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二）
周华
母亲怕热，源于我们家一段特殊的经历。八九十年代的农村烧柴火灶，家家户户要打柴。夏天草木茂盛，正是家乡集中打柴的季节。一个夏天的劳碌换回一个两人高的柴垛，往往使人有如盼到丰实的年景那般的欢喜，那是大饥荒后母亲这代人的孽缘。
袅袅的炊烟从各个村落升起，伴着锅巴饭香四处飘散，这是一幅在今天看来怎么都美丽的画卷，于当年的母亲却怎么也美丽不起来。
不知从哪一年起，我们家就开始了这场宗教徒般的“圣战”。那时的夏天，我和弟弟隔上几天都要去很远的生产队的河渠边帮父母收他们打好的柴。那里植被深厚，荆棘丛生，遍布带毒的虫蛇，三伏天里正是它们撒欢的季节。
早上，母亲用旧的长衣长裤把自己裹个严实，头顶着草帽，脸上围一块布，推着一架借来的板车就出发了。车上躺着两把大肚腩的镰刀，似乎在向人炫耀——它们的伟力即将堆积起来压瘪车轱辘。睡在门口前的前一夜搭好的有蚊帐护卫的竹床上的我，睁着惺忪的眼，又迷糊地睡去，要赶在太阳爬高之前贪受这易逝的凉爽，也未扰着床下冷冷的固床的铁石。
中午，太阳喷着白火炙烤着大地，门口明晃晃的。我和弟弟早进了屋，一条短裤来回，还是觉得热，那把最优质量的冷色调的台扇被开到最大，也吹不掉我们身上涔涔的汗珠。
这时，母亲回来了，一手摘下草帽，一手解鞋带换鞋。脸上围着的布没了，双颊通红通红的，额上渗出晶莹的汗滴滚着滑落，嘴唇上方也沁出细细密密的汗点。嘴巴微张着，大口地喘气，顾不上言语。我去取风油精和红霉素软膏的当口，她已脱了长衣裤，裸露的皮肤上竟满是凸起的红色斑点，腿脚和手臂还横亘着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口子，有虫咬的，有带刺的植物划的，也有酷烈的暑气捂的。她接过药一边擦，一边恨恨地说；“那里太多虫了，擦什么都不管用。”我连忙说：“那让我去吧!我会……”她投给我一个不安的眼神，不由分说截断我：“你还是老实待在家里吧！收柴的时候去帮忙推车就行了。”说完，她端起桌上的凉茶喝了一口，就径直去了厨房。父亲还在外头，我和弟弟还等着米下锅，在母亲的心里，我们就是她的天。
刚熬完一上午的烈阳的烧烤，又要经受一中午的灶火的烟熏，我们端上桌的饭菜母亲没吃两口就躺下了，尽管有她亲手做的她爱吃的红薯藤和西红柿蛋汤。她抹了一圈清凉油在太阳穴上，就那样靠在枕头上沉沉地睡去。台扇对着她狂搅着，好像要吸走她的魂魄一样。
我深知去帮忙的苦，即使到那里站一下，也能感觉着要死了。我是等柴晒枯几天后的下午四五点钟才去，已过了最热的后午。站到稠密的齐人深的藤草枝蔓中，如同进了饥饿的非洲狮的大口。汹汹的热浪是它突突呼出的热气，茸茸的毒虫是它嗖嗖吐出的长舌，尖尖的荆棘是它嗞嗞露出的獠牙。多呆一秒就要葬身狮口。母亲感知我的趑趄，只让我守着板车，偶尔给她递一下水，最多帮她把父亲捆好的柴禾码到车上。母亲紧束着长衣裤从荆棘中进出，越发显出她的瘦小。我不知道为了打回一个可供一年炊事的柴垛，她那瘦小的躯体竟有如此巨大的耐力，支撑着她搏击一个又一个快要烧着的夏天。
母亲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年代罕有的读过高中的人。听小姨和舅舅说因她是长女，家里把她当闺秀在养，让她读书、唱样板戏、当幼师，连地都很少下过。
我怕了，母亲也怕了。自我初中外出求学以后，家里添了煤炉，打柴的日子也渐渐少了，夏天的母亲也闲适了不少，脸上慢慢有了欢颜。
我以为母亲从此可以避开夏日的煎熬，可没过几年，母亲真的在夏天永久避开了。走的那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七的正午，烈焰当空，母亲单衣单裤，冰冰地躺在地上的一块木铺板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难道母亲直到死才为自己捡回一丝清凉？我问天，天问谁？我问地，地何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