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来了一位新山长(相当于院长),湖南宁乡人袁名曜。袁名曜接手书院掌门人后,门人请他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
“惟楚有材!”他说。
学生沉默良久,
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
应声对曰:
“于斯为盛!”
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这个对法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狠狠地夸了一番人杰地灵的楚湘大地。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从那时起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
岳麓之名,
承载三千年荆楚潇湘精神,
这一切,皆源自岳麓山。
1.岳麓,南岳之足
岳麓山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主峰海拔只有近300米,但古人将其列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最后一座。岳麓之意,即南岳衡山之足。
南北朝徐灵期《南岳记》有云:“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因此而得名。
不过,岳麓山被列入南岳七十二峰,更多是与其地理位置相关。若从地质形成的角度上看,岳麓山形成年代应早于衡山。地质专家研究考证,岳麓山大概形成于距今3亿年前,是由海滨浅滩随着地壳运动逐渐抬升形成的。在岳麓山顶,至今仍存有海滨浅滩形成的遗迹。
岳麓山北接南岳,东望湘江。中部高耸,南北渐低。从空中俯瞰而下,岳麓山犹如一个巨型盆景,如玉带般的湘江将城市与山川分隔两岸,交相辉映。橘子洲头静卧江心,恬静自然。
春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
夏季,深沟浅壑,汨汨流泉。
立秋之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若遇冷冬,大雪过后,岳麓山便归于宁静。
2.岳麓文化
岳麓山以仅仅近300米的海拔高度,也许无法在中国一众的名山大川中胜出。但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一座山的出彩,当与其所有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相较于其他名山诸川,岳麓山是湖湘大地上的“文化脊梁”,儒、释、道三家并存,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佛教入湘最早的文化见证——麓山古寺,以及道教二十三洞天“云麓宫”。
儒
在今天岳麓山脚下,有一座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的湖南大学。这里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的所在地。
今天,岳麓书院的古建筑依旧座落在岳麓山脚下,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
书院之名,始于唐朝。中国最早的书院是由唐太宗贞观年间四川人张九宗所建的“九宗书院”,书院建成之初,只为私人读书治学。唐末,智、 璿( xuán )二僧在岳麓山兴办学校,“割地建屋,以居士类”,为之后岳麓书院的建设做了铺垫。
至北宋开宝九年(976年),
潭州(今长沙)太守朱洞对学堂进行翻修扩建,
岳麓书院始建成。
之后,宋真宗亲题“岳麓书院”牌匾,赠予皇家藏书,嘉奖岳麓书院,将岳麓书院纳入“潭州三学”体系。
所谓“三学”,
即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
以岳麓书院为最高学府,安排学生通过考试成绩逐级升学。故而,在宋一代的教育体系中,岳麓书院是类似于今天北大、清华的最高学府。
南宋,
范成大在《骖鸾录》中发表了“四大书院排行榜”。
此后千年,唯岳麓书院,历七毁七建,仍得历代文人公认,一直位列榜首,从未被超越。岳麓书院门前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于盛”,便是书院当年盛景最真实的写照。
从宋到清,
岳麓书院坚持“传道而济斯民也”的信条,而不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氛围的熏陶下,培养出一批如游九言、彭龟年、胡大时等经世大儒及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
为了使莘莘学子获得更深厚的知识修养,岳麓书院不惜重金聘请名家大儒出任山长讲学授课。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具有影响力的大师,均在岳麓山留下足迹。
南宋初年,理学大师朱熹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间关于《中庸》之义的讲论就发生于此,
史称“朱张会讲”。
宋末,蒙古大军南下,围攻潭州,岳麓学子奋起,为国效力。明末,岳麓书院代表学子王夫之以“遗臣”身份,留发明志。近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岳麓同仁,先后奋志图强、维新安攘,奔走在中华大地之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依托学院,建立的新民学会,则埋下了民族希望的发源火种。
如此,
正如理学家吴澄所言:
“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书院的围墙外,岳麓之风,生生不息。距岳麓书院仅200米,在前门外,一座亭角微翘,上盖青瓦的正方形亭子掩映在绿树之间,如亭上匾额所书的“自卑”一般。
但此自卑,绝非彼自卑,
而是出自《中庸》:
“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
辟如登高,必自卑。”
自卑绝不是今人固步自封的借口,而应当以谦恭卑微的态度从低开始,脚踏实地,干实事,拾级而上,渐至高峰的态度。
与自卑相对的,当属爱晚,从岳麓书院后门出来, 便可直达爱晚亭。爱晚亭原为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的红叶亭。
爱晚之名,出自罗典好友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他以亭边枫叶红似火为由,借杜牧《山行》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爱、晚”二字,命名为爱晚亭。
如今,爱晚亭的匾额为毛主席亲自题写,笔走龙蛇,苍虬有力。
“自卑”与“爱晚”设立于此,绝非随意而为,“爱晚“,宣扬着华夏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与自卑结合,推己及人,谱写天下大同。
相传,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心高气傲,颇为古板。
一日,罗典正在书院中举办鹿鸣宴(科举乡试放榜后举办的宴会),有一乞丐般打扮的老道士不请自来。众人想戏弄他一番,叫他写几个字来看看。老道士捉起堂前的扫把,沾了些黄泥,瞅准赫曦台上的一面白墙,刷!刷!就是几笔,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扬长而去。
众人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此乃世外高人,罗典后悔不已,托人四处寻找老道士的下落,始终无果。为了弥补过失,罗典亲自在对面的白墙上补写了一个“福”字。
如今,福寿二字依旧镌刻在岳麓书院赫曦台的白墙上。
释
离开岳麓书院的文风范围,渐次而上,在岳麓山的半山腰上,千年宝刹麓山古寺传承的是另一番人生哲理。此寺为湖南地区最早的佛寺,见证着佛教入湘的历史。
麓山寺建成之时,正值西晋初期,距离汉明帝下诏在洛阳修建白马寺仅过去200年而已。因此,在麓山寺的山门两边,有一副“汉魏最初名胜,湖南第一道场”的对联。
继开山祖师竺法崇之后,麓山古寺又得到了法导、法愍等高僧的加持,逐渐名扬四海。
至隋唐,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麓山寺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先有天台宗创始人智顗(yǐ)在此传经说法,弘扬天台宗的教义和禅法。后有入藏讲法、引发“顿渐之争”的摩诃衍那于此传道。
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描绘: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五月寒风冷佛,六时天乐朝香炉。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两位高僧外,在麓山寺弘扬佛法的还有昙捷、权武等十名高僧。这些僧人的名字均被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刻在《麓山寺碑》上。
麓山寺碑高272厘米,宽133厘米,碑文28行,共1400余字,记录了麓山寺自建寺以来,历代沿革和传教盛况,堪称“三绝碑”。
宋代的麓山寺,更是禅宗名寺之一。从悦、智海等得道高僧先后住持麓山寺。
据《长沙府岳麓志》载,智海住麓山寺时,“焚火一夕而烬,道俗惊异。”
智海却淡定地说:“梦幻成坏,尽皆戏剧;然吾恃愿力,宫室示终废也。”
没多久,麓山寺重修如初。
智海的修为,正好为寺内观音阁对联的最好典范:
“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
境由心生,退后一步自然宽”。
如今,
麓山寺几经沉浮,成为湖南省第一家佛学院,继续以佛法滋养三湘大地的芸芸众生。
道
正如《烟波钓叟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阴阳顺逆妙难穷,二至还乡一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理,天地都来一掌中。”
道家的理想世界,不同于佛教的极乐世界。
道讲究的是永生,超脱自然。
而佛讲的是来世,轮回寻常。
因此,道教需要寻找到一个更接近天际,清净自然的地方,以追求修炼上的天人合一。
这也是为何岳麓山上的云麓宫坐落于山顶的缘故之一。
云麓宫,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之上,因峰而得名。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云麓峰便属于道教二十三洞真虚福地。
相传,南朝时道士邓郁之曾在此处炼丹修道,丹成之日,邓郁之羽化登仙,位列仙班。
据《史记》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方士韩终即在此炼丹采药,并在秦统一六国之际,率部渡海登临朝鲜半岛,建立三韩,一说为韩国人的祖先。
至明代,长沙成了明宪宗之弟吉简王朱见浚的封地。这位好学多才的王爷命人在云麓峰上仿武当山道观修建云麓宫,初名洞真观,以便自己修道问玄。
登上云麓宫的望湘楼,凭栏远眺,橘子洲头,江水滔滔,长沙城一派繁荣景象尽收眼底。真可谓是“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历史上,云麓宫名联甚多,而三清殿中所悬的对联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宣示着道家的清静无为。
3.青山有幸葬英魂
如果说,儒、释、道三家在岳麓山上和平相处,
诠释了岳麓山,乃至整个长沙城“天人合一”的和谐,
那么与之相对的,
便是那一座座分列于山道两侧的孤冢。
近代以来,神州大地战乱频发,列强相继侵略中国,无数能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这其中便包括了诞生于湖湘大地上的黄兴、蔡锷、陈天华、禹之谟等人。
作为推翻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曾以孙中山先生并称“孙黄”。在清末风云变幻之际,即密谋发动了被誉为“中国内地革命先声”的长沙起义,在湖南地区掀起了一波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
1905年,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组织大规模反封建运动。武昌起义时,黄兴亲赴武汉,担任战时总司令,指挥战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继续出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
可惜的是,在南北和谈中,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黄兴被迫起兵讨袁,
由于长时间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黄兴积劳成疾,病逝上海。
次年,
孙中山亲自主持国葬,将这位革命先驱,自己的忠实伙伴葬于云麓峰下。
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墓旁留下挽联: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如今,黄兴墓坐西向东,地势开阔,百级石阶直达墓前,苍松翠柏,掩映其间。黄兴未竟的事业,
则由云麓峰下另一座墓主人蔡锷来完成。
1904年,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先后在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编练新军,秘密组织反清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蔡锷主政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1915年,蔡锷率先举起“反袁”大旗,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运动讨伐袁世凯,举国震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蔡锷凭着这一伟大功劳,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
然而,
与革命先驱黄兴一样,天妒英才。
再造共和后不久,蔡锷病逝日本,享年34岁。
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蔡锷魂归故里。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让其长眠于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中,
供世人瞻仰。尽管过了百年,如今“蔡公松坡之墓”六个大字,仍历久弥新。
在黄、蔡二公之前,岳麓山中其实早已深深埋葬着陈天华、禹之谟等爱国志士。陈天华虽未及参加辛亥革命,但他以《猛回头》、《警世钟》等泣血之作唤醒了一批近代湖湘子弟的爱国之心。
1905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以蹈海自绝的方式抗议日本侵略,试图唤醒更多的同胞。次年,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后,长沙全城学子出动,人人缟素,送葬人数绵亘十数里。
时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的禹之谟亲自主持,公葬烈士于岳麓山,以彰义烈。但此举却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禹之谟于当年8月被捕,随即被处死。
据记载,禹之谟临刑前曾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
辛亥革命之后,黄兴移其忠骨,与陈天华等人共葬一穴,以恤其道。至此,岳麓山成了一座聚满英灵的英雄之山。
继诸革命先驱之步伐,在中国近现代爱国救亡、矢志革命的抗争中,又有无数英雄归葬岳麓山。
今天,掩映在绿树青石间的五轮塔、赫石坡南侧的七十三军公墓依旧在无声地诉说着英烈们的故事。
一座岳麓山,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从佛法精奥到道法自然,无不彰显出岳麓山
融物候、环境、人文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可谓地灵。
而古代大儒间关于儒理的对论,乃至近现代革命英烈为国图强,无不诠释着岳麓山中心怀天下的热血情怀与气魄,实为人杰。
如此人杰地灵的山峰,
在中国,还有第二座么?
参考资料:
黄林石:《古城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罗军强:《岳麓山抗战史话》,海南出版社,2007
郑坚:《岳麓山英烈墓:岳麓山名人墓之一》,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朱汉民:《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刘丽珍:《岳麓山寻古探微》,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
高山:《长沙百景》,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
赵宁:《长沙府岳麓志》,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
谭世保:《汉唐佛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