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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纪念竺霞上人诞辰110周年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纪念竺霞上人诞辰110周年

文/化空

竺朴雄健巴山开， 霞明玉映行无礙。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竺老是我受戒时的羯磨阿阇黎，是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的院长，是我在四川省佛学院求学时的师长。

竺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心里想着要将对老人家的缅怀写成文字，但那一年病魔、杂务缠身，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十年来内心一直心存愧疚，满心的歉意。今年是竺老诞辰110周年，以此契机，将多年来对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感恩化作文字，用以纪念竺老简朴而又闪烁着慧光的一生。

竺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川渝两地颇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竺老青年时代曾入双桂堂佛学院、华严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学习，是太虚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

竺老生前曾担任过四川省佛教协会、重庆市佛教协会领导职务，住锡重庆罗汉寺法席，创办重庆佛学院，积极推动建寺安僧、开展法务、培育僧才、扶危济困、对外交流等工作，为川渝两地劫后佛教事业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竺老生前还担任过重庆市南岸区人大代表、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委员，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热心公益，关心社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认同。

竺老一生保持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生坚持朴实的行事风格，一生奉持质朴的待人之道，一生恒持谦和的处众风范。正因为竺老身上所具有的朴素、简朴、质朴、谦和等光辉品格，深受四众弟子爱戴，也是我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一、投身佛门 奉献一生

竺老生于1911年，俗姓徐，名裕亮，重庆垫江普顺人氏。父徐公书富，母夏氏，行十三，除一兄一姊外，其余皆相继病夭。八岁时入徐氏祠堂私塾随熊老先生学习，先后读诵《三字经》《千家诗》《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闲时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十二岁入普顺中心小学，学习《国文》《算学》《历史》《舆地》《音乐》《图画》等科目，大量阅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济公传》等文学作品。对小说《济公传》中塑造的人物济公十分崇拜和向往。

1928年，竺老在父亲的支持下投梁平县仁贤乡西禅寺，礼福江上人剃度出家，法名圆相，字斯寿。因崇拜济公，自号粥侠，又号烛瞎，后取谐音，改名竺霞，后以此号行世。

1929年秋，竺老于梁平双桂堂中道和尚受具足戒，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分别是双桂堂的退隐月朗和尚、圆庸和尚。离开西禅寺小庙，到大丛林双桂堂学修，对任何一位初发心的出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竺老的内心也自然充满了喜悦。这可以从他当时留下的诗文中感受到，诗曰：“稻黄雀飞秋气清，白云伴我双桂行。世情不解僧居乐，习禅学净心自宁。”戒期结束后，考入设于寺中的双桂堂佛学院。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期间，苇舟法师讲授的《折疑论》、双桂堂方丈中道法师讲授的《法华经》让他大开眼界，让他对佛学教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国文教师唐宏文讲授《声律启蒙》，让他的诗文造诣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先生曾以“光明世界”四字为联出句，竺老以“黑暗丛林”为对，深受唐先生赞许。后唐先生借与竺老傍晚在石桌旁纳凉的机会，曾以“二人同坐土上”为联出句，竺老一时难以为对，直到晚年于梦中对以“一马独闯门中”一句，甚为满意。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两年，由于他的勤奋和刻苦，在五十名左右同学中总是名列前茅，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31年，竺老为了继续深入研习佛法，离开双桂堂佛学院只身前往重庆，经介绍到设在放牛巷的华严佛学院求学。华严佛学院院址是一栋四层楼的青砖洋房，原是金鑫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用房，后公司难以为继而解散，公司经理甘海泉居士在此创办华严佛学院，聘请毕业于月霞法师在上海所办华严大学的慧西法师驻院讲授《华严经》，初期以“研习华严”为宗旨。一年多后，迁南岸大佛寺，后因创办人改宗旨为“读诵华严”，引发罢课风波，竺老与开一同学在风波中因表现突出而受伤。风波后，竺老与部分同学随慧西法师到长安寺继续研习《华严经》，期间蒙巴县县长冯均逸先生的帮助，慧西法师率学僧迁住巴县白市驿镇曾家场莲花寺佛学院，竺老得以继续追随慧西法师研习华严，除了听慧西法师讲授《华严经》外，学院还开设有佛教史、各宗大意等课程。竺老随着华严佛学院迁徙，前后五年时间专心研习华严，对华严圆融无碍的思想有了深刻的体悟，这为他养成朴实谦和的僧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竺老已从华严佛学院毕业，心里生起赴江南继续深造的愿望。是年6月，随慧西法师从朝天门码头乘“福缘号”客船出发，前往上海，在客船上结识“福缘号”领江向兴发，对向领江的虔诚信仰和平等善行极为推崇。到上海后，暂住位于四川路的弥陀寺。期间与新结识的年轻僧人戒度法师前往普陀山，朝礼观音菩萨道场。朝圣结束后，返回上海，仍住弥陀寺。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随旅沪同乡会乘海船抵达厦门，经厦门绕道香港，由香港到达广州，从广州乘车到武汉，在刘湘驻武汉办事处的接济下，乘船返回重庆。受战事的影响，近一年的颠沛流离，外出求学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1938年，竺老在与华严佛学院同学开一法师的通信中，决定前往太虚大师于1932年在北碚缙云山创办的汉藏教理院继续深造，考入该院第三期普通科，并担任班长，得以亲近太虚大师、法尊法师、法舫法师等高僧大德，还经常聆听名人学者的演讲。竺老在学院学习四年，不仅佛学造诣更精深，兼及藏文、政治、哲学、历史等课程，让他的见识和胸襟更加的广博和宽阔，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高僧积淀了深厚的学养。竺老在学院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和人品获得太虚大师的赞许，曾亲笔书赠“竺国梵僧传佛法，霞天锦地露心光”联语，以资印可。

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后，随严定法师赴荣昌创办宝城佛学院。1946年应正果法师邀请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直至解放。1950年至1956年蛰居梁平西禅寺。1956年应开一法师邀请回缙云山协助政府开展“內查外调”工作。1960年安排在罗汉寺素餐厅售票，后成为前进综合加工厂的一员，专门糊纸盒、扎扫把。1967年随罗汉寺僧人迁住位于通远门下和平路天宝下院。1970年随全市佛道教人员集中南岸慈云寺进行劳动改造，后被选为生产主任。1977年当选南岸区人大代表。

1980年，竺老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年调任罗汉寺住持，肩负起罗汉寺恢复重建工作，并将自己晚年二十余年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了罗汉寺。

竺老担任罗汉寺住持时，罗汉寺的建筑已经朽坏不堪，主要建筑被其他单位占为他用，昔日罗汉堂的罗汉已化为灰烬，面对满目疮痍的残破寺院，内心只能默默地发愿，期待能逐步重建。1983年，罗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之一。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培整修复了大雄宝殿，新塑释迦摩尼、文殊、普贤三尊圣像，满足开展基本的佛事活动。同时在竺老的多方奔走呼吁和长期努力下，占用罗汉寺房屋的相关单位直到1985年才陆续迁出。竺老趁势而为，积极倡导重建罗汉堂，邀请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师生负责塑像工程，在各方的默契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罗汉堂终于重新建成。继后，竺老精心筹划，相继主持修建了济公殿、法堂、藏经楼、禅堂、弥勒阁、妙香斋等殿堂和附属设施。虽然没能恢复旧观，但在现实条件下，已让罗汉寺成为功能齐备的庄严道场，这都凝聚着竺老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竺老在担任罗汉寺住持期间，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罗汉寺的整体恢复和发展，而对于寺院具体日常事务的管理，总是以“无为而治”的工作方式，放手让各寮口的执事们酌情处事，注重发挥执事们的特长，调动执事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在寺院里，竺老常常被大家误以为“柔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处事智慧。

1982年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先后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3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副会长、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1997年重庆直辖后，退罗汉寺院事，让贤大果法师继任法席，并任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003年十二月十八日，竺老于罗汉寺退院寮安详示寂，世寿九十三岁，僧腊七十六年，戒腊七十五夏。

竺老投身佛门近八十载，在他的僧侣生涯中，有近二十年时光是在佛学院求学、办学、教书育僧中度过的；有近三十年时光是辗转各寺院，在社会变革、运动、改造中度过的；有二十余年时光是在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开展教务、接待应酬中度过的。竺老的一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顺境时奉献佛门，逆境时蛰居佛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不愧初入佛门的誓言。

二、慕虚大师 育僧育才

太虚大师是二十世纪杰出的高僧，是引领传统佛教转型走入现代社会的佛门领袖，在当时全国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特别是其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智慧引领时代先锋，深受青年僧伽的仰慕和崇敬，竺老便是这众多青年僧伽中的一员。

1930年太虚大师到四川弘法，在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支持下，拟创办汉藏教理院，联络汉藏感情，沟通汉藏文化。经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兼重庆警察局局长何北衡先生具体操办，选定北碚缙云寺作为院址，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32年秋正式开学，刘湘任名誉院长，太虚大师任院长。学院以“淡宁明敏”为院训，设普通、专修两科，普通科学制四年，专修科学制两年。普通科分甲乙两班，乙班两年毕业转为甲班，甲班两年毕业后可升入专修班。学院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高僧大德云集，名师荟萃，师资阵容雄厚，一时成为青年僧伽向往的佛教界最高学府。特别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太虚大师常驻学院讲学，汉藏教理院更引起青年僧伽的关注。正是在这一时期，竺老于1938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得以朝夕亲近太虚大师。学习期间，有名师教导，有名家引领，有名贤交往，学修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汉院的学僧不仅能亲近高僧大德受教，还有许多政要和社会名流慕名到学院参观或演讲。竺老在汉院求学时，先后聆听过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翦伯赞、马寅初、冯玉祥等名家名流的演讲，令他眼界大开。在四年学习中，深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并折服于太虚大师为法为教的热忱和担当，成为太虚大师赏识的弟子之一，并立志追随太虚大师，终其一生继承太虚大师育僧育才的志业。

竺老在汉院学习期间，还与谢无量夫妇、冯玉祥将军成为忘年之交。在汉院学习的第三年，受法尊法师指定，竺老负责指导谢无量先生的夫人学习藏文。在一次指导学习中，谢夫人看见亭旁的荷花，随口吟出了谭嗣同题憩园的上联“人境影中，被一片花光团住”，竺老即刻对出“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下联，深得谢夫人赞赏。后在与谢无量先生佛学经义的切磋中，成为忘年交，谢无量先生还专门送给竺老一副书法作品，以为纪念。竺老学习期间，与来山小住的冯玉祥将军甚是投缘，冯先生离开缙云山时，还特别以隶书写下一副以“天下为公”为内容的书法作品相送，可见冯先生对竺老的敬重。

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由于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佛学院研修生涯，已然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精通佛学的法师。毕业后，受老师严定法师邀请，到荣昌兴办佛学院。严定法师，籍贯湖南，早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后赴西藏学习，是太虚大师弟子中佼佼者，曾在四川大学任教，颇受师生欢迎和敬重。应荣昌参议长陈汉传先生及夫人赵懋云女士（荣昌女中校长）的邀请，赴荣昌县城西门外宝城寺创办宝城佛学院。严定法师赴任时，挑选了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竺霞、演清、悟严诸师一同前往，协助教务，襄助院务。到院后，竺老被任命为教务长，在严定法师的指导下，负责教学安排，设置课程，编定课表，有时还要亲自印制教材。竺老除了承担教务事务工作，还要全身心投入教学中，先后为学生讲授了《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俱舍论》《古文观止》等课程。

由于竺老在宝城佛学院办学认真负责，颇具影响，还被推选为荣昌佛教会理事长。最令竺老深受鼓舞的是，1943年1月，自己最尊敬爱戴的太虚大师来到荣昌，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将佛学院办得颇有成效，领会自己培养人才的苦心，太虚大师非常赞赏，并亲自书写一联“棠宴莲开，三千世界严香国；玉瓶桃熟，五百由旬达宝城”赠与宝城寺及佛学院，这既是对自己学生的认可，更是对得意门生的鼓励。竺老深受感动，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光，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佛教培养僧才的信念。

1946年春，由于抗战胜利后汉藏教理院许多教员都回了江南，太虚大师也离院到了上海，正式任命法尊法师担任院长。此时学院师资队伍出现短缺，担任教务长的正果法师，报请院长法尊法师同意，聘请竺老回汉藏教理院担任训育主任兼佛学教授。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已经四年了，重上缙云山，睹物思人，无限感慨。作为训育主任的竺老，肩负起全院学生的品行修持督导，还要率先垂范，为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操劳。竺老还为学院第五期学员讲授《俱舍论》和《比丘学处》等课程。竺老在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中，始终贯彻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的佛学思想，坚持佛教精神与现实人生圆融汇通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基本品德和修养，善于耐心和学生沟通，心平气和与学生交流谈心，成为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的得力助手。

1947年3月17日，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辞世，慧星陨落，法门折幢，佛教界失去了一位先锋巨匠，汉藏教理院也失去了灵魂导师，让全院师生陷入了无尽的悲痛。院长法尊法师当即赴上海奔丧，竺老协助正果法师料理院务，并组织追悼活动。从当时学院里的两幅挽联中，可以感受到汉院全体师生对太虚大师的爱戴、崇敬、不舍、惋惜。一联曰“四十载拯救培僧，悲志未酬，何堪遽返兜率；五大洲宏宗济世，慈心无已，惟望再来阎浮。”另一联曰“为国宣劳，为教宣劳，际兹大乱未平，方冀长资慧日；舍僧而去，舍世而去，悲夫复兴甫望，何堪遽殒良师。”

追思太虚大师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师生和追悼委员会决定为大师出纪念集，向各位师友发出了征稿倡议，五十余位师友都撰写了纪念文章。纪念文章汇集后，由汉藏教理院同学会编辑为《太虚大师纪念集》，在汉口三民印书馆出版发行。纪念集收录了竺老当时撰写的纪念文章《太虚大师判摄一切佛法之研究》，文章是从继承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角度展开的，重点阐述虚大师所倡宏的“今菩萨行”，号召继承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从竺老的文章中，可以感知得到他对虚大师佛学思想精髓的准确把握，不愧为虚大师赏识的学生。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前夕，战事消息也频频传到汉藏教理院，学院的学生渐渐人心涣散。期间有不少师友动议，将汉藏教理院迁往海外，院长法尊法师正在成都讲学，院务交由正果法师代管。正果法师审时度势，决定汉藏教理院不随“国民政府”迁台，依然选择留在内地，迎接新的时节因缘。竺老与正果法师是相知相契的道友，他深知正果法师决定学院不迁海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佩服正果法师的坚定精神，毅然支持正果法师的决定，与学院师生共同迎接解放。从在汉藏教理院学习，到再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竺老与正果法师交往最深，从学友到同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改革开放后，佛教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寺院的法务活动也得到逐步恢复，进入佛门的青年僧伽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青年僧伽的佛学素养和文化水平，竺老的内心又萌生了创办佛学院的念头。1990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竺老在重庆罗汉寺创办重庆佛学院，学院秉持太虚大师的佛学理念和办学宗旨，招收四众弟子进入学院学习，学院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竺老亲任院长，惟贤法师任副院长，陈文杰（汉藏教理院第一期学生，法名同杰）任教务主任。竺老还亲自授课，讲授《药师经》，惟贤法师讲授《遗教三经》，陈文杰老师讲授《佛学概论》，彭宗民老师（1962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部，法名彻洪）讲授《印度佛教史》，樊吉文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法名寂文）讲授《五蕴论》，甘文峰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曾赴西藏学习，法名寂禅）讲授《古典文学》，杨自合老师（1958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法名广平）讲授《因明概论》，杨春巍教授（建筑研究院）讲授《佛教与科学》。学院聘请的师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汉藏教理院，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大家受竺老的感召，云集于罗汉寺，发挥余热，尽心尽力，共同继承太虚大师培育僧才的遗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隆莲法师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成都铁像寺创办了具有全国性佛教院校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创办之初，由于师资匮乏，竺老还应隆莲法师之邀，专程到学院为青年尼僧讲授《大乘五蕴论》等课程，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隆莲法师的重视尼僧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竺老的这一看似平凡的举动，不难看出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的影子。

竺老一生仰慕并追随太虚大师，一生对太虚大师的敬重之情不减。太虚大师五十寿辰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狮子峰筑有“太虚台”以为纪念；太虚大师圆寂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缙云寺旁建有太虚大师舍利塔。“文革”中，“太虚台”和太虚大师舍利塔皆被毁坏。1988年，为缅怀太虚大师的丰功伟绩，竺老发起在原址重建了“太虚台”和太虚大师纪念塔，并请虞愚先生重写了“太虚台”并刻石，请赵朴老题写了“太虚大师之塔”，竺老亲自撰写了“智通三藏，机应五乘，旷代高僧传千古”上联，洪禅法师撰写了“学贯古今，名扬中外，四洲弘法第一人”的下联，篆刻于塔的两侧，表达了两代学生对太虚大师的缅怀和赞颂之情。

竺老与汉藏教理院学长正果法师成为挚友，对正果法师的尊重之谊不退。“文革”结束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1979年5月，竺老北上，到北京广济寺探望师长法尊法师、学长正果法师。竺老在广济寺住了一个多月，三位师友分隔二十余年后重逢，内心无比感慨，三位老人余生劫后再叙，相聚甚欢，彻夜长谈，谈他们的老师太虚大师，互相交换昔日师友分散后的信息和情况。正果法师还特别派人陪同竺老，到北京各寺庙及名胜古迹游览，竺老也已近古稀之年登上了万里长城，站在长城顶上，内心无比期待佛教的复兴能够逐步走上轨道。1987年1月，正果法师回到阔别了三十七年的重庆，竺老陪正果法师一起到慈云寺、双桂堂等处参访，还特别陪他上缙云山，探访汉藏教理院旧址，故地重游，了却夙愿。正果法师回京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20日在广济寺圆寂，重庆之行，成为了正果法师于竺老生前的最后一次面叙。正果法师圆寂后，竺老为表达对这位学长的敬重，提议将正果法师的灵骨塔建在缙云山，得到了赵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委托竺老亲自承办。1990年11月21日，正果法师灵塔在缙云山太虚大师塔旁落成，赵朴老题写了“正果法师之塔”，塔侧刻有邓颖超题写的挽联“论其生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职志；广为信众，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之楷模”。在竺老的努力下，正果法师又回到了他学习和工作过的热土。

2003年冬，竺老圆寂荼毗后，在重庆市佛教协会的支持下，决定将竺老的灵塔也建在缙云山，与太虚大师、正果法师灵塔毗邻。三位师友相敬、相知，长卧于昔日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也可谓是一段殊胜的因缘和佳话。

三、终身淡泊 高风共仰

竺老不仅全身心投入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和弘法事业，他还积极主动地关注重庆、四川乃至全国佛教界的教务工作，推动和支持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他还特别关心青年僧伽的接引工作，多次参加传戒法会，担任重要师承，为培育后学不辞辛劳。

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全国佛教界第一次盛会，备受瞩目。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经赵朴老提议，由正果法师具体操持，在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广济寺举行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传戒法会，为刚入学的中国佛学院学生传授三坛大戒，也有部分在“文革”中受形势所迫还俗又重新回到僧团的僧人一并重新受戒。竺老被礼请为此次传戒法会的十位戒师之一，担任第六位尊证阿阇黎。此次传戒法会是“文革”后第一次传戒法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经历劫难后中国佛教界僧团重新吸收新生力量的标志性事件，竺老不仅见证了这一特殊历史，还成为了这一历史的参与者，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值得记录的殊胜经历。

1985年秋，“文革”结束后四川省佛教界第一次传戒法会在新都宝光寺举行。由于这是全川中断三十余年首次举行的传戒活动，丛林制度难以为继，勘为戒师的尊宿也十分匮乏，为了如法如律办好此次传戒法会，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主持下，从全川名山大寺遴选德高望重的戒师，成都文殊住持宽霖老和尚被礼请为得戒和尚，乐山乌尤寺住持遍能老和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竺老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成为此次传戒法会的三师之一，实在是非常殊胜的因缘。正是这次传戒法会的举办，为四川佛教界接引了一批新生力量，为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起到了重要作用，竺老功不可没也。

此后，竺老于1987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87年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0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1991年冬成都昭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3年夏洛阳白马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第一尊证阿阇黎。

竺老以古稀之年投入佛教劫后复兴事业，既是地处繁华闹市区重点寺院的住持，也是省市佛教协会的负责人，还肩负有参政议政的社会职务，可谓身居要职的川渝佛门领袖。作为寺院的住持，他有证授皈依的众多在家弟子，作为参与传戒法会的佛门大德，他有数千计的出家弟子，在川渝僧俗弟子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僧人本分、衲子本色，视名利如浮云，泰然处之，常年以谦和、低调、朴实的面貌应世接物。

他总是深居简出，不搞个人享受。记得1992年初，我到重庆佛学院求学，刚到院安顿好后，去向他礼座。竺老是我受戒时的三师之一，以羯磨阿阇黎的身份成就我的戒品，按佛门传统礼仪，我理应去向他礼拜供养。我搭衣持具去轻叩他的住所，当时罗汉寺的藏经楼竣工不久，设在藏经楼一层的丈室还没有完全整理好，他住在大雄宝殿西边一幢四层楼的砖混建筑里，那幢楼是当时的招飞办迁出后留下的，他的寮房在第二层最边上的一间。我先是向他呈白求学的意愿后，展具向他顶礼，他慈悲的坚持让我不用展具、不用顶礼，并简单的询问了我出家的一些情况。当得知我是从昭觉寺来，是昭觉寺原监院智益上人的弟子，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发心，以师父为榜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德，寮房里就一张简易的木床，一个木制书柜，一张书桌，一张藤椅，一个木制洗脸架，暖壶、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别无他物。我入学后不久，他迁入了新的丈室，记得还去向他请教过两次问题，丈室里的陈设依然是那样的简单，除了朴实以外，没有任何的华丽陈设。竺老的生活作风，当时就给我的内心极大的触动，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存敬仰。

他衣着格外朴素，生活极其简单。他的着装都是以粗布简料为主，从不追求光鲜丽质，有的衣装甚至是从“文革”中的衣服加以改制而成，所以大家常常会见到他穿的短褂有时会有四个衣兜，甚至上面两个衣兜会有翻盖，很明显这样的衣服是从中山装改制过来的，只是将原来的领子改作了大领，一方面是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化惜福惜物传统的体现，这样的改制僧服，他一直舍不得废弃。他重新复出的时候，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以瘦弱之躯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他外出时，几乎不带随从，为了行动安全起见，所以他穿的中褂、大褂下摆都比较短，就是为了出门方便。正是由于他的着装并不讲究，因此有的人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从不解释，依然朴素简洁，但求心安。他一日三餐几乎是随大寮餐食，从不讲特殊。由于罗汉寺空间狭小，建筑拥挤，在我求学的时候，还没一个像样的斋堂供僧众过堂用斋，当时常住僧众和学僧都是桌餐，他有时也会与同学们一道用餐，有时候会让侍者从大寮取餐回寮房用餐，绝不讲个人享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已初具规模。竺老年事渐高，常常有精力不济之感，于是着手思考罗汉寺未来的发展。经多方考虑，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他决定推举大足宝顶山圣寿寺住持大果法师继任罗汉寺法席。1996年冬，敦请大果法师任罗汉寺首座，请他入住罗汉寺，熟悉罗汉寺内外寺务，逐渐酝酿新老交替工作。1997年因缘逐渐成熟，是年深秋，竺老完成了他住持罗汉寺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将罗汉寺法席传付大果法师。传法偈一曰：独登绝顶寻攀缘，放眼观察遍大千；人法性空缘起有，西来真谛而今传。此偈可以窥知到他一生在佛法学修中的领悟。传法偈二曰：如来家业担非轻，护国安僧一肩承；慧命传灯无尽藏，人天处处法王城。此偈即是他对新任住持的厚望，也对罗汉寺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佛门中常有“提起容易放下难”的谚语，竺老以他对佛陀教法的深刻体悟和智慧，以他对佛教传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恋权位，不为名利所困，他不仅如此说，还如是行，该提起的时候义无反顾，该放下的时候云淡风轻。竺老身上这种淡泊名利，主动让贤的亮节高风，值得后辈学习和发扬。

竺老卸任住持后，搬入了退院寮，虽然卸去了繁重的寺务，但他的生活依然闲适而有规律，每天清晨依然坚持他练习了几十年的“达摩十二手”，白天则坚持读经、看报，常常也会关心时事，遇有弟子或信众来拜望，他都会慈悲接应，简单开示，鼓励他们精进学修。由于他的广泛影响力，九十大寿时，他顺应弟子们的愿望，过了一次生日庆贺，弟子们为他操办的很是热闹，但他内心仍和往常一样淡然，并在自己的九旬留影上题了一首诗：“日落西山忆故乡，即须检点办资粮；等闲整顿好行李，莫到临时手脚忙。”他通过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这种对生死的超然和旷达，是他几十年在佛法修为境界上的流露。正如他自己所愿，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的时候，当天坚持从医院回罗汉寺，回到寺院退院寮后十余分钟，便安详圆寂，真正做到了“等闲整顿好行李”的功夫，展现出“莫到临时手脚忙”的禅者风范。

四、法乳一滴 恩深似海

我初出家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情感，对佛法教理是茫然无知的空白状态，如果说今天对佛教教义有一点认知的话，那第一站便是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奠定的基础。

1992年春，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竺老为我们讲授《药师经》。记得前面两堂课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药师经》的内容，而是为我们讲述他为什么重视弘扬《药师经》的思考，从玉琳国师修持《药师经》的感应，讲到弘一大师弘扬《药师经》的典故。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解中指出，佛教界对大雄宝殿中供奉三尊佛像的认知存在差异，有主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有主张法、报、化三身佛的，他从教理上分析后都不赞成。他说：过去佛谁见过，现在佛谁遇见过，未来佛来都还没有来，怎么可能用具像来表达。他还说：法身佛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并无形象；报身佛是地上菩萨才可以见，凡夫是不能以肉眼见的；至于化身佛，也是化现不同身份度化众生，哪有固定的形象。因此，他极力主张大雄宝殿中供奉的三尊佛像，应当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边为药师佛，右边为阿弥陀佛。他还从教理上为我们分析，释迦牟尼佛应化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就是要解决现实的“生”和“死”这一根本问题，左边的药师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众生“生”的问题，右边的阿弥陀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死”的问题。他自己之所以重视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倡导学佛的弟子要更加重视“生”的问题，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比较流行和普遍，比较能解决学佛弟子生命结束（“死”）的问题，但不能一边倒，不然有失偏颇，不利于佛陀教法的全面弘扬。他在讲解中说，不解决好“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也不一定会圆满，解决好了“生”问题，“死”的问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大力弘扬药师法门，倡导佛弟子以药师佛的十二行愿，积极过好现实的人生和生活。今天看来，竺老的这些见地和主张，是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一脉相承的。

1993年秋，我在四川省佛学院学习，时任院长遍能法师先后邀请各地诸山长老来院讲学，竺老在这期间应邀为我们高级班学员讲授《八识规矩颂》。竺老来院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没有携带侍者，我时任班长，受学院委派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他并没有给我增添麻烦。一天清晨，可能由于他不太熟悉环境，晨练时摔了一跤，手掌及膝盖皆都磕的紫青，可把我给吓坏了，好在他的身体还健朗，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吩咐我去医务室拿了几贴膏药敷上，仍然为我们继续上课。竺老讲解《八识规矩颂》时，参考教材是范古农居士的《八识规矩颂贯珠解》，他自己也不带书，就是空手走上讲台，一支粉笔放在讲桌上，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偶尔会起身用粉笔写上生僻的佛学名词。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讲解与众不同，他讲解颂文的顺序，是按照染、净分类的原则逐句讲解，先将每一类识的染污两颂按第六识、前五识、第八识、第七识的顺序讲解，后将每一类识的净分一颂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前五识的顺序讲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讲授方法，对我们新学习的学生来讲，可谓别开生面，面貌一新。他最后才告诉我们，这是太虚大师的讲授方法，在他的引导下，同学们对太虚大师也生起了格外的敬仰。后来，竺老还在罗汉寺以同样的方法讲解过《八识规矩颂》，蔡荣贤居士非常用心，将讲解全部记录成文字，后编印成《八识规矩颂浅释》印行。

1995年春，我与几名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同学到重庆参学，在罗汉寺挂单。初到罗汉寺时，我照例去向他礼座，奉上300元的供养金，当时老人家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供养。哪知到了第二天，我正在罗汉寺一名执事的办公室与各位同参叙旧，时任罗汉寺监院的智凯法师（解放前曾在汉藏教理院务工，并亲近正果法师；改革开放后依竺老剃度出家）来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竺老让他转送给我的，并让智凯法师转达说，我是读书的学僧，单金是很有限的，他哪里能收穷学生的供养。我也是不懂规矩，当着大家的面拆开了红包，发现不仅原来供养的300元人民币在其中，而且还多了三张100元的美金。我当时一下惊呆了，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霎时间我才明白，竺老送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红包，而是满心的鼓励和厚爱，当即我请智凯法师转达了对老人家的感谢。这看起来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但竺老对待供养的随缘淡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受教育，心中对他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件事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因为我体会到，老人家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他对后辈学僧的关爱，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慈悲之情，这份爱护之情，我一直珍藏至今，偶尔回忆起来，内心仍然充满了温暖。

竺老对我而言，不仅有佛法的启蒙之恩，他还在我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提携和帮助。2001年秋，我已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到文殊院常住，时任文殊院监院的广福师与常住诸师商议，准备举办为时一个月的“讲经弘法月”，邀请川渝两地高僧大德莅临文殊院空林讲堂宣说法音。讲经法会举办前，文殊院寂真法师受派遣前往重庆，邀请竺老和惟老一同前来相助盛举，也正是在这次讲经法会，我为大众讲授了十七天的《金刚经》，为成都佛教界所熟知。讲经法会开始的第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迎请和开座仪式，竺老、惟老真是慈悲高风，携我一同受请和登座，正式开启了为期一月的讲经法会。后来我才得知，在传统丛林中，青年法师登座讲经时，都有自己的师长护持引领登座，代表前辈对后辈的印可，名为“开大座”。竺老、惟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自己并没有这样大的福报，能获得如此殊荣，完全是二老的爱护和栽培，提携之恩永生难忘。

2003年秋，我继任文殊院住持，举行升座法会，由于是年有“非典”疫情，升座法会的规模不宜过大，但我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竺老奉送了请柬。令我感动的是，已很少外出的他，居然破例舟车劳顿前来参加活动，并至始至终见证了升座法会的全过程，还参加了升座庆典，这份对后辈莫大的支持和关爱，对我的成长是殊胜的醍醐加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竺老参加完这次法会回到重庆三个月，就舍报西归了。噩耗传来时，内心无比悲痛，当时我受命正在筹备恢复成都大慈寺开放事宜，没能及时赶去为竺老助念。在竺老出殡荼毗的前一天夜里，我匆匆赶赴重庆，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当我赶到罗汉寺灵堂，瞻仰法相，向法体顶礼，凝望灵堂两侧悬挂惟老所撰的挽联“精研教义，智慧如海，一生辛劳，人天供养，法音响彻千山万水；住持正法，德行若山，倏尔示寂，众生同悲，噩耗哀恸四海九州”，顿时眼泪盈眶，无限悲伤。第二天早上，重庆市佛教界在灵堂为竺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重庆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诸山大德，重庆市佛教协会全体同仁参加了追思活动，惟贤法师在追思会上致悼词，对竺老一生的功德给予了全面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

追思活动结束后，惟老命我为老人家起龛，我强忍悲痛，跪说送行语，将老人家送上灵车，并护送灵龛至梁平双桂堂荼毗。在荼毗现场，我突然意识到，竺老十八岁在双桂堂受戒，以九十三岁高龄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时，又回到了双桂堂荼毗，受戒是正是进入佛门的始点，荼毗是此生落幕的终点，一始一终，同一地点，有始有终，一转轮回，善始善终，可谓圆满。

结 语

竺老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一生却不平凡。他没有豪言壮语，但他润物无声，为佛教事业履职尽力；他没有惊天动地，但他默默耕耘，为三宝道场倾情奉献；他没有掀浪弄潮，但他潜心笃行，为培养僧材矢志不渝。

竺老幼年时，常常体弱多病，身体并不算好，但他能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古语有云：仁者寿。竺老的高寿，与他常怀慈悲之心的胸襟是分不开的，也与他一生朴素的生活方式、朴实的行事风格、质朴的待人之道、谦和的处众风范有着极大的关系。

竺老辞世时，我曾以“门庭有托赴莲邦，手脚不乱返故乡。常念法乳失依止，空林月祭嘉陵江”的挽诗，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深崇敬之情。

如今，十八年过去了，我对老人家的缅怀和感恩之情，越来越与日俱增。（宝光寺提供了相关照片，特此致谢！）

完

本文转自公众号"大势营造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