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潍坊，风筝是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俗文化，并且在当代人的努力下，潍坊还赢得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世界风筝都”。可是，要问潍坊风筝的文化传统究竟源于何时，却是连当地人也难以说清楚的一件事情，似乎老人们所说的“不计年载”是最为准确合理的一个答案。对于许多潍坊人来说，春日里放风筝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
不计年载的涵义当然就是年代久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现在可以比较确定的是，潍坊风筝在清朝初年就已经基本形成了“气候”，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已见于民间。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断，在清代之前，潍坊地区的风筝肯定就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宋代高密人侯蒙的一首《临江仙•风鸢》词，也许能为我们了解、推测宋代潍坊地区风筝的情况提供些许依据。
《宋史• 侯蒙传》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今潍坊高密县）。”《宋史》本纪第二十一云：“冬十月乙丑，太白昼见。……戊申，以侯蒙为中书侍郎”。《全宋词》说：侯蒙“元丰八年（1085）进士及第。徽宗时，官户部尚书同知枢密院，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罷知毫州。”关于侯蒙《临江仙• 风鸢》词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夷坚志• 夷坚甲志卷第四•侯元功词》：“侯中书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场屋。年三十有一，始得乡贡。人以其年长□侻，不加敬。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上，引线放之。蒙见而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举登第。年五十余，遂为执政。”从故事发生的背景来看，作者由于年轻时久
困于考场，31岁方中举人，加之长相难看，所以常遭人耻笑，有人甚者将其画像画于风筝上，讥讽他妄想上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借物言志，以回击“轻薄子”对他的无端嘲笑与讥讽。可以肯定，词的形成时间应当在其登第之前，而侯蒙乃北宋末年高密人，所以故事应当发生在其故乡今潍坊市高密县。这样一来，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北宋时期，潍坊一带地区，放风筝应当是见于民间的，虽然不能肯定已形成风俗，但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竟出现了“人物”风筝——“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上，引线放之。”
论及潍坊风筝的历史发展进程，就不能不提潍坊杨家埠村及杨家埠村的先人，因为自杨家埠的先人于明朝初年从四川梓潼县迁潍至今，在近600 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潍坊风筝重要的产地之一。杨家埠的先人把扎风筝的手艺一代一代传下来，并成为杨家埠人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手段之一，也对潍坊风筝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杨家埠的先人于明太祖洪武二年 ( 公元1369年) 由四川梓潼县迁潍州崇道乡寒亭社下店村（今称下边村，也叫老庄子，在今西杨家埠村东浞河西岸）的。后于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 年）和隆庆六年（公元1572 年）因水患陆续迁到现在的（西）杨家埠。
那么杨家埠先人是如何形成风筝技艺并流传后世的呢？据《杨家埠村志》主编，据杨氏宗谱的研究考证，杨氏一世祖杨伯达会木版雕版手艺（宋代四川梓潼县的木版年画已经很发达），而且来山东以前还曾在一家灯笼店里当过伙计，会扎灯笼。这样，他来到山东以后，自然就把木版年画和扎彩手艺带了过来，并代代相传。杨家埠的风筝，从一开始就是与印年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杨家埠一直就是冬天印年画，春天扎风筝。按照村里老人们的说法，印年画剩下的纸和颜料，再加上浞河里的芦苇或者是高粱秸，可能就是最初风筝材料的来源，而且扎制的风筝也主要以八卦、七星等板子风筝为主。
杨家埠的祖先最初扎风筝也许就是随风就俗，给孩子玩耍，但随着年复一年不断的发展，逐渐就成为人们农闲时的一项副业，并将木版年画移作风筝画面，使其融为一体，形成了杨家埠独具特色的风筝、木版年画这样一对姊妹艺术。应当说，明朝初年，一场强制性的大移民虽然对广大黎民百姓来说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和心理创伤，但它却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发展。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家埠的祖先从四川来到山东，原生地的文化、习俗与当地的文化、习俗相融合，便形成了新的民间传统文化形式——木版年画与风筝。
自清代以来，潍坊风筝的民俗传统便逐渐得以光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最早比较确切地记载清代潍坊风筝的是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罢官作》。郑板桥曾于清乾隆十一年知潍县七年，并有“七载春风在潍县”的诗句传世。郑板桥在乾隆十七年底被罢官之后，十八年春，也就是即将返回扬州时，曾作《罢官作》诗二首。第一首写道：“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如果我们抛开作者诗词的内在意涵不谈，仅从“闲逐儿童放纸鸢”诗句来看，应当说，乾隆年间，在潍县有儿童春日放风筝嬉戏的习俗。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此诗能否就一定是对当年潍县放风筝习俗的记录呢？根据作者的跋：“乾隆癸酉太簇之月，板桥郑燮罢官作二首”可知，诗是作于乾隆十八年正月。
根据今人对郑板桥的研究，郑板桥被罢官应当在乾隆十七年的冬天。乾隆壬申（1752 年）嘉平月郑板桥曾有《赠钟启明并留别》诗云：“一堂五世古今稀，父祖曾高子姓依。漫道在官无好处，须知积德有光辉。——乾隆壬申嘉平月，板桥老人题赠钟启明并留别。”这应当是他罢官后向朋友钟启明的辞别之作。根据邓华先生的研究，郑板桥罢官以后，仍在在潍县郭氏宅邸南园的旧华轩居留了半年，并在这里度过了来潍后的最后一个春节。在借寓南园过年期间，适逢主人郭伟业（郭质亭）的母亲刘氏过生日。刘氏是扬州以南的瓜州人，与郑板桥是同乡。所以，板桥曾送桔子、香橼、橄榄三者为寿，并呈诗一首，题曰《借寓南园，值质亭先生母刘太宜人生辰，送土物代柬》：“江南年事最清幽，绿橘香橼橄榄收。持赠一盘呈阿母，可能风景似瓜洲。”并注曰：“刘太宜人，扬之瓜州人也。”由此可判定，《罢官》诗系在潍县所作，其所表现的内容当然也应当是当时潍县的情景。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潍坊地区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自清中后期越来越盛行。“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争上白狼河。纸鸢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这是清道光年间潍县学者、诗人郭麐描写当年人们郊游赏春场景的一首竹枝词——清明时节，春和景明，花开似锦，春阳满路，白浪河沙滩上，踏青春游的人们纷至沓来，人们放风筝、荡秋千，热闹非凡。而清末民初潍县诗人裴星川的竹枝词则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明节雨后人们到城外放风筝的美丽画卷：“卖花声里过清明，丝雨片风寒暖轻。好趁新晴残照里，绿杨村外放风筝。”
潍县文人陈恒庆在其《谏书稀庵文草诗草随笔》中对当年人们在白浪河畔放风筝、春游的热闹情景也有记录：“其地板桥横亘，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鸢，高入云霄，结对游人，男女杂沓，恰如宋代张择端所画之《清明上河图》也。” 春日里放风筝的民俗场景不仅为文人墨客所记载，而且在清代还为杨家埠木版年画所记录。
已故潍坊金石书画家陈寿荣先生在“漫谈潍县风筝”一文中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他亲眼看到了当时风筝在潍县民间的盛行情况。每年清明节的前一个月，风筝即先后上市，城里以大十字口为中心，沿东门大街到城外的坝崖大街，还有城里与东关之间以白浪河两岸为中心，自然形成风筝竞卖市场。
著名的风筝铺子有县治前的“唐家风筝铺”，布政司街的“王家风筝铺”等。清明时节，家家都给孩子扎风筝，买风筝。人们都爱放风筝，在庭院、大街、广场都能放，尤以白浪河两岸的沙滩上河南门外的坡野里（俗称南关坡）是潍县城放风筝最集中的场地。许许多多的群众欢欣愉快地到这里来放风筝、看风筝。这时天上的风筝密如鹊阵，蜈蚣、老鹰、人物、昆虫等各样风筝应有尽有，标新立异，五彩缤纷。人们互相比较着，看谁的风筝式样美观，看谁的风筝飞得高稳。有的不光风筝好，而用的风筝线和拐子都很讲究。
每年清明放风筝的时节，都使人大开眼界。尤其是那些天真活泼的儿童们，带着小人、燕子等比较简单的风筝，在放入稳风时，他们愉快的笑声、叫声，增加了场上的欢乐气氛。有的小孩用自己扎的不够标准的“挣子”、“八卦”等，以不长的线牵着奔跑，一停住它就落下来，只好不断地跑，累得满头大汗，但过了“风筝瘾”，心中也有说不出的快乐。
关于潍坊地区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民国《潍县志稿》卷十四民社• 风俗篇说：“清明前一日为寒食，前二日为一百五日，人家各祭其墓，或于坟头添土，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纸鸢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之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或以苇作弓，缚纸鸢背上，风吹之有声如筝，故又名风筝。”还有，早在1933、1935、1937 年，在潍县曾经在清明节期间举办过三届全县风筝赛会。
可以肯定，潍坊风筝传统习俗的生成、存在与发展，一定是与整个中国风筝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从整个中国风筝的发展历史来看，大约到了唐代，风筝在我国已经开始普及于民间。唐代唐荣曾作《纸鸢赋》说：“代有游童，乐事末工。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艳艳裔裔，亭亭迢迢。如片雪之初下，似残云之欲销。……野鹄来迁而伴飞，都人相视而指看。”唐代杨誉的《纸鸢赋》中也说：“瞬息而上千里，咄嗟而游大漠。……彼都人士，瞻诸城隅。”由此可见，放风筝的人，看放风筝的人，其场景之热闹，应不逊于今日。唐代路德延的《小儿诗》专门记录唐代民间流行的各种儿童游戏，其中就有孩子们“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的说法。到了宋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娱乐业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风筝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放风筝之风俗颇为盛行，小儿竞放风筝已成为春天郊外的一景。这一时期的诗歌、绘画和很多文献对此都有记载或描写。
北宋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位风筝爱好者。据（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载，“徽宗初践祚，曾文肃公当国，禁中放纸鸢落人间”。据说宋徽宗还主持编纂了一本《宣和风筝谱》（此书已佚），这应当是宋代中国风筝技术发展成熟的标志，同时也说明宋代放风筝活动已经具有较高的普遍性。据（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在南宋时的临安城（杭州）还出现了一种“斗风筝”游戏：“桥上少年郎竞放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此虽小技，亦有专门”。自古以来，地处齐鲁大地的潍坊一带就是人杰地灵，文化经济繁荣的地区。宋代风筝文化普遍发展的影响，加上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到了宋代甚至更早，在潍坊地区风筝出现于民间是极有可能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俗语道：“放鸢清明日，斗鸡寒食天”。清代，全国各地清明节前后放风筝的习俗已经相当盛行。（清）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盛》说：“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放较胜。”（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风筝盛于清明，其声在弓，其力在尾，大者方丈，尾长有至二三丈者。”尽管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但毫无疑问，潍坊地区清明时节放风筝的风俗一定受到了中国大环境的影响。从民俗学角度讲，这是民俗事象的传播特点所决定的。再进一步分析，清明节放风筝习俗的形成，其根本成因在于我国世代相传的清明节踏青的风俗，以及放风筝的娱乐性。
远至我国北宋时期，潍坊一带地区风筝已见于民间，大致自清中后期，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在潍坊地区越来越盛行并形成了文化传统。潍坊风筝民俗文化传统的生成、存在与发展，与整个中国风筝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