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中国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从1943到1964，二十年间四易其稿的史著。尤其是1965年又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和1944年在创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相比，变动幅度之大，几乎是重写的一稿。
由于《朱元璋传》的第一读者是领袖，因此给了作者吴晗无上的荣耀和无形的重负。那么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又讲述了怎样的朱元璋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943年至1965年间，吴晗先后撰写了4个版本的朱元璋传记。最早是1944年的版本，当时有两个书名，分别叫做《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1949年又出版了第二个版本《朱元璋传》；1954年，他又撰写了《朱元璋传》的第三稿，油印一百多册散发给朋友征求意见；在第三稿的基础上，最终写成了《朱元璋传》的第四稿，于196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一部传记，前后三十多年，几易其稿，才对朱元璋作出了最全面、最权威的评述，使《朱元璋传》在明史研究和传记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朱元璋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和朱元璋传记的最早范本。
吴晗不仅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史学家，还是北京市副市长。为了改变建国初期国民文化落后的状态，他全力以赴投身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之中。尽管工作事务繁忙，但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他的代表作品《灯下集》，从书名就可以得知他是如何不知疲倦，在灯下争分夺秒地攻读和写作的。在他看来：“把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1958年秋，吴晗打算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这一想法刚一提出就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于是他邀请一些历史学家、教授组成了编委会，自己担任主编，亲自拟订选题，甚至亲自组稿，甚至连稿件的最后审定，都是由他亲自过目后，才送交印刷出版。
在五六十年代，吴晗写了大量的论文、杂文和戏剧，向社会宣传历史知识。1961年，北京官方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专栏《三家村札记》，一共收录了65篇文章，其中有21篇是吴晗的杂文。这些文章里大部分是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修身养性的，也有提倡移风易俗，赞扬道德新风尚的。用评论家的话说，处处“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
除此之外，吴晗对其他历史教育工作者也十分尊重。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写好的书稿送给吴晗审阅，而吴晗无论工作多忙，都会认真阅读，并亲自润饰文字。1963年，农村读物出版社把两本新编韵文启蒙读物的稿件送给吴晗审阅。起初他们以为吴晗会因为工作太忙而退回稿件，即便是要审阅，最少也要十天半月，哪知道只过了三天，出版社的编辑就收到了吴晗的审读意见，而且他对每本稿件都作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连错别字都修改过来了。他之所以如此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就是因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普及历史教育的责任。
1943年，吴晗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朋友林同济向他约稿，邀请他编写一本历史通俗介绍小册子，初步命名为《由僧钵到皇权》。当时出版社给的时间是两个月，尽管时间紧，但吴晗还是答应下来了。因为当时的吴晗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家乡在战乱中沦陷，逃难出来的母亲和妹妹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面对天天上涨的物价，怎样生存下去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次约稿无异于给了吴晗一条救命稻草，况且对方还给出了一万元的高额稿费，“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吴晗当然不会拒绝。出版社先是预付了3000元定金，吴晗立即寄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一千元，做了妻子的医疗费。
20年后，吴晗透露自己当时写作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地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可以说，正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本小册子。先后印成两个版本，一个叫《由僧钵到皇权》，另一个叫《明太祖》。由于多出来的这个版本，吴晗又多得了一笔稿酬。
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吴晗在参考了《元史》《明史》《庚申外史》《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实录辨证》《辍耕录》等有多部著作后，从1943年7月7日动笔，9月9日杀青，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8万字的书稿。1944年6月，由重庆在创出版社以《由僧钵到皇权》的名字出版，随后又被重庆胜利出版社收入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一辑，书名为《明太祖》，在书末加了一个附录年表。
《由僧钵到皇权》民国33年初版
全书共分五个章节记述了朱元璋一生的经历和功过。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参考资料匮乏，时间又太过仓促，有些地方写的粗疏，弄错了不少史实。尽管如此，这本书却达到了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的预期目的。特别是第四章《恐怖政治》，更是借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特用严刑治国，诛杀屠戮，几无虚日”的强化封建统治来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吴晗借胡惟庸、兰玉等冤案，揭示了朱元璋大肆诛杀臣属的情形。此外，还揭示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与当时这回紧密呼应，读者一看便知影射的是什么。
尽管如此，对于治学严谨的吴晗来说，这本书称不上是正经专业的史书。因此在回到北平后，他决定查阅更多的史料，重写此书。这一次，由于资料比之前丰富得多，因此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了跟第一个版本区分开，这次的修订本使用了《朱元璋传》的书名。
1948年8月，《朱元璋传》定稿了。三个月后，吴晗带着书稿进入解放区，来到河北西柏坡，受到领xiu的接见，并把书稿拿出来请领xiu审阅。这一次经历让他得到了新的修改方向。但是由于当时的他已经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公务繁忙，因此直到5年后，也就是1954年，他才挤出时间，重写《朱元璋传》。
第三次的修改断断续续花了一年的时间，但他对这个版本却没有自信，依然担心里面的历史内容写的不够准确，因此这第三个版本他并没有拿去正式出版，只油印了一百多本，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听取意见，其中当然包括提出宝贵意见的领xiu。没过多久，吴晗便收到新的反馈：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这个意见让吴晗犯了难。要知道，当初写这部书的初衷是“影射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把他写得好了。何况晚年的朱元璋诛杀大臣，祸害百姓，大兴文字狱，用特务手段制造恐怖，这些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怎样才能把他写成好人呢？一时间，吴晗竟找不到修改的方向，无从下手了。直到1964年，距离上一个版本已经过了9年的时间，吴晗才对《朱元璋传》进行了第四个版本的修改。
朱元璋
当时吴晗正在生病休假中，离开工作岗位的他时间上充裕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朱元璋传》终于定下稿来。在这个版本中，吴晗对朱元璋作了一番辩解：“他用流血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
对于把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吴晗先是在结尾处对朱元璋加以了肯定：“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结束了元末二十年战乱的局面，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严惩贪官污吏，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他得出结论：“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尽管做了以上修改，但关于朱元璋随意诛杀官员百姓的所作所为的内容依然做了保留，从这一点上看，吴晗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德。
1965年2月，第四版书稿终于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印出，就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朱元璋传》。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既不以其善而隐其恶，也不以其恶而隐其善，竭力描写朱元璋的真实品格，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朱元璋。
众所周知，朱元璋生于安徽凤阳的一个极度贫苦的农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他的出身最为低微。他父母死于瘟疫，因衣食无着，17岁那年，他便到濠洲钟离皇觉寺当和尚，不久云游四方，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形同乞丐，备受欺凌。
但他却很有江湖义气，这一点在《朱元璋传》中也有描述：
有一次，朱元璋正在替别人放牛，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他便将自己正在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事后，朱元璋一个人承担了全部后果。他告诉牛主人，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可是事情败露，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丢掉了这个放牛的差事。
对于此事，吴晗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得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
也正是因为江湖义气，朱元璋在投奔红巾军后能够迅速脱颖而出，得到了元帅郭子兴的赏识，将他提拔到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他，这个养女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马皇后。
后来，朱元璋之所以能团结起一批死党，死心塌地的拥戴他，靠的也是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有一次，郭子兴被仇家绑架关进地窖，他的所有亲信都纷纷怕惹祸上身，只有朱元璋带人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劝他不要自投罗网，他却大义凛然地说道：“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
不仅如此，当郭子兴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手下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郭子兴，自己甘愿辅佐这个曾经的恩人。正是靠着江湖义气，那些曾经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一起拼命过的伙伴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干将，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
在治国方面，朱元璋也是个人才。《朱元璋传》里有这样一个小细节：朱明王朝建立后，用了20年的工夫，大规模推行土地丈量，将其四至、形状、土质等级等详细登记，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制度。
经过蒙元近百年的残暴统治和几十年的战争，中华千里赤地，田土荒芜，朱元璋通过土地登记，稳定了人心，规定凡是种植无主地和开垦荒地的，由国家颁发土地证，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同时又维护了公平，减轻了社会矛盾。以往全国半数的土地没有入籍，导致面积和负担轻重严重不一致。查清了田亩，使较为公平的赋税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他克己勤勉，利用全部的精力时间来管理他所首创的朱家皇朝，“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批阅公文，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吴晗还统计了朱元璋的工作量：“平均他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个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正是这种自虐式的勤政，给朱元璋的身体带来了严重损害，“他把全副精力处理国事，过分紧张疲劳，五十岁以后，体力便支持不住了，害了心跳很快的病症。”
尽管朱元璋义气、勤政，但却依然不能说他是个好皇帝。在第四章《恐怖政治》中，吴晗揭露朱元璋屡兴大案，“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富人、地主，僧道、屠沽，甚至亲侄、亲甥，一有不是，立刻丧家灭族”“杀得全国寒心，人人战战兢兢，不知命在何日”“洪武一朝的历史可以说是血写的”等等，处处充满着血腥。
吴晗还着重陈述朱元璋利用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恶行：“在旧式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个人和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阶级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万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图权威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和刑章、公开的军队和法度不够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官吏。他们用秘密的方法侦伺、搜查、逮捕、审讯、处刑。在军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在汉有诏狱和大谁河，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在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在明初则有锦衣卫。”
这一章还利用一些野史笔记的材料，描述朱元璋“以文字疑误，发脾气杀人”的文字狱，以致“举国上下都诚惶诚恐，拱手听命”。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甚至还包括老师，这在历朝历代都极为少见，也说明了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
总的来说，《朱元璋传》中肯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朱元璋，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即使在今天的众多论著和教材中，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大多沿用吴晗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