她天真地轻信了高,尽管他对何时结婚的说法是模糊的:可能会在一月,他告诉她,但也可能被推迟一年或更久。他诱人的计划是将她带到英格兰去,但他并没说在那里他将会做些什么。
到达施赖纳夫妇那里不久后,高就离开了。当奥利芙用平淡的语气通知她最年长的姐姐自己订婚的消息时,她说自己“头痛”。丽贝卡一定警告了她的女儿让她不要声张,因为奥利芙提到了小镇上流言蜚语的危险。随后便是沉默。这明显是个掩饰,但事实是:订婚被取消了。是不是当上保险公司经理的高看到奥利芙父母的贫困后丧失了兴趣?或者是高仅凭承诺本身就已经获得了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非洲农场》的女主人公关于性方面的背叛有如下的评论:“一个男人的爱是烧橄榄木的火焰。它每时每刻都在向更高处跳跃:它咆哮,它熊熊燃烧,它射出红色的火苗;它威胁要缠绕你并吞噬你……你责备着自己的冷漠与缺少回应。但第二天当你要去暖暖手时,却只看到了一团灰烬!”190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奥利芙低调地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提奥在1872年底邀请她回纽拉实。自此之后的许多年里,奥利芙都憎恶婚姻,并将她的憎恶在《非洲农场》里戏剧化地表达了出来,她让林德尔断然拒绝了那个诱骗她的陌生人的求婚。
十八岁时,她曾和一个部落女人有过对话,这个女人证实了她的观点:
她是一个我除了“天才”之外想不到用其他词语来描述的女人。她用我从未从任何其他女人口中听到过的流畅而尖锐的语言描绘了她这一种族女性的境况;女人的劳作,女性成长的苦恼,以及封闭她人生的局限,多妻制和压迫下她的苦难;所有的这一切她都用一种绝无仅有的激情与烈度在描绘着;但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她态度严峻,几乎是威严地接受;人生和她的种族的境况就是如此。
在之后的两年里,她在纽拉实与弗雷泽堡她富裕的姐姐爱丽丝家之间辗转。接下来,由于她并没有计划,奥利芙再次求助于她的父母——尽管她知道他们贫穷到无法收留她。那时十九岁的她在去开普敦的船上有了自杀的念头。但有一天,当她读到爱默生让人振奋的短文《论自立》(‘Self-Reliance’)时,她被解救了。正如同被放逐的玛丽·雪莱一样,她在书籍中找到了养料。
她的船停在了阿尔戈海湾(伊丽莎白港),从那里她又经过四天的陆上旅程到达了她父母家。在这次行程中她有水喝但并没有钱买食物。当她终于到达父母家时,他们却对她冷漠以待。尝试吞咽很艰难,而突然她感到呼吸都困难。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哮喘发作。
戈特劳布和丽贝卡他们自己都没有足够食物,几乎全部靠他们年长孩子们的施舍生活。父亲还穿着一个儿子的旧衣服。奥利芙为自己给他们增添负担而羞愧,因此她必须接受她能找到的任何一份工作;于是十九岁时她去为维克利先生工作了,他是北边的小村镇库尔斯堡的一名小商店店主、拍卖商和当地报纸的编辑。191
在给她母亲的信里,奥利芙汇报了她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这里有宽敞的房间以及两个仆人。她没有抱怨,但她对日常工作的记录体现出了维克利夫妇从清早到深夜对她的压榨。早餐之前她需要完成家务;接下来要教孩子们到一点钟,随后要迅速换上外衣陪维克利先生去店里,工作到太阳落山——这是一天中最艰难的部分——然后飞快地吃一顿晚餐,孩子们要被哄睡,接着和维克利夫人做家务缝补一直到晚上十点半,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她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读书或写作。维克利夫人上午会在店里工作,奥利芙于是需要监督仆人(以及他们对婴儿的照看),并且在教课的同时做更多的针线活。婴儿和大一点的孩子们得了囊虫病,奥利芙的任务里又加上了照顾病人。
后来她把库尔斯堡回忆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但我怀疑这种反常的厌恶并不是因为苛刻的工时;她平静地记录了关于工作的事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强迫她突然离开。
我们必须记住她是多么美丽,闪烁的深色双眼,丝滑的深色发丝闪着橄榄色的光泽。一张维克利家的照片上展示了苍白无力、有着薄薄发卷的维克利夫人。奥利芙未经计划的离开如此决绝,她甚至宁可放弃工资,暗示维克利先生曾想要占这个住在他家的热情女孩的便宜。法律、警察和社会观念都倾向于责备受害者,并且奥利芙在高的那次事件之后,始终在保护自己的名声。于是她朝姐姐凯瑟琳要了车费。没有这个钱,她告诉凯瑟琳,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
拯救奥利芙的,是一封给住在克拉多克四十英里以南荒野中一个荷兰人家的推荐信: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多费尔·福切(Christiaan Christofel Fouché)先生,他在克莱因<9>加纳港务农,他的女儿们需要一个家庭教师。192
在这里,奥利芙渐渐了解到了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她将其作为《非洲农场》的蓝本。这是自给自足的,是野性的,远离文明;颠簸的石子路(直到现在依旧)粗糙,几乎令人生畏,鲜有人来作客。拜访也几乎没有——只有当有小孩出生时,福切夫妇才会为了洗礼而长途跋涉到克拉多克。1875年间,奥利芙在一间有着独立外门的单坡小屋里,继续创作她的第一本小说《乌迪内》(Undine)(生前并未发表)。房顶漏雨极其严重,有时她甚至要撑伞写作,她因此对凯瑟琳给的一件旧雨衣感激不已。农舍位于山一边的高处,面向其他灌木丛生的山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肉眼可见之处都杳无人烟。<10>如果你和奥利芙一样坚持要洗衣服,那么你需要去户外的山泉中洗。她喜欢裸体躺在岩石上晒日光浴;“没有什么比一块岩石更让人宁静舒适了”,她宣称。除了在赤裸、全知的阳光下伸展的山脉和绵延不绝的矮灌木之外,没有人能看到她。像艾米莉·勃朗特一样,这个女人被永恒的景色塑造。
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家人好客并尊敬他人;他们的女儿们善良多情,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个严肃的学习者;她们在英语上进步迅速。在经历了维克利家之后,这里的工作量较轻,每天只有五到六个小时,然后她就可以自由“研究”了。
福切夫妇想要留下她,但是给她的工资太少了:一年只有三十镑。她沮丧地想着她需要攒钱到八十岁才有机会去美国。于是当她许诺的工作期限结束,她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给一个荷兰归正会牧师转行的农场主的女儿们做家庭教师——但只做了一年,因为当福切一家搬到克拉多克东北部温特贝格山区的来利克鲁农场之后,他们又用五十五镑一年的薪水把她吸引了回来。这些农场更加偏远。路上依然是几乎无法想象的荒蛮,干枯多刺的灌木绵延数里至地平线。193
独处适合奥利芙·施赖纳。二十岁过后几年是她小说创作最高产的时光。她的小说中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一种坦率,这仿佛来自一个在草原中苏醒的灵魂。从这样遥远的地方发声,她能自由地表达出她急迫想要说出的关于残忍与不公的一切。她将声音赋予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孩童或女性,她响亮的言语释放出一种被压抑的力量。
她曾听说过或者学习过的一些荷兰语词汇和表达进入了她的写作。她总是保持着一种孤儿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般的存在状态,在乡村景致里创造着想象中的家园。一些雇主害怕奥利芙的自由思考会危及到她的工作。但与之相反,福切夫妇可以同时既虔诚又宽容。
她越来越喜欢孩子们,于是她们的父母邀请她做他们新生儿的教母。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了她在这家人心中的地位,这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教师来说很罕见——我们能记起夏洛蒂·勃朗特做家庭教师时被安置在仆人的楼层。而在来利克鲁,这个家庭教师可以在书本中生活;当她小说的页数逐渐增加时,她已不想和世上的任何人交换位置了。
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在分娩的混血种<11>妓女,她躺在树篱后面,一个两岁的孩子看着她。奥利芙协助了她生产。这个插曲可能是那部她从1876年开始写的小说《从人到人》<12>的来源。这个小说讲了两姐妹的故事:其中一个,波蒂,被勾引并被抛弃后以卖淫为生;丽贝卡则作贱自己嫁给了一个让仆人怀孕的浪荡公子。丽贝卡在他不知道孩子是谁的情况下抚养了他黑皮肤的儿子,故事的高潮是一场对峙,在这场对峙中他指责妻子把一个有色的杂种小孩带到了他体面的家里。194
她在做家庭教师期间还写了《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小说中的林德尔童年时和一个荷兰女人以及她的表姐艾姆住在一起,但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她是孤独的。当女孩们愚蠢的监护人桑尼姑姑把艾姆的头按在自己膝盖上并来回抽打孩子的脸时,林德尔暗暗下了决心,当她长大变得强大以后,“我将会憎恨一切有权力的事物,并会帮助一切弱小的事物”。她身边的人看到了她的力量却不能理解。她就像童年时的简·爱:她们都是要依靠无情的监护人的孤女,都处在弱小的位置。
当小说中的林德尔长大成人后,她告诉男人们,一个真实的女人不是他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男人们好像地球,而我们仿佛月亮;我们总是将一面呈现给他们,他们便以为我们并没有另一面,因为他们看不到——但是是有的。”绝大多数女性都被一种训练她们“表像”的教育扭曲了。那些女子精修学校毁掉了女孩子们,因此她们“不再去使用”的一切将会“退化”。(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施赖纳的偶像之一,曾说过同样的话:不被需要的品质,想必是智性与行动力,会被抛弃直至停止发展。)林德尔戳穿了一个英国殖民者格里高利·罗斯的假面:他忸怩作态,自欺欺人且软弱无能,靠苍白无力的关于爱和权威的言语支撑。接下来还有那个“陌生人”。她宁可死去也不愿让自己屈服于这样一个男人的权威,尽管他在身体上吸引着她。
“如果你确实爱我,”他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因为如果和你结婚一年,我就会清醒起来……你将我的一部分天性唤起,但还有更高的一部分你一无所知,也从未触及。如果我嫁给你,那么之后这部分将会出现并愈发坚定,于是我就会永远恨你,就像我现在不时会感到的那样。”
当她写这部小说时,年轻的奥利芙意识到它的情欲和它所呈现的危险。仅仅通过和高之间羞耻的小插曲她就发现了——在这个时代和地方——如果一个女人要满足欲望,即使只是显得有欲望,她便会被束缚,无法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继续生活。她在《非洲农场》中将这矛盾戏剧化地展开。195
这部小说更关注人物的塑造而非情节。尽管我们从林德尔的童年读到她成人,但这并不是一般类型的成长小说,因为外部世界并不重要。最接近它的先例是《圣经》,其中的人物成为道德争辩与寓言中的角色,故事变成由一个先知的声音传递的启示与呼吁。《非洲农场》通过一个幸灾乐祸的残忍骗子波拿巴·布兰金斯,揭露了一种巨大到近乎可笑的邪恶;并通过林德尔的诱奸者“陌生人”揭露了另一种——诱人的、隐秘的、有教养的邪恶。这部小说是寓言式的,草原是为坚韧与堕落的人物设置的背景。
施赖纳探讨了农场周围黑人员工被迫的堕落,以及与之相应的,他们的雇佣者的堕落,那个荷兰太太甚至不如一只没脑子的动物,身上堆满肥肉;还有黑人妻子轻易的堕落,因为她的丈夫用牛头(罗波拉<13>)买下了她,更有甚者,当他踢打她时,她对他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同样没有减少的,还有他走过草原时那无声的自傲。
但是,非凡的善却藏在这一切之中。这里有怀上了私生子的林德尔,还有她灵魂的兄弟、不谙世事的沃尔多,他是另一位思考者,一生都从事各种低贱的工作,被忽视,被嘲讽,时而被布兰金斯恶劣地抽打,时而烂醉如泥。林德尔和沃尔多,这两人更多是被草原而并非被人类所塑造,因此距我们十分遥远。他们的确宣告自己的思想,但却并不与我们建立亲密的认同。《呼啸山庄》里,丁耐莉倾诉的声音与读者为友,但林德尔更像是从容不迫地对未来讲话。
她着重讲女人的命运:对沃尔多,作为一种启示;对格里高利·罗斯,作为一个他无法企及的声音;对她的诱拐者,带着坚定的鄙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在这平淡无奇的殖民地发出的这样的声音,会被她周遭的人听见。但这情形反而解放了她,让她能越过他们去发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想象出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理想关系,那是基于一种名为“考科威特”的鸟类的“交织的情歌”,这是施赖纳在草原上听到的声音。
1880年在来利克鲁,她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修改《非洲农场》,她对它极度不确定。她需要控制自己将它扔进农场水塘里的冲动。接下来,在二十六岁时,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殖民地去英国。正如她对她的家人(他们贡献了她的旅费)所说的,她的目的不只是出版。她还想实现长久以来做医生的愿望。由于她拿不出接受医学培训的费用,她决心要做一个护士,并找到了一个在爱丁堡皇家医院受训的机会。196
但事与愿违。在爱丁堡只待了四五天她就犯了哮喘,于是她最年长的哥哥,已经在伊斯特伯恩做了学校校长的弗莱德把她接走。她将会像依赖“爸爸”一样依赖他。
她转而去听了伦敦女子医学院的讲座。这个医学院在1874年成立,创建者有最早的女医生索菲亚·杰克斯布雷克(Sophia Jex Blake),伊丽莎白·加瑞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 Anderson)和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以及托马斯·赫胥黎。两年之后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无视性别限制,为所有合格毕业生颁发执照。
八十年前的1796年,当二十一岁的简·奥斯丁威胁说,如果她独自一人在伦敦,她就要成为一个医生时,她一定是在开玩笑。现在,女性的职业前景在敞开,这都要归功于先进女性们的努力:贵格会的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柳克丽霞·莫特;知识分子记者玛格丽特·富勒,她是乔治·艾略特的偶像;以及那些打破了医学建制封闭大门的女性,这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改革部队在病号区失职开始。
不幸的是,哮喘再次侵袭奥利芙,于是弗莱德建议她坚持写作(并慷慨地提供给她一年五十镑的生活费)。她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决心要依靠自己去寻找并生活的破局者,在1883年由对它没抱多大希望的查普曼和霍尔公司出版。“这里批评家们友善的反应让我十分惊讶”,她在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中写道,对方是一个叫霭理士的年轻人,是她的出版商将他迷人的来信转交给了奥利芙。“敬爱的先生”,她写道,“这个故事里有太多的道德说教了”,但是她想让他知道,他“表达出的共情”带给了她愉悦。没过多久,这个从穷乡僻壤来的作家便被伦敦的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团体们迷住了。
197未来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第一次看到奥利芙时,她“双手摊在腿上端坐着,美丽的头颅和大大的深色双眼,同时具有表现力和洞察力”。她身材矮小——只有五英尺<14>——有敏捷灵活的嘴、热切的神色和生机勃勃的双眼,眼角细长。深色的卷发在窄窄的额头前被剪成高高的刘海儿,剩下的头发掖到耳后。她的身型看上去柔软圆润;并没有被包裹在规矩的、边缘坚硬的紧身胸衣里,用内衣的骨架把胸部推高,挤压腰部来凸显臀部。她是支持女装革新的一类人,她更可能穿着的是宽松的衣服、罩衣、无袖连衣裙和围裙来让自己自由呼吸。
霭理士当时在伦敦是一名医学学生,奥利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伦敦。他是一个名叫新生命协会的改革小组的成员,并成了于1884年创立的费边社的早期成员,社团的创始人还有比翠丝·波特(Beatrice Poter,后来的比翠丝·韦伯)、萧伯纳,和诗人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他们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日后工党的前身。
1884年5月19日,当霭理士为了将她护送到激进协会(一个推崇道德自由的思想者小团体)的一次集会而来到她门前时,她隐隐有些失望,因为他看起来“满身阴郁”。但尽管如此,一种亲密的友谊滋生了:霭理士很欣赏他在她身上看到的毅力;而她也同样为他高超的判断力而兴奋。她称他作“我的另一个自我”。而他告诉她,他想要看到她“取得巨大的成就”。
1885年的夏天,考试一结束两人一起到波尔山上(在峰区的沃克斯沃斯)度假。她知道乔治·艾略特在少女时代探访过沃克斯沃斯,并与《亚当·比德》里传教士的原型——她的姑妈相遇。听说伊丽莎白·埃文斯“长眠于此”,这令奥利芙着迷。
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和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的到来破坏了这次假期。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度着蜜月。塔茜(艾琳娜的昵称)和奥利芙·施赖纳198在1882年迅速成为朋友,这还是在《非洲农场》出版之前,但艾威林是个骗子、寄生虫和花花公子,他把塔茜拖进了一场长期的通奸中,直到她最后自杀(艾威林曾有一个长期分居的妻子,在她死后,他用假名再婚却没有告诉塔茜)。
奥利芙和艾威林在一起时感到隐隐的“恐慌”。她对霭理士倾诉说,“每次我看到他,这种恐惧都在增长”,她每天都要看到艾威林。“我爱她,但是他让我很不愉快,”她继续说道,“他太自私了,但这也并不能完全解释我的恐惧。”
曾经有关于奥利芙和霭理士的闲言碎语,但他们的关系无法被打上任何标签。她不想和他接吻,她也如是告诉他,但他们之间有一种放松而宽慰的肢体亲密。作为一个移居国外的单身女性,当她感到孤独时,她渴望他在她的床上,她甚至可以告诉他这一点而无须担心任何性方面的风险。霭理士的笔记中说,她对自己天性中的性欲表现得异常坦率。她倾诉了自己关于性爱的惶恐:这是一种让她感到丧失尊严的恐惧,性欲激发让她感到自己像个妓女。她谈到了雇主们对她的吸引力,他们的勾引以及她强烈的欲望,这其中包括她对灵魂伴侣的渴望。
和霭理士一起时,他们之间有一种恋爱般的亲密,这不需要,或者无法完全通过性来表达。想要在友谊和爱抚之间划一道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霭理士同时是一个知己、一种宽慰,兼医学调查员和治疗师。奥利芙自十二岁起就成为孤儿,她渴求“温存的”慈爱。霭理士提供给她一种温柔的、甚至是母性般的爱,而她给他的也几乎相同。
她被那些能够跨越性别常规的英国男人所吸引:除霭理士外还有爱德华·卡彭特,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以及同样重要的,数学家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曾把自己的一篇关于女性的天性与潜力的论文寄给了她。在八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是一个社团的成员,皮尔森和施赖纳希望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来命名它,称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社团”,但其他人都叫它“男人和女人社团”。施赖纳的行为是有远见卓识的,姿态是强有力的;她的深色双眼在讲话时炯炯有神。她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我们中的一员”。沃斯通克拉夫特“知晓一切”:她曾经预见了性别的转变,“那伟大的性别的变化正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两性似乎仍然是一个谜团:“它们最深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未来的时代将要去解开这个谜。”199
她的雄辩介入了社团成员间严肃而热切的思索商议。她对沃斯通克拉夫特如何在嫁给戈德温之后还成功保留了她自己的独立性充满好奇。
1886年5月,一个出版商联系了奥利芙·施赖纳,要她为《女权辩护》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将在1892年出版)写序。她转而联系了皮尔森,希望他可以合作。“她是最伟大的英国女性,在有关性和性关系的问题上,她在一百年前就看到了今天也仅有少部分人能看到的、整个世界要在三百年后才能看到的东西。”
那个五月,在拜访伯恩茅斯时,她听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就和他们的女儿一起葬在附近圣彼得教堂的墓地。施赖纳热爱雪莱的诗歌,于是她去了克赖斯特彻奇修道院瞻仰他和玛丽·雪莱的纪念碑。但令她失望的是,她看到了一尊大理石刻的尸体躺在一个被理想化了的玛丽的腿上。珀西爵士和雪莱夫人是以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像》为原型,委托了这座被美化的雕像。
200“那个死去的东西让人毛骨悚然,”奥利芙抗议道,“雪莱不能死;他从未死去。‘我会改变但不会死亡。’”她想到了雪莱的云雀,甚至外面的蓝天都比那雕像能“更多地代表他的存在。”
她让皮尔森借给她《女权辩护》以及戈德温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忆录。她承认自己“对她最大的兴趣在于她的人生”。
她把本来只是一篇序言的作品扩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对戈德温回忆录的评论;接下来,正如她和皮尔森圈子里的一员菲尔波特夫人透露的,这篇文章又被扩充成“我对于男人和女人这个问题的思考的全部要义”。这样一项任务所涉及的范畴之广让她惊讶。施赖纳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太相似了:两人都同情她们的母亲;两人都曾因为婚姻对女性的损害而拒绝结婚;两人都如此直率,她们的写作近乎演说;两人都致力于女性独立但同时又宣扬女性家庭抚育的传统;两人都习惯于强烈、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感情。
施赖纳相信,一个反抗自己命运的独立女性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并不容易。在1886年1月,她拒绝了她的医生——杰出的医师赫雷肖·布莱恩·唐金(Horatio Bryan Donkin)的求婚,<15>她认为,“我必须要自由,你知道,我一定要是‘自由的’。”这个旅居海外的年轻女性对一位英国绅士的拒绝很不寻常,这好像亨利·詹姆斯当时出版的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心怀抱负的伊莎贝尔·阿切来自纽约北部的阿尔巴尼,她想要为她的人生开辟一条新的自由道路,因此拒绝了善良友好但传统的沃伯顿老爷。
施赖纳对唐金的求爱表现出了焦虑,这也能说明他其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样一桩婚姻让她不仅能够随时得到医疗保障,也让她从此不会再居无定所。有可能是对自由的渴望阻止了她,但我认为更多是由于她对皮尔森的感情,而对方对此并没有回应。
在他们的关系里,她努力去保持一种有限的、智性的友谊,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也只有这些,而后来他连这个也不想要了。她在给他的接连不断的长信中,不停地调整自己的位置——声称作为一个作家,她需要他们之间智性的火花去激发她的写作。施赖纳把她被灵感激发的小说《从人到人》的大纲寄给皮尔森。她将妓女的卖淫与婚姻中的卖淫联系起来,想要对女性的命运产生影响。但没有皮尔森的支持她似乎就无法实现这个宏大的想法。遗憾的是,她将这种需要表达成了一个动情的恳求,衬得皮尔森的理智格外令人尴尬。201
皮尔森退缩了。由于他的情感缺乏,她把她的需要和对他的责备不太成功地佯装成了挑逗。
他误解了她,于是她回击了。她想要的绝对不是“性爱”。
是她申辩得太多,因而欲盖弥彰了么?我想,她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既包括身体也包括精神。同时还有一种孤儿式的需要在乞求他人的注意力。
奥利芙是在1885年6月遇到皮尔森的,这正是她的“爸爸”弗莱德抽离他的感情的时候。几个月前,他已经明显不想再拜访奥利芙。“如果他能来看我,对我再温柔一点,我想我可以活下去并逐渐好起来。”她对霭理士倾诉道。她的哥哥虽然继续每年支持她一笔钱,但这位学校校长强烈反感《非洲农场》中那个反叛的未婚母亲形象。1885年7月,弗莱德要求他妹妹不要再联系他。
这个情形是奥利芙孩提时代经历的痛苦的一次重演,提奥在她早早丧失信仰之后也收回了他的情感。两个哥哥,都是学校校长,都反对了一种尽管并不传统但实际是高尚的道德立场。奥利芙的境遇就像玛丽·戈德温的父亲对她的否定,以及乔治·艾略特的父亲和后来哥哥对她的否定一样。这是一种抹除行为:通过否定他们之间的联系、否定这些女性本身存在的印记,兄长与父亲们擦除了一个家族身上可见的污点。他们强迫家里的其他人也要服从:玛丽·戈德温的姐姐芳妮和乔治·艾略特的姐姐克里斯,两人都不得不依靠着家里的男人们。家里的姐妹们尝试过但并未能看住她们行为不端的姐妹,而这种断裂的关系也不能被治愈。因此长大后的姐妹和女儿们都要从家庭之外寻求依恋与向导。202
奥利芙渴望和智高一筹的皮尔森长期保持亲近。乔治·艾略特对赫伯特·斯宾塞也有同样的期许。这其中有一种相似的、独立与依赖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却在她们接触的男人身上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皮尔森的撤退和斯宾塞不可撼动的友谊,好运的乔治·艾略特还找到了另一个人刘易斯。奥利芙却并没有如此幸运。
当奥利芙偶然在大英博物馆撞见皮尔斯和一个名叫考伯夫人的女人时(也是男人与女人社团的一员),她嫉妒得几乎发疯。她的直觉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皮尔森最终确实娶了考伯夫人的一个亲戚。
奥利芙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独自生活在阴影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意大利海滨的阿莱索。她希望更温暖的气候可以缓和她的哮喘病,而弗莱德定时的生活补助也让这成为可能。这些年间,她心情过于低落,无法完成她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也无法完成她构想的对《从人到人》的修订。回到伦敦后,她在雨中站在伦敦大学学院外,但皮尔森却杳无踪影。那年年末,也就是1889年10月,她在一种死寂般的麻木状态中起航回到非洲。
1890年3月,她来到一片两侧山峦起伏的宽广平原。马奇斯方丹(Matjiesfontein)是一片近期才被画到了地图上的干燥地带,位于开普敦以北两百英里的卡鲁地区,有益于缓解肺部疾病。到了夜晚,群星肉眼可见。没有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散落在被炙烤的黄土和奇异的小山丘上。没有农场,没有家宅,只有铁路主干线和一间旅店,以及一排小平房在车站后面跨过一小截路的地方。其中一间房子是她的:一扇大门,一小段过道通往有壁炉的客厅,一间卧室,后面是一间厨房外加盥洗室。她所有餐食都是从一步之隔以外的车站茶室里购买的——标准的饭菜:咖啡、鸡蛋、面包、红皮的甜奶酪,偶尔还有本地的香肠、羊肉、荷兰牛奶塔以及西开普地区的橙子。203
每天的重大事件就是两趟火车经过。每天早晨,从开普敦一路北上至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钻石金矿,火车会停留半小时,让乘客活动筋骨和吃早餐。晚上会有另一辆车在一天两宿的千里回程途中经过这里。晚上的那趟火车维系了她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一包她的作品——被她称作《梦》的非洲寓言中的一篇——会在第二天早晨乘车到达开普敦。这一切感染着她:“这种文明和那未被驯服的野性自由的结合体;这贫瘠的山脉和荒芜的卡鲁和铁路车站”。
孤独的诗意激发了她的声音。和乔治·艾略特一样,她对未来的展望总是与对过去的呼唤并存。两人都感到,她们最深处的血肉都是如此紧紧地抓住那些形塑了她们的地方。记忆的潮水将我们带到乔治·艾略特的英格兰中部:“我记得,”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开篇,叙述者重复道,“我记得那些低垂的柳树”。她回忆起的是古老英国乡村的每一寸肌理,它们都在《牧师生活图景》《亚当·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被永远定格。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会理解的方式,“乔治·艾略特允许自己拥有的唯一一种浪漫——就是回望过往的浪漫”。
同样的,施赖纳所展望的女性崛起的梦想也被安放在过往的风景之中:平坦的黄土伸展至遥远的地平线,凶残的非洲热浪缓慢地灼烧着皮肤,被炙烤着的多刺灌木丛,让鼻孔干燥的沙土。这才是她要回归的地方,而不是殖民地城镇或者西开普地区青葱繁茂的山谷。
清早太阳刚刚升起,山顶还是暗紫色时,她就会坐在窗下写作。然后她会戴上帽子出门散步。“当我走在卡鲁上时,我感到一种狂野的兴奋与自由”,她在给霭理士的信中写到她在马奇斯方丹的第一个早晨时如是说。
在伦敦作为名人的时光结束后,她选择定居的地点明显有些反常,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哮喘病的需要,同时也符合我们常在某些独特女性的人生中看到的模式,她们让自己处于没有嘈杂人声的偏远地带: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灵魂选择它自己的伴侣/并关上门”,抑或是艺术家格温·约翰(Gwen John)独自在法国的默东,表达着“对一种更加深入内心的生活的欲望”。204
正如艾米莉·勃朗特需要回到约克郡的旷野中去,施赖纳需要回到非洲平原上。这并不只是在逃离皮尔森的伤害;这也是恢复写作的必要条件。而她的写作也正要从这个地方的荒芜中汲取力量。她将自然本身援引为佐证:平原是支撑了她自我发现的土地。“这风景的作用,”她说,“是让人沉默、强大、自给自足。这一切都如此赤裸,岩石和灌木,每一丛灌木都与其他的分开,独自站立,无依无靠”。在这里她将完成短篇集《梦》(1890)。
她用犹如神示般的预言和圣经的韵律为丧失信仰的读者们创造出一部可以替代《圣经》的经文。其中的一个梦《猎人》(‘The Hunter’)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变奏,她重写了摩西和圣灵在西奈山上对话,那时山下的众人在祭拜一头金制的牛犊,而他接下来死在了通往应许之地的途中——进入的大门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施赖纳的故事是一个猎人的寓言,他在湖面上看见一只银色的大鸟飞过头顶的倒影。这是一只从未有人见过的生灵,名为“真相”。为了寻找“真相”,猎人必须要度过无尽的长夜并翻过一座山。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岩石上挖出踏脚的洞,以待未来的追寻者能爬得更高。当他死去时,一片银色的羽毛从“真相”鸟身上落下来。赫伯特·斯宾塞(他的《第一原理》曾震撼了年轻的奥利芙·施赖纳)被《猎人》深深感动,并让人在他弥留之际把这个故事读给他听。
《沙漠中的三个梦》(‘Three Dreams in A Desert’)后来将被在霍洛威监狱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高声朗读。康斯坦斯·利顿(Constance Lyton)说,在女子监狱里,这个故事听上去完全不像个寓言,而更像是“我们旅程的基础铁路指南”。在2015年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Sufragete)中,《梦》是其中那个年轻女工的《圣经》,她发现自己被一种使命所吸引。
名为《僧侣之妻》(‘The Buddhist Priest's Wife’,1891—92)的故事是在皮尔森事件之后她对于性别差异的沉思。其中一个独立的单身女性认定了一种立场,她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是不可能的。她对自己的爱慕缄口不言,并让自己远离了男人们错失的、与她的思想真正结合的机会。205这个故事给女性的教训就是不要有任何期待。当然这种隐忍是自愿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想要保持她的自尊,其实她也并没有其他办法。<16>
1892年12月,就在她创作了这份无奈地顺从命运的宣言之后,她去和她的老朋友,在加纳港的凯伍德夫人住在一起,而就在那里,她遇到了凯伍德的邻居,这位邻居在克拉多克南部的同一区域经营着克兰茨农场。
她看到一个强壮的二十九岁的年轻男人,穿着马裤和马靴。塞缪尔·克朗怀特(“克朗”)的周身洋溢着一种户外生活的活力,他精瘦、灵活,有浓密的黑发和短络腮胡。他说他只需要一颗子弹就可以打死一只羚羊。他看上去像是她笔下猎人的化身,仿佛她的小说将他写得活了过来。他很紧张、顽固,但他关于女性权利的进步观点让她惊讶。这是一个开明的男人和读者——事实上,他很欣赏《非洲农场》,他还为此给她写过信。他对像奥利芙这样被剥夺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思想者的作品充满热情。同时他还有强壮黝黑的双臂(她留有一张他挽起袖子的照片)。
她并没有坠入爱河,但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嫁给克朗怀特先生。和夏洛蒂·勃朗特与玛丽·安·埃文斯一样,她们都考虑过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男性,他们的智力无法与她们等同,但他们单方面的爱慕却能给她们安慰。1893年奥利芙回到英格兰并思考着这件事。她曾经向皮尔森倾诉她是多么强烈地想要一个孩子,但自己已经接近一个几乎不能实现这个想法的年纪。现在这里有一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强有力的求爱者——他外表迷人,尽管他不是戈德温,但他显然热爱读书,是一个思考者,而且尊敬她。最终她同意嫁给克朗。
1894年2月的婚礼平淡无奇。她穿着一件灰色的裙子,两人去了风景宜人的米德伯格村镇的注册办公室,她当时就住在那里。他们的结婚证缩小了两人年龄的差异:克朗的年龄写着三十一岁,但是他实际三十岁;奥利芙的年龄写成了三十七岁,但实际她比这个年龄大一岁。他注册的职业是农场主;她的职业是空白。有一件时至今日都依然很罕见的事,那就是他随了她著名的姓氏:克朗·克朗怀特——施赖纳是一个能与她的盛名和谐相处的男人。206
他们没有度蜜月。在简短的仪式之后,他们就上路了,在大概七点半时到达了克兰茨农场,即使在夏天,天应该也已经黑了。奥利芙很高兴地看到农舍干净整洁,客厅的桌上有烤鸡。长长的白色农舍坐落在一个无遮挡的峭壁上,陡峭的山崖直降到下面的大鱼河,河里有岩石和芦苇。第二天早上他们爬坡下到河边(这看上去极其危险),并在河中的一块岩石上拍了照:在一张照片里,克朗穿着背带裤和衬衫独自站着,双手插在紧身裤的口袋里;在另一张照片里,他修干净了下巴和浓密的八字胡,坐在身着凌乱围裙的奥利芙旁边,她手插在腰间,在她的新家显得气定神闲,好像她一直都住在这里。为了拍照,她摘下了她的遮阳帽。她喜欢在这里游泳,河水在夏季很平静——更像是平稳的大水池而不是流水。那天,二月的炎炎烈日之下,克朗用一辆有遮挡的双轮车载着她环绕广阔的农场。这里有鸵鸟和他珍爱的安哥拉山羊,就在远处牧场里巴菲尔山的山脚下。一天,克朗为了和她一起爬山暂停了工作,几小时后,他们登上山顶,看到了遥远的群山之巅。这景色让奥莉芙如此愉悦,她决心死后要长眠此地。207
他们之间的差异,一旦被激发出来,就是难以调和的,但这并不会分离他们。奥利芙将克朗视为一个简单直接的人,他一门心思地朝前方的光亮进发,而相反的是她自己左顾右盼的本能,她是能“闪烁照亮到周边一切的侧光”。她开玩笑说自己是如何生来便没有“表皮”。她的敏感与克朗的粗野相冲突,但私下里他也是温柔的。她特别强调“温柔”,因为她知道,她的朋友们会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专横跋扈的男人而惊讶,但是他关于自我发展有着强烈的想法。克朗的侄子说他训练自己的心智就好像在一台古斯塔夫·赞德机器(当时流行的一种训练二头肌的瑞典器械)上一样。
在克兰茨农场,她的哮喘更严重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因为他们之间平等的关系从离开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平衡过。几个月之后,克朗就放弃了农场,他们搬去了金伯利,买下了一座漂亮的家宅和三英亩地。对克朗来说,放弃他的鸵鸟和安哥拉山羊是痛苦的,他在职业上的妥协给了奥利芙·施赖纳压力,他之所以娶了一个作家是希望她能够创作作品。而她“伟大”的作品《从人到人》,以及那本从在八十年代和皮尔森的讨论中诞生的“性别之书”都总是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即使这样,在他们非常期盼的孩子夭折时,克朗还是在悲痛的阴影下,用他“如此平静而坚强的面容”支撑了她。她将永远无法忘记她的孩子那双严肃的眼睛。
1895年5月1日,孩子在出生后的那个清晨死去。克朗手托着这个双目紧闭的孩子到阳光下为她拍照:她裹在长长的白色袍子里仍然形容良好。奥利芙的悲伤挥之不去。两周之后,在奥利芙给她姐姐艾蒂的信中,她透露出孩子死亡的原因是疏于照顾。她相信如果她姐姐在身边,孩子可能会被救活。但她选择不再为此纠结,而是去怀念她与孩子曾有过的亲近。208
家宅
1895年5月16日
我亲爱的艾蒂老姐,
我把我小宝贝的三张照片寄给你……这只是用克朗的小型手动柯达相机拍的,但我只有这些了。艾蒂,如果我的小宝贝出生时你在这里,我现在应该还和她在一起……这只是对你一个人说的。我不想让任何人为我这个美丽圣洁的小生命而产生一分一秒的悲伤;她现在去了,但某一天我会给你写信,告诉你一切。她活了十六个小时……我有那么多的母乳给她……母乳都浸湿了盖在我胸上的布而流下来。我有足够给两个婴儿的奶水。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假扮生小孩的游戏吗?我躺在这里常常想起你……人们常说“忘了吧”,但他们不知道无法忘却才是一种快乐: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直感到那个小小的死去的身体躺在我怀里,抚慰着我。
她告诉一个朋友:“克朗和我都不敢向对方诉说我们心中的一切。有些念头会深埋在我们的心里,被我们带进坟墓。”
孩子的死亡也可能另有原因:这个新生儿体重异常,八斤七两——几乎是正常体重的两倍。考虑到这样的大小(通常和母亲患糖尿病有关)外加在家中生产,分娩是很艰难的;奥利芙在氯仿的麻醉下昏迷了两个小时一刻钟,因此不能用力推,同时医用钳子撕扯她太狠了,让她一个月之后还无法坐起。如果分娩时用了如此大的外力,那么孩子可能有分娩损伤。
她决定让“宝贝”在未来的某一天和她一起葬在巴菲尔山上,209但与此同时却无法承受自己亲手埋葬她。十几年之后,当她和克朗暂时分居时,她给他写信说道,如果她死了,他将会在她床尾的一个盒子里找到那个婴儿。她并没有解释盒子里的是不是一个实在的身体,以及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她最珍爱的作品《从人到人》最终题献给了两个婴孩:她的妹妹艾丽和“我唯一的女儿”。
起初,当奥利芙刚回到南非时,她被罗兹的充沛精力所吸引,但作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他在1891年对“皮鞭”或鞭刑法案的支持让她怒火中烧。这个法案提议,白人雇主可以出于一些小罪鞭打黑人,这些罪包括违抗命令、旷工,或者骑主人的马。<17>尽管法案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但是罗兹的立法胜利(其中包括剥夺开普黑人的投票权)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前身。1892年那张著名的“罗兹巨人”漫画描绘了这个种族主义大亨从开普到开罗横跨非洲的情形。从那时起,施赖纳不再与罗兹讲话。他赞美《非洲农场》为“一部深刻的天才作品”,并希望和她对话。但她拒绝了这个邀请,还在九十年代他到马奇斯方丹时把他挡在门外。
1895年,奥利芙被罗兹在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中的共谋震惊,这次突袭试图夺取布尔人遍地黄金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但是他溃败了。罗兹在接下来的问讯中逃脱了谴责,因为他的同谋、殖民地国务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介入此事。凡是牵连到罗兹、张伯伦、英国内阁官员和贵族的电报都顺利消失了。施赖纳却持续发现腐败的蛀虫,这都是得益于罗兹身边的那些马屁精们,用她的话说,他们在“跪舔他脚下的灰尘”。210
她在1897年那个不太受欢迎的寓言《马肖纳兰的士兵彼得·豪基特》(Trooper Peter Halket of Mashonaland)里,指控了罗兹手下英属南非公司的人,他们使用暴力镇压将被命名为罗德西亚的一块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阻挡了罗兹用帝国的镰刀割开整个非洲大陆的梦想。施赖纳在第一版中用一幅卷首画表明了她记录现实的意图:照片上三个裸体的黑人男性被吊在布拉瓦约外的一棵“绞刑树”上。其中一个人的脖子可怕地脱臼了,而罗兹的手下就站在旁边,洋洋得意地斜顶着帽子,嘴里叼着烟斗,毫无愧意地守着他们的作品。这是一幅骇人的影像,一个女性将它放在书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曝光了那类残暴行径——为了保护白人淑女们,她们一般看不到的那一类。这便是殖民行径的暴力现实。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罗兹却正因为建设帝国而饱受赞扬,并受邀到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
奥利芙和克朗没有发表《彼得·豪基特》的手稿,而是把它带到了伦敦。罗兹恰巧和他们乘了同一艘船,他让男仆搜查了他们的舱屋。小说出版之后,罗兹散布谣言说奥利芙写这个故事是由德兰士瓦共和国资助的。
她告诉她的朋友、德兰士瓦的司法部长扬·史末资(Jan Smuts),“在罗兹和他的人散布的所有关于我的谎言中,对我伤害最大的是他在英格兰散布谣言说,我写《彼得·豪基特》是因为收了德兰士瓦政府四千镑。这直接损害了我过去和未来作品的用意和价值”。
罗兹仍然想得到德兰士瓦,于是他大肆宣扬住在那里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受到的委屈。施赖纳目睹着由罗兹带领的“吸饱了血的资本家们”在煽动战争。她把他们叫作“追金子的野狗”。在给一家美国报纸的信中,她谴责那条“为了塞满几个人的口袋而谋杀一个国家”的政策。
开普总督阿尔弗莱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爵士和罗兹狼狈为奸。奥利芙·施赖纳谴责米尔纳发给伦敦的报告荒谬至极。他断言非洲有推翻英国的计划,并因此指控布尔共和国(几乎全部被英领地包围)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奥利芙起初起草了一份十六页的对米尔纳的声讨,但接下来她放弃了声讨,进而采取了更审慎的方式。她反而送给米尔纳一本书,是先前的总督乔治·格雷(George Grey)爵士的传记。她恳请他看看一位前辈是怎样做到不失去殖民地对他的信任的。但她对米尔纳的期待过高了。运气没有站在她这边。211
§
奥利芙和克朗一起住在金伯利时,她提到他时始终是充满爱意的语气,但当她忙于自己的国际事业时,克朗又能做些什么呢?她的写作带来了一些收入,但要想让他履行更大的责任还远远不够。他对妻子健康的照顾和对他寡居母亲和未婚妹妹的责任相冲突,他还要考虑自己死后她们的生活来源。于是他决心要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律师。奥利芙并不想去那里,但她一定理解克朗,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她厌恶约翰内斯堡,“这个在我们甜美纯净的非洲草原上冒出来的可怕的地狱。一座迷恋诱惑、金子和邪恶的城市——充斥着马车、宫殿、妓院、赌场”。事实证明,想要找到一家不介意他的穿着而接受他的公司很困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工作,但在他取得资格前,一个月也只能挣十五镑。在这期间他仍然要依靠妻子生活,他因此为她那些总是即将完成但还是没发表的“伟大的书籍”感到恼怒——那些野心勃勃地想要改变世界的书,她还一直在不停修改。
她的哥哥弗莱德自从她结婚后便停止了每年对她的资助。尽管《非洲农场》还有版税入账,但并不多——奥利芙说,如果查普曼和霍尔能对她公平些,她这时肯定已经很富裕了。但接下来又冒出一笔出人意料的索款: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公司(Litle,Brown)在和她的美国出版商罗伯特兄弟(Roberts Brothers)合并后向她索要四十七镑。如果她不交付这笔钱,利特尔布朗就威胁说要把她的《南非散记》(Stray Thoughts on South Africa)不加修订地出版。她让她姐姐的丈夫出面解决此事,但他没有成功。<18>212
她和克朗在约翰内斯堡安顿下来之后,她面临着另一个更棘手的索求。约翰内斯堡成了她婆婆眼中的福地。克朗的母亲计划带上她的女儿搬到贝里亚庄园的樱草台二号和他们同住,至少要住一个夏天。克朗怀特夫人还提议让克朗的两个兄弟也住进那里。接待克朗的一大家亲戚将会毁掉奥利芙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刘易斯不同(他不允许儿子们因家务需要去打扰乔治·艾略特的写作),克朗希望为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个住所。所以拒绝这件事的负担落到了奥利芙身上。
她告诉伊丽莎白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贝蒂·莫泰诺(Bety Molteno)说,她确实需要说“不”。这是为了解释她不能邀请贝蒂和她的同伴格林小姐来家里做客的原因——因为如果她邀请朋友来家里,“老太太”会被冒犯。奥利芙认为她的婆婆无法认识到“别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她无法不意识到“全家人都对我的存在感到伤脑筋”。
在这个尴尬的时刻,她怀孕了。在她给霭理士的信中,她对婚姻生活的描述并不和谐。当克朗结束了在办公室繁忙的一天回到他们的住所时,他吃完晚饭就会去读书,因此,“我在这里过着奇怪的孤独生活,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也不能和人说话……我从未有过如此孤独的生活,因为童年时我还有大自然,在欧洲我有朋友们”。
克朗的职业道路被战前准备终结了。他的法律公司面临倒闭。由于经济紧张,他们离开了约翰内斯堡,搬去和克朗的一个亲戚爱德华·怀特同住,他住在卡鲁上的一个农场卡利克鲁夫。这是他们离开城市的其中一个缘由,另一个缘由是奥利芙在流产后有心脏和呼吸问题需要休养。农场很偏远,从主干线德阿尔站北边最近的火车站克朗凯尔站出发,坐马车往西还要走十个小时。213
在干燥的卡鲁上,她感到自己“在天堂”,充满能量和斗志。天堂可以自由地呼吸,傍晚时疾驰穿过草原,在渐暗的天空下观看小山丘清晰的轮廓,抬起头能仰望灿烂的星光,以及随意使用宿主家的书房。随着状态渐有起色,她完成了一篇有关女性问题的短文,由两部分组成,纽约的月刊《大都会》在1899年11月和12月发表了它。她收到了一百镑,这对于她和克朗的生活至关重要。
这篇短文很有可能来自于她的“性别之书”,她把那些手稿打包捆好留在了樱草台,打算有朝一日还要回去。但是英国士兵在1899年10月13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两天前战争爆发了。回约翰内斯堡的路被阻断,从此之后,她的人生也发生了转向。
在卡利克鲁夫,她与杨·史末资的友谊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同盟。当克朗和奥利芙搬到约翰内斯堡时,史末资曾问他们是否需要他提供什么帮助。奥利芙机智地回复说:“如果能在争斗中为德兰士瓦政府提供帮助,我将十分荣幸。”一个灵光一现的事后想法是去提出一个交易:史末资其实能为她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市民的妻女们视为共和国的“支柱”而赋予她们投票权。
她曾在比勒陀利亚拜访过史末资,并很喜爱他的夫人埃西。从她身上她看到了传统布尔女人的坚强与新女性的文明与优雅。史末资夫妇邀请克朗怀特——施赖纳夫妇在即将来临的战争期间和他们同住,但奥利芙认为比勒陀利亚对她的哮喘不宜。“……感谢你们友好的邀请,”她在给埃西·史末资的信中写道,“如果我去了只会给每个人添麻烦。”214
1899年9月24日,战争爆发的十七天前,仍在卡利克鲁夫的奥利芙·施赖纳向史末资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请求。她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提供给她一份每月一百一十镑的前线通讯员的工作。她想要代表“我方”,并问了史末资两个问题:第一,“德兰士瓦当局是否会给我获取信息的设备,以及和民兵一起去前线的机会”;第二,她在这条下面着重划线强调,“你认为我最好先去哪里?”她指出,如果健康允许,她已准备好去任何地方,并且重复了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告诉我在哪里我最有用,我将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
史末资用预先安排好的密码给她发电报,只说了两个字:“好的”(这是她所期待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以及她将去的地方的名字。她承诺会保密。“你给我的任何信息都一定会被严格保密。”
另外,她还谨慎地要了一封信,上面有需要他或者奥兰治自由邦前主席(时任德兰士瓦共和国国务卿)弗朗西斯·赖茨清晰的签名<19>。这封信必须能证明她的身份,以防某些不知情的布尔人把她和克朗误认作“红脖子”——对英国人的蔑称。
她唯一担心的是克朗。她对他的了解警告着她,她最好独自行动。他过于有攻击性,并且心直口快,对于她所承担的任务来说,他不是一个安全的搭档。如果克朗和她一起的话,她认为他会被枪击。同时她对于克朗的政治信念不够坚定也直言不讳。“如果我因为自己如此深信的使命牺牲,我不会介意,因为这算是死得其所。但我不觉得他应该为了这个使命死去,因为即使他赞同这项事业,这之于他也并不像之于我一般性命攸关”。
史末资的电报给出了他的应允。她将会去前线加入布尔人的队伍。但当她去看医生时,医生证实了她在流产之前就有心脏病:左心室比过去更肥大了。因此,她不能作为战地记者去四处游荡,但她找到了另外两种行动方式:发表抗议演讲,以及在殖民地北部边境驻守一个独立的岗位,这是为了提前准备给帝国军队的一个不客气的惊喜:游击战阶段,史末资将带领一支最神出鬼没的突击队。215
§
施赖纳第一次发现自己演讲的声音是在开普殖民地东部的村镇格拉夫雷乃,当时那里的人群把她从一个民众集会上呼唤了出来。就在1900年5月31日,英国部队在这一天进攻了殖民地北部的两个布尔人的独立共和国。她的哮喘和呼吸困难让她肩膀耸起,但完全没有妨碍她的言语。她用拳头在她面前的铁轨上打着拍子。亲战的报纸报道说,这个姿势不合妇道。淑女应该让她们戴着手套的双手保持近身或紧握。一个淑女不应该提高音量引起别人注意。如果她大声了,就会被说成是“尖叫”,不管她的音色多么低沉。尽管她是作为“一个作家而并非演说者”对人群讲话,她所说的全都切中要点。“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南非的朋友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必须提供。”“帮助”一词很小心地避开了叛国的倾向。她并非在煽动暴力,但她姿态中那种克制的狂热点燃了人群。
她用英语演讲,宣告了她与自己国人相对立的立场。大部分讲荷兰语的民众欢呼雀跃。
六月初,在夺取了约翰内斯堡后,英国人向比勒陀利亚继续进发。“我们在进军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这是当时流行的歌曲。<20>奥利芙的弟弟威尔·施赖纳(开普总理)的政府在双方中间保持中立,于是战争进入白热化时他必须辞职。但他的姐姐决定,是时候不去在乎那些“畏畏缩缩的”政客们了。“女人们必须要行动,”她说,“如果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是我们这些愚蠢的女人在领导这个国家,那也不会比男人领导得更糟糕。”
216她作为演说家的事业在她独自生活的六个月里腾飞了。在这期间,克朗在丢掉工作后,代替他的妻子去英国执行一项反战宣讲的任务。这个任务对他格外棘手,因为他没有奥利芙那种以死抗争的奉献意志,而且他亲英的家庭也没有在背后支持他。那次持久的巡回演讲让他情绪低落:那些冷嘲热讽起哄的侵略主义者(战争狂们)削弱了他的信心。他在1900年7月回家之后明显沧桑了许多,在开普敦的郊区莫布雷和他的母亲住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奥利芙走上了自己的路。
一个战争通讯员为伦敦的《每日纪事》(Daily Chronicle)报道了1900年7月9日她在开普敦伯格街的大都会礼堂,面对和平示威的一千五百人发表的演讲。他看到了一个个头矮小、棕色双眼的女人在周围沉默的期待中起身演讲。他说,尽管她站立不动,她的言辞就仿佛“白热化的愤怒熔化成的洪流”,直指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野心而发动了战争的男人们”。像罗兹这样的投机者才是英国真正的敌人,他们败坏了英国正派的国民性格:“现今英国士兵烧毁的每一个农舍,都将会是最终照亮大英帝国灭亡的火把”。她所指的是基齐纳爵士最新的战争策略,他要烧掉所有抵抗帝国统治的布尔家庭的农场。最终,有多达三万间的房舍被烧毁。被转移到“集中营”的女人和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死去。基齐纳使用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制胜战术:舍曼将军毁掉敌方供给的举措。基齐纳派部队不仅烧毁家宅,还摧毁农产品并杀死牲畜。被残害的动物被扔在草原上等死。
烧毁农场的新闻传到了英国。曾在伦敦的女王礼堂组织过一次大规模妇女反战抗议的艾米丽·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感到了一种使命的召唤,她要去帮助贫困的布尔妇女和儿童。1900年9月,她开始筹集救济款。
217就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9月16日,在英国强占了第二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的十六天后,施赖纳来到了汉诺威。它就在英国部队的主要驻点,铁路枢纽德阿尔以东坐火车两小时的地方。布尔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铁路战争,在广袤无际渺无人烟的卡鲁上,铁路沿线的炮楼对通信和供给至关重要。建立于1854年的汉诺威(这个名字表明殖民地对汉诺威王朝继位的服从),由大概五十六栋简单的单层房屋构成,与黑人和有色人种都隔离开。施赖纳从未来过这里,而且不认识任何人。她为什么选择住在这个暴露在烈日之下的地点,原因并不明朗。
她给出的一个合理理由是她的哮喘:到达时她称海拔五千英尺以上的干燥空气更有益她的健康。她喜欢春季的气候,还没有太热,开花的树木散布在几条石子街道两旁。但是,在这个海拔上,有同样干燥空气的地方还有许多。
她特别搬到这个主干线铁路上朝北距英军营地只有两英里的小镇,是否另有目的?这条东西走向的战略线路是为了运输士兵、武器和设备,也是一个容易被袭击的目标,紧邻已被官方占领的自由邦边界。尽管汉诺威在1900年9月看上去很沉寂,但它在三个月之后将变成军事热点。我想到了奥利芙对史末资提出的随他调遣的提议,以及她对另一个布尔领导人,维南·马兰(Wynand Malan)的信任,他的突击队将会突袭汉诺威的毗邻地区。
在这个阶段,如果奥利芙想要帮助仍然在开普边境另一端的布尔人,那么她也会把这个想法藏在心中,不留任何文字证据。要做一个帝国统治的“叛徒”是要冒死刑风险的。这不是个说着玩儿的威胁。英国已经处决了大概五十四个被称作“开普叛徒”的人,处决前他们在市集被公开宣判,这是在警告那些被强迫出席的市民们。像奥利芙一样,许多人都和布尔人有联系。
与此同时,在10月12日,她将自由言论的权利推到了风口浪尖。她从汉诺威寄出了一封信,在东开普的东萨默塞特,这封“信”将在战争开始的周年纪念日在一场被广泛报道的妇女抗议中被高声朗读。她有意将言语远播到村镇之外:这个世界都必将听到。218这封“信”将书信这一传统上的女性体裁带进了政治讲演领域,而传统上这是男人们的领地。
当她回忆起自己在英国生活的八年以及“那些和我有着深情厚谊的男男女女”,她也直面了自己一度和殖民地许多其他人怀有过同样的信念:英国人身上公正的一面会制约“更卑鄙和更趋炎附势的一面”。她想说的其实是,一大群英国人恰恰相反,让自己更卑鄙的部分占了上风,她首先点了罗兹,以及约瑟夫·张伯伦和阿尔弗莱德·米尔纳的名字。那么,她责问道,大多数公正的英国人怎么能在此情形下无动于衷,眼见着“私人住宅被烧毁,女人和小孩在荒野中无家可归,为的是通过伤害‘布尔’男人们的情感来让他们无力拿起武器而无法继续作战”?
布尔女人试图在她们的农场被烧后躲避英国人。她们躲在草原上,过着艰难的生活,直到这些“不良分子”被基齐纳的铁丝网圈起来。在营地的男人们只要放下他们的枪,他们在野地里营养不良的妻儿就会获得更好的食物。儿童的性命对于有军事目的的人来说无关痛痒。基齐纳不会意识到枯槁母亲的婴儿会需要奶水。一张当时的法国漫画上画着一个母亲干瘪的乳房绝望地垂在濒死和已经死去的孩子们头上。痢疾和伤寒肆虐。在这些集中营里死去的人中,有两万两千人不满十六岁:这个数字可以和那些在与他们分开的、条件更差的集中营死去的黑人小孩数量相比。
当有良知的英国人纷纷发起抗议时,基齐纳的回答是“文明的国家”在战争期间也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正是这种伪善,施赖纳说,摧毁了她对母国的依恋,和许多讲英语的人一样,她曾称那片土地为“家园”。
“现在英国已经死了。”她对聚集在东萨默塞特的妇女们宣称。这个迭句中私人的声音托起了她的动人辞采。“但是对我来说,是我挚爱的英国已经死去。”
布尔人抵抗英国是一回事,但自己的英国母亲会把罗兹的照片框摆在她椅边,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奥利芙的哥哥提奥和姐姐艾蒂也坚决站在帝国一方。因此,奥利芙·施赖纳和英国对抗,也是在让自己和这些家庭成员分道扬镳。罗兹因为收到了奥利芙八十岁的母亲一封支持他的电报而洋洋得意。在开普敦基地,他还在一次宣战演讲中朗读了这封电报。219
奥利芙·施赖纳的演讲回顾了“乔治三世和他趋炎附势的大臣们的错误,因为他们想用武力摧毁美国殖民地人民想要独立和自治的本能”。她诧异于为什么英国还要这样让自己“落入无良之人的手中,在他们的引领下骑在弱小但坚强的两国人民脖子上,致力于摧毁他们的生命,同时急切的双手又去掠夺他们的金子和土地。”
施赖纳这次悠长而响亮的反对母国的演讲,比她第一次为英国侵略的受害者寻求“帮助”的讲台亮相影响更大,并进一步锤炼了她在开普敦时激奋人心的言辞。这是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家,在女性听众的面前,让一种失落的艺术复活:讲演的艺术,在古代和中世纪操演,那时修辞和演讲术还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学科。她重新唤起了这种对口头表达的关注,同时她也是使用我们语言写作的最好的书信作者之一,她的特别之处是将私人信件变成了一种公共表达工具和一种政治的形式——很像古罗马人所为,以及1898年左拉的书信《我控诉》(J'Accuse,旨在揭露德雷福斯事件中高层的腐败和反犹主义)。
和左拉一样,施赖纳写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一封写给全世界的信,也被如是报道了。讲演的元素也曾在她的小说和寓言故事中出现。和雪莱一样,她是一个有着开阔的政治远见,富有想象力的作家。<21>远见和写作也是相得益彰。
施赖纳和罗兹是在南部非洲之外仅有的两个能唤起注意的公众人物。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感含情脉脉的罗兹有财力去支撑他的帝国主义,但是身无分文的施赖纳却因她讲演和“书信”文字而拥有更强大的力量。220
11月10日,她为在帕尔的一次妇女和平集会撰写了一封讲演书信,她也参加了12日6日的雨天在开普敦附近村镇沃斯特举行的一次各类人群的集合抗议。心脏病引起的短暂昏厥让她无法发言,于是,再一次,同行的克朗替她讲话。一个亲战报纸上的漫画刊登了她抖动雨伞的样子。克朗支持布尔人的立场让他面临很大压力,他的亲戚们都为此责备她,于是他没有和她一起回汉诺威。她也并不确定他们这次分离是暂时还是永久。
12月14日她到达汉诺威,并强烈地意识到她现在是孑然一身了。接下来的一晚(是一个星期日),最早的两支从自治邦来的布尔突击队穿过了开普边境的奥兰治河。其中一个突击队突袭了汉诺威和更大的米德伯格中间的区域。这些突袭的计划是秘密的,因此它们成功打了个出其不意:在德阿尔广大的英国营地以南的重要铁路桥被摧毁,向北的电报线也被切断。
奥利芙·施赖纳回汉诺威的时间点,让人不禁怀疑她是否是敌军进军殖民地计划的同谋。她带着钢铁般的信心说道,“战争还没有结束”。
§
一千个英国士兵攻占了汉诺威,他们的指挥官德莱尔上校(de Lisle)来到了奥利芙所住的小镇旅馆门前。讯问持续了两个小时。她意识到那些侵略主义者一直在敦促英国人对她采取行动,而她也直截了当地说,“以叛国罪逮捕我吧”。
德莱尔以一个指控开始了他的审讯。他问她是否在召唤共和国的民兵进攻开普?221
他们小心翼翼地评断施赖纳的回答。她没有否认自己站在布尔共和国一方的立场。她反而告诉德莱尔,如果她能以自己在集市广场被他的士兵处决为代价来换取共和国的独立,她会那样做的。她知道,和一个明事理的英国人交流,坦诚相待是最佳方式。事后,德莱尔对当时也在场的市长评价道,他喜欢直言不讳的人。
即便如此,施赖纳还是为了自我保护,说她反对在殖民地的“战争”,她强调说,因为“流血牺牲太恐怖了”。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策略性的谎言;战争的确让她惊骇。但是她没有说的是(而且我们也不得而知),她会不会支持除了军队理解的“战争”之外的行动:并不是全面的进攻,当然也不是指强占或对平民造成伤害,但是这些行动的目的是给英国人带来无尽的麻烦。这个强大的军队都穿戴着高头盔和亮军靴,还有修剪亮丽的马队需要每日的饲料,他们不会希望被困在这个看似绝域的地方,无限度地整装待命下去。
“最终,女性的精神会为德兰士瓦和自由邦再次赢得独立”,奥利芙借此机会开导着德莱尔。当女人们有如此的精神时,她们是不会被征服的。
“哦,是啊!”他沉思着,来回斟酌着这个念头。“女人们真是可怕。她们无所畏惧。”
在审讯之后,奥利芙在汉诺威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旅店里的侵略主义者对她怒目而视。当她向他们道早安时,他们无视她。她收到了恐吓信和侮辱的卡片。从这个时刻开始,人们都在回避她,不只是那些侵略主义者,还有讲荷兰语的社群。一个英国士兵告诉一个荷兰小孩,奥利芙·施赖纳在教唆布尔人,与之相关的公告也出现了。每当她穿过街道看见人们都成群地坐在门口时,被排斥的境遇就让她几近落泪。
孤寂对于之前那个远在偏僻农场的年轻家庭女教师来说曾是一件幸事。但在汉诺威却是不同的:在这里,她被孤立的境况是违背意愿的。在其他任何地方,特别是英国,她都有密友。她充足的友爱让她天生擅长获得友情。她还习惯了被追捧,尽管她从未主动追求这点。作为一个名人,她曾经是受讲荷兰语的居民欢迎的。但是当英国的部队到达时,她曾住在英国这件事让她变得可疑。传闻说,是她的英国背景给她带来了特殊的待遇。222
1901年1月18日,奥利芙离开了旅店,搬到了镇子东北角的一个房间里。为什么她要离开一个提供饮食的旅店而搬进一间一切需要自理的空房间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旅店强迫她离开;她后来说,如果有寄宿公寓愿意接受她的话,她自己更愿意去寄宿公寓而不是租一个房间。她并没有意愿去自己擦地板或取水。这类工作都是仆人做的,而且她说,奇怪的是,竟然连“土著人”都“抵制”她这样一个格外同情他们被剥削境遇的女人。有可能他们是被她禁忌的身份吓到了,更何况不管怎样,他们都可以在英军那里找到别的工作,特别是作为持枪的夜间守卫。
由于信件被审查,真实的消息少得可怜。但在汉诺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成群带着木髓头盔的士兵已站在了居民的门口:开始是一千人,接下来极速增长,因为两万强大的帝国轻骑兵在远方出现并已来到邻近区域。另外一个事实是:对“叛乱者”宣判的死刑。所有身处不同阵营的本地人都不能被看见和一个给敌方办事的女人在一起。作为被排斥者,奥利芙最终只能依靠她的狗内塔才能获得感情安慰,因为它“几乎是个人类了”。
由于被迫困在她的房间里,她买了一条毯子,一盏可以做饭的煤油灯,两个盘子和一个洗涤盆。屋里还有一个衣架以及两个打包箱可以充作家具。她没有离开汉诺威的许可证。她被禁止读报纸(被隔绝信息),并且每天只能为了取水离开她的房间一次。有关她所处困境的消息确实传到了伦敦,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同情者们为她贡献了一百五十镑的捐款。
奥利芙的房间安静地位于镇子边缘,没有什么显眼的标记,面对着草原。这是瘦弱且温柔的阿莱塔·维尔荣(Aleta Viljoen)小姐建造的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房间,她也身患哮喘。她的哥哥在附近农场放牧,七岁的侄子德克与她作伴。房间本身狭小不舒适,窗户不进光,但它的窗外是房子北面的大片区域,那是自由邦的方向。这片草原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荒芜。远处的小山丘后面传来英国加农炮的声音。223
铁丝网环绕着汉诺威,走动是被禁止的。但是奥利芙应该已经在之前的三个月里(从1900年9月中旬到12月期间)侦查过这片地带,她是否有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她在1901年1月的一封要求基齐纳爵士和她见面半小时的信中也没有暗示更多的信息。她说,最小的野鸭子也比一只从外地来的最大的天鹅要更了解自己的小湖。她的诱饵是自己可以告诉基齐纳一些信息,但是她的目的永远都是为那些被他变成了战俘的妇女儿童们说话。
当月下旬,艾米丽·霍布豪斯乘着一列装满铺盖、衣服和食物的火车,开始了她去往“集中营”的旅程。1901年5月她回到英国,在政府和公众面前,她呈递了对那里非人境遇的报告。
当她在1901年10月再次来到南非时,军队以军事管制为由将她遣返回国,作为还击。霍布豪斯继续写作了《战争的锐气以及它的跌落》(The Brunt of War and where it fell)。军方由于被后方的不利观点激怒,处决了一个报道过集中营内死亡规模的平民律师,他曾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检察官。
就这样,言论自由变成了叛国。施赖纳观察到,对于六千英里以外的统治者们来说,以英国的名义做出在英国国内绝不会被原谅的恶行是何等容易。鉴于大英帝国是以罗马帝国为模板的,施赖纳在当时重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十分恰当。
游击战在1901年1月变得更加激烈了,由于维南·马兰的突击队,用她的话说是“棋高一着”。她喜欢他对强烈激情的克制,她和他曾接近到她可以注意到他下垂的左眼。他有如此的胆略,他可以挑选侦察兵,给他们咖啡喝,再将他们毫发无损地送回汉诺威。他在这个地区活动了有一年半时间,直到他被捕(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几天之后战争就结束了)。224
在一次突袭后,菲利浦斯镇(汉诺威北部)的居民听到布尔人在小山丘上唱赞美诗,他们的声音穿透雾气和雨水。“这是一群奇怪的人,”施赖纳评价道,“世界对他们的了解是多么少。”
当史末资的突击队在克拉多克东北部游荡时,他的一个手下向他指出了那个孤独的农场,来利克鲁,就是在那里,施赖纳完成了《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史末资想,她是多么热爱那“凶狠、令人生畏的”景色,这“催生了她热烈的灵魂”。在这个时刻,他感到与她十分亲近,他知道和自己不同的是,她这时是孤身一人,“可能在监禁中”。当他在多年之后记起这个场景时,他将奥利芙·施赖纳比作了艾米莉·勃朗特。两人都是神职人员的女儿,两人都是独来独往,两人都与她们所生活的土地融为一体;当施赖纳在英国时,她曾有冲动将脸贴在约克郡的高沼地上躺下,因为她认为那很像南非的草原。她早年的人生让史末资想起了他最爱的书《呼啸山庄》。
随着突袭不断朝殖民地四面扩散,军方的愤怒在滋长。根据英国的观点,他们已经赢得了战争:这里战争指的是作为训练有素的方阵向比勒陀利亚进军,向自由邦进军,并为王室征服这些地方。但是现在,游击队正在伏击军队和火车,随后飞奔回草原,躲进高高叠起露出地面的岩石中间。在施赖纳房间后面的院子里有许多机枪射击口,房屋的西边是一个仓房。在那面空墙上到现在还有机枪射击口,直指一条从施赖莱纳曾经住过的草原边缘通向镇子中心的石子路。居民们听到从装甲火车上传来的枪声和总计有一百人的守卫的声音,他们喊道:“谁在那里?”
一天晚上,施赖纳听到多达六个守卫在她的窗下交谈。对他们来说,她大概是一个擅自涉足战争事务并难以管控的女人,但他们大抵并没有把她作为攻击目标;整个地方都事态紧张,可能面临着未知的袭击。
225袭击在2月25日至26日的晚上来临。一列火车脱轨并冲进了大概离汉诺威二十公里的塔伊勃氏。部队选择要惩罚正在农场外围建筑里熟睡的汉诺威人,尽管是军方自己把他们派到那里去收饲料的。施赖纳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于是迫切想要介入此事。她想要联系最高总指挥的企图失败了,联系过去曾是可靠资源的公众舆论这条路也同样被阻隔。让她失望的是,三个汉诺威人在3月19日被行刑队处决。这次严重的不义行为让她感到了巨大的、难以解释的痛苦,只能说,对她来讲,这次事件带来的恐怖甚于集中营。我的猜测是这其中有某种愧疚感。执行这次蓄意破坏的正是维南·马兰的突击队。
她在军事管制下的困境似乎并没有被南非当地的许多人所知。在开普敦,一群希望组织一个国际女性和平联盟的女人们在海滨街上的一个房子里聚集起来(这是一座优雅的建于十八世纪早期的房子,属于玛丽·库普曼——德威茨
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她和许多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朋友们的联系就都被迫切断,她也因接受军队的审查而中断了对公众言说。尽管施赖纳暂时被压制了声音,但她却将目光投向了未来。她早就希望能够探索,她的性别能为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女性与劳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呼吁人们认可“我们性别领域内的所有劳动”,就像《女权辩护》并不是主要关乎权利一样。两本书都梦想着一个女性必须要通过努力实现的未来:这并不仅仅是用和男性同等的劳动获得同等的薪水,或者是靠家务活动(如育儿)来获得地位,而是在遥远的未来承担最重要的任务——给战争画上句号。尽管人们对母亲的劳动毫不在意,但战争会耗损这些靠母亲的劳动创造的生命。施赖纳号召她的女性同胞去为她们拥有的“发放生命的权力”而采取行动。女性的直觉和作为母亲与养育者的实践,能从多大程度上为公众的利益所用?226
施赖纳并没有提倡模仿男性这种更简单的方式。她也并不关注女王或者其他的特例。她把给《女权辩护》一百周年纪念版未完成的序言融进了《女性与劳动》中。她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想要探寻女性经验的独特之处,并同样怀揣着要建立一个不同世界的愿景。她们的思考因其大胆和自信而是预言式的,目光超越了当下的即时目标。施赖纳一直相信,“女性争取投票权,以及独立和教育这些问题,都只是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她宣称,一个女人不可貌相,并创作了一个寓言来解释这点。很久以前人们找到了一粒鸟蛋,当它被孵化之后,人们把雏鸟的脚绑起来不让它飞走。他们接下来争辩这是一只什么鸟:这会是一只天生会水的水禽吗?或者是一只天生会四处啄食的谷仓禽类?它的翅膀是用来飞的吗?这只鸟整了整它翅膀上的羽毛,抬头看着它从未去过的天空:“这只‘鸟’知道它要做什么,因为它是一只小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探讨过同一个关于天生禀赋的问题。他承认,一个男人不会了解一个女性的本性,除非他和一个值得了解的女性交谈,并且他身上没有什么会让她害怕展现出她的自我。他又补充说,“几乎没什么能比这些条件的结合更少见了”。
如此的结合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敲开戈德温的大门寻求建议时曾经发生过。作为曾经的牧师,他是一个热情提供建议的顾问,而她是敬仰他智慧的众人之一。接下来,正如我们看到的,是雪莱和玛丽·戈德温的结合,她在他面前展现出了最独特的自我;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在布鲁塞尔和她的老师埃热先生的互动,这是罗切斯特先生对简·爱鼓励的现实版本,他要求她“和我自然地相处,因为我发现自己不可能和你墨守成规相处”。我们还看到了那对“连体双胞胎”:乔治·亨利·刘易斯和那个从这次结合中产生的乔治·艾略特。所有的这些男人,尽管他们各不相同,但都有足够的自信去鼓励一个女人做她真实的自己。227
施赖纳反对那种对原始社会才有用的蛮力,同时还有那些投机者,她把他们定义为一类会糟践社会的“低智”男性。她反而需要那种“和过去主导的男性类型最不一样”的男人。他的特质会被有洞察力的人所拥护:智性活动、敏锐的思考、自控力以及其他非“搏斗式”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会存在于成熟的女人身上。
施赖纳的妇女参政论者朋友康斯坦斯·利顿女士是她理想女性类型的化身,她将坚强的意志与温柔融为一体。这位朋友后来把自己假装成一个工人阶级女性,因此也遭受了监狱中的强迫进食,目的是不因为自己有一个曾是伯爵和印度总督的父亲而从监狱豁免。
施赖纳的声音构成了一条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路延续到乔治·艾略特的锁链中的一环,前者的标志是“温柔”,而后者是“同情心”。从1894年起,人们发现有一类“新女性”开始涌现,并且她们还在不断进化,而施赖纳曾在十年前以《非洲农场》中的那类女性角色引领着这条女性发展的道路。但是,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和乔治·艾略特一样,她并没有对女性的弱点心慈手软:假装的愚蠢,面对趾高气昂的畜生以及他们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时的软弱,以及将“寄生”作为一种职业。施赖纳看透了懒惰的妻子们为了容易获取男性庇护而刻意培养自己的无助。我们知道,她将那种交出自己身体以换取男性施舍的妻子等同于妓女。
施赖纳预见到,她的想法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显而易见。她并没有要求得到特别的关注,但我们能感到她对我们要“继续前进”的关切;还有她从未来获得安慰的感人方式:“一切我渴望成为、但未曾是的,都给我安慰”。她的声音从容不迫地穿越时间,抵达我们当下:228
我想对在我们之后世世代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说——“你们会因为这斗争如此激情澎湃、成果却如此微小而倍感惊讶……但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其实是因为想到了你们,以及为了你们,我们才做出如此的奋斗,并实现了我们所能实现的微小成果;是因为想到了你们更大的成就和更丰富的人生,我们才会在我们自己的无能中得到慰藉。
这些话让她的讯息击穿了拉下的百叶窗,传入黑夜,在窗外,月亮将它的光亮泼洒在广阔孤寂的平原上。其中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无疑是在呼吁女性反抗,最终在某个遥远的未来取缔战争的“兽性与疯狂”。
她在1901年3月这个“战争横行”的时刻开始写这本书并不只是一个巧合,这个月恰巧是远处的军队上级下令处决那三个汉诺威人的时候,他们临死前还在抗辩自己无辜。她要介入此事的企图失败了,这让她很困惑。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禁言,因此我想,军言让她失声的权力,导致她决心要联合自身性别的所有人。
《女性与劳动》是一封她向铁丝网外面伸出手,写给未来的政治“书信”,这被她的决心所激励,她决心去鼓舞一种能与战争相对抗的力量:所有女性的同盟,她们“有史以来一直在以巨大的代价制造着战争中最原始的弹药”——人的身体。
她目睹着英国士兵重伤和垂死的身体被送到汉诺威。“这么多母亲的儿子!这么多年轻的身体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躺在这里!……这么多婴儿的嘴曾从母亲的乳房获得生命,最终只是带着呆滞的眼睛、肿胀的脸庞和青紫色一动不动张着的嘴唇躺在这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他们的长眠之地卡鲁的灌木更加葱郁,或者能让沙土闪烁着铮铮白骨的光亮。“如果没有一个不可撼动的缘由,这一切不应如此!”
她对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卑劣原因一清二楚:为了让少数的有钱人获得更多利益,必须有人要去送死。她知道女人并没有在道德上比男人更高尚;即使她们知道人命的代价,她们也可以被“引诱”而去支持战争。战争中爱国的那一面只是个幌子——当1900年12月8日,罗伯茨爵士(基齐纳的前任指挥官)启程回英国之前在开普敦的阿德莱街上像一个获胜者一般游行时,她就在场。她想要剥下那种自命不凡的男子汉形象和那些操练过的秩序井然的队列,去揭露士兵们造成的混乱和毁灭。229
“任何军号的光亮和旗帜”都不应该“引诱女性陷入草菅人命的癫狂,或者为那本来只能被称为谋杀的、蓄意夺取他人性命的行径贴金。”
她的演说(因为这读起来像是演说辞)中充斥着寓言,正符合她传教士女儿的身份。例如,她说一个镇子被敌人进攻,居民们把一切东西都扔在了街垒上去阻挡对方的攻势。他们会把雕像堆上去,但是对雕塑家来说,他制作的雕像并不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每一个母亲都是这样一个创造者,她强调说。“男人们的身体是我们女性的艺术作品。”
她在唤醒她的同类。她曾怀疑过自己隐约望见的,那些未来的女性形象会是真实的吗?抑或“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她作为一个被排斥的人,所承受的东西不比玛丽·雪莱和乔治·艾略特少。她告诉自己,为了未来的无数个世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女性与劳动》有多少是在汉诺威完成的,我们不得而知。它要再过十年才会出版。她勇气的另一面是踌躇——她会无休无止地修改她最珍爱的作品。而她的疾病也格外加重了她的犹豫不决。
1901年5月初,她听到在英国的哥哥弗莱德去世的消息后,因哮喘晕倒。他死于5月7日,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电报两天后抵达汉诺威。此时她孤身一人,远离家庭,为世所不容,她想要大声嚎叫,“好像我能疯狂地呼唤他”,而她在这时却发现自己难以呼吸。
当地的指挥官戈戴(Gedye)上校听说她遭受病魔侵袭,表现出了礼貌和关切。他为克朗提供了一张来探访的通行证,并给了奥利芙许可,让她可以使用蜡烛并在市集广场上活动。那年冬天她得到了去探访她年迈的英国母亲的许可。挤在一起的汉诺威居民们更大声地私下埋怨她:她利用了她的英国身份,她们说,去骗取了这些特别照顾。在她那个作为无主之地的房间里,一些从汉诺威路的火车站来到这里的英国军官曾在临近战争结束时来拜访过她,他们的“教养”对她的孤寂是一种安慰。230
是奥利芙·施赖纳改变立场了吗?还是她自相矛盾?我认为她在对受害者的同情上(在这个时候是对布尔人)是坚决地始终如一,她还一直把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那些将她与母国紧紧联系起来的历史纽带区分对待。在战争之前,许多她认识的最亲近的人都是英国人,她如是告诉霭理士。“并且这还不包括一大批已经死去的人,从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达尔文、乔治·艾略特到布朗宁。”她认为最糟的那类英国男人或女人是那些“言辞虚伪的伪君子”,但在最好的英国性格中有“那种可以消除私人利益的不寻常的力量,这的确是极其罕见的”。
在她来到汉诺威一年后,克朗在1901年9月再一次与她会合。尽管他们同居一室,但她有坚决的战争时期的立场,他也在家庭反对的情况下无法忠实于她,这让两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而渐渐分道扬镳。
她在1902年的5月说,“当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希望都泯灭时,我们会更加紧紧抓住自然。好像一切最终都要变成孩提时代的样子”。
即使战争在那个月结束,那是1902年的5月31日,她仍然是一个局外人。汉诺威街上没有人同她讲话。“土著人”继续抵制她。我想奥利芙清楚,克朗曾因为娶一个激进分子为妻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现在克朗的计划是重新树立自己的身份和信心,在这样一个地方去运用他的法律和行政能力,这里战败的人们孤立无助,同样无助的还有那些站在英国一方的“土著人”,相较于在荷兰人手下受罪的班图人、科伊人和闪族人,他们妄想着英国人会领导一个不那么种族主义的政权。克朗在汉诺威的中心集市广场对面鲁普街上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一个地产和律师事务所。
231那里有许多重建的工作要做,但是几乎没人付得起钱。1903年,克朗当选为开普国会议员。克朗怀特——施赖纳夫妇在汉诺威的格蕾丝街买了一栋房子,和奥利芙过去的房间的在同一个街区,但朝向远离草原的另一面,并且建在一个游廊上,让她可以在一天的写作后走来走去凉快一下。尽管这个游廊面向镇子,但没有人朝她这个方向看。她从未感到如此孤独,周围全都是心胸狭隘的人,他们只会谈论衣服和仆人。战败的人们关闭记忆,蜷缩进了日常琐事的掩护之下。
从1907年起,克朗在德阿尔经营他的事务所,这个废弃的军队基地(仍然布满战争的残骸)已自称为一个镇子了。它一直就只是一个铁路枢纽,一个有着灰尘、苍蝇和夏日高温(在树荫下都有110度)的地方。1907年底,奥利芙和克朗会合,他们起初住在位于她称之为“营地”边缘的一间屋子,后来到了格伦德林街9号的一栋有带柱子门廊的房子里。同样孤独的模式持续着,两人都沉浸于他们的工作。克朗开始打高尔夫。
她继续为局外人辩护:为反犹主义的受害者(在1905年《关于犹太人的一封信》<‘A Leter on the Jew’>中),以及为在1901年新建立的南非联邦被剥夺了权力的大多数黑人。另外,女性的使命成了《女性与劳动》的主题。这本书最终在1911年写成。这个出版时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她1910年底校对此书之前,在女性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10年11月18日的“黑色星期五”,一个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22>在下议院的代表(她们自称为“妇女的议会”)遭遇警察和男性旁观者的暴力,他们拧捏女性的胸部,撩起她们的裙子,猥亵她们并将其打倒在地。《女性与劳动》继《梦》之后成了妇女参政论者的圣书。维拉·布瑞坦(Vera Britain)说它成了妇女运动中的圣经。
但施赖纳1912年从妇女参政联合会中辞职。她长期不满于她们和男性平等的平台实质上隔离了有色人种女性。从这时起她的事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克朗越来越因为她无法完成那些“伟大的”著作而感到不满,这些书本应该为他的牺牲带来经济上的补偿。他们之间的疏远在他和菲尔波特夫人发生婚外情时达到顶点,她是奥利芙在伦敦皮尔森的圈子里认识的人。从1913年起,当奥利芙再次在英国定居时,她已和克朗分居。2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让奥利芙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对人性的失望达到顶峰:俄国的大屠杀、南非联邦的种族主义宪法,她预先料到了这一场浩劫,就好像一辆从山顶一路滚下来的马车;争取投票权运动中隐藏的种族主义以及其目光短浅的对男性的模仿。奥利芙谴责“夸张的”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她认为她支持战争只是为了自己能留在镁光灯下,尽管她一直和她的女儿、和平主义者希尔维亚关系紧密。她声援有良知的反战者,并指责甘地和非国大遣送军队的行为。当史末资在1917年到达时,她陪他去了法国处理战争事务,事后他回忆他们之间的争辩,以及她如何恳请他停止屠杀。“我反对这场战争,”她在1918年说,“因为我预见到它要在未来许多代人中造成的邪恶。”
她的德国姓氏让她在伦敦的寄宿公寓里并不受欢迎,这是她在汉诺威时局外人境遇的重演。糟糕的食物、燃料的短缺以及在地铁里的呼吸困难进一步毁坏了她的健康。战争年代让她未老先衰。
1920年,在她六十五岁时,克朗来到伦敦。他们已经有七年没见过对方,克朗也几乎认不出他的妻子。尽管他对菲尔波特夫人的拜访让她心痛,但他坚持说,她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他们没有住到一起,克朗也没有改变他周游世界的退休计划。
1920年8月,她乘船回开普敦,想要在她的同胞中间结束她的生命。她在树木茂盛的南边城郊找到了一间旅馆里的小房间,但这感觉并不像在非洲,因为她渴望回到草原上去。她在11月1日夜里去世,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和自己的小女儿以及小狗内塔一起葬在巴菲尔科普。
§
如果奥利芙·施赖纳主要因为她的女权主义而被铭记,那么她的女权主义是独立于任何政党路线之外的。她的核心气质是预言式的。每个见过她的人都被她的言辞所吸引。英国工党领导人凯尔·哈迪(Keir Hardie,他的政党是第一个支持妇女投票权的,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曾被和平主义者领导过的政党)曾旅行数百英里到汉诺威来听她的看法,同样这样做过的还有在德阿尔拜访过她的弗莱德(Fred)和艾米琳·佩蒂克——劳伦斯(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他们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会刊的编辑。艾米丽·霍布豪斯也曾经在布尔战争期间和一个反战同仁去过德阿尔,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待了四天。在那里,奥利芙好像被“包裹在沉默之中”,而接下来滔滔不绝地发表讲演,其流利程度是霍布豪斯未从任何其他女人口中耳闻过的。233
她属于一代找到了自己公众声音的女性。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回响,它来自一个知名作家透过她毫无掩饰的灵魂在对读者的灵魂讲话。这声音仿佛来自最遥远的荒野之中而传递到他们那里,它来自那渺无人烟的草原,来自那种几乎没有被人类居住毁坏过的景致。她关于未来女性的理想就好像是从一片从未被标识过的土地上传来的讯息,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存在,但还仍未目睹的地方。
注释:
<1>第九万本。
<2>这个协会在伍尔夫的家族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她的曾外祖父约翰·韦恩是它的创建者之一,而韦恩的儿子亨利·韦恩,在戈特劳布·施赖纳加入教会传教社的时候正是它的荣誉秘书长。
<3>第布罗姆(Blom)这个名字,或者是布鲁姆(Blum),在北欧很常见,特别是在犹太人中。人们普遍认为奥利芙·施赖纳有一张犹太人的面孔,她的母亲也一样,特别是在一张她老年时的照片里。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4>第奥利芙·施赖纳把《孩童之日》给包括她母亲、弟弟威尔和朋友们在内的许多人传阅过。她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是一口气把它写完的。
<5>卡鲁,指南非特有的一种半沙漠化的高地平原。——译注
<6>第威廉·菲利浦·施赖纳后来在1898年接替罗兹,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
<7>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曾曾祖父在约翰内斯堡类似的情形下死于痢疾。
<8>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探险家。——译注
<9>第“克莱因”原意是“小的”,但在这个背景中指的是大加纳港的一个附属农场,归奥利芙·施赖纳的朋友埃尔利达·卡伍德夫人所有。
<10>第克莱因加纳港的农舍现今已被摧毁,但是加纳港仍在。从克莱因加纳港的地点看不到加纳港,因为两点之间是山脉。直到今天仍然归属于凯伍德家族的加纳港,现在是一个狩猎小屋。
<11>第混血种,不同于更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讲班图语的有色人种。
<12>更早一些的题目是“圣人与罪人”(Saints and Sinners)。于1926年她死后发表。
<13>第南非本土祖鲁语和豪萨语中,专指买妻子用的牛。——译注
<14>第约152厘米。——译注
<15>第赫雷肖·布莱恩·唐金(后来的赫雷肖爵士)是一名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他被任命为监狱医疗特派员,并对犯人的心理有极大的兴趣。
<16>第美国作家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关于单身女性的故事里也有同样的立场;以及二十世纪末,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小说中也有同样孤寂、隐忍的女性。
<17>第这个时候罗兹正在讨好布尔人,因为他对他们拥有的东西有自己的算计。
<18>第罗伯特·海明那时住在约翰内斯堡。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律师,然后在约翰内斯堡公立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艾米丽·狄金森是出版公司合并的另一受害者:由罗伯特兄弟公司出版的她的作品从此绝版,因为她的诗集《信件》(Leters)没能盈利。
<19>第赖茨属于家族关系,他是奥利芙疼爱的弟弟威尔·施赖纳妻子弗朗西丝(法恩)的父亲。
<20>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童年时代的我会听到我的姑妈伊莎贝尔在钢琴上弹奏这个曲调,怀旧地唱着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叔公,由于战争打响,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就离开了德兰士瓦。
<21>第1886年的4月,奥利芙·施赖纳送给她母亲一本雪莱的《书信》。这是1882年爱德华·加奈特(Edward Garnet)编辑的,卷首画是蒂娜·威廉斯(Dina Williams)的一幅水彩(1840),她是爱德华·威廉斯(同雪莱一同溺水而死)的艺术家女儿。
<22>第建立于1903年的妇女与社会政治联盟,是妇女参政论者的武力侧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