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是谁在“打扮”历史？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打扮”历史？
如果说“打扮”历史还不算滥用历史，更有甚者，为了壮大自己群族的自尊心，甚至会直接虚构历史。近一百年前，美国黑人领袖马科斯·加维就曾发表文章认为：黑人曾经统治过世界，文明是从撒哈拉以南传到古埃及的，苏格拉底也是黑人。当然，这或许会在短时间内让备受压迫的黑人们获得强烈的自豪感，但很遗憾，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不是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故纸堆，人们总会带着感情审视历史，希望能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印证和经验教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将人们对历史的使用分为运用与滥用。合理运用历史意味着对现实有益，而滥用历史意味着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虚假的历史，以便让错误地对待他人的行径得到合理化。当人们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人们很容易滥用历史。在如今民粹主义盛行的西方，历史很容易成为一个各方都在滥用，并进行激烈斗争的话语“战场”。
近期，麦克米伦的著作《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文版面世，我们也以此契机采访了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与她聊了聊当下动荡的国际局势、滥用历史的表现及可能的后果。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研究及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为牛津大学教授。麦克米伦的曾外祖是英国一战名相劳合·乔治，她的多部作品也与其外祖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囊括塞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赫塞尔-蒂尔特曼奖等众多国际大奖。
采写 | 徐悦东
历史能够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所以它经常成为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战场”。民族主义者最爱滥用历史，他们会为自己民族的历史增添虚妄的光彩。比如，我们经常能网上看到韩国民族主义者试图夺取属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传闻：从端午节、榫卯、筷子，到农历新年、泡菜、孔子……韩国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常常遭到网友群嘲，并为他们的民族自卑感到啼笑皆非。
这并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现象，历史是民族主义者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一旦历史调查打破了民族主义者们的神话，他们很可能会恼羞成怒。麦克米伦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日本民族主义者相信天皇是神圣的，但近期的考古学调查显示，日本皇室很可能最初来自中国或韩国，日本人与东亚大陆上的民族存在着大量的通婚。无疑，这羞辱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内心的信仰，有些考古学家甚至收到了激进民族主义社团的死亡威胁。
还有一个例子，史学界一般的看法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曾被北方来的雅利安人所吸收或消灭。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主导的印度历史课本，宣称哈拉帕文明就是雅利安文明，还“证明”了印度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连中国人竟然都成了印度教战士的后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将印度在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归咎于穆斯林和英国人的掠夺。指出这个历史叙述存在着明显问题的印度历史学家们，会因此收到恐吓邮件或死亡威胁。提出过不符合这个历史叙述的外国学者们也会遭殃，因为在海外的印度人似乎更加“爱国”，他们会在这些学者演讲时进行抗议，并抵制他们著作的出版。美国学者詹姆斯·莱恩曾写过一本研究17世纪印度英雄国王希瓦吉的书，他认为希瓦吉可能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抵制成功让牛津大学出版社撤销了这本书的出版，他们还殴打了该书致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印度学者，并砸毁了莱恩曾工作过的一间研究所，讽刺的是，他们还砸坏了研究所里的很多印度教文物。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这些民族主义者们之所以如此“玻璃心”，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曾遭欺凌和苦难，或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极其敏感而自卑的民族自尊心是很脆弱的。这时，回顾或塑造自己群族辉煌过去（越古老越好的黄金时代）就给予了他们的族群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能够有效地将他们团结起来。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便非常典型。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弱势的底层白人来说，没什么比缅怀“黄金时代”更有吸引力的口号了，他们要“拿回”自己曾拥有过的美好生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在现实不如意的时候，人们总会美化一些历史记忆。
但民粹主义政治家非常懂得如何操纵这些历史记忆：墨索里尼想要“重建罗马帝国”，希特勒也利用了很多古代的人物，要恢复日耳曼人以往的荣光，这些对历史的滥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希腊民族主义者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要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大希腊人国家，时至今日，这样的历史观还一直伤害着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塞尔维亚人认为自己的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所摧毁，他们将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视为帝国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在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的过程中让他们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军奋战……
麦克米伦是研究巴黎和会的专家，她发现在巴黎和会上，每个国家都想恢复其黄金时代的最大疆域（能存活到现在的民族，有几个祖上没有阔过呢？），他们总能在历史上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意大利声称拥有达尔马提亚海岸、波兰希望恢复1772年的疆界、塞尔维亚人希望恢复14世纪的疆界、保加利亚人更喜欢他们10世纪的疆域……这种滥用历史的行为使得丘吉尔嘲讽道：欧洲拥有太多的历史，远远超出它可以消化的程度。
建立强烈的民族自尊，追溯自己古老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极其有用的方法，有时还要对对手的历史进行攻击。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发明家”福缅科就曾煞有其事地“论证”过——金字塔是近代伪造的，古希腊文明也是伪造的。他直接“发明”了“全世界文明皆起源于俄罗斯”的历史叙述。像金字塔是伪造的、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这样的阴谋论，直到今天居然都还有人相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常常攻击对手，却经常会对自身滥用历史的问题置若罔闻，只会选择性地接受一些事实。
因为被某个群体所认可的历史一旦受到挑战，这是一件伤自尊且令人难过的事情。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说，能够接受对过往历史的挑战是一个群体成熟的标志。历史绝非“非黑即白”，充满英雄和反派的历史只是“温室中的历史”。神话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一个民族拥有真正的自信，是能够接受历史真相的挑战，并不会再用受害者心态叙述来历史，还会承认自己曾犯过的错误，促成社会和解以及社会团结。比如，随着爱尔兰经济的发展，爱尔兰告别了过去受害者心态的历史叙述，将曾经分裂的历史叙述——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北爱尔兰新教徒对立的历史叙述——合二为一，促进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和解。
南非曾经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开始执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安抚那些饱受压迫而希望向白人寻仇的黑人。为了社会不再分裂，能真正团结起来，南非成立了真相和和解委员会来审查历史，该委员会有权力特赦证人（白人），还能对补偿黑人受害者提出建议。真相和解委员会将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的罪恶公之于众，许多前秘密警察站出来承认自己曾迫害或杀害过他人。虽然这不能完全抚平过去所有的创伤，但至少达成了以此为起点团结一致向前，共创未来的共识。
我们并不能改变历史，历史上总发生过许多郁结在人们心头的惨案。道歉和赔偿是抚平创伤，开创未来必不可少的步骤。我们经常对比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态度，并认为德国深刻的忏悔是今天欧洲和平的重要条件。为历史而道歉在一个国家内部亦有类似效果。近日，新西兰的Ngāti Paoa部族后裔与新西兰政府正式签署了和解协议，政府将赔偿该部落2350万纽币以及归还12处文化遗址。1863年，英国殖民者杀死了该部落的许多成员，并没收了许多土地。这对该部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许多部落成员表示，他们等待这天等了太久。
但是，麦克米伦指出，道歉的话语是廉价的，为历史而道歉很容易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澳大利亚政府曾在2008年为原住民“被偷走的一代”而道歉（从1909至1969年，澳大利亚政府强行将10万名原住民儿童永久性带往白人家庭，以“白化”原住民），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提及将如何改善原住民贫困交加的生活。200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也曾为奴隶制和遭受苦难的非裔美国人正式道歉。但是，美国政府闭口不谈实际的赔偿问题，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依然巨大。因此，这次道歉并没能有效弥合美国社会的伤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随着美国社会分化加剧，对黑人进行赔偿成为了热门话题。但是，白人中支持赔偿的人数寥寥。据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NORC）2019年10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近75%的非裔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对奴隶制进行赔偿这一提议，但在支持者中仅有15%是美国白人。未能解决的种族问题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持续的隐患。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中，种族骚乱再次燃遍全美。黑人们推倒殖民者的历史雕像，其中包括哥伦布、西奥多·罗斯福、南方同盟军将领等。黑人们还主张修改美国历史，“1619计划”将美国历史的开始提前到1619年，因为那年第一批奴隶登陆弗吉尼亚州殖民地，所以那年成为了美利坚民族的诞生年。此举还激怒了时任总统特朗普。可见，在社会斗争愈加激烈的时候，历史往往会成为政治的“战场”，双方都以滥用历史为武器。很多人会说，推倒历史人物雕像有什么用，最关键的种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若没有对自己历史公开的审视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那么社会和解是很难实现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01
神话的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新京报：你觉得运用历史和滥用历史的界限主要在哪里？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运用虚假的、歪曲的或无视证据的历史是危险的，因为这会混淆人们的认知，使人们误入歧途。而且，滥用历史往往是出于不好的目的，例如要虐待某个群体。
新京报：中国有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叫“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这似乎意味着一种“成王败寇”、由权力主导的历史观。你是怎么看待这两句话的？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很喜欢这句道出了历史可能被滥用原因的中国俗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句话往往是正确的。古代中国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代都会重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但是，被压迫者往往也会书写自己的历史，比如，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人就会记载下日军所犯下的暴行。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对过去曾发生过惨案的社会来说，公开道歉、平反、愿意承担责任并作出悔过是有益的。但是，一个社会有时为那些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事情道歉就不一定有意义。那你觉得，人们对历史上的一些决策的批评、反思和平反，究竟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什么情况下，为历史事件道歉和赔偿才是对社会真正有益的行为？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努力查明真相，并尽可能公正地向公众介绍这些情况。当然，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认为为历史而道歉和赔偿应该具体事件具体分析。
为历史道歉应该让受害者或他们的直系后代参与进来。所以，德国人向在欧洲的犹太人进行赔偿道歉。但是，历史距今越遥远就越难被“定罪”，也越难决定谁应该获得补偿。你觉得今天的蒙古人是否应该为13世纪的大征服，向被征服的民族道歉吗？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充满英雄和反派的历史只是“温室中的历史”。历史学家应该揭露那些民族主义神话。神话的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是，公众是很难接受一些伤害民族自尊的真相，像诺布尔·弗兰克兰（曾写二战中英国对德国进行过无差别轰炸，这些轰炸伤及平民，并没有什么效果）这样秉笔直书而被公众痛骂的历史学家比比皆是。你觉得历史学家该如何让公众接受一些可能会伤及民族自尊的历史真相呢？公众如何才能接受神话的幻灭以及对过往历史的挑战，从而变得更加成熟呢？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你已经部分地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真相、承认错误，是一个国家和个人成熟的标志。如果人们不这样做，人们将永远不会在历史中学习任何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也渐渐被挑战成功。诺贝尔·弗兰克兰认为，英国的战略轰炸大多是无效的，并且轰炸没有达到目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如今已基本被历史学家接受。
新京报：很多国家会有受害者心态。其实，在历史中寻找到国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也很容易滥用历史。你觉得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受害者心态，真正变得自信起来？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认为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国家将自己视为历史的受害者，另一种国家承认并反省自己在黑暗时期的所作所为。第一类国家在历史上往往真的吃过苦头，但他们可以把吃过的苦头当成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人曾经将自己的国家描述为国家中的基督——意思是说，他们的国家已经被摧毁了，但波兰会重新崛起。
一个国家在面对历史时很容易只专注于所承受的苦难而看不见自己的成就，但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需要两者兼而有之。对于第二类国家——大多数国家其实都做过一些在未来会后悔的事情——直面过去也是很重要的。德国已经正视其战争罪行，并因此成为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国家。
02
历史学家有责任挑战那些非常流行的神话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考古学的某些证据经常会挑战一个民族所偏爱的历史观点。除此之外，有人甚至会杜撰历史和考古证据，以显示自己族群的历史悠久辉煌，比如有黑人领袖曾杜撰黑人曾经统治世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雅利安人的南迁……在许多地方，这类杜撰的历史其实很有市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你觉得该怎么阻止这种对历史的滥用呢？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这种历史叙述往往对社会具有影响力，因为它们可能得到政府或教会等其他机构的支持。这些历史叙述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们能让一个民族感到自己很不一样，比别的民族更重要、更有才华。
如何阻止历史的滥用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当一个政府控制着传媒和教育系统的时候。历史学家有责任尽可能客观地审视过去，收集和尊重证据，甚至挑战那些非常流行的神话——就像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做的那样，或者像俄罗斯纪念会（Russian society Memorial）在如今所做的那样。
新京报：记忆是一种微妙的东西。人们会美化记忆、会修改记忆。说到记忆，我就想到遗忘。有人认为，遗忘在历史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什么都记得住。遗忘和记忆一样，都存在着竞争关系。有些遗忘是好的，因为社会因此能够忘记一些创伤，继续往前走。但有些遗忘是为了不承认曾犯过的错，甚至还有些遗忘是权力刻意制造的。你是怎么看待记忆和遗忘的关系的？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们一直在学习更多与记忆有关的知识，比如记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记忆是如何被改变的。即使人们认为，他们记得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记忆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变，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也知道，正如你在刚才的问题中所提到的那样，政府和其他强大的机构可以创造和加强集体记忆，并压制过去其他版本的记忆。
我确实认为，遗忘是有道理的，我们至少不要像北爱尔兰的新教忠诚派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那样纠缠于古老的冲突和不满。如果你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想得太多，就可能很难处理现在的错误。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人们会利用历史作为国家之间宣示领土合法性的手段。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大家就花了非常大的时间精力试图满足各地居民对其所掌握领土的愿望。其实，大家总能从历史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每个国家都想恢复自己最强盛时期的疆域，或都想证明自己是最早的定居者。类似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还存在，比如，巴以冲突这样的案例还在说明，对于领土合法性，历史显得至关重要。在证明领土合法性上，如何才能不滥用历史？通过运用历史，有什么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法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是证明领土主张的基础，如今这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其他类型的论点——例如征服权——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但正如你所指出的，不同的国家会用不同的历史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我认为更好的解决办法是，询问生活争议领土上的人民，让他们进行自决——我们要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要由国际社会监督及核实他们的投票情况。
《乱世佳人》剧照。
03
以身份认同为主导的政治是危险的
新京报：近年来，随着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酝酿，美国出现了一场推倒历史人物的雕像运动，其中包括哥伦布、美国南方同盟军的将领、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这场运动还蔓延到欧洲，丘吉尔雕像被示威者涂鸦、大英博物馆移走了其创馆收藏家斯隆的雕像、利奥波德二世国王雕像被涂漆等。这场运动还让《乱世佳人》短暂下架。此外，这场运动蔓延到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上，改写美国建国史的“1619计划”已被加州的教科书所采纳。你是怎么看待这场运动的？你是怎么看待改变美国历史的“1619计划”？你觉得这场运动有滥用历史的地方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认为，拆毁雕像和其他纪念物，就像道歉和赔偿一样，应该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顺便说一句，我确实认为，在我们的许多城镇和城市里，存在着太多丑陋的雕像和纪念碑，这些雕像和纪念碑的数量似乎还会增加。）如果我是冷战期间的东欧人，不得不生活在苏联征服者的纪念碑下，那我会尽快想拆除它们。
另一方面，这样的纪念碑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与其拆掉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还不如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他在刚果的罪行。我不相信禁止书籍、电影或其他文化艺术品是正确的，同样，我更愿意看到这些文化艺术品能被用于教育。
我还没有读完“1619计划”的全部内容，但在原则上，我对这样的历史解释持谨慎态度，因为它只挑出了历史上一个简单的原因，就解释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新京报：这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也撕裂着西方知识分子的阵营。去年，像乔姆斯基、福山等知识分子就在《哈泼斯》杂志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了过度“政治正确”的弊端。他们认为一旦这种“封杀文化”失去控制，“政治正确”就好成为一种新的审查制度。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政治正确”的？你觉得该怎么处理这种身份认同政治所带来的撕裂？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政治正确”这个词是新的。大家应该持有相同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想法。是的，它确实会导致审查和自我审查。而当我们在审查自己的时候，那些糟糕的想法和理论就不会得到正经的反思。想想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对苏联科学的破坏，因为没有人被允许质疑他的不科学想法。
身份政治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强调群体认同，所有具有某些特征的人——性别、种族、宗教——都由这一特征而被定义，因此它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但这又往往导致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对立。虽然各群体有时确实需要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例如同性恋者在许多社会中的地位——但以身份认同为主导的政治是危险的：我们会忘记我们的共同点，或者我们自己身上本身就拥有的几种身份，这些身份甚至是相互竞争的。
抗议者们推倒雕像
新京报：失落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可以激励人们的工具。特朗普就曾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口号赢得竞选，这句话也戳中了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的心。在美国之外，随着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潮，像“让xx再次伟大”这样的口号越来越常见。恢复昔日的伟大与荣光常常是对历史的滥用吗？你是怎么评价这样的口号的？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领导人们喜欢这种做法，因为它简单，能够给予人民很多承诺，而这些承诺又通常不具体。这样的承诺能动员人民，获得人民的支持。我认为，在应该专注于现在和未来的时候，怀念过去所失去的辉煌是愚蠢的行为。
新京报：你认为，今天的国际局势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或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很相似。但你在书里也提到了，在与历史上的事件作类比时，我们要十分谨慎。你觉得今天的国际局势能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20世纪20年代做类比吗？为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些历史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的确有一些比较——例如国际秩序的动荡和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是很相似的，但我不相信历史会重演。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警告——比如，不断积聚的愤怒言论或战争计划，会让我们更接近战争。而且，战争很可能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开启的。
04
大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鼓励历史学家告诉公众他们做了什么
新京报：你认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应该轻易地将专业领域拱手让给别人，历史学家有必要提升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这背后似乎意味着历史学界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使得历史学与大众越走越远。作为历史学家，你觉得该如何走出象牙塔，为普罗大众写作？你觉得怎么样的通俗历史读物才是好的？当下的大众历史读物有着什么样的问题？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大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鼓励历史学家告诉公众他们做了什么。通俗的历史著作必须是易懂的，但也要遵循谨慎科学论证的规则。糟糕的通俗历史著作会虚构一些不可能发生的史实，或者歪曲历史叙述，甚至会刻意找一些证据，以证明作者本人先入为主的理论。
新京报：如今，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在历史学界蔚然成风，大家研究的题目更加“微观”，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这也增加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许多有趣的研究题目也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你觉得为何这些年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会成为时髦？为何你主张不应该放弃政治史研究，转去全身心研究社会史或文化史？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社会和文化史关注的话题是生活和社会，因此读者更容易阅读它们。例如，大多数人都会做饭，所以关于食物变迁的历史会是大家很喜欢阅读的话题。但我们还是要研究政治史，因为政治本身很重要。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走走
校对 | 柳宝庆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