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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朋友在看历史题材类影视剧时，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似乎皇帝的圣旨基本都是由太监宣读，不论是秦汉魏晋、隋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一张口，几乎清一色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太监宣读圣旨示意图
难不成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皇帝颁布的圣旨一直是统一的格式？着实令人疑惑。
据网络报道，2007年，在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麻宅村，出土了3道“宋朝圣旨”，发现者和文物专家原本如获至宝，只是当看到圣旨的开头8个字赫然写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时，文物鉴定专家们纷纷失望摇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3道圣旨的落款处写着“宣和”年间，而“宣和”恰是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也就是说，如果这3道圣旨是真的，那就是非常罕见珍贵的宋代圣旨文物了。当地发现圣旨的村民本以为这圣旨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无疑，便想待价而沽找来文物专家现场鉴定。结果，当专家们到达并展开圣旨后，却看到了开头“奉天承运”的字样，再一看落款处的“宣和”这一时间点，当即给出了一个令村民无比失望的结论：“这3道圣旨都是假的！”
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其实就出在了“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这八个字上，因为在明清以前，皇帝颁布的诏令圣旨是不可能出现“奉天承运”的起首语的。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字起首语是明太祖朱元璋发明的，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
九州从这3道伪造的宋代圣旨引发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古代圣旨
在中国帝王时代，帝令并非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圣旨”。
据《中国圣旨大观》载，春秋战国时期，帝王之令分别称作 “命”、“令”、“政”；秦汉时期，帝王之令称为“制”、“诏”，其中“命”为“制”，“令”为“诏”；据东汉蔡邕所著《独断》载：“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说明东汉时期，帝令又有了一些变化，分为“策”、“制”、“诏”和“戒敕”四类；魏晋时期，诏令形式大体与汉代相仿，变化不大；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帝令的种类又增加了一些，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等七种形式；直到宋代，帝令才开始统称为“圣旨”，其后元明清基本延续这一称法。
帝王的官方文书，无论是制、敕、诏、戒、旨等，虽各自意义、对象和流程不同，但从广义上说，但凡皇帝所下命令或公告，皆可称之圣旨；若从狭义来说，圣旨一般是指皇帝以书面正式形式所下之命令，且要加盖玉玺的。
说我古代圣旨的发展与衍化，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历朝历代的皇帝圣旨是不是都像影视剧中一样，都是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起首语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秦始皇横扫宇内、一统天下之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开始有“皇帝”之名号。并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在其玉玺之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以彰显其帝位之合法性。不过，因目前尚无直接的文物或者史料可以参考，彼时发布的圣旨起首语会怎么说便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必定会有“制”、“诏”或“诰”三字。
秦朝忽灭后，汉承秦制，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皇帝礼制。关于诏旨的写作格式和规范，在范晔所著《后汉书.光武帝记第一》中的注引有较为明确记载：“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
汉代“王杖诏书””
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得知，策书是用来命令诸侯王或三公免罪的，开头一般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命谁谁谁”；制书是用来制度的，开头是“制诏三公”；诏书是用来告知百官的，开头是“告谁谁谁云”；而诫敕是刺史、太守的，其开头是“诏敕谁谁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发布诏令大体延续汉代风格，不过从现存史料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皇帝即位诏书中开头一般都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这八个字。如《晋书.帝纪三》晋武帝即位诏以及《晋书.帝纪六》东晋元帝即位诏中均有这句话。个中原因大体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王朝和帝位更迭极为频繁，开篇明义八个字就是为了阐明其天子之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强调自己的统治乃天命所归，他人休得觊觎。
到了唐朝，无论是册书、制书，还是敕旨、敕书，帝命一般由中书省起草，经门下省审核颁布，故而圣旨的起首语多为“门下”两字，例如史料记载的圣旨——《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其开头一句便是“门下，天下之本……”
三生六部制
唐代诏令集
五代纷扰结束，赵匡胤建立宋朝，将原来唐朝琳琅满目的各类帝令统称为圣旨，不过起首语依然沿用唐朝的“门下”二字。不过，也有个别标新立异的皇帝例如文艺皇帝宋徽宗喜欢用“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作为圣旨的起首，着实能搞。
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虽然以蒙古语为国语，但面对庞大的汉人群体，实际上还是双语运作的。其中用蒙古文颁布的帝命称为“圣旨”，起首语一般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而汉文下达的帝命则称为诏书，其开头一般是“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比如成吉思汗的圣旨开头便用过“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
成吉思汗圣旨开头不一样
朱元璋起于草根，终而推翻蒙古人的暴虐统治、结束内部割据，建立了大明朝。他自认为是顺应天道的，因此他非常喜欢使用“应天”、“奉天”等字眼，例如定都南京后改名为“应天府”，金銮殿取名为“奉天殿”，甚至还自称为“奉天法祖”，真是对“奉天”两字着了迷。
称帝后头十年，朱元璋的圣旨开头多用“参酌唐宋”四字，此后才将圣旨的起首语改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或“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或“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八个字的断句读法，并非电视剧中那样读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应该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朱元璋自认为是“奉天承运皇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那个“天选之子”（The chosen one）。
明代圣旨
满清入关后，清朝皇帝还是非常崇尚汉文化的，基本沿用了明王朝的礼制和制度，圣旨自然也不例外，起首语依然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不过这八个字在满文中写作“abkai hesei forgon be aliha hvwangdi i hese”，直译为“接受了上天谕命的汗的御旨”。
清代圣旨延续明代
在大家印象中，古代皇帝们的圣旨用语应该都非常高大上，极具威严的，至少用词极为严谨，极少出现口语化的词汇。不过也有例外，下面就为大家列举一二让人啼笑皆非的圣旨用语。
相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道士丘处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曾经给丘处机下过一道圣旨，圣旨中说：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曰，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曰。”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友情
很难想象像铁木真一样的硬汉，居然会有如此的“柔情”，这满屏的柔情细语，看完让人一身鸡皮疙瘩。
明太祖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一样，都是出身草根的皇帝，前者身上有着更加浓厚的泥土气息。朱元璋在位早期，曾经下过很多非常接地气的白话诏书，最有代表性的一道圣旨是发给登州官府的。洪武年间，沿海一带屡屡遭倭寇掠扰，山东登州地方官府上报朝廷，朱元璋于是颁布这么一道圣旨说：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老朱白话圣旨样式
老朱自己文化水平其实也不高，长期以来用白话用惯了，因此随口就来了怎么直白的。不过朱元璋心里估计也在想，大部分老百姓的文化水平较低，直接用这样简洁明了的白话下旨既霸气又接地气，反而易于百姓理解。
如果说成吉思汗和明太祖的圣旨还不能让你惊奇的话，那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称帝后所下的两道圣旨，绝对可以让你虎躯一震、抱头尖叫。
据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曾下过两道这样的圣旨，内容如下：
《册皇后诏》：“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喒老子毬头硬，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钦此。”
《谕刘进忠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喒老子呌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毬子，入你妈的屄，钦此。”
张献忠
作为陕西人，张献忠这两道圣旨，可谓气势雄浑“天雷滚滚”啊，即便不是陕西人，估计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地气”。
综上，作为古代封建时代的标志性最高公文——圣旨，并非全部都是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来开头的，这八个字实际上是明太祖朱元璋正式开始起用的，在更早的时期历朝历代的圣旨虽然大体相似，但起首用于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看完本文，至少让你不会在和别人谈到关于圣旨的基本常识时，闹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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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国圣旨大观》
2.《后汉书》
3.《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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