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我讲的也是一件班级失窃案，我自己是故事的主角之一。
12年前，我11岁，恰好也在上五年级。当时的我，各方面的情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中等”——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中等，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家里不富裕但也不穷；学习成绩是中等，老在八十和九十分之间上下徘徊；纪律也是中等，从未被被视为“先进分子”但也很少被老师点名批评；就连个子也是中等，在广播操排队的时候总是位列队伍中间。因为我太普通、太不起眼了，以至于有些主科老师常常张冠李戴叫错我的名字，或者干脆用‘宋名洋旁边那个同学’来指代我。
我的同桌宋名洋——那个常常被用作定语来修饰我的人，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是班里的学霸，纪律也好，又肯听话，是老师们心中的“宠儿”。如果非要找不足，我可以勉强列出两条：一是他有些恃才傲物，看不起学习不好的人。二是他的家庭条件非常不好，父亲常年卧病在床，完全靠母亲一个人摆地摊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受限于此，学校组织的一些需要另行交费的集体外出活动他往往参加不了。
作为同桌，我和宋名洋倒也相处得不错，鲜有矛盾，很少吵架。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后，他总是一副洋洋得意、孤芳自赏的神气。有一次，单元考试成绩出来后，宋名洋一如既往地用那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眼神看着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考多少呀？”我慌忙伸出手掌试图遮住卷子的首部——那里赤红地写着阿拉伯数字“60”。然而我的动作晚了一步，那个令人汗颜的数字还是被他看到了。
“刚及格呀，你可真厉害！”
我听到了宋名洋那满是鄙夷和不屑的声音。刹那间，我羞愧地无地自容，从耳根到脖子一阵火辣辣的。我意识到，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他面前，我简直就是一个丢人现眼的小丑。我低下了头，一节课都没有勇气抬头直视老师和同学。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天下午，恰好又不合时宜地赶上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不用说，我的母亲开完家长会回家后，劈头盖脸地数落了我一顿。“你看看人家宋名洋，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表扬他，你跟他是同桌，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看齐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摇头叹气。
我的头沉得更低了，屈辱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吃饭的时候，我也没什么食欲，胡乱了扒拉了几口，就闷闷不乐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是心绪不佳，郁郁寡欢。出门的时候，母亲给了我30元钱——那是学校通知交纳的下星期参观海洋馆的费用。按照惯例，班主任李老师会在早自习课上将同学们带来的钱统一收走。可那天上午她去外校听课了，听说要中午才能回来，我们的钱也只得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或书包里呆上一个上午。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宋名洋也带钱了，以往每次外出活动收钱的时候，他总是沮丧地看着我们，家庭的贫困曾经让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外出参观的机会。那天，他兴奋地将6张5元的钞票一字铺开在桌面上，用手指不停地弹弄着，口中还念念有词，仿佛是要让全班同学都知道他要交钱了似的。看着他那古怪的动作，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来的奇怪的感觉。
第一节下课后，我跑着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刚要坐下，突然发现宋名洋的课桌底下丢着几张纸币。我弯下腰捡起来，数了数，正好是6张5元的钱，那当然是宋名洋的，可这会儿他去哪儿了呢？我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男生们都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疯狂地玩闹着，女生们则围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做着游戏。
猛然间，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何不捉弄一下宋名洋呢？谁让他老是那么傲气呢？谁让他老是令我难堪呢？我冷哼了一声，再次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到我。我飞快地把那6张纸币折起来装进兜里，然后如无其事地走出了教室。穿过疯跑的人群，出了教学楼，再顺着爬满青苔的墙根，我来到了教学楼后面那一片长着齐膝野草的空地上。以前我和同学曾来到这里捉过蚂蚱和鸣蝉，现在我再次为寻开心而来。我扒开野草，而后费力地从兜里掏出那几张纸币，将它们往野草根部胡乱塞去。由于担心纸币被风刮走，我又从从墙根下找到了一块砖头，用它把纸币压得实实的。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然后拍拍身上的泥土和草屑，匆匆往教室跑去。
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课间休息还没结束，但宋名洋已经在座位上整理文具了。见到他，我突然感到一阵心虚，竟然不敢往前走了。我在教室前面徘徊着，直到上课铃声响过后才回到座位。我用双目的余光瞟了他一眼，他依旧是一副斗志昂扬、信心爆棚的表情，嘴角一如既往地挂着自负的微笑。他那得意的样子再一次刺激到了我。我不再心虚了，心里冷笑着，你就美吧，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我幻想着，某个时刻，也许就在这节课上，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于是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找啊、搜啊，然而一无所获。他哭丧着脸，低声下气地挨个询问大家是否看到了他的钱，然而得到的都是漠然的摇头。他绝望地哭了，凄凄惨惨、可怜兮兮。就在他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时候，我悄悄地把钱放回了他的书包里，然后忍住笑，关切地提醒他是不是再检查一下书包。他照我的话做了，而后便是一阵狂喜，手舞足蹈，一蹦三尺。看着喜怒哀乐的表情像过山车一样在他的脸上交替变换，我和同学们就像欣赏一出猴戏一样开怀大笑，享受着一种莫名的快意和解脱。
我的幻想迟迟没有变为现实。第二节课，宋名洋依然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学习天赋。然后是二十分钟的课间操时间，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乌央乌央的人群。第三节和第四节课，他仍旧沉迷于卖弄他的聪明。第四节下课后，我被数学老师叫到了办公室，手里拿着昨天发的那张试卷，享受了单独“开小灶”的待遇。
当我晕乎乎地回来的时候，教室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宋名洋真的哭了，而且哭得非常伤心。桌面上凌乱地堆放着从他的书包里倒出来的教材、作业本和其他学习用具。同学们围在他的身旁，有的帮他搜寻着书和作业本的内页，有的则在好言好语地安慰他。在人群中，我看到了班主任李老师——她居然提前回来了。
上课的铃声在吵吵闹闹中响了。李老师皱着眉头回到了讲台桌前——这一节是她的语文课。我看到了李老师那可怕的眼神，我在电视上见过那种眼神，它出现在正在缉拿罪犯的警察身上，出现在正在奋勇杀敌的士兵身上，出现在正在凶残火拼的黑帮分子身上。那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眼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了，先是小腿在颤抖，接着传导到大腿、胸腹和头部，我的头发似乎也直立起来了。一时间，我后悔至极，我的玩笑开大了！
“你们都知道了，”李老师板着脸说，“宋名洋的30块钱不见了，他的钱放在书包里，而书包没有离开过他的座位，可以肯定，他的钱是被人拿走了。那是他父母的血汗钱，拿了他的钱人应当感到可耻！”我低下了头，脸上火辣辣的。一旁的宋名洋的抽泣声，仿佛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窝。
李老师接着说：“我希望犯了错误的人，现在赶紧承认错误，把钱拿出来还给宋名洋，我们既往不咎。”她顿了顿，扫视了一眼全体同学，继续说道：“否则，一会儿要是让我给查出来，那后果可就不一样了。”
我的胸口怦怦地直跳，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我该站起来承认错误吗？该做一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吗？不，另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小偷了，承认错误的小偷也是小偷！可我不是小偷，我只想开个玩笑而已。
教室里弥漫着一股窒息的空气。李老师在讲台桌前踱着步子，似乎是在倒计时。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猛地，李老师停了下来，宣布开始搜查书包和身体。在她的安排下，六个中队干部每人负责一个小组，从小组的第一排依次往后搜去。霎时间，教室里响起了叮叮咣咣的声音。课本、笔记本倒满了桌面，铅笔盒、橡皮滚落到了地上。本子弄脏了，铅笔芯摔断了，被搜查的人面有怨色，却不敢发作。纪律委员王军走到我跟前，先搜了书包，接着不顾男女有别，麻利地将手插进了我的裤子的前兜，上下、左右掏摸着，随后是裤子的后兜和上衣口袋。要放在平时，怕痒的我多半早已忍不住而放声大笑，但现在，恐惧和紧张已经让我的肉体变得麻木。
“老师，张宇脸红了！”班长王佳琳突然叫起来。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第二组的最后一排。王佳琳站在张宇面前，右手的食指指着张宇，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尖。张宇叉着腿站在椅子的后面，面红耳赤，似笑非笑，裤兜和上衣口袋都朝外翻着，桌面上凌乱地堆满了书本和文具。
“怎么回事？”李老师缓缓地走近他们。
“我刚才搜他的时候，他的脸突然红了，很紧张的样子，他肯定有问题。”王佳琳焦急地说。
“我……不是……我没有……”张宇哭丧着脸，语无伦次地辩解道。
“老师，”刘萱站了起来，“上午课间操张宇没去。”
刚转过身的李老师又返回去，盯着张宇的脸问道：“课间操你干嘛去了？”
“我肚子疼，在教室里坐着，可我没拿宋名洋的钱！”张宇大声嚷着，脸色越发难看。
我的大脑嗡嗡地响个不停，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颤抖。只有我知道张宇是被冤枉的。我该站起来承认错误，为无辜的人洗清不白之冤吗？我似乎看到了李老师愤怒的眼神，看到了同学们鄙夷的目光，恐惧又一次压下了我心底的冲动。
有人提议再好好搜一下张宇，李老师点了点头，把张宇叫到了讲台桌旁。出人意料的是，李老师竟然要亲自动手搜身了。她的儿子都已经上初中，搜查男生的身体于她并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张宇像木偶一样站着，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他被命令脱下运动鞋，接着脱下袜子。当李老师使劲抖动鞋袜的时候，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教室里传出零星的偷笑声。随后更尴尬的一幕出现了，李老师把张宇拽到讲台桌后面，命令他脱下秋裤，张宇不从，反而用手护住腰部，张老师竟然直接伸手将他的秋裤一把拉了下去。教室里霎时发出一阵尖叫声，女生们纷纷低下了头，有几个胆小的甚至被吓哭了。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眼泪在眼眶里拼命打转——受羞辱的人本来应当是我！
对张宇的再次搜身仍然无果而终。不过，李老师并未罢休，她让每个同学拿出一张白纸,正色说道：“谁最有可能拿了宋名洋的钱呢？请每个同学写下你的怀疑对象，就写一个。”
这是我上学以来遇到的最难的题目，它考察的不是智力，而是智力以外的其他东西。有好几次，我差点想写下自己的名字，但在即将落笔时又犹豫地把笔收了回来。直到班干部过来催收纸条的时候，我才匆匆写上“不知道”三个字。
经过紧张的统计，“选举”结果很快出来了。看着李老师手中的选票，我感觉世界在那一刻定格了。周围的同学也是屏息敛气，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李老师的双手。只见李老师瞄了一眼手中的选票，目光盯住了教室后排，嘴巴张得硕大，“投票的结果是——张宇43票，只有两个同学没选他。到底谁的嫌疑最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同学们的反应很平静，这个结果早在张宇被老师搜身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甚至早在刘萱举报说课间操唯独他一个人留在教室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甚至早在王佳琳报告说他被搜身时脸红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甚至早在以前他被老师和同学们定性为学习纪律双差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考试成绩从未及格过，上课经常迟到和缺席，经常和任课老师甚至学校领导顶嘴，有一个因为打架斗殴而在监狱服刑的父亲和一个因为吸毒而屡屡被收容戒毒的母亲。大家不选这样人又该选谁呢？要知道，老师是在选小偷，但我们是在选差生，选看不顺眼、让大家不舒服的学生。
“凭什么说我是小偷？”张宇在座位上大叫起来。
“凭什么？”李老师扬了扬手中的选票，“就凭这个！”
“可我没偷东西，你们不要侮辱人！”
“你口口声声说没偷东西，你有证据吗？”
“反正就没偷，你们诬赖人！”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似乎要炸裂了。争论还在继续，但我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听不进任何声音了。我是要死了吗？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宋名洋，但我刻意避开了他，远远地躲在后面。如果有其他路可走，我宁愿绕上三个小时，可惜没有。我心惊胆战地踱着步子，有人像风一样从我身旁超过。等我再次看见他时，宋名洋已经摔倒在他的跟前，嘴角满是鲜血，衣服上的扣子也不见了。张宇的拳头还举在空中，我却没有勇气停下，反而加快脚步，迅速地逃离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校园——张宇跳楼自杀了。同学们说，张宇在放学的路上打了宋名洋之后没有回家，而是返回学校，爬上教学楼的四层，攀过护栏纵身跳下。那天，我在学校里还见到了警车，在担心自己可能要被抓走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了李老师，在几名警察的围拥下，她被带上了警车……
我没能扛得住内心的折磨，在接连做了几个夜晚的噩梦之后，父母领着我，来到校长办公室，让我坦陈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并带着老师们找到了野草堆里那令我犯下巨大错误的30元钱。后来，我听说，李老师被判刑了，学校向张宇的家人赔了很多钱，我的父母因为良心不安也给了他们家一些钱。庆幸的是，除了我的父母之外，其他大人并没有怪我，警察也没来抓我。然而，大人的宽容并没有让我的境遇有所改善，夜晚的噩梦仍然在纠缠着我。两个多月后，我转学了，但是那样的噩梦，直到我上了初中之后，还时不时地于深夜时分将我惊醒。
我的故事讲完了。教室里很安静，有人在偷偷地擦着眼泪，有人对我怒目而视，也有人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第二天，我在班里又做了一次“纸箱游戏”。当然，这个安排我在那天讲完故事后已经提前告诉了学生。在把空纸箱拿到教室之前，我自己先往里面投了600元钱，我把这当成是对自己幼年所犯错误的救赎之举。至于它对学生们可能带来的影响，我已无暇顾及。
“游戏”结束，当我打开纸箱的时候，里面除了我自己投放的600元钱，还有一个皱巴巴的白色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从中掏出6张百元钞票和一页从作文本上撕下来的白纸。白纸上有好几处出现了被无色液体浸润的痕迹，我猜想，它的主人在写信的时候可能哭了。我用抖动的双手捧起信纸，默默念道：
谭老师，我错了。田小军和我都是吹萨克斯的，学校管乐队推荐他代表学校参加区艺术节表演，而我却没能参加。因为妒忌，我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拿走了他的钱，心想他交不了管乐课的报名费，就会退出管乐队，这样没准我就能代替他参加区艺术节表演。听了您讲的故事，我非常后悔，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我已经把钱放在信封里。请老师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看到信上歪歪扭扭的署名时，还是被惊呆了，因为写信的人居然是——不说了，这重要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