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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命攸关”运动过激了吗？话语争夺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运动席卷全美并波及全球，这一运动从最初集中针对反种族歧视话题开始，逐渐扩展延伸至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的反思。

7月7日，包括福山、乔姆斯基、J.K罗琳等文化圈知名人士在哈泼斯杂志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名为《论公正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认为当下的抗议运动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保护社会多样性的“政治正确”被狂热的抗议者用来作为挟持言论自由的武器，使得文化圈人士频频受到严苛舆论的伤害。他们指出，一种“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已经失去控制，开始审查文化界创作出的作品。（详情可见《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文化界人士发表联名信，抵制抗议走向过激化》）

而就在7月10日，另一封公开信在The Objective刊载，公开信的名字与哈泼斯公开信针锋相对：《有关公正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签署人多达160人，多为新闻工作者。他们认为哈泼斯公开信指出的这些担忧并不成立，这只不过反映出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这些“社会精英”并不能像他们一样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处境感同身受。作为掌握更大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们并没有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企图阻止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争取平等的行动，继续为社会的不公正辩护。

哈泼斯公开信和“反哈泼斯公开信”形成的对立是这场抗议运动的一个缩影。

回顾近两个月以来的新闻，从《乱世佳人》下架、《老友记》编剧因角色阵容缺乏种族多元性而道歉，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等一众历史名人的雕像被移除或推倒，再到J.K罗琳被指不尊重跨性别者的言论遭哈利波特粉丝联合抵制、著名学者斯蒂芬·平克被指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对抗议运动的支持与对“政治正确”过激化的担忧广泛出现在这些为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热点事件中。美国社会各个群体间的共识也在多场激烈的论辩中遭遇冲击。

然而，笼统地将这一系列的争端概括为对合理的“政治正确”的支持与对过度的“封杀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是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天将从这两封公开信的隔空交战入手，回顾和梳理这场抗议运动在文化界引发争议的重点事件，呈现不同事件背后论辩双方的具体诉求及其合理性。这种梳理和呈现必然无法为围绕“政治正确”议题的争论提供某种定纷止争的结论，在美国，围绕“政治正确”这个主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也注定悬而未决。但这种梳理与反思本身，可能比获得确凿无疑的“答案”更重要。

撰文 | 刘亚光

1

学者的思考，

可以与公共立场独立吗？

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中，包括斯蒂芬·平克、福山、乔纳森·海特等都是鼎鼎大名的人文社科学者，信中所提到的“学术编辑因为编发有争议的文章就被解雇，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就被审查”等观点，也直接指向了这场抗议运动对学术与思想自由的钳制。然而，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真的可以完全与其公共立场独立吗？

美国著名学者马克·里拉想必会给出反对的意见。他考察了20世纪的著名学者如何用自己的思想助推了许许多多暴行的实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近年来许多史料陆续发掘后，海德格尔为纳粹的统治背书的嫌疑遭到了诸多的批评。批评者们甚至指出他所使用的许多哲学语汇例如“土地、天命、共同体”等都是纳粹惯用的词汇。里拉也认为，海德格尔误将自己重建西方传统的崇高决心，转移到对纳粹建国决心的认同上。知识分子的才智并不时时刻刻用于建立一个健康、良善的公共空间，而极有可能推动共识的分裂。在里拉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对知识狂热的“爱欲”可能使得他们助长的恶更为极端。

诚然，在此次抗议运动中遭受指控的知识分子未必涉嫌助推“惨无人道”的暴行，但里拉的论述提示我们反思知识分子与公共立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自由固然极为重要，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免除身为思想者的道德责任。著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曾经表达过和里拉类似的担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确实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独立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尤其是作为与“理念”打交道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用韦伯的划分来看，他们更多听从一种“信念伦理”的召唤，在悬隔诸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形下，探索社会现实发展的多种可能。然而仅仅听从信念伦理的召唤却恰恰可能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迫害的同谋，在“自由、独立地形成符合自己价值认定的理论”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必须应该考量“责任伦理”——即自己的“独立思考”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切实影响？在这种平衡中，学者的思考才能真正引领社会走向良善。

考虑到当下社会发达的媒介和资讯流通的迅捷，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观念施加的影响更应该引起社会公众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警惕。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往往被社会公众认为具有高于普通人的知识水准，而他们自身也极容易认定自己在某个领域特殊知识的精通能够普遍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联合也会放大其思想的社会影响。

前不久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因为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奴隶制并没有导致种族灭绝，许多黑人依然得以幸存”而遭到出版商的联合抵制，并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取消会员资格。伦敦市长候选人贝尼塔就谴责其“滥用了公众人物的身份发表不当的种族主义言论”。而早在2011年时，斯塔基就曾在颇具公众影响力的BBC晚间新闻中声称“白人正在逐渐变成黑人”，使得BBC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在“反哈泼斯”公开信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反对者们进攻的重要目标正是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知名知识分子们所拥有的的话语权。信中强调，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拥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哈泼斯》杂志享有巨大的声望，“有金钱和影响力作为后盾”。它“决定不把它的平台给那些被边缘化的人，而是给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追随者并且有足够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除此之外，考虑到人文社科知识的流通对社会观念形塑的巨大作用，学者们通过知识生产而制造的隐形权力同样引发许多群体的担忧。

这一点在近日斯蒂芬·平克遭遇的指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指控者声称，在平克的畅销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他用科学的方式企图论证人类的暴力正在不断减少，而忽略和歪曲了黑色人种依然面临暴力压迫的事实。然而这一指控也迎来了许多批评，例如，如果一名学者因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了某种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结论而遭到指控，这是否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伤害？针对这一观点的争锋，学者林垚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可能影响到少数群体利益的结论（比如“男女智力有别”）往往冲击着既有的社会共识和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更严格的审视应该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在媒体发达的时代科学研究的影响并不会局限于象牙塔内，其结论会切实地影响社会生活中相关人群的切身利益，因此对类似的结论更为谨慎也是必要的。

不难发现，作为此次抗议运动中频频引发舆论争议的一系列“文化名人遭遇指控”事件的背后，潜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他们所需要担负的“公共责任”之间的深刻张力。哈泼斯公开信和“反哈泼斯公开信”之间的交锋或许很难判定出谁胜谁负，但它呈现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在一个学术与社会联系愈加紧密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言论，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抱持合理的期待。

2

推倒雕像与下架影视：

仪式化重于实际作用的行动？

与公共文化相关的另一系列争议事件和推倒雕像与影视下架有关。在此次抗议运动中争论的各方或许都承认，不断扩大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指向的其实是一个长期扎根于美国历史中的系统性社会不公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何此次抗议活动的许多诉求都指向“过去”。

在西奥多·罗斯福等名人的雕像被移除或推倒、著名影片《乱世佳人》被短暂下架等新闻事件中，一种反对的声音非常突出：对于“有争议”的历史，我们处理的方式难道只有“否定”它，而不能带着批判和理解的视角审视它吗？对于反抗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不平等，推倒雕像是否仅仅是一个仪式化重于实际作用的行动？

围绕推倒雕像意义的争论，使得纪念雕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突然变得重要。矗立于公共空间的文化雕像并非普通的记忆媒介，它的公共属性决定着其承担着传承乃至“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如同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存在的形式虽然是复数，但构成许多不同历史的整合框架的历史记忆却以单数的形式存在。这种“整合框架”恰恰是公共雕塑发挥的功能，正如记忆研究的另一名重要的学者阿斯曼所述，在个体那里，鲜活的记忆是不稳定而随机发生的，然而，一旦它们转化成纪念碑、博物馆、档案等物质媒介承载的文化记忆，则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遗忘政策的控制”。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雕像并不独自承担这种提供集体记忆框架的功能，它对集体记忆的作用需要联系雕像所处的特定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参与雕像瞻仰的人群的活动来看待。对于雕像的参观者来说，与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人们一起凝视雕像，阅读雕像信息的指示牌，聆听讲解员的历史叙述，这些通过参与集体活动的形式生产的具身经验在无形中会对参观者产生强大的历史感召。

阿斯曼在《回忆空间》 中就提到过这种经验：“文字的或视听的媒介不能传达的东西，在历史事件发生地直接地对参观者扑面而来”，在这样的空间，历史作为一种体验来感受，“感官上的具体性以及情感上的色彩把对历史知识的纯粹认知方面的了解，加强为一种个人的兴趣以及关怀”。主张拆毁雕塑的学者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就认为，这种雕塑对公共空间的占据是“一种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权力的公开展示”。针对《乱世佳人》的许多指控同样包含了这种对种族歧视观念占据公共空间的担忧，《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时至今日，好莱坞的许多电影中对于黑人的刻板偏见依然存在，其对社会长期的文化渗透可能延缓文化和社会变革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推倒雕像或许并不只是一种仪式化的狂欢，反对推倒雕像的许多声音也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公共的“记忆之所”对于集体记忆塑造的强大力量。

然而，推倒雕像行动能否完美实现自身的愿景依然存疑。

行动的暴力倾向有扩大化的风险，更被许多学者担心其背后的“滑坡逻辑”会导致历史的虚无。如果以今天的观点审视，过去的许多文艺作品、历史人物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作“政治不正确”，那么人类的历史是否应该整体清洗一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对历史纪念物激进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也生产了自身的悖论。《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即认为，在一个数字媒体参与公众记忆构建的时代，推倒雕像的人们开启手机摄像头，用无数流通于社交媒体上的影像记录下来，在无形中塑造起了新的雕像，屈辱的历史似乎并未如义愤填膺的行动者所愿被清除，而是变得更为确定和无可变更。如克里斯托弗·波米扬所言，成为“废弃物”在此可能并非是雕像最坏的宿命，物理上的损毁和移除或许让雕像对黑人屈辱历史的美化暂时被去除，但影像的流通却使其重新被功能化，成为这段屈辱历史的另一种见证。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对待这段有争议的历史？作为一名非裔教授，美国莱斯大学“种族主义与种族经历研究”项目主任托尼·布朗认为，单纯粗暴地移除雕像不仅无助于唤起人们对种族不公的反思，反倒会削弱这种反思。“我们倾向于粉刷我们的历史，我们倾向于认为‘种族主义’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行动让那些推倒雕塑的人认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了”，推倒雕像的行为制造的自我感动让人们高估这一象征行为的实际意义，掩盖了真实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无不在提醒着人们种族平等依然是遥远的目标。布朗指出正视历史才能够让公众足够重视这些不平等，应该将这些雕像“放置于一个具有特定语境的空间”，并加以更为严肃地阐释，用更公允的叙事来提供历史的警示。

布朗的话呼应了历史学家尼特哈摩尔和前文提及的阿斯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博物馆里固有的距离感会天然阻止“一种直接的、工具性的认同联系”，帮助人们摆脱狂热，对投向过去的狭隘视角进行调整和批判。其实，在整个抗议运动开始之后，包括奥兰多橘县地方历史中心、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都开始了对抗议行动物品的收藏行动。对此，圣母大学的学者Maggie Shum的观点颇值得我们思考，Shum认为 ，将这些物品从动态的街头抗议运动中抽离出来并搬运到博物馆中，可能会“割裂这些物品置身的历史情境的完整性”，因此如何运用恰当的策展方式呈现这些物品，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或许，这才是推倒雕像行动启动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公共反思。

如果说公共雕塑与其放置的空间的联结制造的强大历史感召力令推倒雕像者们忌惮，那么为雕像重新建立一种更为公允的历史语境和叙事的可能性同样值得探索。无论如何，在计较“推雕像到底能不能改变不平等”“推倒哪些雕像才正当”之外，这种对于用何种方式书写和传承社会公共记忆的方式的反思和探讨将有可能让公众收获一种看待历史的审慎和敏感。

3

“黑命攸关“，

是矫枉过正还是必要的反抗？

以上两大围绕“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展开的辩论其实质都指向了“政治正确”是否过度这一根本问题。自上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它逐渐成为社会各界需要遵循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要求社会各界不得对社会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等发表歧视性的言论，它本身确实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从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少数族裔、非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的保护。如何在恰当保护少数族裔的情况下不对言论自由产生过度的危害，始终是美国思想界和舆论界面临的棘手难题。

“政治正确”的过度恰恰是哈泼斯公开信所竖起的靶子。然而，“反哈泼斯公开信”指出，哈泼斯公开信“使用了有诱惑性、但模糊的概念和隐晦的语言来掩盖他们言辞背后的实际意图”。哈泼斯公开信所提出的“对公开辩论的扼杀和对接纳歧见的拒斥”仅仅是一种笼统的姿态，而有意回避了讨论具体的问题。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哈泼斯公开信由掌握话语权的名人们签订，他们常常有权力去界定何为“尊重”，何为所谓的“封杀文化”。而在现实生活中，“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对这些精英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的依托，而只能依赖言论的力量”。学者常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Metoo运动过激化”的批评也进行过类似的回应，在他看来，“Metoo运动”并不是在强制性权力的组织下发起的，其过激化的后果被舆论所夸大。同时，《卫报》的评论亦指出，哈泼斯公开信有意渲染精英们遭遇的困境，然而却没有比较他们所遭遇的一时的风险与他们的批评对象所遭遇的长期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分量关系。

事实上，这种嘲讽话语的模糊性在许多的事件当中似乎都有迹可循。《书评周刊》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CK推出史上首位黑人大码变性模特贾里·琼斯所引发的争议，文章认为，许多人对于琼斯“过于政治正确”的评价更多成为一种嘲讽和指责，遭遇了污名化。然而，“政治正确”的话语自身同样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模糊性。《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J.K罗琳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性言论引发的讨论中，罗琳确实在某些方面冒犯了跨性别者的感情，但她的某些观点的具体意思其实也遭遇了抵制者一定的曲解。例如，罗琳强调人们过于关注社会性别却忽视生理性别，这一观点却被许多批评者贴上“罗琳忽视社会性别”的模糊标签。对于许多“政治正确”的激进捍卫者来说，似乎“不表示支持”则意味着“反对”。

在学者崇明的《宽容与自由主义》一文中，他曾将“政治正确”话语的这种激进化趋向界定为一种由对宽容的主张导致的“不宽容”，真正的宽容其实并不意味着彻底“取消批评”。换而言之，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应当允许社会对其主张的价值抱以宽容但并不“积极接纳和主动赞成”的态度。当然，这一界限的掌握是极为困难的。正如崇明所言：“宽容的前提是对不宽容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宽容的困难所在”。有关问题的讨论，其实同样呈现了公共讨论“宽容”问题值得深思的内在张力。

这种“宽容与斗争”之间的张力正是“政治正确”话语在当下面临的难题。回顾“政治正确”的发展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加强了对于有色人种、女性等的保护，但弥散在实际生活中的歧视却需要日常话语层面的变革来实现，时至今日，不可否认，在一个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仍然遭遇结构性压迫的时代，“政治正确”提供的话语抗争依然十分重要。然而，它同时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本致力于打破主流话语霸权、实现话语层面多样性本身却存在压制多样性的风险。

马克·里拉在另一篇文章《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就提及，“身份政治”已经不再能成为凝结共识的稳定基础。对“政治正确”话语的过分强调使得人们更多重视个体身份超过对社会面对的公共议题的关注，“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有个人认同之前，就被鼓励去谈论他们的个人认同。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多元性话语已经穷尽了政治话语，以至于他们竟然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善这些持久的问题感到无话可说”。他主张用“公民自由主义”的建构超越以身份作为基础的“身份自由主义”，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任何公共性的问题似乎都难以完全与身份问题脱钩，里拉的方案在另一个层面凸显了“政治正确”的合理限度这个难题。

那么，正发生在美国的一切究竟是“适度的政治正确”还是“过度的封杀文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反思也许比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更有意义。《澎湃思想市场》刊发的一篇文章就尖锐地指出了“政治正确”这一话语框架和这个问题本身的虚伪性。文章指出，“政治正确”这一话语原本是西方语境下左翼群体内部的“自黑”，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政治正确”一词开始出现了固定的用法，即由保守主义右派用于污名化和指控左派。当保守主义指责左派大搞“政治正确”时，其实对于许多他们自身施加的“政治正确”压力视而不见。例如，当许多人指责CK搬出大码模特是屈服于政治正确时，其实忽略了父权社会的“主流审美”设定的“美”的标准长期以白人男性凝视为先可能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或许，对于这一系列贯穿美国历史且注定悬而未决的议题——不论是围绕知识分子立场的辩论，还是“该不该推雕像”的讨论，抑或对何谓“政治正确”的限度的探讨，揭开被话语框架抽象、模糊、歪曲的真实诉求，拒绝对异见者的观点进行粗暴武断的标签化，都远远比获得一个确定的讨论结果更重要。

当然，围绕“政治正确”话语进行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话语的问题，潜藏于不同身份之间进行的话语争夺背后的依然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正如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所描述的，信仰基督教的底层白人感到自己实现“美国梦”的机会正在被社会的边缘群体剥夺，而这种底层白人的愤怒一定程度上就指向了被精英自由派提倡的这种对有色人种、难民等的特殊保护。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这些政治心态助推了特朗普的崛起。而“政治正确”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在话语层面对其“合理限度”的质疑，更重要的也来自于现实社会中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难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陈荻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