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情怀，是促成方树梅编纂《小志》的因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都有崇尚博学多才，强调融会贯通的传统。从《左传·昭公元年》“博物君子”<3>到孔子“多识草木鸟兽之名”，<4>和《汉书·楚元王传赞》“博物洽闻，通达古今”<5>等论述都强调博学多识，汇通万物的理念。刘华杰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6>这种强调博学多识，汇通万物的理念对历代文人学士影响甚大，为他们赋予了一种博物情怀。而强调博学多识的理念和博物情怀的产生，无疑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对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远方认为：“中国传统博物学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来源于上古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与利用，在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系统，既包括自然知识、实用技术，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十分庞杂。”<7>中国传统博物学内容庞杂的特点体现在文人学者身上，就是博学多才，见多识广。
从《小志》的编纂者方树梅来看，方树梅对云南文献、历史、物产等均有涉猎。文献方面，方树梅酷著有《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参编《云南丛书》；史学方面，方树梅留心云南史料掌故，著有《晋宁州乡土志》《滇南碑传集》《滇南书画录》，参编《新纂云南通志》；此外，方树梅对云南地方物产也多有关注，云南之山茶花、红豆等植物不仅成为其诗文题咏的对象，而且在其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滇南茶花小志》和《滇南红豆集》是其博物学方面的代表作，可见其治学范围之广。
这种学识广博的特点在《小志》中也有体现。该书虽然属于地方志中的专志，但内容涵盖颇广，辑录历代有关山茶花的史料共计30条，列出云南山茶花代表性品种72种，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诗文122篇。其中既有关于云南山茶花花期、花色、品种、产地等属于自然知识的内容，也有部份关于云南山茶花栽培方法等实用技术方面的信息，还有关于云南山茶花的史料、诗文等属于人文方面的内容，所辑录史料的时间跨度从明代至近代将近500年，堪称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之作。因此，《小志》的编纂与中国文人身上由来已久的博物情怀有着密切联系。
按照博物学的有关理论，本土性是博物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地方性知识”是博物学本土性的具体表现。“地方性知识”是“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的知识，是环境兼容的知识。”<8>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博物学著作，诸如西晋张华《博物志》、西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南宋郑樵《昆虫草木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本土性特征。而作为云南本土物产之一的云南山茶花及其品种、栽培等信息都是“地方性知识”的体现。博物学的本土性特征不仅表现在知识层面，同样反映在个人情感层面。对具有本土性特征的博物学进行研究，能够引发研究者的地方意识。因此，在“地方性知识”之外，博物学家的地方意识是博物学本土性特征的又一体现。
《小志》的编纂既体现了博物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本土性特征，又贯穿着编纂者的地方意识。《小志》中的地方意识与云南山茶花这一地方物产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编纂者个人经历等有密切联系。晚清近代以来，随着云南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加深，一些云南本土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云南地方文化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局面。比如纳汝珍在为云南近代著名学者、诗人王灿《滇八家诗选》所作的跋文中就指出了以云南古代诗歌为代表的云南地方优秀文化因为“地居偏僻，表彰乏人，流传不远”<9>造成的困局。而面临这种困局的不只是诗歌等优秀文化，诸如山茶花之类的著名物产亦然。这种不利局面唤起了云南众多有识之士的地方意识，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地方文化自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动，比如整理有关史料，编订云南先贤诗文集，编纂《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等大型丛书，以期让云南优秀地方文化为世人熟知，改变长期以来外界对云南地方文化所形成的“野蛮”“原始”等种种陈见，使之在全国获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和《云南丛书》等众多云南近代文化成果一样，《小志》的编纂也代表了云南近代有识之士为光大云南地方文化，使之获得全国性地位所做的种种努力。
方树梅朴素的爱乡情怀是云南文人地方意识的又一体现。他曾说：“余古滇池县人也，生有爱滇之心。滇之山川、物产、气候、风俗，靡一不可爱，而于文献则爱之尤笃。”<10>又曾题诗云：“生滇爱滇有滇癖，滇中文献滇有光。”<11>这种朴素的爱乡情怀不仅是方树梅从事地方文献、物产等研究的动力，也是近代云南文人强烈地方意识的体现，不断影响着近代云南学人的博物学研究走向深入。
方树梅虽然并非专业博物学家，但其研究云南地方文献时择善而从，精益求精。尽管所辑录的山茶花资料未能全备，但做到了将原本不相连属的史料按照时空顺序连结为一个统一整体，大大加强了可靠性。因此，《小志》的“评陟”部份，既是明代以来关于云南山茶花的资料汇编，更是一部生动、简明的云南山茶栽培、种植历史。
就“品类”而言，《小志》在前人记载、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恢复了云南山茶花的七十二个代表性品种的名称。在方树梅之前，云南山茶花的七十二个代表性品种的名称已在明代赵璧《茶花谱》和张志淳《二芳记》中得以确立，但由于《茶花谱》《二芳记》散佚已久，有关七十二种茶花的记载散见于诸如地方志等各类云南地方文献中。为此，方树梅采用“考古人之旧称”和“参今人之新誉”<16>的方法来恢复云南山茶花代表性品种的名称。
“考古人之旧称”的方法主要是对古代文献中有关云南山茶花史料的摘录和考证，比如《小志》卷二中的云南山茶花品种“宝珠”“正宫粉”“赛宫粉”<17>等品种可能来自于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18>“分心”“卷瓣”<19>等两个品种可能来源于旧《云南通志》；<20>而《小志》中的“白宝珠”“玉碗白”<21>等则可能由《滇系》和《鸡足山志》考证而得。<22>其他文献如明徐宏祖《滇中花木记》、清乾隆《晋宁州志》等亦是《小志》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方树梅扎实的文献功底为其重新确定云南山茶花的品种提供了很大帮助。
而“参今人之新誉”的方法既包括了对同时代扥著述的参考和近代博物学知识的运用，可能还包括作者所做的一些实地调查。方树梅热爱山茶花等云南物产，其家乡晋宁亦不乏云南山茶花古树名木，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比如在《小志》卷一的“评陟”部份谈到晋宁天王庙、盘龙寺所植山茶花并介绍有关典故，<23>因而云南山茶花七十二个品种的名称能够被重新确定，就有来自亲身调查的可能。因此，《小志》弥补了因《茶花谱》和《二芳记》的散佚造成的损失，留下了有关云南山茶花品种的珍贵资料。
鉴于在明代以前无人为云南山茶花题诗作赋，方树梅在《小志》的“题咏”<24>部份“汇集省内外古今名贤之作”<25>，首次大规模辑录省内外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诗、词、赋三类文体。这些作品包括诗158首，词3首，赋2篇，涉及明杨慎、李元阳，清林则徐、朱庭珍等省内外作家共91人。按方树梅辑录有关诗文的标准，除了诗文本身的艺术性、作家的知名度外，主要围绕明代邓渼《茶花百咏》序言对云南山茶花“十德”的评价来进行：“色之艳而不妖，一也。树之寿有经二三百年者，犹如新植，二也。枝干高竦，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肤纹苍润，黯若古云气尊罍，四也。枝条黝斜，状似麈尾龙形可爱，五也。蟠根兽攫，轮囷离奇，可屏可枕，六也。丰叶如幄，森沉蒙茂，七也。性耐霜雪，四时常青，有松柏操，八也。次第开放，近二月始谢。每朵自开至落，可历旬余，九也。折入瓶中，水养十余日不变，半吐者亦能开，十也。此皆他花所不能全者。”<26>
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邓渼《茶花百咏》序言中所概括的山茶花“十德”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有关云南山茶花总体特征的描述。云南山茶花“黯若古云气尊罍”“状似麈尾龙形”“有松柏操”等描写说明云南山茶花在文人士子心目中具有的非凡秉性，其风韵非他花可比，体现了云南山茶花自然特征与人文内蕴的统一。邓渼对云南山茶花“十德”的评价获得了普遍认可，明清两代其他著作如明谢肇淛《滇略》、明冯时可《滇中茶花记》、清师范《滇系》等亦多引述邓渼此论，云南山茶花因此又有“十德花”<27>之美誉。
云南山茶花之“十德”在《小志》中亦随处可见，如明杨慎《立春，滇郭西看山茶》“归来琼枝尤照眼，焰紫燃红君马前”<28>，写云南山茶花花色之艳；明邓渼《茶花百咏·其一》“宜寿如《山木》，经霜似女贞”<29>，写云南山茶花寿命之久；明陆天麟《咏茶花》“条条似线过三尺，树树飘霞可二围”<30>，写云南山茶花枝条之多，树干之大；清魏方泰《秀山茶花行》“一花能耐经旬绽，一树能经两月开”<31>写云南山茶花花期之长；清赵文哲“翠荫接如幄，风日清且嘉”<32>，描摹云南山茶花枝叶茂盛；清钱允济《甲戌新正四日，招同寄庵先生、杨右淇茂才太极宫看茶花，复至定光寺作》“根盘干纽势扶摇，登楼才与低花向”<33>，状云南山茶花根干蟠曲之貌；近代何作楫《咏昆明新年茶花市叠前韵》“盆景折枝都可玩，平分春色遍家家”<34>，描写将山茶花作为盆景、插花之用。
《小志》中所录上述诗作，是对云南山茶花“十德”的发扬，足以证明云南山茶花与云南各地、各阶层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历史上关于花卉的诗文中，对茶花的题咏较之梅花、兰花、荷花等相对较少，出现时间也相对较晚。因此，《小志》首次集中辑录有关云南山茶花诗文的做法可谓一举多得，既扩充了云南山茶花的史料，又通过对相关诗文的收集集中展示了云南山茶花的独有魅力和丰富的人文内蕴，提高了云南山茶花的全国性地位。
方树梅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对其日后编纂《小志》有很大帮助。《小志》有关云南山茶花的史料旁征博引，划分茶花品种考证详密，选择诗文去取精当，体现了方树梅深厚的旧学功底。从《小志》中的一些细节即可发现旧方志的一些特点，比如《小志》卷一“评陟”部份辑录《定远县志》中富有神异色彩的“验道花”<44>，这明显是延续了旧方志注重记载祯祥灵异的做法。而《小志》对云南山茶花七十二个品种及其有关特点的考察，也仍有不少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因此，《小志》虽然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整体上仍属于传统方志的范畴。
但是，方树梅生活时代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无论是学术风气，还是研究方法等，也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近代博物学的引入就是重要标志之一。清光绪三十年（1904）颁行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对于博物学的教学要求有明确规定：“博物，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质，分类功用；其人生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位，直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其矿物当讲重要矿物之形象、性质、功用、现出法、见识法之要略。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用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审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45>由此可见，近代博物学的学科设置、研究方法和适用范围都十分广阔，远远超出了传统名物考据的范围，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新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小志》编纂者方树梅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对当时引入中国不久的近代博物学也有所研习。据《臞仙年录》一书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办不久的云南优级师范学堂学堂总教习陈荣昌“聘来日本教习三人，江布淳夫任文学，河合绢吉任理化，池田太郎任博物。”<46>方树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优级师范学堂博物班，跟随池田太郎学习博物学，“习之久，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亦饶有兴味。”<47>是年十月，方树梅赴禄丰、易门等地旅行采矿。<48>民国四年（1915）七月，到昆明太华山采集植物标本。<49>通过学习和实地调查，方树梅积累了一定的博物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其日后编纂《小志》有很大帮助。《小志》所具有的近代博物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编纂者已具备初步的分类意识。方树梅对云南山茶花品种的区分颇为详尽，体现了近代博物学对植物“形体构造”的描述；而对“杨家早桃红”和“黄家早桃红”两种茶花花期早晚已是按植物“生理分类功用”进行记述。2.《小志》记载云南山茶花，不仅记载山茶花生长周期、花形花色等自然特征，而且附带记载赏花活动和与云南山茶花有关的史料典故、诗文等，体现了博物学中“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3.作者已经有了将文艺与科学相区分的倾向，这在《小志》“品类”卷结尾的论述中有所体现：“右列七十二种，姑就文艺而言。若以科学论，滇南山茶科之品类则非七十二种所能限。谢肇淛、邓渼诸贤之所称，佚而未见。兹余所举，其中昔有而今无，今有而昔无者，或亦不鲜。将来园艺日精，变种日增，文艺与科学，剖而观之可也。”<50>中国古代博物学研究“重视多元并置而不重视深层还原，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文与科技‘分形混成’，难以清晰划界”<51>，但在新旧学术转型的时代，像方树梅这样的以旧学为主，又接受了近代博物学知识熏陶的学者，其学术视野和治学方法已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博物学主体与客体、人文与科学混为一体的情形开始逐渐分离，向着近代博物学乃至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方向慢慢靠拢。
从现代植物学、园艺学等学科的视角看，《小志》显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方树梅之后，俞德浚鉴于《小志》未能从植物学视角来进行编纂，于是撰成《云南茶花新志》一书，该书附有写生图谱，惜至今未曾出版，<52>但也足见《小志》问世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小志》问世28年后，俞德浚、冯耀宗于1958年合著《云南山茶花图志》一书，该书收录的20个云南山茶花品种，有16个来自于方树梅之《小志》，名称较之《小志》略有不同：<53>
由上表可知，《云南山茶花图志》对云南山茶花品种的记录和分类，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小志》所做分类基础之上的。与《小志》相比，《云南山茶花图志》的分类更加细化和统一，藉此可以窥见新旧两代学人的学术传承。1981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写的《云南山茶花》一书对云南山茶花的记载、研究就更为详细，该书所记载的云南山茶花品种多达105个。<54>该书延续了《小志》所记载的狮子头、松子鳞等云南茶花传统品种18个；补充了《小志》未记载的小玉兰、蒲门茶等云南茶花传统品种23个；<55>加入新培育的红碗茶、连蕊等云南山茶花新品种64个，<56>较之《小志》和《云南山茶花图志》都更为完善。《云南山茶花》一书的编纂更能说明方树梅《小志》对云南山茶花传统品种的记载，为后世传统品种的继续发现和新品种的培育所产生的指引作用。因此，《小志》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部有关云南山茶花的重要著作—《云南山茶花图志》和《云南山茶花》鼎足而三，体现了以云南山茶花为代表的博物学研究从传统博物学过渡到近代博物学，再逐渐深入到现代植物学的发展历程，推动着现代植物、园艺等学科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