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关键词：“科学”；“赛先生”；人格化；社会身份；价值谱系
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第一次将Democracy和Science并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此“赛先生”粉墨登场，仿佛一位横空出世的时代精神引领者。此后百年间，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纪念中，“赛先生”都会被反复祭出，且比“德先生”更受尊崇。但在不断的追捧之下，“赛先生”的面目却越发模糊。目前，学界对于“赛先生”的一般理解是，凡近代以来所有与科学知识、技术和理念相关的话语都可以称为“赛先生”，涵盖了科学发展的古今中西，但也有学者认为“赛先生”依旧身份不明。“ 赛先生”一词的泛化表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关键词，他已经深刻地烙印在五四之后的观念结构之中，人们无需再通过辨明歧义，曲折达意。但是，“赛先生”一词从无到有，再到不言自明，他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本身便具有了研究价值。
把“赛先生”一词作为主体的史学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研究中具有启沃之功的是樊洪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历史语境梳理了“赛先生”一词与陈独秀的个人关系，其结论虽然仍可商榷，但“赛先生”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式的存在，而被纳入整个新文化运动发展历程之中，具有了历史实指。90年代后期，罗志田敏锐地捕捉到五四学人对于“赛先生”存在不同理解，以及“赛先生”在精神方法与学术实践两个层面走向异途。但以上研究往往将Science、“科学”与“赛先生”三词混用，仿佛从“科学”到“赛先生”的语言过渡自然而妥帖，较少关注三者在具体语境之下的意义差别。
稍加追究便不难发现，“赛先生”与“科学”一词并非完全重叠。纵向来看，在“赛先生”出现之前，“科学”概念已事实存在。自晚清以来，Science在中国基本完成了从“格致”到日本汉语借词“科学”的范式转型。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摇身一变成为“赛先生”，这不仅仅意味着语言文字发生了变化，而且包含了因时而变的意义转化，应和了时下的思想潮流。横向来看，“赛先生”出现以后，与“科学”一词长期共存，混用者有之，但也有言说者因为立场不同，有意别择，暗含褒贬，反映了潮流之下的个体差异。因此，寻绎“赛先生”一词出现的机缘，梳理其生命轨迹，可为近代中国知识社会化的整体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史的观察视角。
众所周知，“赛先生”是Science的拟人化称谓，是从音译“赛因斯”简化而来。Science的音译最早可见于1877年的郭嵩焘日记，译之为“赛莫（英）斯”。20世纪初，留日学生偶尔称之为“沙恩斯”或“塞爱痕斯”，但类似的音译用法既不统一，也不普遍。随着“科学”一词在国内通行，Science作为外来专有名词并不存在一名多译的困扰。章士钊主办《甲寅》期间曾发起关于义译与音译得失的讨论，如何翻译学科术语成为焦点问题之一，但“科学”一词本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是不言自明地被用来商议各个学科的定名标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科学”没有改用音译的社会需求。
当时担任《甲寅》编辑的陈独秀没有介入讨论，但他以实际行动探讨了统一译音的可能性。从《青年杂志》创刊号开始，陈独秀撰写的文章就夹带西文，其中外国人名以音译为主，专有词汇多用义译，各词后面都备注原文，这种书写方式成为他此后撰文的惯常。1916年，他发表《西文译音私议》一文，如果按图索骥，Science分成 Si赛、en英、c斯三个音节，大致可以拼出“赛因（英）斯”的读音。可见，就陈独秀的翻译经验而言，在技术层面完成从Science到“赛因斯”的过渡顺理成章。但是，据现有资料显示，在“赛先生”一词出现之前，凡与科学相关的内容，陈独秀均使用“科学”，而非Science或“赛因斯”。在“赛先生”一词出现之后，除1934年在南京监狱撰写的组诗《金粉泪》中，夹有“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的诗句之外，他再也没有使用过“赛因斯”或“赛先生”一词。以上事实表明，仅从陈独秀个人的文字上看，将“科学”改称为“赛因斯”或“赛先生”并不是他的写作习惯，也不是单纯的翻译实践，“赛先生”的出现显得有些突兀。
目前学界对于《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的重要性已有相当共识，但关于陈独秀为什么没有使用惯常的“民主”与“科学”，而是请出了“德、赛两先生”；以及为什么是“德、赛两先生”，而不是其他的“先生”，都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回到文本，文中提到钱玄同认为“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汉学”与“德、赛两先生”的矛盾便成为理解此事的关节点，钱玄同本人即是此事的关键人物。废除汉文、改造国语本是旧事重提。吴稚晖在1908年最先提倡，钱玄同自称1916年受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刺激，转而放弃保存国粹，主张废汉字之心大盛。1917年，钱玄同结识北大预科新聘教师刘叔雅，也与陈独秀、周氏兄弟来往频繁。在汉字存废的问题上，以上数人皆为同道。之后的两年间，“废汉文”遂成为《新青年》最为冒进的议题之一，而使得新旧人物都大惊咋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实为钱玄同集各人思想大成之作。
该文的论证起点是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思想。同样是在1916年以后，陈独秀在孔教运动的裹挟之下，不再空泛地宣扬《敬告青年》中的所举六义，转而聚焦“民主”与“科学”，通过“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这一论断，将现代学术视作伦理革命的思想武器。钱玄同正是顺着这一逻辑，大胆宣告“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的“废孔学，灭道教”之说在内容上直接呼应了陈独秀的主张，“民主”与“科学”才是该文的文眼，“废汉文”不过提供了釜底抽薪的具体办法。
根据钱玄同的回忆，他和鲁迅商议出两种不同的“废汉文”的路径：他主张以世界语代替汉字，鲁迅希望用另一种外国文，最好是德文来代替汉字。最后写在文章中的过渡办法是：限制国文字数，以白话文为主；同时采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补助，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法文；待三五年之后，凡讲述寻常事物，可以用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陈独秀在答信中表示并不赞成钱玄同的激进态度，但肯定了“废汉文”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另一种折中的路径：“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
综合以上，《新青年》同人设计的国文改造路径是由汉文向夹杂着汉文、西文原文以及用罗马字母书写的汉语转化，最终创造出一种言文一致的汉语拼音文字。但此论一出聚讼纷纭，其中用世界语，或其他外国文，又或是罗马拼音文字整体代替汉文的设想最遭非议，钱玄同提倡的“新体国文”反而被认为是不妨一试的救急办法。吴稚晖表示根本反对新造汉语拼音文字，但“想要杂用汉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个简易便当的法子来”，他是乐于讨论的。读者张月镰致信《新青年》，表示反对改用罗马字或罗马拼音代替汉字，主张“大致用白话体裁，混入寻常谈话中用惯之文言；有时需用学术上术语，即混入外国原名”。钱玄同在答信中补充，“新体国文”可从小学开始实行，而且新式文字嵌入西字，非为苟且，乃是研究新学的必要手段。总之，输入欧化为当务之急，不论将来文字采用何种形式，嵌入西洋文字是必经的过渡阶段。
此论同样招致恶意攻讦者，即文章中所说的怒骂、讥笑钱玄同的人。1918年，在著名的“双簧戏”中，钱玄同曾借“王敬轩”之名表达了社会上对于《新青年》的不满，认为该报“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于祖国文字攻讦不遗余力。《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发表的前几日，钱玄同日记里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蓝公武致信傅斯年，“对于我主张废汉文的话大骂了一顿”；一是1919年1月5日的《时事新报》中登载漫画，“说我要废汉文用西文，苦于讲话不能酷肖西人，乃请医生把我的心挖了换上一个外国狗的心，于是我讲出话来和外国狗叫一样”。随后《新青年》刊出了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三》，指责绘画者思想顽固，人格卑劣，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也应声而出。
陈独秀撰写该文的原因固然是为钱玄同辩护，但本质上仍旧是给“民主”与“科学”站台。文章没有使用时人熟悉的汉字形式，而是另辟蹊径将两词置换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应是他精心设计的结果。特别是“科学”一变而成为“赛因斯”（Science），显得格外醒目，也颇令人费解。如果说Democracy 还存在一词多译的争议，陈独秀不得不使用音译的“德莫克拉西”以避免附会，但“科学”一词早已约定俗成，根本无须多此一举。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文从字顺，用“赛因斯”（Science）配合“德莫克拉西”（Democracy）的出现，以达到语言文字上的平衡。但在同期陈独秀的其他文章中，Democracy和“科学”二词也会同时出现，二者并非必然的搭配。基于本文的写作意图，比较符合陈独秀性格特征的解释是，他为了更加“酷肖西人”，故意将“科学”这个国人已经高度熟悉化的西方关键词回归他的本来面目，按照他们的设想完成由汉文向西文原文的Science，或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汉字表达的“赛因斯”的转化，最终呈现“新体国文”应有的形态。因此，“科学”在书写形式上的逆向回归应是陈独秀的应战宣言，由此宣告“废汉文，且存汉语”的国语欧化进程即以“民主”与“科学”为起点，它将不以嘲讽者的意志为转移。几年之后，钱玄同更是将这一进程设计为一个从“三汉七洋”“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最终到“无汉全洋”的渐进的、整体西化的改造过程。
如今回望，国语欧化并没有按照新文化人的设想完成，“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最终只成为实验的样本，而没能成为改造的通则，其中的原因已属另一个话题。但意料之外的后果是，因为二者在表达方式上的特殊性，旋即成为一对在视觉上与其他文字相区隔，从而联系得更为紧密的专有名词。文字上的捆绑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的欧西身份，以及一体两面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同时也阻断了附会的可能。
概言之，在伦理革命的语境之下，陈独秀等人先是选择了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冲锋陷阵的思想武器，后在情急之下，改用“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代替惯常的汉字书写，以表明摆脱传统束缚、追求欧化纯粹性的决绝态度。两词的出现既是思想论争下的应激反应，也是以国语改造为先导探索欧化路径的实践延伸。后人回忆说，五四运动好像是神赛会，捧出了两位神爷，“一是赛因斯Science先生，一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先生，其陌生本与始初介绍入中土的梵语所称的什么罗汉尊者等耳，但彼则不久便溶入了中国思想”。作者本意是在抱怨20年后两位“先生”仍旧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但也说明这一对语言学上的实验样本曾给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融入中国思想其实在他们再变为“德、赛两先生”时便已发生。
“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再变而成“德、赛两先生”之事应与吴稚晖有关。1936年左翼作家柳湜在通俗读物《街头讲话》中说“赛先生是吴稚晖先生开玩笑喊出的”，将该词的发明归功于吴稚晖。但事件亲历者之一的胡适说过“赛因斯先生（科学）”是他的朋友陈独秀发明的。1946年，吴稚晖亲口承认他“曾附和陈仲甫等，把‘德先生’配合了‘赛先生’（科学），竭力推重过两位先生”，澄清了他并不是两位“先生”的首创者。但柳湜的误解并非空穴来风，他本人曾与吴稚晖有过一面之缘，感受过吴氏的语言魅力，而“德、赛两先生”这种称呼的确有着鲜明的吴氏风格。
吴稚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语言文字诙谐百出，俚俗之语皆可入文。他从清末开始翻译西文就自成一体，特别是翻译外国人名的方式非常特殊。他好将外国人名译成中国人名，如“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为叶斯璧，译Kropotkin（克鲁泡特金）为柯伯坚，译Franklin（富兰克林）为樊克林，译Tolstoi（托尔斯泰）为陶斯泰” 。他还喜欢挪用中国称谓表达外国人的身份关系，从而将中西社会的大人物拉下神坛，混同于普通的市井之人。他在1911年初版的科普小说《上下古今谈》中称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妇为“居先生”和“居太太”。文章中屡屡出现“孔二先生”（孔子）、“惠总理”（英国首相惠林顿）、“太先生”（泰戈尔）之类的称呼。吴稚晖的翻译方式曾被《民立报》的读者所诟病，从而引发讨论。吴稚晖自辩说，音译不过省约、取便之法，方便阅读与记忆，但取国人之便的同时，其实已经混淆了西人姓名称谓之真相。因此，这种用中国人名称呼西人的翻译方式几乎就是吴氏的语言标签。
吴稚晖不拘一格的作文方式后被章士钊称为“讲话体”，这种体裁往往模糊了地域国别，抹平了身份等级，甚至跨越了人、物之界，与《新青年》同人推动的白话文运动正相契合，从而被纷纷效仿。众人之中，钱玄同对他最为推崇。1917年，钱玄同曾致信陈独秀，他说之前误解吴稚晖的翻译办法失其本真，“由今思之，此实是简易之良法，惟人名第一字似不必译成中国之姓耳”。但钱玄同的外语程度不高，很难在翻译方面有所创见，模仿的痕迹主要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平民化称谓，文章中频频出现“墨老爹”“ 孔二先生”和“孟老头”等字样。1925年，钱玄同仍然表示要跟随吴稚晖做“自由活泼的好文章”，摆脱“体式鬼”，“颇想努力一下子：古语跟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化的，……信手拈来，信笔写去”。这应该是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当时李大钊在文章中会称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威先生”，陈独秀曾借用吴稚晖的创造，说“中国有三种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而此说也被李石岑等人相继引用。因此，《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出现类似的语言痕迹自在情理之中。
由此推测，吴稚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德、赛两先生”的创造，但“陈仲甫等”借鉴了他的平民主义的语言风格发明了新词汇，钱玄同亦是参与者之一。“德、赛两先生”的出现显然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和即时性，但也是五四时期语言特色的真实写照。从两词后续的使用情况来看，随着陈独秀远离文化革命中心进入社会革命的语境，他对于“德、赛两先生”的理解均有所改变，发明者本人几乎不再使用，使用频次较多的反而是吴稚晖和钱玄同。笃信“科学万能”的吴稚晖驾轻就熟地在“德、赛两先生”的基础之上继续建构他的认知体系，倾慕者钱玄同紧随其后，不断重复吴稚晖的言论，以至于柳湜误认为吴稚晖才是“赛先生”的始创者。
陈独秀借用吴氏的语言方式本是一种斗争策略，但是当“赛因斯”（Science）再变而成为“赛先生”时，无意间完成了新一轮的语境跨越。如果说“科学”变为“赛因斯”是为了去熟悉化，回归西学本位，那么“赛因斯”再变为“赛先生”，就意味着Science又被重新纳入汉语世界的社会结构之中，作为一个人格化的主体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实践。结合上下文，“先生”一词显然不特指性别，还有具体的身份指向。钱玄同专门讨论过应用文中称谓的使用标准，其中“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照此标准，称“赛因斯”为“先生”不仅是客套之辞，更是新文化人奉其为“师长”“所崇敬者”的尊称，这一称呼直接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呼应。此时恰逢一战结束，协约国的胜利昭示着两位“先生”带领西方迎来光明，而且也必将引领中国走出黑暗。陈独秀就此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36年，陈端志回顾五四思潮时，仍称“这两位导师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渊源”。
从随后的社会反响来看，“赛先生”一词的出现至少产生了三个作用：一是在形式上促成了“赛先生”的符号化。从翻译的角度看，音译文字往往佶屈聱牙，令人费解，更难以记忆，“赛因斯”要在短时间内替代已经流行了十几年的“科学”一词并不现实。“赛先生”的出现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了Science从音译到形象记忆的简化过程，完成了学术词汇平民化、现代价值世俗化的语际跨越，实现了省约、取便的翻译目的，以至于今人看到“赛先生”便可以迅速地和“科学”或Science建立意义联结，拗口的“赛因斯”渐渐被遗忘。
二是拓展出新的语义空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赛先生”与“科学”相互兼容，又各有所指，两词并行不悖。1920年，瞿秋白有意识地区别使用了“科学”与“赛先生”两词，“科学”是指二十多年前和欧美文化相接以来早已编入国立学校教科书的知识，陈独秀认真聘请来的Mr. Science才是“赛先生”。可见，“赛先生”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西学体系，而是有着社会身份、价值倾向的独立人格。由此延伸出来的命题就是“赛先生”作为一个西方的思想导师，将如何在中国安身立命，事实上整个后五四时代的思想论争无不渗透着对“赛先生”的多元理解与反复诠释。
三是“德、赛两先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由外视之，“德、赛两先生”是一对被绑定的专有名词，梁漱溟将他们看作“西方化”的全体，由此引发东西文化论战。由内视之，两位“先生”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其内部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价值集合，除二人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先生”“小姐”来来往往，煞是热闹。
五四时期的思想观念被赋予人格化的表述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如“赛先生”一般历经百年，且常用常新的却是少数。纵观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不但“赛先生”自己的身份几经变换，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现象是，凡“赛先生”出场时，大多时候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概念围绕着他试图搭建起诸如朋友、敌人、家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身处其中的“赛先生”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限于篇幅，本文仅罗列一些与“赛先生”相关的各色人物，呈现由他们构建起来的话语空间。
“赛先生”的初始形象是陈独秀塑造的反传统斗士，革命性是他与生俱来的思想特质。追溯“赛先生”一词的思想来源，樊洪业先生推测陈独秀是受到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的启发，近年来有研究者进一步确认科学社率先揭橥“德、赛两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是，如果将二者的“科学”认识嵌入到长时段的时空坐标中考察，可以看到1915年虽是《科学》与《青年杂志》的创刊之年，却不是近代中国“科学”概念流行的起始之年，他们不过是众多“科学”样态中的一种，二者同名异质。《青年杂志》在时间上虽晚于《科学》创刊，但陈独秀本人却是清末以来宣传“科学”的先行者之一。他曾经在日本参加励志会，在安徽与好友汪孟邹创办“科学图书社”，之后又与安徽公学、尚志学堂、芜湖长街科学社等新式学堂合作筹划武装起义。“科学”概念既是他提倡学术更新的必由之路，也是政治实践的概念工具，学术传播与政治革命早已互构为一体。
民国建立之后，陈独秀参与编辑《甲寅》，发表著名的《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在《敬告青年》中提倡“人权”与“科学”，都不过是他在政治革命失败后转战思想文化领域发出的战斗号角，现代学术再次与伦理革命互构为一体。在他的文字中，“科学”认识散落在伦理、政治、宗教、文学、美术等各个方面，呈现出来的是一整套西方共和体制之下的学术体系与价值信仰，“科学”与“非科学”是泾渭分明、绝不相容的两个体系。陈独秀透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理直气壮地拥护“德、赛两先生”，为钱玄同过激的言论辩护，正是基于对这一整体价值的信仰。作为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的思想从政治革命到伦理革命一脉相承，“科学”概念在革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未变。
但是，“赛先生”虽然是一位革命老将，其面目却是笼统模糊的。1919年“德、赛两先生”一出场，胡适就认为用二者阐明新思潮“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曾经解释过“科学”概念的范畴，但舒新城认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好像很严正，但仍旧只是泛泛之谈。樊洪业甚至认为此文中“科学”认识的启蒙性已经降低，并不是“赛先生”的本来面目。结合1920年前后陈独秀的政治实践，他正从伦理革命转向社会革命，“科学”虽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已经不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已经找到新的概念工具。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这一评价同样符合“赛先生”的气质。
稍后，依然战斗在伦理革命一线的钱玄同补充说明了“赛先生”的意义。他说“赛先生”是能够打倒“孔家店”昏乱思想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思想”，他不是西洋人所私有的知识，而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因此，这位“赛先生”应该是一个面目模糊、内容宽泛，但立场严明的现代思想体系，从诞生之日起，他便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一整套进步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为“德先生”服务的思想工具。
“赛先生”的第二副面孔是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如今有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才提出“赛恩斯”，甚至有研究直接将“赛先生”的思想源头追溯到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是，顺时梳理，来自美国的实验主义既不是“赛先生”的思想原点，也不是他的唯一面相，“赛先生”在科玄论战中旁逸斜出走向实验主义，不过是众多理解当中的一个路向。
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该书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科玄论战的相关言论。若以此书作为检寻对象，可以发现论战时期出现的“科学”定义不胜枚举，但使用“赛先生”一词的并不多见，仅有胡适和吴稚晖二人。该书收录了胡适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本书的序言，文章中出现了另一个“科学”概念的拟人化称谓“科学先生”。该词的发明者是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第一次出现。“科学先生”的形象相当负面，被描绘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因此无限凄惶失望”。胡适引用梁启超的文字是为了批判他的“科学破产”论，阐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动机与意义。
与“科学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面积极的“赛先生”，该词出现在胡适调侃张君劢、应援老友丁文江的另一篇短文当中。丁文江曾在论战中说，“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于是胡适把张君劢比作孙行者，“赛先生”则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同时还请出能够网住孙行者的天将“罗辑先生”，“罗辑先生”使用的法宝是论理学中的矛盾律。对应丁文江的观点，“赛先生”是“万能的科学”，“罗辑先生”便是科学方法的拟人化称谓，二者有着地位上的主从关系，且共同构成天罗地网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当然，这只是胡适的个人解读，玄学派张东荪借用胡适的比喻，认为“哲学就好比如来佛的掌心”，翻不出哲学掌心的丁文江才是“孙行者”。可见，在具体场景之下，“赛先生”一词的身份不同，且自带价值立场。当他与“科学先生”相对应时，表明的是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乐观或悲观的预期，与哲学争夺“如来佛”的地位，讨论谁才是现代学术金字塔的顶端。
随着论战的发展，讨论的重心发生改变，张东荪说“丁先生说凡用科学方法都是科学，于是我们的问题一转而变为科学方法的讨论了”。自从1919年“整理国故运动”发轫以来，“科学方法”的地位一路走高。论战发生时，按照胡适所说“罗辑先生”只是“赛先生”手下的天兵天将，但在科玄论战之后，“赛先生”与“科学方法”几乎成为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方面，胡适一派被直接称为“科学方法派”，另一方面，“科学方法”成为“赛先生”最显著的身份标签。1927年，有文章专以《赛先生》为题，大意是“赛先生”本名“科学”，生长在西洋，娘家是拉丁文的Scientia，意为“知识”；之后子孙日众，一般哲学家以为“运用科学方法的是科学”。又因实验主义哲学成立，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方面，“素称超科学的，形而上的东西，在最后也不可能不科学化了”。文章作者基本接受了论战中“科学方法派”的观点，虽然承认科学具有多样性，但直言胡适一派的“实验主义哲学”才是现阶段“赛先生”的最佳形态。于是万能的“赛先生”化约为胡适的“实验主义”，它逐渐从复杂的五四思想现场抽离出来，被提炼为新文化思想链条中的一条主线。
随后，这一认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五四反思中被不断地叠加固化。1930年，周予同批评“赛因思”与“德谟克拉西”不过是名词的拼合，“只是跟在金元共和国（美国）的思想后面在乱蹦乱跳”。1934年，伍启元对比杜威和罗素来华的社会影响，说“杜氏来中国，把西方文化的宝贝−‘赛恩斯’−送给我们；罗氏来中国，却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文化的宝贝。他们的贡献是相反的”。1942年萧一山回顾新文化运动，他认为“德、赛两先生”分别代表了西洋学术和西洋社会，其中胡适一派号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执着于抱残守缺的考据事业，最终距离科学越来越远，造成学术风气“向右转”。陈独秀以“支持困苦危险”的精神，领导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号称“阶级斗争”，造成社会思想“向左转”。至此，“赛先生”几乎为胡适一派所专有，该词的发明者陈独秀反而与之关系不大。循此轨迹，“赛先生”的意义在不断窄化，他从“万能的科学”，到“科学方法”的滥觞，再到“实验主义哲学”，最后只剩下逼仄的国学一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相当复杂，有战争的纷扰，有胡适一派的主动选择，更重要的在于遭遇到新的对手，“赛先生”屡屡败下阵来，渐失思想领地。
“普罗科学”是30年代左翼思潮中出现的新名词，来自日本，与“普罗文学”一起构成“普罗文化”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文化。在阶级革命的语境之下，“赛先生”被认为是“普罗文化”的敌人。社联成员陈高佣表示，五四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胡适所谓的“欧洲的新文化”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赛先生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德先生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穆姑娘亦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道德”。换言之，“赛先生”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他的思想来源是胡适引入的、美国式的实验主义。他与“德先生”以及“穆姑娘”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的主体。“普罗科学”在哲学层面体现为“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实验主义针锋相对。按照革命者的设想，贴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实验主义身份标签的“赛先生”不是真正的“科学”，他必将由无产阶级、“辩证法的唯物论”、普罗大众的科学整体替代。于是在革命者的口诛笔伐之下，“赛先生”被更加牢固地钉在了胡适的“实验主义”身上。时人评价说，新文化运动有三大类，现在第一类的新社会思想和第二类的新文艺运动“都已经衰落而集中于社会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辩证哲学和所谓的普洛文学就成为一时流行之风尚。唯有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其流风余韵却相沿未衰”。可见，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之下，“赛先生”的意义范畴才大幅缩窄，革命形象悄然黯淡。
“赛先生”的第三副面孔是吴稚晖畅想出来的物质文明的乌托邦。吴稚晖是科玄论战中另一个使用“赛先生”一词的人，他发表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论战中科学派最具战斗力的檄文，他自称这篇文章的动机已经酝酿了五年，也就是回应了五年以来凡与“科学”相关的思想论争。吴稚晖在文章中讽刺学者们搬弄字眼，滥用新名词，但他自己使用的称谓更让人眼花缭乱。仅“科学”一词就变身出“科学神”“科学少爷”与“赛先生”三种拟人化的存在，三词被吴稚晖赋予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与社会关系，以呼应相关领域的思想命题。“科学神”是吴稚晖创造的新词，与“玄学鬼”相对应，可以理解为“物质文明”，指的是纯物质、纯机械的、超越精神世界的“新信仰”。根据他的解释，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物质世界，“从他‘一个’，变成现象世界，精神世界，万有世界，没有世界”的一个生命体。“物质文明”是一切现象绵延创化的根本动力，因此一切也都是“暂局”。这是他所有思考的起点。
“科学少爷”在文章中表达为与“理智”相关的学术体系，以应对玄学派所说的“情感”。梁启超曾经说“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爱先生”和“美先生”都会永远保持“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于是吴稚晖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美学、玄学与科学三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他将学术三分，构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家庭关系，其中“美学、文学、宗教等情感学为父亲；玄学、哲学的情理学是母亲；科学是他们的少爷”。情感学具有生生不息，冒险猛进的精神力量，但“宗教实为未进化之信仰学”，他是“哲学太太”的“前夫”。美学与文学一体，是“创造家”，他是“哲学太太”的“后夫”，是“科学”的亲生父亲。情理学的“哲学太太”因受两位丈夫的影响，而具有“玄学”与“爱智”的双重本性。“科学”只继承了“爱智”的本性，做着拆穿“玄学”的浩大工程。因此，“科学者，让美学使人间有情，让哲学使情能合理”，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管辖”者，并非如玄学派所说与情感无关。吴稚晖用极其繁复的表述，表达的基本思想其实就是“科学”是创造力和理性的产儿。
文章中吴稚晖借用“赛先生”一词是为了回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1922年，梁漱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他在书中高度赞扬了陈独秀对于西方文化的整体概括，并由此阐发对于“赛先生”的基本判断：一是“赛先生是指科学思想，亦可说是科学主义的哲学”，而不是“斐先生−斐络索斐（Philosophy）”之外的西方潮流。二是“西方化即是赛恩斯、德谟克拉西两精神的文化”，所谓“西方化”就是要全盘承受这两种精神。三是如今中国思想界存在新旧之争，他赞成新派倡导的“陈仲甫先生所谓‘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但对于新派倡导西洋的人生态度，却不敢无条件赞成。因为西洋人已经把那条路走到圆满，快走就完了。于是他设计了一条三阶段的、直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路向，其必然的顺序是西方化−东方化−印度化。
梁漱溟的著作出版后，一度引发广泛的讨论。三条道路中只有第一条西方化得到的赞同较多，但因为是陈独秀始创，而被认为“时人所反复称道的，不是他的发明”，至于后两条则广遭非议。梁漱溟其实是误解了陈独秀的思想，把他从西方价值整体中选择出来的“德、赛两先生”认作“西方化”的整体，全盘西化的态度虽然坚决，但事实上窄化了西方文明，其优势和缺陷都与这一基本认识相关。但众人的批评仅仅指出梁漱溟理论中的笼统与偏狭，并没有人明确告知“西方化”究竟是什么？只有吴稚晖对应梁漱溟提出的“文化”概念的三个方面−社会、物质与精神，建议在迎受“德、赛两位先生”之外再迎接一位“穆勒儿（Moral）姑娘”，通过“穆姑娘治内，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台先生请他经国惠民”，构建三位一体的“西方化”概念。吴稚晖的补充被认为是“终极而最彻底”的全盘西化，钱玄同称之为最高明的“欧化的全盘承受”，胡适也曾借用三位来抨击国民党反动倒退的民族主义立场。
但是，在吴稚晖的构想中，“西方化”仍旧只是暂局，而不是终极理想。他认为追求物质文明，应该是人类的天职。如今中国迎受“穆姑娘”只是因为道德是物质文明的结晶，西洋人因物质文明领先而在私德方面走在了中国人前面，所以不得不学之。从长远来看，就连“德先生”都不过是进化中的“过渡废物”，“到了两万年，再请‘无先生’（无政府主义−本文作者注）出来；再过许多两万年，再请‘某某先生’代替‘无先生’”，只有“赛先生”才是进化的伴侣，其他都是暂且的，勉强的，配不上“赛先生”的。因此，“赛先生”不是西学，甚至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思想”，而是永无止境的“新学”。“德、赛两先生”和“穆姑娘”不过是暂时的“西方化”的组合，而非最优的搭配。
至此，吴稚晖通过“科学神”“科学少爷”以及“赛先生”三个界限并不分明的拟人化称谓拉扯出一个现代学术以及价值谱系，“赛先生”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格化主体，他有家庭，有事业，也有完整的社会关系。但在一系列的关系当中，“赛先生”的主体地位不容撼动，他是整个现代价值体系的擎旗者，任何其他价值都是他的追随者。不过，吴稚晖的言论看似漫无边际，充满乌托邦想象，但往往被他拿来浇现实政治之块垒，对其言行都须仔细甄别。
总之，“赛先生”自出场以来几乎无法明确定义，具体语境之下其面目并不相同，但可以通过概念对比勾画意义范畴，确认社会角色。宏观来看，“赛先生”的人格特征基本有三：一是与其他科学概念相比，可知“赛先生”不是价值中立的学术词汇，展现的是“科学”概念积极进取的正面形象，该词的使用者往往对于“科学”的态度是肯定的、乐观的，甚至是崇敬的。
二是“赛先生”在使用中往往呈现“科学”概念的某一特征，而非全体。20年代狂飙社高长虹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各有不同，其中胡适以为整理国故是“科学”，陈独秀以为政治运动是“科学”，吴稚晖又以为制枪造炮是“科学”，但他们的“科学”都只是宣传而缺乏实际的工作，全部都是“假科学”。以上三人均是“赛先生”的拥趸，是该词的创造者与诠释者，他们至少展现出“赛先生”的三张面孔，每一个面相并不等同于他们各自理解的“科学”概念的整体，而是有选择地呈现给世人三条不同的科学发展向路，各个向路之间亦存在思想冲突。其共性在于“赛先生”就是一个思想层面的价值选择，与真实的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三是“赛先生”与其他人格化概念之间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讨论的实质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该如何选择价值排序？在科学一元化的认知体系中，西方价值的整体性体现在“赛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德、赛两先生”是天然盟友，随着“穆姑娘”的加入构成“西方化”的主体。但是，三者的地位并不对等，陈独秀认为“德先生”是目的，“赛先生”是工具；吴稚晖的“赛先生”却是开天辟地的时代英雄，其他价值皆为附从。至于其他围绕着“赛先生”与“斐先生”“爱先生”“美先生”和“穆姑娘”的种种讨论，所包含的议题更为广阔，凡科技与人文、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与冲突都囊括其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五四”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先生”“小姐”聚拢而来，诸如“李先生”（Liberty）、“蜜思劳”（Ms. Law）、“和女士”（human） 、“费小姐”（自由） 、“情女神”（抒情），还出现了“赛先生”的孪生弟弟“铁先生”（Technology）。显然，以上各种拟人化称谓都是“德、赛两先生”的仿造新词，借由这种方式与两位“先生”建立思想连接，完善以及拓展以五四为思想原点的现代价值谱系。
1923年的科玄论战前后应是“赛先生”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陈独秀的“赛先生”稍纵即逝，胡适的“赛先生”在政学两界日益边缘化，吴稚晖的“赛先生”因为太过宏大，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人其实并不多。1925年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赛先生”已不占据思想界的中心地位。有人乐观地以为“赛先生”已经成功，今后将致力于“德先生”的建设。也有人认为两位“先生”都失败了，周作人说“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 。大革命失败后，王造时抱怨说“德谟克拉西先生”被训政训走了，独裁把他裁去了；“赛恩斯先生”不是被党化教育化掉了，便是被尊禹学会，或是什么“法会”吓死了。直到抗战发生，“德、赛两位先生”才又走上红运。但无论成功与否，“赛先生”作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遗迹，在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辩论中始终在场，发生于30年代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与“文艺自由论辩”，发生在4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赛先生”无不参与其中。每一场争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待更细致的考察。但内生于“赛先生”体内的固有矛盾也是触发争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矛盾来自他的双重身份。
如前所述，“赛先生”不完全等同于“科学”，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由于“科学”概念天然具有学术与价值的双重属性，于是围绕“赛先生”呈现了双重的身份谱系，两大谱系相互独立，却又冲突不断。借用家族血缘关系勾勒出的学术谱系是“赛先生”的身份基底。这一系统基本按照孔德的进化图式，沿着“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以及“科学实证时代”的顺序安排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之间的长幼之序，其间夹杂着文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家族序位。“赛先生”与其他学科或为父子、或为母子，又或为同胞兄弟。但不论关系如何，西方学术同宗同源，以及“赛先生”在家族进化的序列中始终是最新、最先进的学术成果，从而获得天然的价值优越感。虽然各个学科之间的争论从未间断，所争大多体现为自然科学以及研究方法对于其他学科影响的程度与限度。但即便是科玄论战时期，争论也基本限制在学术范畴之内，科学研究者对待“赛先生”一词的态度较为谨慎，使用该词的往往是科学宣传者，他们希望通过国人熟悉的家族关系迅速地将“赛先生”普及开来。
另一种是借用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现代价值谱系。“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机缘巧合，二者一出现便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学术进化赋予了“赛先生”与生俱来的进步性，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为他附加了正义性，伦理革命这一特定目的塑造了他革命者身份，“先生”的尊称给予他引领者的社会地位。“赛先生”的出场反映了五四前后国人对于现代科学改造中国的种种想象与期许，一个“面目模糊，莫明奥妙，但是却生气虎虎，栩栩欲活”的思想导师应时而生。
在双重身份的加持之下，“赛先生”迅速地“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但是，怀疑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科学进步就是不断地否定自我与超越自我，这是今天的中国人不难理解的道理。可是对于百多年前缺乏科学常识的中国人而言，“真理”与“导师”合于一身，吾爱真理就是爱“赛先生”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郭颖颐将吴稚晖、胡适、陈独秀看作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者”，批评他们崇拜科学力量，缺少批判意识。这一批评对于启蒙者或有失公允，崇拜还是批判恰是他们的两难。在尚未建立起科学地位的时候，强调自我批判不啻自拆墙脚，但在科学教育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科学”身份的信仰化与权威化的确产生了思想流弊。高大全的“赛先生”一度让部分国人以为“唯一正确的科学”真实存在，且“真理只在我手”的幻象为他们提供了打倒一切对手的勇气与自信，争论亦由此而生。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这是陈独秀在1938年抗战之初提出的问题。作为“德、赛两先生”的创造者，他在近20年后重新发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是“赛先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这个人物形象却已走下神坛。时至40年代，有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称呼“科学”为“赛小姐”，还有儿童读物衷心祝福“德先生”与“赛小姐”能够百年好合，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先生”甚至没有了师道尊严。如果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的发表，到科学论战这段时间看作“赛先生”的前半生，他的下半生际遇不禁让人嗟叹，而且更加值得追问。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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