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位不久的宋太宗在距离新年只有八天之时,却突然宣布改元为太平兴国。这一不逾年而改元的事件在后来引发了无尽的非议。
1.
年号是皇帝神圣权力的象征,发明人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刘彻之所以要创建年号,根据辛德勇的说法,核心的原因是为了凸显天子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建元如此,改元同样如此,所以东晋人徐禅才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
正因为改元兹事体大,所以才有相应的种种约束,其中最出名的一条便是继嗣新君必须在第二年才能改元,即所谓逾年改元制度。
新任皇帝为何要即位的次年才允许改元?根据儒家的解释,这是因为嗣位的君主出于孝心的流露,不忍心在当年便抛弃先帝之道,符合孔子所讲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理。虽然帝位不一定是父子相传,新的皇帝对于死去的那位也保不齐有何种情感,但新君即位逾年改元则是一条默认的制度安排。
特例当然是有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三国蜀汉政权。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病逝白帝城,五月份即位的刘禅随即改元为建兴元年。但这种有违惯例的做法不出意外地遭到陈寿的批评。他在《三国志·蜀志·后主传》中直言不讳地说,“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 ”
逾年改元是礼法要求,凡是不这样做的,没有不受到非议的。
对于宋太宗的不按常理出牌,南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只是含蓄地指出它不合常例,没有做进一步的尖锐批评,这当是出于对太宗的维护。但由元朝人编撰的《宋史》便没有这个顾忌了,在宋太宗传记最后的史家评论里,撰写者便直言太宗这一行为的不堪:
“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异焉。 ”
然而, 宋太宗为何要干这么一件容易被人非议的事情呢?
2.
一种说法认为,不逾年而改元正是太宗弑兄自立的证明,因为他得位不正所以心虚至极,为了尽快摆脱宋太祖的影响,他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改元,即便只有八天也无法忍耐了。
对于太宗的即位问题,自宋以来便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乃至诞生了烛影斧声、金匮之盟两大千古之谜。人们之所以怀疑宋太宗得位不正,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这次权力交接确实疑点重重:原始史料的抵牾可疑、正史对太祖死因的语焉不详、长子早已成年却实行兄终弟及,太祖两个儿子与一个弟弟在太宗即位的相继死亡,以及为兄终弟及站台的金匮之盟被怀疑出自伪造···如此等等。
搁谁谁不怀疑?故而,太宗一反常理的改元自然被人看做是弑兄的一大证据,明代刘定之在《宋史笔断》便称赵光义的这一行为是他弑兄夺位行为的不打自招。
猛一看似乎有理,但这种说法实则漏洞百出。
假如太宗真的杀了他的哥哥,那么拼命掩盖真相还来不及呢,又怎么可能故意露出马脚以让人把他与太祖之死联系在一起呢?要知道,宋太宗可是一个演技相当在线的皇帝。更何况,改元太平兴国的时间距离他登基已经过了两个月,并非即位以后立刻便改的,要说他因为弑兄产生了负罪心理,进而急于改元来摆脱太祖的存在,那他为何不在即位后便立刻着手改元呢?都等了两个月还差最后的八天吗?
还有人说,改元是为了去太祖化,进而树立新君的权威,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时机不对。
改元发生在太宗即位的两个月后,此时他的帝位还并不稳固如山,这从他此前厚封太祖的子嗣及弟弟赵廷美,改元之时又下令太祖的儿子并称皇子、女儿并称皇女等做法便可窥见。对于太宗来说,他这一时期的首要工作是保证权力交接的顺利,因此在即位诏书中,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太祖的继承人,不仅自称是“小子”、“冲人“,还多次表示要“恭禀遗训”、“恭遵先旨” 。
作为一个深谙权术的人,赵光义明白,要想顺利掌权必须要借助太祖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急着实行所谓”去太祖化“的措施呢?
3.
在研读历史时,后人常犯的错误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故而很多在当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后来却成了所谓谜案,太宗开宝九年的改元事件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北宋是建立在五代乱世之上的,这个乱世的一大特征是儒家规则的瓦解,故而冯道这样一个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 ,先后效力于十个皇帝并一度向辽称臣的政坛不倒翁,以儒家忠君思想而言无疑是个重度二五仔,但在五代时期他却被誉为“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 ”,死后更是被周世宗追封瀛王,谥为文懿。
儒家思想的废弃在改元问题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事实上,五代时期改元非常混乱,根本称不上有什么规范,乱改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不改,不逾年而改元也时有发生。
907年,朱温建立后梁,5年后的乾化二年被其子朱友珪所杀,次年改元凤历,但随即朱友贞又发动政变杀掉朱友珪,朱友贞即位为梁末帝,复称乾化三年,直到两年后才改元贞明,这是新君即位当改元而不改。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更是延续太祖郭威末年的显德年号而一直没有改元。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四年四月死于兵变后,李嗣源在当月即位称帝并改元天成,这是不逾年而改元的例子。
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所以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便批评五代礼法的混乱,“五代,乱世也,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号乖错以惑后世,则不可以不明。 ”
宋初继承五代遗产,对于儒家伦理的不重视才是正常现象,故而宋太宗并没有视不逾年而改元是多大的事情,毕竟在此之前早有先例。而当他宣布改元时,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发现大臣们有什么激烈反对的声音。
只是当北宋中期儒家复兴以后,士大夫们才逐渐把这个事件当成一个大问题,以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而与烛影斧声等联系在一起,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南宋的大儒朱熹便看的颇为透彻。有一次,他的弟子也纠结于太宗不逾年而改元的问题,便问他:“开宝九年,不待逾年而遂改元,何也?”
他这样回答:
“这是开国之处,一时人材粗疏,理会不得。当时艺祖所以立得许多事,也未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这般处,又忒欠得几个秀才说话。”
文:江河散人
参考文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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