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的重镇，北美华文文学创作极为兴盛。
北美华人作家队伍，前期主要由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移民组成，现今则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主。耕耘多年的作家，有严歌苓、张翎、刘荒田、张凤、黄宗之、叶周、江岚、薛海翔等，新生代作家如伍绮诗、二湘等，他们的创作同样值得期待。
纵观这些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在文化内涵层面，北美华文文学通过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题的思考，在身份认同等议题上进行了敏锐探索；在文学性层面，他们延展旧有“中国叙事”的同时，吸纳域外文学的创作思路，逐渐建立起华人叙事的世界性视野。
对文化、族群、性别议题的反思
海外华人作家，处于文化交界地带。这一特殊的境况使他们拥有跨文化的优势，也面临着边缘化的困扰。对此，华人作家有清醒的认识。
刘荒田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边缘化处境作了冷静分析，他期望的是真正有分量的新移民文学，希望这些特殊身份的作家能够写出展现公民社会全景、描述移民苦难历史、揭示文化融汇底蕴的厚重作品。
黄宗之同样意识到新移民作家面对的历史挑战。他认为，文学创作上，要突破过去创作主题的瓶颈；文化交往上，应积极展开与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对话；创作心理上，要从既不属于原乡也不属于异乡的窘迫疏离状态中走出来，大踏步向融合的方向迈进。与之相近，海云用“融入”和“包容”来描述海外华文文学的时代主题，其中包含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移民作家生命体验的再反思等内容。
海外华人的写作，总体上处在蓄势开新的转折阶段。北美华人作家的思考和创作，显示出内在的潜能和活力。在他们笔下，文化、族群和性别等议题受到特别关注。
在文化议题方面，北美华人作家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建构起跨文化的身份和视角。刘荒田的散文写作，以小品看众生万象，经年积累，蔚为大观。最初，他受木心、余光中、吴鲁芹、喻丽清和邵燕祥启发，在欧美经典作家中则特别受惠于罗曼·罗兰、纪伯伦。接触到王鼎钧的散文后，他在文学观和世界观方面成熟起来。他评价王鼎钧：毕生奉献于文学、自甘淡泊、有宗教情怀，实则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在身份认同上，刘荒田也初步完成蜕变，自称为“亦东亦西”的“异类”。
张凤的学术随笔，试图架起华文文学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桥梁。她所勾勒的北美汉学家群像，从清末民初的戈鲲化、赵元任、裘开明等，到战后的张爱玲、夏志清、叶嘉莹、孙康宜、张光直、傅伟勋和杜维明等。通过这些知识人的跨文化生存体验，张凤触及传统文化的回归、文化中国的追寻等论题。这些来自中国的文人学者，凭借其在北美学界所占据的位置，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发出了学术上的强音。
在族群和性别议题方面，北美华人作家的观察极为敏锐，触及到不同文化境况中弱势族群的生存难题。严歌苓以塑造女性形象著称，在她笔下的一系列角色，如小渔、扶桑和王葡萄等人身上，渗透着华人女性的生命哲学。这些天真纯朴又流光溢彩的女性，与西方女权主义倡导的“第二性”不同，凸显的是东方女性的大爱和无私。严歌苓的写作，由此跳出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对华人写作的约束，走向原生态的、具有历史感的广阔天地。
年轻一代的华人作家，则以锐利的种族和性别反思，受到文坛瞩目。伍绮诗于2014年出版的《无声告白》描述了一个华裔女生的成长悲剧，穿透人生，刺痛人心，受到欧美媒体追捧，成为当年文学出版领域的一匹黑马。该书封面铭刻着作者的人生宣言：“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但对于华人移民来说，这种自我的寻找何其艰难。成长于混血家庭的孩子莉迪亚，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陷身于种族和性别造成的牢笼，并最终被外界的期盼所压垮。莉迪亚的悲剧，乃是弱势族群的一次生命控诉。与这些议题相关的作品，还有傅金的《今日为男》、王苇柯的《中国女孩》等。这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出现，预示着北美华人文学新生代的登场。
深度挖掘普遍性文学主题
华人文学叙事的世界性特质，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从海外视角讲述中国和华人故事，拓展了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是关于普遍性主题的思考，在移民与流散、战争与灾难、人性与灵性、时间与空间等议题上作深度挖掘。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在北美华人作家中，哈金是自觉思考流散问题的一位。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在他乡写作》，收录了2006年在美国莱斯大学发表的3篇演讲。其中讲述了俄国流散者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两难处境，他们怀念故乡，却不得不设法在移居地生存下去。生于中国东北的哈金，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他对阈限空间的感受，与俄罗斯流散者有相通之处；同时，作为华人流散作家，他传达出的是与俄罗斯流散者有别的观察和体验。在关于中国故土生活的描写中，哈金倾向于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藩篱，关注普遍性的生存困境；以移民为题材的小说直面移民生活困扰，剖析了追求自由的失落、无奈及其需要付出的代价。
陈河对于战争题材的钟爱，源于个人经验。他的写作视角、战争史观，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和文明反思的深度。
张翎对战争的描写，则从灾难的视角切入。这与她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她对“灾难与人性”的主题有强烈的好奇，并由此展开人性、创伤、救赎等一系列话题。
在对人性的挖掘上，如果说李彦试图高扬人性的理想主义旗帜，那么陈谦更愿意描摹高科技时代人性的复杂。李彦的《红浮萍》以自叙传的形式，书写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她们以其抱朴含真的品质直面萧瑟飘零的命运，成为坎坷时代的精神象征。延续这种精神气质，她的非虚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围绕白求恩的感情维度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国际主义战士形象。
与之不同，陈谦的《无穷镜》感兴趣的是科技与人性的关系，由此带出作家对人生的多元理解。在她看来，人生道路往往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镜像叠加后会生成何种新镜像令人着迷。
施玮关于灵性问题的思考，对症现代社会的生活空洞和信仰危机。虽然灵性本身有“不及物”的嫌疑，但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的期盼，那就是在平庸的生活表层之下潜藏着鲜活的灵魂。这一写作路径的提出，或许更大的价值在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精神相遇。施玮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性灵论与西方基督教的灵性话语之间，有不可言说的共通之处。在这种文化相遇、精神对话的交集中，灵性写作找到了生长的空间。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华人作家在时间问题上的探索体现出小说艺术上的匠心。严歌苓的《芳华》，着力点是对历史记忆的叙述。对于其中“内在时间”的嵌入，论者作了精要分析，认为打破了线性历史叙事的局限，以多元视角共建起了叙事时间链。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试图捕捉“时光流逝的美感”。他受伍尔芙《时时刻刻》《到灯塔去》启发，把3个层面的时间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说的时间网络。但体现陈河小说神髓的并不在这些表层技巧，而是如何打通时光的通道。在打通的那一刻，他捕捉到了内心“模糊的光芒”。正是在这里，小说显现出了与历史相区别的特质。
对海外作家来说，对空间的处理也是一个挑战。二湘的《暗涌》以命运为主题，讲述时间的流逝，凸显精神焦虑时代“无限的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的空间感。作者以职场创业为基本架构，借人物的行踪带出喀布尔、硅谷、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亚等地域，涉及三大洲两大洋，编织出全球化的空间网络。为这些空间注入能量的，则是作者的记忆和对城市欲望的感受。更进一步，在这些表象背后，追问的是生命的真谛和苦难的意义。这一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受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的启发，或可称之为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