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绝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
2018，在这个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里，无数人心头可能都有万千思绪，为着失去的芳华，为着眼前的苟且，为着明天的诗和远方。
让我们回到起点。初心，就是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念。
1976年，中国失去了几位伟人，继而粉碎了“四人帮”。历史向何处去？天问高悬。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32>刊登了“两个凡是”的文章，但丝毫没有消除人民深埋心底的疑虑。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
1977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举行，决定高考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
1977年10月12日，高考恢复，570万人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快开始为蒙冤受屈的干部平反。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回望40年前的岁月，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会选择——觉醒。
那是人的觉醒，知识的觉醒。人们从蒙昧中走出，开始独立思考。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科学态度的春天来了，人们荡起自己命运的双桨。
没有人的觉醒，没有知识的觉醒，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是。
弹指40年。
1978年，内地人均GDP为153美元，香港为3924美元，是内地的26倍。2016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不到6倍。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有望超过香港。
根据胡润研究院数据，2017年，每34个香港人中有一个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士，北京对应的数据已经达到83个。
2016年，中国出境游游客的旅游花费为2611亿美元，美国为1236亿美元。
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财富的大爆炸，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理由去解释，我会选择——奋斗。人的觉醒，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精神，这些力量的“对象化”的最重要产物，就是财富。
而在财富迸射的过程中，有无数奇迹，也有结构性失衡、扭曲和阵痛。
来看看美国的历史。
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末的“镀金年代”，催生了迄今为止最为富有的一批大亨，但也是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道德失范最严重的几十年。尤其是在1869年和1872年两次竞选成功的格兰特总统任内，贪婪和怠政达到了顶峰。当时，公职如同牌照，被用于牟私，几乎所有政府办公室都被收买，所有人都难保清廉，一切原则都被践踏。
格兰特内阁就像一座沼气池，不断冒出丑闻：海军部在军舰采购中大肆收取回扣，陆军部公开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内政部、财政部与土地投机商勾结瓜分西部大片土地，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主要海关无一不是贪污黑巢，出使巴西的美国外交公使诈骗了巴西10万美元后逃跑，出使英国的外交公使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国骗租了一个矿山……国家的钱袋成了没有锁链的合租之物，制度化买官卖官之后，就是公开化的寻租设租。
作家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镀金时代》中写道，政客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视同男子汉气概，而把政治中的“好人”视为反常的怪人。
“扒粪运动”的代表人物、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1904年结集出版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中，记录了他在圣路易斯市政府走廊里亲耳听到的商人与议员之间的对话：
“啊哈，我的受贿人！”商人说。
“啊哈，等一等，我的行贿人，”议员答，“你可不可以借我1000块钱，就借一两天？”
“现在不行。但如果我要的那个法案今晚通过了，我就借给你。回头在老地方找我。”
“好极了，我会去那儿的。”
镀金时代的美国企业家，的确创造出了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但也有不少人是通过垄断碾压竞争者，通过操纵市场和向政客行贿而暴富。铁路大亨考利斯·亨廷顿1877年曾说：“为了要做成事，如果必须出钱给政客，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政客掌握可以做坏事的权力，而且只有当你贿赂他之后，他才肯做好事，我想我不得不去贿赂他。”这是一段著名的富人辩护词。
当斯蒂芬斯发现，在狭隘的利己心的驱使下，“凡能使我生意兴隆的，就都是好的”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普遍价值观，他愤怒地写道，“如今典型的美国公民是商人。典型的商人是坏公民，他很忙。如果他是个‘大商人’，即使很忙，也不会忽略忙着去跟政治打交道，嗬，很忙，忙得很有目的。我发现他在圣路易斯收买受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为贿赂者辩护，在匹兹堡策划腐蚀，在费城与党魁们分赃，在芝加哥使劲反对改革，在纽约用贿金挫败好政府。”
因为目睹了太多不择手段的官商勾结，斯蒂芬斯甚至把批评的目标直指商业本身。他说：“商业精神乃赢利精神，而非爱国主义精神；乃信贷精神，而非诚实精神；乃个人获利精神，而非国家繁荣精神；乃买卖和交易精神，而非道义精神。”
斯蒂芬斯为揭露社会和商业阴暗面的“扒粪运动”培育了大批新闻工作者，包括哈佛大学双杰的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里德。他的书之所以叫《城市的耻辱》，是想唤醒“显然缺乏羞耻感的市民们的自尊感”。他说，腐败之耻辱不在于那些腐败者——我们本就不能期待这些人会洁身自好、不贪不腐，这耻辱应是城市的耻辱，应是市民们的耻辱，因为他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去奋勇地制止腐败行为。
镀金时代晚期开始，在强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下，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就任总统后的8年中，美国开始了一场全面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包括：寻求工商业的道德重建，恢复自由竞争，反对托拉斯拉斯<33>；推进预算改革、市政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通过立法营造清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等等。西奥多·罗斯福用“公众、公众、公众”的理念回应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口号——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
在美国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是对大亨最不友好的总统。尽管他并不认为大亨都是坏人，他认为托拉斯也有好坏之分，但他坚决要制服“胡作非为的大亨”，为此下令对多家大公司提出反垄断起诉。通过一系列判例，让华尔街和产业大亨们意识到，影响力和控制力再大的企业，其行为都有法律的边界。
虽然我们不能用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运动”来比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但美国的昨天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借鉴。
比如，骄横者不能长久。
2017年的中国商界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最近我碰到不少企业家和媒体人，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担心，就是当某些中国大公司的市值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却患上了一种发作周期越来越短的“互怼综合征”，并借助他们所拥有的媒体资源，不断炒作。
一位新闻学院院长说，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没有任何公司能调动那么多“公器”“喉舌”，在同一时间，针对竞争对手发难，耸动视听。
但在媒体社交化、自传播、资本介入等背景下，对那些拥有雄厚互联网资源和动员能力的大公司来说，“怼”与“黑”，变得异常方便。
作为商业世界的观察者，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娱乐化态度，欣赏这一波一波的游戏；甚至可以为他们叫好，原来你们的竞争是如此不断地下探底线，你们互怼，社会才能更多了解你们所用的伎俩，否则还一直觉得你们是那么高大上。但有时，我还是感到悲哀，你们真的以为，互联网世界就是你们的，可以轻易控制、予取予夺？
没有敬畏，没有克制，不去尊重，不积厚德，就会离“墙倒众人推”的那一天，越来越近。
有些企业家觉得，他们已经太辛苦，政策环境的不确定已经让他们左右为难。商业文明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问过外卖行业一家大公司的创始人，你们和竞争对手在线下大打出手，为何不能遵循和谐商道？这位80后回答我：“等再过几十年，我们也会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竞争那样文明，但现在这个阶段，这些东西还无法避免，需要一个过程。”
而对我来说，面对这些占据着互联网财经头条位置的公司，为什么常常忍不住要说三道四？
这不是因为我轻视商业力量，恰恰相反，是对他们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导致国计民生日益贫弱。直至近代，在列强的隆隆炮声中，才意识到“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李鸿章语）。中国最早以“商”为名的公司是招商局轮船公司，其早期领导人郑观应说，“商务乃国家之元气”，“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习兵战不若习商战”。
站在商业是“国家之元气”的角度，我们怎能不对大公司提出更高要求，怎能不希望他们秉持纯正之气、良善之风，而不是流里流气、乌烟瘴气？
环顾中国近现代商业史，“商”之风气，和国家的现代化休戚相关。国计商情，商情不离国计。能够成就伟大的商业，必然有单纯的初心，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善的愿景，必然顺应天道天时，必然会被时代和人民赋能。
如果背离初心，则再大的商业帝国，都会渐渐被蛀蚀，并一天天失去信任——这一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西奥多·罗斯福，这个将美国历史上赤裸裸的野蛮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拉回进步轨道的人，曾经说过：
我们既不维护富人，也不维护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富还是穷。
我的职责是与每一个人站在一起——当他是对的时候。同时，我的职责也是反对每一个人——当他是错的时候。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群体，我都是这么做的，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劳工领袖，或者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改革家，当他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他，当他错的时候，我就背弃他。
他们接受了贪婪索取的灵魂，以为商业主义就是民族生活的宗旨；但实际上，商业主义只是民族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的长久繁荣，必然是要靠灵巧的头脑、经商的头脑、辛勤的奋斗；但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靠物质繁荣而真正强大的。<34>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是重商、崇商、兴商的商业中国，是企业家创新精神高扬的商业中国，也是诚信正直、有灵魂的商业中国。如果企业家的内心世界被自我充满，初心不再，或者初心只在口头上存在，只在某些时空和条件下存在，那么我们距离真正的商业文明还很遥远。
马上就要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没有……我什么都不是”的问题，也在反省自己和初心有多少偏离。如果说“哲学就是带着乡愁去寻找精神的家园”，商业文明的探索，在弘扬创新精神的同时，就是要以文明之心去平衡商业力量的不健康扩张和为所欲为的骄横狂妄。越是回到恪守中道的初心，我就越觉得心安理得，勇气倍增。
2003年7月，离30岁不到两个月，邵亦波把他创立的电子商务网站易趣以2.25亿美元卖给eBay。那时他回国创业只有四五年，中文“电子商务”一词，最早就是他们自英文“E-commerce”翻译过来的。
当时的“网购”，是在网上找到卖家或买家，然后约到线下某个地点见面交易。但邵亦波相信，只要电子商务在中国做起来，一定比美国大。
对于“退出”商海，邵亦波说：“我太太的父亲在上海去世了，很突然，她父母是为了我们搬到上海来的，所以她特别伤心。易趣正式卖掉是7月，9月4日出的事，9月8日我们就离开了。去美国后几个月，我的奶奶又去世了。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停顿，可能我就会一路走下去，继续做公司，一直留在中国。因为被迫地停顿了，我就想，好像钱和事业也没有这么重要，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的快乐到底是哪里来的？”
快乐是什么？
邵亦波在接受36氪采访时说，快乐的一个方向可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感情绝对是有意义的，比如夫妻、孩子的爱，朋友的爱，对周边人的爱；第二个方向是“真正的我”。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生长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长大后就不是真正的他或她。通过各种方式重新接触到自我，接触到自己真正的灵魂，不用任何做作，就会很舒服、很自然、很简单。
邵亦波觉得，要是一个人只钻营成功，忘记人与人的爱和自自然然的我，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当然，完全想着爱和真我，世上也没人做事了。“真正有本事的人应该是在做事情的同时，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还能够保持另外两个方向。”
除了爱和真我，邵亦波对人生还有一个触点，就是不要傲慢。他有次坐飞机看了电影《苏丹的迷途男孩》（Lost Boys of Sudan），讲20世纪80年代苏丹内战，死了很多人，几千个孤儿徒步从苏丹走了100多公里到肯尼亚，美国人出钱把一些孩子运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邵亦波哭了。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蛮了不起，“其实很焦虑，要找各种方法说明自己了不起”，但是，“无论我再怎么了不起，如果生在苏丹，可能还是赤脚在到处跑的小孩。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少真正是自己的？你生在哪个环境、哪个家庭、哪个国家，其实决定了你的人生。而且老实说，聪明也不是你的。你很可能也就是一个载体而已。”
“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突然就发现人轻松了很多。”
世间一切终归无常，是人就有生老病死。我熟识的很多企业家，都有过类似邵亦波的经历，也都在直面疾病和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超拔。
1995年，王石因为腰椎问题，被诊断为可能随时瘫痪，医生建议他最好不要活动，平日外出要坐轮椅。于是他说一定要去趟西藏，将来坐轮椅去就很不方便了。1997年他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在大本营遇到的几位朋友问他：“你可以登雪山吗？”王石说：“我可以吗？”他们说：“从小的山一步一步登，珠峰也可以实现。”
“回来之后我就锻炼身体，只要没有瘫痪，就要试试自己能登多高。那时没有想登珠峰，2001年我50岁，就暗暗说要给自己送一个生日礼物，50岁生日的时候要达到国家登山运动健将（的水平）。人生有时目标不是很清晰，但是总要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达到后再给高一点的目标。”王石说。
2009年，陈天桥将盛大游戏分拆上市后一个月，体检中发现疾病。因为发现得早，手术很成功，但被迫“叫停”之后，他要静下来思考人生的价值。
2017年我在新加坡采访陈天桥，问他从2009年的状态里走出来靠什么？他回答说：“关键看你如何定义‘走出来’。如果它是指超越过去，走出对过去的思考，那我一直没有走出来。如果你是指走出生病时内心的沉浸，那我没几天就走出来了。医生说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预想的强大得多。我印象中是在动手术后第三天，我对着镜子刷牙，一抬头看到自己，对自己说难道要一辈子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吗？突然心里的恐惧就过去了。”
把工作放下后，陈天桥觉得，再去争什么“首富”没有太大意思，他应该去想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最近几年，他在践行捐资10亿美元支持脑科学研究的计划。他说：“如果我能参与人类解决大脑问题的最后一刹那，能通过我们的投入产生一点作用，那比我做一辈子‘首富’都更有意义。”
2000年，30岁的河北立国钢铁董事长丁立国遭遇了一场车祸，颈椎第二、第三节严重骨折，昏迷3天才醒来，在医院躺了110天。躺在床上的他不断自问：“赚钱是不是你的唯一？事业是不是你的唯一？工作是不是你的唯一？大商留名，小商留利，做事业的同时应该以什么来留名？”
病愈后，丁立国把公司名改为德龙集团，意思是以德立身，靠德打天下。自此，在对待员工、环境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他脱胎换骨地“重生”了。再忙他也要亲自参与慈善，因为助人其实是助己，是唤回人性的原本——善、慈悲、珍惜，还有感恩。他说：“我也有眼泪，也需要有释放的地方。”
丁立国把人生分为生存、生活和生命三个阶段，与之对应，财富也有三个阶段：个人的、企业的、社会的。
2017年1月，河北邢台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司国亮在德龙的污水处理厂将一杯经过处理的钢厂废水一饮而尽，“一喝成名”，显示出丁立国在环保方面“无上限投入”的成效。
丁立国说：“从商业行为来说，无上限投入环保是违背商业规律的，我们一些高管一再劝告我不要干。但话说回来，你天天算账，就该给自己的人生算最后一笔账，你账上放着30亿、50亿又如何？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你拥有的一切名和财富，全是过往云烟。但如果我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等我动不了坐着轮椅，跟孙子孙女说你爷爷有这么一间工厂，让全世界钢铁工业的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能让我比赚100亿还高兴。”
“有些事情抉择不了的时候，用生命去衡量，答案就简单了。”这是那场车祸后，丁立国悟到的道理。
如果说2013年邵亦波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家庭的突变；最近他的决定，则是因为见到众生的苦难。
2017年底，邵亦波宣布投身公益，创建一个初期投入约1亿美元的慈善基金。该基金不以盈利为第一目标，而着重于用科技满足人类深层次的需求，减少世界上的苦难。他把对世界有利作为第一要素，希望让人类更快乐、真实、自由、互助。
谈到创办慈善基金的目的，邵亦波说，在很多发达国家，物质匮乏已渐渐不是问题，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每况愈下——美国近7%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至少出现过一次重度抑郁；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青少年女孩的自杀率翻了一倍；中国有5000多万抑郁症患者，而焦虑症患者最近10年涨了4倍，也达到了5000多万。
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人未被确诊为精神障碍，但内心并不快乐充实。他们原以为得到朋友圈的下一个点赞、下一次升职机会、财产再加一个零，就会快乐。许多“有幸”如愿的人失望地发现：快乐只持续几天，甚至几小时，而焦虑却无止境，因为他们继续渴望被点赞、升职、发财，而且爬得越高，越怕跌回去，焦虑只增无减。“对投资者来说，投资那些满足人类的‘想要’，如占有、刺激或攀比等欲望的企业可能更容易赚钱，但我选择支持有理想的创业者做更加有挑战和更有意义的事。”这是邵亦波今天的理念。
“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天经地义，但“社会价值最优化”的商业实践，也一直星火不熄。
我采访过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从洪水后饥荒中的母亲抱着婴儿坐着等死的那一幕受到强烈触动，于是走向农村，创办了“穷人的银行”格莱珉。他后来推动创办的社会企业已有60多家。社会企业是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企业，是不为红利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建立的企业。它有三个特点：无股息分配，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以企业方式追求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认为做生意只是赚钱，这一个观念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有侮辱性的观念。”“人性不是只有自私，人性比自私要大很多，传统企业只关注自私，认为‘人人为自己，不为别人’，无私的业务模式刚好相反，是为了别人，而不是我自己。”“赚钱是一种快乐，让其他人快乐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快乐，选择哪一种取决于你对快乐的理解。”这是尤努斯的核心观点。在他看来，贫穷并不是由穷人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缺少主动性、缺少努力，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体制导致了贫困，它是一种吸取养分的机制，不断从社会底层吸取养分和财富。打个比方，如果穷人和过去相比提高了一英寸，上层的人们在同一时段就能上升一英里，这就是贫富差距。”
企业不只是赚钱获利的媒介，也可以成为帮助穷人的工具。格莱珉与达能公司合作为营养不足的孩子生产价格低廉的酸奶；与威立雅<35>合作为砷污染地区供应饮用水；与巴斯夫<36>合作以极低的价格生产蚊帐，防止作为传染病源的蚊子的侵袭；与优衣库合作生产普通T-Shirt，也生产孟加拉民族风格的女性衣裙，还开设一些服装店，格莱珉只占1%股份，利润用于支持孟加拉女性以及社区教育和环境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社会创新（CSI）是比企业社会责任（CSR）更高的进步台阶。CSR从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三方面设立标准，CSI则是从根本上实现那些被遗忘的人群的权益，比如推出几美元的太阳能照明设备（相较于上千美元的正规商品），200美元的早产儿保温袋（相较于2万美元的正规商品），让发展成果被更广大的民众所触及，产生普惠的影响。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当企业家对人类的苦难敏于感受，他们往往能用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产生突破性的效果。
当私人企业SpaceX发射的猎鹰重型火箭刷新了人类对空间的理解，在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发布的2018年年信中，显示了私人基金会在疫苗领域的作为。
“我们原本认为既然花几美分或最多几美元就可以预防疾病，那么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千万儿童从未接种过任何疫苗。过去18年间，我们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亿美元。这笔投资不容小觑。免疫接种的进步正是儿童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儿童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下降到去年的500万，也就是说，有500万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儿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这是怎么做到的？最初源于1997年，盖茨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死于腹泻。每年全球新生儿的死亡中，三分之二都是疫苗可以预防的。盖茨基金会遂在2000年发起成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并提供了7.5亿美元种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
他们加快推广那些原本使用不足的疫苗和新疫苗；加强受援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比如通过改进疫苗冷藏箱，无需插电，只用冰就能使内部温度保持在0～10摄氏度达一个月甚至更长；提高筹资的长期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以一些捐助国政府的承诺作为抵押，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筹集项目资金；为敦促受援国提升主人翁意识，要求这些国家自己也要出资分担成本；整合需求，形成采购规模，从而降低疫苗生产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
这就是盖茨基金会所创新的“催化式慈善”。在2018年年信中，盖茨夫妇说，他们正在资助两家研究使用信使核糖核酸（RNA）教会人体生成自己的疫苗的初创公司，这项工作或可在艾滋病与疟疾以及流感甚至癌症领域带来突破。他们提到：“为让私营部门参与其中，我们有时会采用更为复杂的金融交易。例如，捐赠方可以对产品价格或销量做担保，借此消除企业面临的一定风险。我们与数个捐赠方共同建立了价格担保，提高肺炎球菌疫苗的供应量，来应对这种每年导致近50万儿童死亡的传染病。如今，57个国家的贫困儿童得以接种此种疫苗，这到2020年可以拯救150万条生命。”
如果不是1997年看到报上的那篇文章，盖茨夫妇对财富的使用，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他们写道：“如果我们当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当初的选择造就了今日的我们。捐款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自己会以哪种方式被人铭记。如果有一天，小儿麻痹症和疟疾这样的疾病变成遥远的记忆，我们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事也逐渐被遗忘，我们会非常欣喜。”
在商业文明的研究和传播中，我一直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基石作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造福人类福祉方面，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式。
商业世界里确实有不择手段的“坏学生”，但那些积极创新的企业家总是努力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对社会福利的增益，有时比单纯的慈善大得多。正如亨利·福特没有想过如何终结动物的苦难，但他生产的汽车对大幅减少马所受到的酷虐的作用，要比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办人亨利·伯格强大无数倍。“马力”是引擎功效的单位，但科技的力量早已解脱了马的重担。
然而，社会对商界的要求，没有最高，只会更高。
即使对自由市场经济下最优秀的代表苹果和谷歌，多年来，欧盟也一直在抨击它们通过“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的行为。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是合法的，但并不被认为是良好的企业公民的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评论说，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还包括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谷歌这样的行为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正如印度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所说的，尽管自由市场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十分脆弱，我们除了需要防止政府作为制度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者对公民财产权利的漠视，同时需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操纵政府谋取个人私利，造成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破坏。
在这篇文章中我举出了很多实例，是想说明，社会需求不是企业要被动直面的压力，而是有意义的、和快乐相连的创造动力。要想得到社会尊重，绝不能不诚信、逃税、贿赂、污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然后做点捐赠掩人耳目，“先恶后赠”；而必须恪守社会认同的商业伦理，努力求解社会问题，这才是模范生。
好的市场经济，在市场化、法治化之后，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标准，就是人道化或人本化。
比尔·盖茨是乐观的。他说：“虽然在工作中见到过许多疾病与贫穷，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们向发明尖端工具治疗疾病的科学家讨教，与不遗余力地用创新方式为全世界人类谋取健康与福祉的政府领导交谈，也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勇敢而睿智的个体通过发挥想象力，找到彻底改变社区状况的新方法。”
当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相遇，当市场经济被创造性地用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理想：
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2017年的海底捞事件<37>爆发时，我正随一个媒体团在国外采访。大家都不习惯西餐，所以每到吃饭时就念叨回国后到哪里“美食”一顿。一家经济报纸的总编提议说请大家去吃海底捞。
我很少吃火锅，海底捞只去过一两次。印象中它的服务算周到，环境有点挤有点吵，对菜品倒是没什么记忆，只记得最后的甩面表演很好看。对海底捞，我算态度比较中立的旁观者。
海底捞品牌为何对危机有缓冲力？
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向来喜欢舆论监督的媒体团团友们为何没有狠批海底捞？像这样证据确凿的负面报道，换到另一个品牌上，可能倍受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海底捞为何有比较强的抵抗力和缓冲力？
因为海底捞是一个品牌，消费者对其怀有的忠诚度此刻发挥了作用。也许很难从财务角度对海底捞品牌进行度量，但从消费者的心理反应看，显然存有一种偏爱，也可以说是偏心。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品牌忠诚是消费者长期积淀的感受总和。消费者并不会随便偏心谁。海底捞在历史上一定做过很多让消费者喜欢、信赖的事，让消费者形成了良好、牢固的主观认知，所以出现问题时，这些“前置”“先入”的记忆和联想，会影响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程度。
海底捞比较厚实的品牌资产帮它抵御了危机的冲击，但这丝毫不能成为它对问题掉以轻心的理由。假如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出问题，特别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呢？尽管那时它在同类企业中的表现还不算差，但它的品牌资产将迅速衰减甚至转为负资产。因为消费者不会总是偏心，如果有一天伤了心，就很难复原。
海底捞一定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它对待媒体曝光的态度很鲜明：迅速反馈，实事求是；从董事会角度反思、担责、改进；件件问题有抓手、有着落。这是一个有价值观追求的企业应有的态度，是立足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需的选择。而从功利性角度看，坦诚认错、积极改正也是赢取消费者和社会认可的最佳方式。
顺带说一句，面对危机，海底捞在公关方面肯定有策略，因为公关也是企业的一项基本职能。但如果以为这是个公关问题，可以靠公关手段解决，那就误入歧途了。幸好，从海底捞的公关表态看，更多体现的是价值观的要求和延续。
企业出错时怎样才能得到外界谅解？
从海底捞的几次表态，让我想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企业出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能得到外界的谅解？
很简单。第一，认错，真把错当错；第二，改错，成为更好的自己。
说起来很轻松，做起来真不易。想一想，现实中，从组织到个人，特别是有点背景的，犯错后惯常的做法是什么？一是掩饰、掩盖错误，二是对错误进行“正确”理解，三是回避对错误的讨论或者干脆说纠错者错了，四是强调“我的错”比“别家的错”轻多了，五是声称有些错误是必要代价会长期存在，六是认为“瑕不掩瑜”，不能过于苛责，等等。在此大背景下，诿过作为企业出现问题时的常态反应已经司空见惯。
偏心的消费者往往也有上述态度，比如说“四个月才找到两只老鼠，真难为记者了”，“就算五星级酒店的后厨也是一样的”，“我感觉海底捞是被暗算了”，等等。这恰恰会加剧企业的诿过认知，而不是以恶为恶，把错当错。
但是，不真的认错，如何能好好改错？古话说“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实中，把善恶是非问题变成大小多少的程度问题，让恶一次次逃脱，积少成多乃至再也无法回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哭之恸”，伤心到极点，为何？因为像颜回这样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的弟子再也找不到了。不迁怒，就是不把自己的怒气转到别人身上；不贰过，就是不犯同样的过错。很多企业老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不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而老是算计别人的错。
认错代价很大，不认错代价更大。如果一个公司真的到了认错就会消亡的境地，只能说明错误已经大到和认不认没关系了。相反，真诚认错和纠错，公众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消费者究竟需要怎样的企业？
我在新浪财经、今日头条、微信“看一看”等平台上看了几百条与此事相关的网友留言，如果剔除一些特别情绪化的反应，总结起来，大体有如下结论：
1.中国消费者是识货的，消费者认知的形成是理性的。企业做了什么，消费者会记在心里。
2.中国消费者并不偏执苛刻，而是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对犯了错误的企业，消费者的反弹总体是在一个正常区间里，而不是从此离场，抛弃企业。如果企业真诚认错并切实纠错，消费者对犯错企业的包容度会加大。即使是一些义愤填膺的媒体人，可能过不了几天又会去海底捞。
3.中国消费者对各种企业神话会越来越警惕，并不会因为大度就对企业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还非常“记仇”，比如他们对进到自己胃里的食物会有一定宽容，但对儿女喝的奶粉就极其挑剔。
4.中国消费者对诚实的企业会越来越信赖。那些愿意接受监督、定期披露问题和解决之道、不诿过不讳言的企业，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亲和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这话对一切组织都适用。
5.中国消费者对于他们可以更多发声的企业会产生
更大的同理心。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接受消费者选择的企业，是消费者可以更多自由发声的企业。平常多发声，多参与，多监督，企业真出了问题，消费者会当成自己的事，会有更大同理心，想着怎么帮助企业改进。
面对这样的消费者，企业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是很清楚了吗？
最后，我们要向《法制晚报》表示敬意。它在评论中说：“无论是知名的大型餐饮、食品企业，还是小作坊、黑窝点，只要事涉食品安全，我们的记者就会通过暗访等方式竭尽全力挖出真相。我们企盼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敦促餐饮食品企业严格自律，期待着在媒体的持续曝光和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消费者可以拥有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对海底捞的报道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只要相关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就会把暗访和曝光进行到底！”
媒体能有这样的立场，是消费者的福祉，也是企业自我加压、摒除侥幸心理的动力。
企业只有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也属于消费者的传奇。
先说说灰犀牛
2017年春天，我在北京访问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农村小微金融的开拓者尤努斯教授时，他告诉了我他一生的转折点。
那是1974年，36岁的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经济系当主任，此时的他已经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名教授。那年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饥荒，饥饿的人们遍布全城，很多人只能静静地躺在台阶上等死。“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尤努斯走进了贫困的乡村，开始了帮助穷人的探索。
尤努斯创办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他提出，乡村银行运作的最重要原则就是，人们不应该到银行来，相反，银行应该到民众中去。银行职员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与民众融为一体。他说，传统银行要求职员都要到办公室上班，而对穷人来说，办公室让他们畏惧，疏远了和银行的距离。
在乡村银行的16条决议中，有几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我们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每个人都是未开发的宝藏，具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当他的基本生活得到改善，他的人力资本就有可能得到成长，而人力资本比任何其他资本都重要。
在一个下午，格莱珉（中国）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交流。我问他：“为什么让那些穷人先修厕所？”答案并不是我想的，卫生条件改善，身体健康，还款才不会有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落后的村子里，如果你修了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厕所，它会具有社交功能，有助于形成社会网络，这对创业经营是很有好处的。在某种意义上，厕所是一种社会资本。
联系到尤努斯对厕所功能的看法，我想到的是，也许从数量上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慢慢消失，但是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补齐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光这一句话，潜力就大的不得了。
除了质量红利，在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创新力、积极性和奋斗精神方面，我们也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的老百姓，只要给他们起码的尊重和关切，只要法治化、市场化、放管服的环境不断优化，他们身上蕴含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
借用经济学家的话，所谓经济发展，从供给侧就是“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得到成长”，从需求侧就是“过去女王穿的丝袜现在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经济发展，既是创造性发挥的结果，也是普惠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结果。
比如，有一种市政债，低息，面对市民发行，用于改善短板人群的环境，同时政府在土地出租方面给出优惠条件，我相信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供给机制，帮助他们用和目前差不多的租金水平，告别“三合一”“多合一”的处境。
当我们更加走进人，以人为中心，我们就有更大的把握，把灰犀牛真正关住。我们离人越近，灰犀牛就离我们越远。这种发展，是人文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也是文明的发展。
再聊聊暗物质
暗物质，简单地说，就是宇宙中不发光的物质。
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星系团时发现，用力学方法测到的质量大于用光学方法测到的质量，这说明有些物质存在是不发光的。欧洲普朗克宇宙探测器团队推算，宇宙由4.9%的普通物质、26.8%的暗物质和68.3%的暗能量组成。
灰犀牛跑到眼前，是庞然大物，暗物质则看不见摸不着。灰犀牛提示我们，远的就是近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暗物质促使我们思考，小到看不见的就是大到无所不在的，无形的内在因素往往驾驭有形的外在实体。
经济社会领域的暗物质在哪里？在人心里。牛顿说：“我能预测天体的运行，但不能预测人性的疯狂。”
为何我会从暗物质粒子想到社会与人心？因为现实中的热点难点不断让人触动——人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比起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知识普及，要难太多。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知识。知识有个特点，就是它和物质载体可以分离。你无法把外国的铁路搬到中国，但能把铁路的知识拿过来为你所用。“中国铁路之父”是詹天佑，他12岁到美国留学，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以他为代表的这批理工男回国后投身铁路建设，并向大清商部建议，全国统一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詹尼式自动车钩”，这就是知识的应用。消化了学来的知识后，詹天佑再自主创新，主持京张铁路时首创了“竖井开凿法”。
知识与承载知识载体的可分离性，决定了后发国家尽管在物质载体（器物）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只要在知识上和世界接轨，用最新知识武装自己，就有希望快速追赶并且超越，而先进国家的器物固化后，无法打掉重来，反而成为更新的障碍。
“中国制造”也是同理。像“王传福”“李书福”们造车，最早都是买来国外的车，拆解，然后看怎样用更低成本去造。当然，越是深度的、复杂集成的、看不见的知识，比如操作系统和芯片，模仿越难。这是中国企业的下一步——创造和智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物质面貌比世界先进水平差很多，但重视人才培养，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就能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浓缩别人一两百年的历史进程，关键在于汲取了新知识，并在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基础上将知识普及并应用。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正如过去常说的，“制度的现代化比器物的现代化难”，“文化的现代化比制度的现代化难”，从知识传播到物质环境建设，再到制度变革、社会发展，每跨一级，过去那种汲取新知所形成的赶超效应就越不明显。
比如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得并不算晚，互联网传到中国是1994年前后，而1990年上海和深圳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并且采取了比纽交所更先进的无纸化交易系统。1992年中国成立了证监会，而美国证监会是在华尔街运行了一个多世纪后的1934年才成立。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证券市场还有一些问题待解决，还要努力从最根本的监管方面补课。
为什么我们的交易所大楼建得世界一流，但证券市场地基仍不牢固？最早酝酿筹备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批“海归”都是华尔街精英，中国证监会也曾在2001年引进了香港的史美伦这样的专才任副主席。但有了知识和专才，股市就是知识和规则驱动的市场了吗？
很多用知识和规则建构起来的经济与社会架构，为什么在实际运行中会有种种“测不准”？因为人的存在，社会不可能把人抽离出来而建设。特别是那些负责让架构健康运行的规则守护人，他们的职责本是捍卫天平的公正与精确，但他们心中的暗物质却让天平失衡了。
请记住科学家们的判断，宇宙中只有4.9%的物质，剩余的95%是暗物质、暗能量在发挥作用。经济与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心中的暗物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欲望是动力，但不加节制也是罪恶的渊薮。无论老虎还是苍蝇抑或各种寻租者、投机者、内幕交易者、操纵市场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无知，不是不懂规则，而是逐利时贪得无厌，取之无道。
如何治疗社会顽疾
从无节制的利益驱动，到有规则的利益驱动，这是中国迈向更好的市场经济和公正社会的必由之路。如何处理新型政商关系，如何走好当官和发财两条路，这些要求都是在校正航向，订立原则。
《原则》是史上最杰出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心血之作。达利欧说：“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发现事实是什么，并且告诉我发现事实后如何行动。”
“尽管赚钱很好，但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要比赚钱好得多。有意义的工作是指一项我能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指我既深深地关心对方，对方也深深地关心我。”
在达利欧看来，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金钱并没有固有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来自它能买来的东西，但金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更聪明的做法是，先确定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想想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什么。金钱将是你需要的东西之一，但当你已经拥有了实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所需的金钱时，金钱就不再是你唯一需要的东西，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不是金钱不够的问题，而是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后者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原则。当人生不是由原则驱动，而是由利益至上的“暗物质”驱动时，一定是一条饮鸩止渴的不归路。“老虎”“苍蝇”富得几辈子都花不完，“穷”得也只剩下一堆存折和银行卡。
基层干部的原则是什么，可能不少人都忘了。有的人更愿意当“两面人”，对原则敷衍对付，真正追逐的还是利益。但过着违背原则的生活，能睡得好觉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方方面面都需要倡导和坚持以原则为基础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大道为公，大道是可以昭然于天下的，是要在阳光下践行的，知行合一，思行合一，言行一致，如此才有太太平平、安安全全的人生。
达利欧认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主要由两组部件构成：文化和员工、公开解决问题和分歧的合理制度。他们由此出发，在决策中创建了一种“具有可信度的创意择优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公司里，决策要么以独断专行方式由高层领导自上而下做出，要么以民主协商方式由每个人分享各自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观点获胜。但这两个决策系统都有缺陷，最佳决策应该是按照观点的可信度得出的，最具可信度的观点来自反复多次成功地解决了相关问题的人，能够有逻辑地解释结论背后因果关系的人。当基于可信度的观点评估能够正确实施并保持最佳效果，那就形成了最公平、最有效的决策系统。
达利欧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意择优，不是来自“理论上的最好创意”，不是来自“只会逢迎的马屁精”，也不是来自“怀揣异议和不满的捣乱分子”。他给出了一个公式：无所不在的创意择优=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兼顾考虑可信度进行决策。所有决策原则都以书面形式记录，之后再编码输入电脑，并以此做出决定。
达利欧讲的是公司决策模式，但这种思维和方法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中同样可以借鉴。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千万别忽视了治理。”这是《原则》最后部分的一句话。
治理的学问真的很大。既要明确并且遵循治理原则，万万不能让暗物质主导了实际的治理过程，南辕北辙还觉得走在正确道路上。重要的是，治理需要方法，是一个系统。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时代，社会治理是不是也应该数据化、云化和智能化？如果像桥水公司那样，把决策模式落实为一套工作方法，用数字化工具来赋能和保证，那种“内部人说了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决策模式是不是就行不通了？中国有电商、社交平台，能不能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平台？我们交过那么多学费，有那么多数据积累，也有过大量正面或者反面的算法的验证，完全有条件考虑建立基于原则的社会决策平台，让每个地方和部门都能更好地参与进来。
正因为社会公共治理难度很大，参数很多，暗物质参数更是叵测，现在更需要把分散在各地“孤岛”上的公共治理信息数据打通，用数据去促进深度学习，让决策能力进化。
互联网上的情绪能暴露出社会的问题，但情绪本身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要耐心扎实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创新，用新技术、新工具探索更具创造性的好办法，从而让人心中晦暗的东西被抑制，不至于演变为损人利己的伤害和危害，并让人心中美好的、智慧的、有意义的东西被激发，被选择。
从关住灰犀牛到抑制暗物质，坐而言，何如起而行。
2017年6月，SOHO天山广场在上海开业那天晚上，我和潘石屹聊了很久。当时有个不法商人在海外做的视频节目中，有两处提到他，都是造谣。他忍不下，就公开写文章回应并向法院起诉，说：“我们不能像今天一样，任由他造谣，大家谁也不说出来，心里觉得懒得理，谣言就一直传播着。”
潘石屹是博客时代和微博时代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时至今日却突然发现，尽管他说的是事实，但微博评论中却有很多人质疑他，或对他将信将疑，或干脆认为造谣者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们不是依据事实来作判断，而是选择他们想要的、倾向于让它发生的东西作为“事实”，然后说三道四。
《牛津词典》把这种现象叫post-truth（后真相）。它的意思是，在塑造公共舆论时，客观事实所具有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它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
所谓“后”（post-），用《牛津词典》博客的解释，是指“超越”，指“所述的某个概念不再重要或不再相关的”，比如post-national（后国家的）就是指国家认同不再重要的。
另一部著名的《柯林斯英语词典》比《牛津词典》早几个月把post-truth收入在线词典，并引了《卫报》的说法为证：“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只要谎话说得毫不犹豫，就能称王称霸。不诚实得越明目张胆，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壮大成功。”
从商业角度看，“后真相人物”“后真相公司”俯拾即是。成了的叫梦想成真，输了的则身败名裂。我曾经参加一个金融界聚会，大家讨论起贾跃亭，一部分认为是庞氏骗局，一部分认为是“类庞氏骗局”（即主观无故意）。按我的看法，贾跃亭和乐视就是“后真相”的代表。为了融得越来越多钱支撑住扩张太快的企业，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超越”真实，就像孩子们吹泡泡一样，乐视用PPT和Party试图改变全社会的心智，觉得这样做企业也能成功。他们的梦想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有几成兑现把握，他们并不真的关心。
“后真相”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身边的社交媒体。每天，都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引发热议、争鸣、撕裂，人们信以为真地评论，精力旺盛地分享，即使基本事实动辄大逆转，人们也不知疲倦，新一轮评论分享接着开启。
“后真相”时代不等于不好的时代。万众都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个人，“事实”不再是某个权威定于一尊的事情。但“后真相”肯定也不是让人满意的时代，最起码，它让获得准确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人们的信任也被一次次浪费，未来如果有人要弄清今天的事情，会发现一桩小小的社会新闻都被弄得像盲人触摸的大象一样，起伏跌宕，跟帖和评论也成为“事实”的一部分。
我和很多人聊过“宁信伪，不认真”的“后真相”问题。它的成因究竟为何？
有朋友说，以前受过“重伤”，所以形成了认知惯性。比如今天在中国，领导性的乳品企业对产品的检测标准已经高出国际品牌不少，而且也开始走向海外，但很多孩子的父母还是习惯买洋奶粉。有的父母说，就算你定的标准高，中国的空气水土壤质量能和新西兰爱尔兰比吗，中国奶牛肯定用了很多抗生素。而事实是，抗生素没有谁能避免，中国大企业的规模化养殖比国外的散养更容易管理，给奶牛打抗生素有几天会受影响，办法是这期间的奶统统不用，检测无残留物后再用。中国乳品质量提高了一大截，但当年“三聚氰胺”留下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全世界有很多品牌都是中国制造，完全一样的产品贴上不同的牌子，价格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后真相情境。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只能说一个大趋势，就是随着中国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月亮正在圆起来，比过去圆，有一天也可能比西方圆。
也有朋友说，“后真相”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蛋。每当出现医患矛盾、师生矛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社交媒体上的声讨之声就会不断。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比如“看病难”），移情于此，把他处的感受“代入”进来。
还有朋友说，信息不透明，辟谣不及时，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这些极不明智的对事实的处理方式，让人生疑的同时，也留下了长久的隐患。有人对我说：“你说潘石屹冤枉，是因为你和他熟悉，能接触核心事实。但一般人不熟悉，又没有办法当面对证，法院也没有宣判，而且很多辟谣后来变成了真的，一次次影响，受众就会根据经验，从主观上选择‘事实’。”
如果更广地观察，“后真相”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从过去几年全球著名词典的年度词汇看，一个突出特点是个人参与对事实的判断，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再简单地相信以前由“精英媒体”认定的“事实”。
2016年，《韦氏词典》年度词汇是“超现实”，Dictionary.com网站<38>年度词汇是“仇外情绪”，《柯林斯英语词典》年度词汇是“脱欧”，2015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是一个“含泪而笑”（face with tears of joy）的表情。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网友热搜结果生成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境遇（事实）的不如意——他们希望重写事实，他们要主权意识，改变命运。
“后真相”在2016年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和这一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更多国家“激情盖过理性、立场重于事实”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但这里的最大症结在于，靠“后真相”真能解决问题吗？在英国，很多人希望重新投一次票，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原来那些对政治很漠然、随便投了一票的人们后悔了，因为他们投出的“事实”正在成为一个更不能忍受的“事实”。
五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快的，中国已成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力，中国在反腐、减贫、提升政府服务等方面的成效也非常明显，但在理性平和方面，到底是增了还是减了，哪些增了，哪些减了？
讨论“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模式，其背景是，在中国力量崛起后，如何能够恰当地看待和把握这种力量？
中国今天的力量，无论是自身的综合国力还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是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时候。在软实力和思想市场的国际竞赛中，中国正从美国手中赢得一部分客户和客户认同，不只是为世界生产产品，也在生产思想。
中国的迅速发展成长是一个“事实”。但如何总结事实的成因，如何对内对外有更好的沟通话语，如何在力量强大的时候量力而行，则是很大的挑战。
我的朋友张剑荆在十多年前写的《中国崛起》一书中说，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
除了制度，文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20后”到“00后”，九个代际的中国创业者、企业家在同一个时空拼搏，不知疲倦，劳作不休，几乎不知道怎么打发不工作的时间，这背后必定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隐患背后，也有文化的作用。比如“做大文化”，为了做大而做大，动作变形也不顾；比如“人治文化”和“政府兜底文化”，从制度和契约看，很多金融风险的受害者应该自担责任，但由于政府长期形成的管制习惯，管制越多责任越大，最后总是选择刚性兑付；比如“政企不分的文化”，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各种经济主体权利平等，但事实上无论政府还是国企，都把国企信用基本等同于国家信用。
如果说中国和世界一样，已经身在“后真相”时代，那么，有没有一些办法，改善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境遇，离理性平和更近一点？
第一个方法，是要用正和的思维代替零和的思维。
通俗来说，所谓正和，就是相信整个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总体利益是增加的，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如何促进发展放在第一位，就会通过合作（妥协）来博弈，而不是总想着剥夺对方而令自己获益。
正和思维也是增量思维，其重点是如何改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激发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立足于在现有存量中进行分配，你多我少，你大我小，那就会增加很多矛盾。
很多地方、单位、企业也是这样，以促发展为主，以做事为导向，矛盾就少。以折腾存量为主，以搞人为导向，矛盾就多。嫉妒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根除，但如果放任“搞人的文化”，让一些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制造假想敌，制造别人的错误，活在别人的错误里，那这里就永无宁日。
同时，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群体倾斜，以矫正分化。这是为了克服“马太效应”的刚性，增加社会柔性。
第二个帮助我们靠近理性平和的方法，是要用协和思维代替对抗思维，也就是通过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他人的设身处地，不走极端化，而寻求和合之道。
“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即使必然发生，其激烈程度也可以缓和，而不是劈头盖脸地打击别人，偏执地维护自己。这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毕竟，退一步海阔天空。
例如当我们陶醉于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能够对网络化程度不够的部分多些理解？一位商务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你写互联网公司的创新很不错，希望你也多了解一下传统商业零售的苦衷。传统零售的环节一批、二批、三批到零售，每个环节都缴纳5%到6%的营业税，从出厂价到零售价差不多是6到12倍的价差，比如一个羽绒被出厂价是400元，在大购物中心可能卖4000元，在一般商店也要2000元。虽然“营改增”之后有些变化，但基本结构还是没有变。而在西方，零售价是出厂价的3到5倍。所以国外线下的商业远远不像中国这样备受电商冲击。
那么是不是说，线下商业就是落后的象征，其所遭遇的冲击是新商业发展的必要代价呢？也未见得。传统商业是上门看货，消费者眼见为实，电商是流量经营，宣传包装的作用很大。传统商业有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零售商（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要负责进行商品筛选，不合格的就退回去了，而电商是交易平台，并不给你提供专业保障，你要自己当专家做判断，而由于知识所限，人人当专家是不可能的。
对上述这个涉及体制问题和税负安排的案例，以及中国今天的产品质量并没有随着数量的大大增多而提高的问题，我并没有专业判断力。但显然，那种一边倒的“先进/落后”的判断是不全面的。在增量市场，拜新技术和很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赐，互联网公司“大鹏一日同风起”。但在存量市场，线下的问题与矛盾，远非说传统商业就是不思进取、看不到未来那么简单。
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基因是“和文化”，多元致和，多元协调，方能化生万物。反观今日商界，恨不得消灭一切对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夸耀自己时则不遗余力，这样的现象何其之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向着理性平和方向的努力，不等于把人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强求一致。
中国历史上强调“和而不同”，就是说要尊重差别。西周末年，史伯在与郑桓公交谈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西周快不行了，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疏远直言进谏的君子，亲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和”与“同”是不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说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是说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后来齐国的晏婴在阐述“和”与“同”的关系时也说，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为菜肴，音乐必须“短长疾徐”“哀乐刚柔”，有这些“不同”才能“相济相成”。再往后，孔子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的“求和而不趋同”的文化思维，于今仍不无裨益。“和”能生成万物，如同土加水成泥，可垒墙筑屋；加以火烧，可变成陶器。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运动促进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单调的“同”却不能增益，土还是土，水还是水，没有质的变化，只能止步不前。
走出“后真相”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思维？答案就藏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深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后真相”，开辟属于自己和世界的新时代。
生活对我来说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奇特的体验。
作为一个媒体人和读书人，我有机会不断去领略这个时代那些深邃的知识和开创者们的广阔视野。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几乎每个礼拜，我也在信息海洋里被那些“少数的关键”所吸引和震颤。在具有共振效应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篇文章都可能形成惊涛骇浪。2017年，是中年人的保温杯与枸杞<39>，2017年又是远赴厄瓜多尔的中国冷藏运输船的命运<40>。
前一种体验，让人觉得思想永恒、智能无上，就像《未来简史》展望的，21世纪的人类能把自己升级为“神”，获得上帝才有的“创造出植物、动物和人”的神力。
后一种体验，则让人从身边的点点滴滴里，迸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意识与情感。
语言、文字、图像、音频、数据……所有这些传播符号和文明载体，让人乐观的同时，又如同陷入了兵荒马乱、扑朔迷离的世界。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O.威尔逊2009年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上帝般的先进技术。”在他的描述中，这三者同时存在，处于平行的没有顺序的结构之中。
这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面对的一个最大吊诡：身体进入了21世纪，拜先进技术之所赐，可能进天堂；社会组织与结构，和“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有不少相似处；而人性，人的情感，还与一万多年前甚至几十、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差不多。
我们身处其中无处可逃，究竟该如何选择？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与今天的洞见
“如果以经济发展、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来看，今天无疑是人类福祉提升最快的时代，但为什么人们的快乐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
“全球化一直被看作人类发展的福音，但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当选，到极端宗教思潮和恐怖主义的弥漫，反全球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能不能说，全球化也有上下半场，上半场人们更多看到‘合’的好处，下半场则更多趋向于‘分’？”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名家讲堂上，我向《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的两位作者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提问。伊恩·戈尔丁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南非发展银行行长，他在2016年年初对商业领袖们预测，首先，英国人会通过投票选择“脱欧”；其次，唐纳德·特朗普将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两件事都被他言中了。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他们选择了1450年到1550年这一段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和当今世界进行比较。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不只是带有普遍美感的神奇时代，还是一个激荡时刻——有诸多伟大的发现，也伴随着痛苦的社会动荡。一方面，1450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找到了通往亚洲财富的海上航路，1513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这一切颠覆了过去的常识性“真理”，原来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太阳也不是绕着地球转，人的心脏并非灵魂所在，只是一个血泵。印刷机印出的书本把这些新知识传播到各地。
而在另一面，风险也随之增多，新疾病如野火扩展至大西洋两岸，奥斯曼土耳其用火药这种新式武器使伊斯兰势力征服了地中海东部的丰饶土地，马丁·路德点燃了欧洲大陆的宗教革命，天主教会这一欧洲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权威机构在重压之下永久分裂。
今天，类似的、升级了的场景和矛盾又在上演。柏林墙的倒塌类似于哥伦布的出海，互联网的出现不亚于印刷机的发明。500年前改变世界的是少数天才，今天改变世界的更重要力量是团队。人们会聚在一起相互学习，互联网冲破无数壁垒，多元化带来新变化，学习和创新的速度让一切演进过程都不断加速。
但硬币的另一面，21世纪第一个10年刻上去的头条新闻是“9·11”事件、次贷危机、日本核泄漏等。作为城市纪元的第一代居民，人类享受着空前的全球化成果，而因碳污染排入大气聚集的温室气体浓度也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气候记录中15个最热的年份，有14个出现在21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说：“洞见是指引和门径，没有它，什么都做不好。”马基雅维利说：“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发现的时代》一书中，两位作者说：“我们所缺乏的急需之物，是洞见。洞见能使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史诗般的旅程。并且，洞见能提升我们一起将21世纪打造为人类最好世纪的可能。”
但我依然在思考，为什么人类的快乐没有随总体福祉的提高而提高，而反全球化的力量却在上升？
弗里德曼<41>说“世界是平的”，实际不是这样，世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有更多的起伏不平。如果你选对了地方，可能会占据优势，否则可能会被抛弃。
1490年的时候，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因为它控制了欧洲的丝绸之路。1498年葡萄牙发现了另一条航海路线也能获得亚洲的香料和丝绸，于是贸易开始在海上流动，老的丝绸之路沿线的社区开始分崩离析，1499年香料的价格就跌了一半。威尼斯商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的商业模式和以前一模一样，但经济中心转移了，从地中海沿线变到了大西洋沿岸，原来的优势就丧失了。
现在的很多工作就像当年的威尼斯商人，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指出，未来20年，47%的美国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世界会出现大量“无用阶层”。
而在公共产品方面，大家都想获得公共资源，比如足够的水、能源和矿藏。需求越来越多，如果毫不节制，就会发生灾难性的气侯变化，最后就是没有能源和资源可用。就像钓鱼，作为个人去钓鱼当然没问题，如果人人钓鱼就会出现大问题。越来越多人吃寿司，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就在灭绝，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动物也好，树木也好，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
健康方面也有同样问题。我们吃抗生素越来越多，可以有效控制疾病，但细菌抗药性越来越强，抗生素疗效反而在削弱。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自由。
此外，不平等现象在扩展。这并非全球化才有的问题，但是是有人被全球化排斥或抛弃才出现的问题。投票脱欧和选特朗普的人，大部分并不在伦敦、洛杉矶、纽约，而是那些没有抓住全球化机遇的人。如果住在美国中部，生活可能比20世纪70年代还要糟糕，脱离贫困境遇的机会比那时还少，所以他们不愿意开放，而要把外国人阻挡在外。在英国北部许多城镇，原有的工业垮掉了，工人们没有钱搬到伦敦找工作，被世界的快速变化甩在了后面。他们当然反对移民，觉得东欧人抢了他们的工作。
上述境遇必然形成一种社会情绪，就是痛恨少数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还痛恨富人们通过离岸中心以避税，痛恨政府腐败和公司丑闻，痛恨全球化的赢家获益如此之多，输家却什么都没有，痛恨赢家压根就不愿意重新分配所获的利润，最后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火药味，对所有人都不利。这就像文艺复兴时代，教会非常奢侈，人们要缴纳高额的税，普通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却没有什么自由，更谈不上改善。这就可能导致一系列极端的后果。比如当时的佛罗伦萨是世界各地学者的“麦加”，但佛罗伦萨被极端主义者控制后，罗马天主教教会腐败透顶，在欧洲兜售“花钱可以进天堂”的赎罪劵。渐渐地，所有新思想都停滞了。
人类“长生”的解决之道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人类在面对陌生世界的挑战时，最终找到了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解决方案。今天，乐观主义者们相信，人类依然能找到解决方案，成功地创造未来。
但一个正在变得现实的问题是，找到新解决方案的“人”，还是过去的人吗？
这两年大热的《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强调的重点是，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世界上因为饥荒、瘟疫和犯罪而死的人，远远少于历史上死于自然灾难的人；发达国家遭遇恐怖袭击而死的人远远少于吃垃圾食品而死的人；如果埃博拉病毒发生在一两百年前，死亡人数不会是今天的1万人，而是百万级的人。赫拉利说，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差一大截，但仍然会让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再生医学、纳米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家预言，人类到2200甚至2100年就能打败死亡。死亡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人的长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赫拉利说，人类的长生之道有三种：
一是用生物技术，就是改变、“升级”自己的生物身体；
二是用网络电子工程技术，就是让有机身体接入非有机零件，例如手臂和眼球，或者将微型的机器人植入细胞或血管中；
三是制造一个完完全全的非有机身体，有可能将人类意识上传到电脑中。
目前这些事可能只是在一些实验室进行，谁也不知道这些创想最后会产生什么。过去40多亿年，生命一直局限在有机化合物的相对较小的范围中，但21世纪的人类已经走到人造非有机生命体的边缘——从有机体到无机体。
奇点大学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充分融合人工智能的人类智能（HumanIntelligence,HI）才是智能的更高级形态。一家名为Kernel的公司正在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它主要利用神经义肢技术（neuroprosthetics），就是在人脑中植入相关设备，改善人类的认知能力。
戴曼迪斯说，人类大脑由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组成，构成100万亿个突触连接，这些细胞以及细胞间的突触连接造就了人，控制人的思考和感觉。神经元组成的大脑加上感觉器官，塑造了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个系统受损、失效时，就需要神经义肢技术，用电子装置代替受损神经系统或感觉器官功能，比如1957年有了第一例帮助聋人获得听觉的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领域就是脑机接口（BCI）——大脑中枢神经系统（CNS）与外部计算设备之间的直接信号通路。脑机接口技术的目的是实现将外部数字世界与大脑CNS无缝连接，以增强或修复人类认知。
如果Kernel公司的设想能变为现实，人类将拥有强大的脑机接口，并快速修复和增强大脑功能，最终可能使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二为一”，成为另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智能。
人类一直在创造智能工具，扩展自身的功能。但这一次，人类开始将工具结合到生物体上，并以指数式速度快速变化。工具正在改变人类这一物种——人类通过工具进化人类自身，从自然选择的进化（达尔文主义）迈向智能化方向的进化。
戴曼迪斯问道，我们能模拟神经元放电的自然功能吗，我们能够改善神经电路吗，我们能使某些记忆更强吗，我们能让某些记忆变弱吗，我们能用类似合成生物学或基因编码技术解密生物编码的方式来解密神经编码吗，我们如何读取和写入神经元信息？
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对上述问题几乎都是肯定答案。他预言2030年之前，人类就能将纳米机器人（通过毛细血管）输送至大脑中，从人体神经系统中为人类提供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并将大脑新皮层连接到云存储上，人类将能够在云存储中扩展大脑新皮层功能。
当一个人90%都变成了义肢，他还能称为“人”吗？
我在不久前和“第四范式”的创始人、80后科学家陈雨强交流了人工智能与“长生”的问题。他说AI在某些方面已经比人强，比如机器看病人的片子，不会疲倦，不会因此犯错。比如视觉识别领域有一个比赛，叫ImageNet，基于斯坦福大学等学校收集的数据集，其中有猫狗、山水、建筑等几万个自然物体类别，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比人类识别更加准确。同样识别1000张图片，机器可能错3张，人类可能要错4到5张。但这并不代表计算机视觉完全强过人的视觉，因为人的视觉背后还有知识体系的存在，那就是物体和物体之间是存在普遍联系的，虽然猫和狗不是一个类别，但猫和狗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猫狗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机器目前还无法掌握这些联系。
陈雨强对“长生”的看法是，从技术上说，目前还处于脑机接口的阶段，就是说接收脑的指令，而不是接收脑的记忆或者模拟脑的思考方式。“脑机接口本身并不神秘，上大学时我们同学就做过小试验，在测试者脑上抹上导电膏，然后戴一个上面有好多导体的帽子，用来检测脑电波，然后控制赛车，让它正常地跑在跑道内。”
而如果要实现人的永生，“可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义肢的增强阶段，现在接上义肢，人还不能很好地控制，所以目前的研究重点还是人机接口；第二个阶段，随着人机接口做得越来越好，为了解决人体器官衰老问题，就会发现人越来越多的器官和肢体被义肢化，最后只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就有点像《黑客帝国》里的脑后插管，那时不再需要肉体；再往后的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把记忆、逻辑、思维方式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让大脑也获得永生。”
陈雨强认为，某些技术尤其是义肢技术，对人类很有意义。但对再往后如何保存大脑中的信息，应不应该保存，应该保存多久，由谁保存，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觉得，社会奇点（突变点）会发生在义肢化阶段，而不是思维被保存的阶段。当一个人90%都变成了义肢，他还能称为“人”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你我该怎么办？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把全球化、智能化的场景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短板决定社会感受
首先我想到的是，一个社会的总体福祉提升再多，如果不能很好解决机会的公平与利益的分享的话，其幸福感并不会按照人均GDP增速那样，一条斜线向上。相反，它会充满波动和阵痛，甚至出现下降。如果社会严重分化，整个社会情绪的均值会向下移动，向负能量方向移动。因为在严重分化下，受益一方不敢或不愿赞美与讴歌，而利益受损者及境遇相对变差者，则会大声疾呼各种问题，这些局部的痛点一点点累积，扩延，就会变成社会阵痛，而且长期化。
责任和素质决定你的角色
包括《发现的时代》的两位作者在内，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精英都认同中国是促进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伊恩·戈尔丁说，过去35年一直跟中国领导层打交道，一直建言中国要更多地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以前中国说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世界各国也不一定很信任我们，但今天，当美国和欧洲退缩的时候，当变化的世界不再需要“几个老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抽雪茄来决策”的时候，当新的力量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的时候，中国在给全球化和世界人民注入一种乐观情绪，就是不要各自为政只顾自己，中国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知识经济还是全球治理。
新角色要求更高的素质。中国改革开放吸收消化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再结合自身实际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当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发挥作用，我们对自己过往经验的总结到底准不准确，这些知识能不能成为“通识”，我们有没有建立起理性健康的思维？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是成为被各国认可的世界公民，还是像被厄瓜多尔扣住的违法渔船“福远渔冷999”那样，激起当地人那么多仇恨？
为自己绘制新地图
在这个数据主义流行、权威从人转移到算法的时代，应当坚持让科技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科技。同样的科技可以建造不同的产品，建设不同的社会，这背后是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使用技术的人才明白怎样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
我两年前开始内容创业，现在想来，这就是在为自己绘制新的地图。“如果上帝不拿走你的过去，就会拿走你的未来”，所以要开始新旅程。不求一鸣惊人，但要一诺千金，在商业文明研究和传播之路上，不偏离不旁移，一以贯之。
在这兵荒马乱的符号世界和现实里，怎样找到更好的自己？我对自己说：
以定制不定。外部再多变化，自己要有一些确定和安定的东西，比如要好好锻炼身体，坚持学习，按照既定目标一步步走。
和而不伤害，这就是天伦中包含的天性。伤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句居高临下的恶言恶语也是伤害。我们正应该做到古人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利人达到利己。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是人除了传承生物基因外，还在传承文化，可以通过符号学习“活”在祖先的世界里，“活”在远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世界里，从而在有限时间“活”出无限体验，每个人都继承并享受着人类的文明精华。尽力利他，就是偿还这种福报。更不要说，不好好利他，如何能真正利己？
常怀敬畏和自制力。敬畏和自制不是恐惧忧患，自我设限，而是在真理和规律面前，保持谦卑和克制。“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所以即使没人看见，也要慎独。
上述几句话，权作写给自己的《21世纪个人风险指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