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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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有一个观察：当两个陌生人同处电梯轿厢，会本能地各自贴近相对的两面墙壁，以保持最大安全距离。然而，对于相伴存在26年的颜怡和颜悦来说，不论这个空间是一张床、一个舞台或远隔重洋，安全距离几乎不存在。她们可以轻易走入彼此的空间，当一个人到来，另一个人多半毫无察觉；抬头看见，常常单刀直入便展开对话，连招呼也不需打一声。
另一些时候，对方的存在又格外醒目。
因为是双胞胎，整个童年和学生时代，走到哪里，她们都得到额外的关注；即使相熟的人，有时难免混淆，闹出过不少略带刺痛感的笑话；在客厅里各自写作，总隐隐感到“脑电波在互相干扰”；在每一场开放麦、商演、脱口秀，乃至今年十月乌镇戏剧节，一票难求的《女女胞胎》现场，两人的声音交织成为同一个表达，难以区分哪些话是谁的心声，谁又更响亮一点。海报上印着主创者：颜怡颜悦，提醒着她们尚未完全拥有的独立的署名。
自2019年夏天通过《脱口秀大会》第二季走入大众视野，颜怡和颜悦作为一个整体，为观众带来了一次次的“炸”。在台上，两人常常身穿近似或对称的服装，靠得很近，形体也配合着表演。她们语速偏快，一抛一接，几乎没有气口，表演节奏在两年余的打磨后愈见流畅和高度控制。这是只有双胞胎才能完成的呈现效果，带有一种天然的戏剧性。
在脱口秀的世界里获得了最初的声量后，这一年，颜怡和颜悦探索着更多表达形式和跨界创作，逐渐靠近她们始终向往的文学写作。而艺术也慷慨回应着她们，给予她们力量强大的武器，去完成那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原始而深邃的诉求——确立自我的独一无二性。
但是，“双胞胎”身份所激发出的“被辨识”的急迫，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个故事，还关于一个人如何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定义自己的理想之爱，既包含向内的挖掘，更是在外部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电视上播着《开卷八分钟》。她和颜悦挤在一处看，爸爸也在沙发上。从她的角度，能看到房间另一端，妈妈正在拖地。她试图把注意力转回电视，过了一会，还是坐不住了，起身踱到妈妈身旁，佯装不经意地问道，“我帮你吧？”
她敏感，内敛，善于体谅。长大后，她也是一样。听见别人提问，常常会先发出一声语调起伏的：“哦”，好似完全领会了对方的意思，然后才开始回答。她眼尾微低，形状柔和，对视的时候，显出一种亲顺。
她只早出生五分钟，但她“像个姐姐”。事实上，从小到大，姐姐的身份并不鲜明。父母小心地将她们平等对待，如果白天姐妹吵了架，等到爸爸回家，他会把两人分开，让她们分别复述发生了什么，那让她意识到“每个人眼中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姐姐这个身份存在，那更多是因为她的性格。父母是经历了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的那一代人，对于知识有纯粹的信仰，家中环境几乎是去娱乐化的。通俗的消遣不被鼓励，无限供应的是书本、评论家对话节目和言之有物的电视剧。她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智者所搭建出来的天地中，早早感知到生活的细节，获得超越个人生命遭遇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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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早的观察对象，也许是她的妈妈。即使家庭氛围温厚而自由，她也看到了性别身份所带来的局限。她分担家事，与妈妈结下了“革命友谊”，在别人眼中，她显得懂事，但除了心疼操持繁琐家务的妈妈，“懂事”更是一个主动干预的姿态，意味着她体察到，现实中的常态未必合理，那里面存在着分歧、不公和改变的空间。
她发现女性很容易有羞耻感，不论实际上有没有犯下过错，都有道德的负担。“性、事业、能力、家庭角色，那些输出话语的人是义正严辞的，那你通过什么去反抗呢？”“女性需要自己的榜样”，这个意识构成了她价值体系的基底。
大学时，她考到了律师证，正在检察院实习。如果不出意外，她和一份安稳且受人尊敬的职业相差的只是时间。
可是，法律工作不容纳自我抒发，而创作的欲望如影随形。大四那年，她和颜悦在微博上，偶然看到李诞发布的写作冬令营招募令。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知晓。
在创作中，她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确定了表达是她“反击”的途径。如果没有颜悦，她一个人未必能承受起初无望的摸索和疾速成长的阵痛，那之后的一切都不会成立。和颜悦一起，她从增加女性话语能见度的点出发，射线状地覆盖到了更广泛的主题：两性关系、身体形象、职场焦虑、城市中的青年人、抗拒成为大人的过程、被现代科技支配的生活……
“一旦你有了表达的权力，你可以通过表达去重塑自己、疗愈自己，去弥补自己的过错。” 她曾经以为，自己会从事法律，会“非常难受地度过这一生而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人的力量就是很渺小的”，但在表达中品尝到的掌控感，给予了她执拗的勇气，她再次坚信创作是“非做不可的”。
在十月的第八届乌镇戏剧节上，她和颜悦首次涉足戏剧，自编自演脱口秀舞台剧《女女胞胎》。秀水廊一度人头攒动，长龙甩至河畔，《女女胞胎》成为今年最炙手可热的作品之一。
从小穿同样的衣服，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成年后，脱口秀将她和颜悦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在戏剧舞台上虚构的人生里，两人的步调终于不再一致。结尾的一幕，她披上了新娘的头纱，而颜悦身穿纯白长裙、黑色束腰，怀着复杂心绪到场。婚礼之后，她们将要面对曾经完全重合的人生，因为相差毫厘的选择，而导向的两种迥然境遇。
和双胞胎妹妹一起长大，相似性与不同点是两个永恒的主题。
在许多主流价值的标准里，她常常是那个赢家——学习成绩更稳定，更自觉，身材更纤瘦，以及流传度极广的：脸更小。
然而，听到别人得出结论，判定她在比较中占得高地，让她觉得困惑：“你这样说，你觉得我会开心吗？”在她看来，她和颜悦是宿命般密不可分的，比父母更亲近，注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她们始终并肩而立一致对外，共享荣辱感；在任何方面，压过一方都不会给另一方带来胜利的喜悦。
回到她和妹妹为人熟知的那个段子：“一个人的脸是否离镜头更近一些”，以及在那之后诞生的许多调侃彼此外貌的梗。即使表演年数渐长，也早已习惯了挖掘自我弱点，在她心里，她知道这些多少会留下心结。因为任何对比都有杀伤力，也许不在于结果的高低，而是发现，原来人是可以这样被拿来比较的。
她和颜怡与她们的每一个朋友，都有一个三人群。她早已全然认定了颜悦仅仅是存在就具有的巨大意义。“这辈子都不可能分开，命中注定我们一起出生，就要一起去死”，她笃定地说。
到了那时，在命运般的相伴到来、无可避免的独立与分离后，她和颜悦会再度重逢，“我们会合葬，大家可能会搞混我和她的骨灰，也会把我们墓碑搞混。到最后我们的骨灰混在一起，各分一半，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个体，百分之五十的我，百分之五十的她。”
去年年底，她和颜怡决定分居。
她们养了一只英国短毛猫，叫作Luna。如同她们在段子里讲的，两人分居堪比夫妻离婚，Luna的抚养权也被公平地分为：一个月为期，两人轮流养。
分开生活后，两人保持着惊人的微信频率。Luna在她这里的时候，每换一个姿势，她都恨不得拍照给颜怡。微信聊天记录里因此有了无数奇形怪状的Luna。
她与颜怡依然紧密相连着。
但是她发现，现在，有一些事只要她隐藏得足够完美，颜怡就不会知道。26年来第一次，她拥有了秘密。她感到新鲜。
她从小的骨架就比颜怡略大，声音比颜怡低，性格更为锐利。小时候，颜怡打碎了碗，妈妈正要斥责，她就冲上去阻拦；在脱口秀舞台上，很多时候，她穿裤装，扮演男性视角；和颜怡一起接受采访，她的表达显得更为强势，尽管已经比私下收敛许多。
一个常见的总结是：她更具有攻击性。
她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事实上，她觉得自己“虽然是妹妹，但更像长女”。她吐槽颜怡“不识路，又特别爱带着别人走”，认为颜怡的路痴练就了自己极强的方向感。成长过程中，她和颜怡发生过无数矛盾，大多微小、细碎，事后几乎难以回想起来。但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冲突是填报大学，颜怡对于两人是否要去同一所学校表示顺其自然，她坚决不同意，觉得自己“肩负维持家庭团聚的重责”，“我们是双胞胎，我们就要去同一所大学，可以互相照顾。”
与其说她具有攻击性，不如说她的步子迈得更生猛。初中时期，语文老师的欣赏奠定了她在写作上起初的自信，也顺着老师的指导，洋洋洒洒练了一年的文言文体。到了第二年，老师忽然口风一改，批评起过于“辞藻堆砌、毫无诚意”的笔风。她感到错愕，意识到作者永远都不能信任自己的创作，需要随时保持反思。
自我怀疑也从那时开始，成为了她的影子。看到好作品时，比起观看的快感，她更快地坠入存在危机，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创造出这样的东西，或究竟是否能创造出来。她一边相信着自己的与众不同，一边切实地被自我怀疑伤害，即使知道它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必要的养分。
她对于颜怡的依恋也逐渐蔓延。小时候，颜怡常常赞美她，即使只是为了一些小事。后来有段时间，这样的情况减少了，她为此发了好几次看似莫名的脾气，直到终于向颜怡袒露原因：“你最近怎么不夸我了”。某些时刻，她表达出自我怀疑，几乎是为了索要他人尤其是颜怡的肯定。
她的幻想世界带有类似让-皮埃尔·热内的电影一般的节奏感，人物的行为有时看似意义不明，内在却有着清晰的逻辑，妙趣横生。而现实世界中，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使她感到抗拒。人口大省江西，教育资源稀缺，考学的竞争压力近乎惨烈地压在每年数十万青少年的头顶。一切个体独特性都被抹去了，唯一的度量尺就是分数。别人祝福她考试顺利，她并不能笑出来：“考得好有什么意义？我考得好别人就考得差。我开心了，别人就伤心了，这个世界上的开心和伤心还是一样多。”她真心地觉得，那些因为排名而遭到苛难的同学，“都是非常可爱的人，也有非常多特长。”
加入笑果时，她被创作的机会吸引，却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也确实几度接近离开。但是现在，她逐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讨厌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所有人。”
除了探索和身边伙伴的适配性，她和她的观众也处在旷日持久的磨合中。“脱口秀的观众是一群怎样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颜怡期待的理想观众，都是她们自己——严肃文学的拥趸者。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创作者难以抗拒的对深度的膜拜。而脱口秀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新兴、小众、缺乏参照的领域，评价作品最直观的标准就是是否好笑，观众前来观看，往往也只是为求一乐，给无处释放的不如意一个排解的出口。
虽然有充沛的表现欲，她和颜怡都是容易紧张的人，即使是现在，她还是会怯场。《女女胞胎》收官之后，回想起乌镇，她记忆里只有剧幕间歇，她头脑空白地冲回后台极速换装的画面。可是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三年，她越发领会了那应用于所有创作形式皆准的控制力。
她和颜怡因此不断接近着儿时认定的“那种不能当饭吃的梦想”。看似误打误撞，实则建立在许多细密的挣扎与向内挖掘上。“我曾也把它当作练习方法，是通往更高深的东西的跳板。但是脱口秀教会我的东西是，有才华也可以是善良的。”她再次强调。
她有点老派地自称为“文字工作者”。精通于用语言消解、转移、混合、粉饰，因而清楚地知道：“艺术是有欺骗性的。我们用语言去骗一些人，他们还被骗得很开心。”她时刻反思与警醒，掂量自己生产的话语的分量，甚至接受成为网络公域里陌生人发泄不满的对象，唯独不愿“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骗子”。
儿时在南昌市中心的家中，夜深人静，她和颜怡躺在拼成一张的大床上，总觉得听见窗外传来阵阵轮船汽笛的声音。后来的年岁里，每当想起，也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在豫章平原的腹地，湖泊虽多，哪里来的巨轮呢？但又觉得非常坦然，原来远行的召唤早就响起了。在归航之前，她和她都有各自的旅程要走。
在颜怡和颜悦共同或独自在场的对话里，“正常”这个词被反复提及。她们常会玩笑式吐槽道，“当然我们不太正常”、“这种情况对别人来说不正常”、“我们这样太变态了”。
但是，某种意义上，颜怡和颜悦也许是一个个体最正常的样子：拥有优势，也知道短板；勤勉、勇敢、幽默，常怀感恩；了解自己对爱的需求，渴望确立自我的独一无二。更重要的是，正在学习恰如其分地自私。
在这个过程中，双胞胎是一项身份，一种环境，一份礼物，一个命运。以激烈而引人注目的方式，催化着一个个体去完成独立思考的养成，成为一个完整而强健的人。
“五年以后，一个理想的夜晚是什么样子？”对话的最后，这个命题被丢出，邀请颜怡和颜悦各自的想象。
“天空是猪血肠的颜色，”颜悦说，进入了她脑海中的情景，“我一开始在想死亡的问题，同时后悔我刚在一件很漂亮但很贵的衣服上花了一笔钱。突然我闻到了一股焦味，顿时感觉心安了许多，因为发现别人把她的人生也搞砸了。于是我就坐下来，继续看一本三个月没看完的书。”
“那颜怡那个时候在干什么？”
“会在隔壁，烧糊一锅菜。”
在颜怡那里，这个问题的另一份答案是：“我还在上海生活，但是那天，去非洲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探望颜悦。她身上有一种猫科动物的感觉，很像美洲豹。我去看望她，给她带肉，然后我们都达到了内心的平衡。”颜怡轻声回答。
策划：ELLE专题组
摄影：徐晓伟
创意/编辑：Teresa
采访/撰文：Kira Li
造型：雨析
化妆：Jeffrey
发型：Kim贵德
摄影助理：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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