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少年读书照 资料图）
一、皇子的教养
帝王之家，锦衣玉食，加上人们的阿谀奉承，使那些龙子龙孙，极易流于放荡，不思上进。可他们德行的好坏，又常常关系到本朝江山的稳定，因为其中有人是要接皇帝班的。所以，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皇子的教育。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邪”，故必“因其材力，各俾造就”。
清代的皇子教养至康熙时才确立正规的制度。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其主要精力都贯注在立国争天下上。儿孙们年岁稍长，便赋予兵权，把协助父祖谋取霸业，作为锻炼本领的最佳场所。顺治帝福临以冲龄登临大位，直到故世时才二十四岁，加上全国正处于战争的环境，抽不出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小皇子的教育。后来当上皇帝的玄烨，只是因为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悉心照料，才使学业有所成就。
玄烨平定三藩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前面几个皇子也陆续长大。从培养成人着眼，也要进行系统的教育。当时，特别是对已经成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更是督教甚严。玄烨曾说：“自古帝王，莫不以预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命，耳提面命，自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遐免”。他还说，“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读书，兼令娴习骑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就玄烨对皇子们的教养，作了如是的描写：
这些皇子的老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道德的培养以及适合他们身份的锻炼。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
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难的汉语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最小的皇子也已学过“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了。皇帝不愿他们受到任何细微的不良影响。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皇子们身边的人，谁都不敢掩饰他们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明白，如果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清代，皇子未成年时，都有固定的住所。大内乾清宫东有毓庆宫，康熙时太子胤礽曾居于此。后来成为皇帝的胤禛和弘历，以及弘历的子孙辈，“自六岁入学，多有居于此宫”。再就是外朝文华殿正北的撷芳殿，殿宇三所，绿瓦覆顶，也是皇子们的居所。嘉庆时，因毓庆宫曾安顿过颙琰，成为潜邸所在，不便再住别人，故将皇子们移于三座门北，俗称阿哥所或所儿。在圆明园的洞天深处，也有皇子的居所叫“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
皇子们从小就有人专门教以饮食、语言、行止等礼节。六岁起，他们备冠袍褂靴，随众站班当差，并就读于尚书房（道光后改称上书房），圆明园诸皇子肄业之所在“西四所之西”，上书房设上书房师傅和上书房行走，上面还有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人”，一般每日到书房两三次，稽查课程。又有称“谙达”者，“体制稍杀于师傅”。谙达有三种：一伯哩谙达，由八旗参领、佐领一级人员中挑选娴熟弓马者充任，负责教授弓箭；再是蒙古谙达和满洲谙达。他们都是八旗翻译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语，后者教满文和翻译。谙达也设总谙达，派满洲权贵充当。
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无假日。他们于早晨寅刻（五点前）来到书房以待师傅（卯时初到）。一般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文。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下午一点多）才得散学。接着就得练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皇帝每次在西苑（今北海公园内）紫光阁“阅武进士试”，必“先命皇子骑射，以为多士程式”，也算是对皇子们武功的考核。上书房得规矩是很严格的，“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仍须师傅准去始去”。读书空隙也可讲书或讨论掌故，但“不准常至下屋及出院闲走”，“应罚书、罚字惟师傅命是听，亦有罚下榻立读者”。皇子的侍侯人只准“在窗外或明间听差”。各处太监也“无敢在窗外行走者”，否则便要受到“惩办”。
皇帝对皇子、皇孙的学业也非常关心。康熙帝玄烨就经常到课读处（当时在“无逸斋”）亲加监督课考。其他详胤禛、弘历等等也是一样。乾隆元年，弘历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六人为皇子师傅。在开学的第一天，皇帝召见皇子和师傅，当面训诫道：“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他还说，“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正在圆明园读书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知”，“又不关白师父”，擅自离园进城。事发后，弘历传唤有关人员等严加训诫，“讲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又传令把这道告谕抄成文字，“实贴尚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
皇子典学没有年龄的限制。有的人“虽婚娶封爵”，仍得入上书房“读书不辍”。咸丰五年（1855）七月，恭亲王奕訢因其生母晋封的问题上惹恼了奕詝，借口在办理孝全皇后（奕訢生母）丧事时“礼仪疏略”，罢去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回“上书房读书”。这就具有“反省”的性质。当然，象奕訢那样回上书房读书，无论是时间还是课读的内容，都比小皇子们自由多了。
二、皇子的分封
根据清朝的定制，凡皇帝生子均称皇子，待赐命后才开始按位次称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等。皇子年届十五岁（虚岁），就请宗人府题请爵级。清宗室爵位，崇德元年（1635）定为九等制。顺治六年（1649）又厘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按有清“赐爵之本意，酬庸为上，展亲次之，固有皇子反封贝勒、贝子、公者”，比之前明皇子例必封王要严谨得多。另外，亲王、郡王嫡褔晋所生子，年过二十岁，由负责皇室事务的宗人府请旨考试后，亲王子可封为世子，郡王子封为长子，以待袭爵。其余子及非嫡子，经期考后分别减等授爵。为了避免皇室宗亲积年以后支派繁衍所带来的无穷麻烦，清廷规定除少数勋劳卓著，其爵位可以世袭罔替外，其余都代将一等，直至规定封爵或闲散宗室。
一般说来，皇子封授的年龄也就是成婚年龄，当然也有稍早或稍迟的。结婚以后就要搬出内廷（也有不立即出宫者），叫做分府。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均按爵位高低拨给。亲王、郡王府设长史，贝勒府设司礼长，“长董帅府僚，纪纲众务”。又有散骑郎若干人，协助长史等理府事。另外根据爵位的高低，还配备其他属官。仪仗护卫是体现封建等级的重要标志，从亲王、郡王直到贝勒、贝子、公，都有规定的护卫、典卫和蓝甲、白甲，特殊有勋劳者还特旨倍增或加额设置。又，他们还有权蓄养太监。
清廷对分封后的皇子，在经济上的优待也是很优厚的。首先有俸禄，每岁亲王给银万两，以下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两千五百两，镇国公、辅国公七百两及相应禄米。其拨给田土，据康熙六年（1667）所定则例，亲王有粮、银庄和瓜果菜园四十二座，约合田地六、七、八万亩；郡王庄园十九座，约合二、三万亩之间，这还不包括同时赐拨的所属佐领下户人和炭军、煤军、灰军、薪丁等按丁配有的田土，以及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的田土。除此而外，各王府的口外均有此滋生牧场，以及“采捕山场”。
为了使皇子多多接触实际，培养他们关心国计民生，锻炼从政能力，从康熙时起，每逢皇帝外出巡幸，木兰秋狝，均令皇子随驾扈从，还常要他们代行祭祀礼仪活动。至于差遣皇子稽查旗务，典办政府诸部院及处置、审理各种特别案件，更是经常之事。康熙时，清廷出兵征讨准噶尔，玄烨曾命年仅十八岁的皇长子胤褆任副将军，随裕亲王褔全率师出古北口迎战，是为进关后皇子领兵伊始，到晚年又任命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以膺再定西藏、廓清西北的重任。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弘历要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担任总裁。这些，都是有意给他们锻炼和显示才能的机会，同时亦是要加强诸王关怀宗亲、屏卫王室之心。
清代在皇子分封上，吸取了明代的教训，除前面提到的不滥施封爵以外，还严格规定按授封爵等第赐予庄园田土，其地土均由内务府经管的皇庄中拨给；又规定诸王公均“不锡土”，“不临民”，“不加郡国”，府第均建于京师，“无故出京师六十里罪与百官同”，从而避免了明代那样，庄田数额无定，每当亲王之国，为修治宫殿，搜刮田土，弄得官民交困，怨声四起。之国后，又在藩封地发生藐视官府、鱼肉百姓等事。清朝尽管十分重视皇子参与政事，还让其领兵作战，但鉴于康熙后期诸子为争夺储位而造成的悲剧，雍正初在确立秘密建储法的同时，严谨皇子结党、结交外吏。后来乾隆、嘉庆时，又多加以重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当弘历得知皇长孙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见送礼”的事实后，便严加斥责，革退了绵德的郡王爵位，将秦发遣伊犁，连绵德的师傅也受到处分。正是由于皇帝的严厉果断，使诸子诸孙十分注意约束自身的行动，防止触犯禁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山西巡抚喀宁阿在向六阿哥永瑢及绵恩呈递请安片子时，“送鱼数尾”。绵恩等惧不敢受，将其事奏报给皇帝，得到弘历的褒奖，喀宁阿受到传谕申饬。
清代的皇子分封制度，较之明代，却实颇多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