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朱老大学实习的时候，就立志研究《千金》，多年之后仍然矢志不移，常读常新。这种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国医学史上，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物。他的两部《千金方》和《千金翼方》，承先启后，影响深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1．《千金方》是集初唐以前医经、方书大成之作
孙思邈毕生从事医疗，如其所谓“吾十有八而志于学”，“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以百岁以上的高龄，多方勤求博采，因而收集宏富。林亿等在《校正千金要方·序》中说他“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从《千金要方》卷首的“大医习业”里也可以看出来，他既重医经，又重方书。
他所辑录的医学经典著作，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常常是我们今天学习、校勘《内经》、《伤寒论》等古医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当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收集者，而是既“述”之又“论”之，有取有舍，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从他采撷《内经》的内容看，他对脏象、诊候两个部分比较注重。中医的脏象学说，是在整体的运动变化的思想指导下，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归纳和总结；诊候则是认识和分析疾病的方法。这都是临床上最实用的。《金匮要略》是宋人王诛发现，经林亿等辑存而公诸于世的，而早于林亿400多年的《干金要方》，却差不多囊括了宋本《金匮要略》的全部内容。
《伤寒论》虽然曾经晋人王叔和整理，但在孙思邈选《千金要方》时，连这个本子也没见到，他因而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感叹，一直到他晚年，才把他看到的《伤寒大论》按“方证同条，比类归附”的方法编进《千金翼方》伤寒卷中。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伤寒论》的本子。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大约汉末即已失传，是以仲景序中无《本经》之名，华佗弟子吴普乃为之辑述，梁代陶弘景再加整理，后来又都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明清时代的辑本。日人森立之和孙星衍的辑本，其依据除了诸家本草，便主要是《千金方》。
《千金方》里收集的医方，不惟数量多，而且有的来源很早，有的竟远出仲景之前。如：《千金要方·杂补》中的“夏姬杏仁煎”，夏姬是春秋时郑穆公之女；《千金翼方·养性服饵》中的“周·白水候散”则更早，近年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就有好几个“白水候方”。另外，《千金方》中有的方子还远及异域，如：“万病丸”就是古代印度名医耆婆的方；阿迦陀丸、匈奴露宿丸等等，也都是来自域外的方子。《隋书·艺文志》载龙树、耆婆，以及婆罗门、西域医学著作共10种，计80卷，可惜迄今荡然无存，只在《千金方》中留下这点儿吉光片羽了。
方书之盛，起于汉魏六朝，此时方书计有百数十种，其中葛洪的《玉函方》、《肘后备急方》、范汪的《范东阳方》、陈延之的《小品方》，以及徐之才的《药对》等等，为其最著者。其中对孙思邈影响最大的是《肘后方》，盖《肘后方》中“率多易得之药。……所在皆有，皆单行径易，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药，可不用医。”(《抱朴子》)这正与孙思邈“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的旨趣相同。此书曾经散失，后来经陶隐居增补，名之为《补阙肘后百一方》，但亦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金代杨用道根据《千金方》、《外台秘要》、《证类本草》等加以整理而成的，是为《附广肘后方》，而此书之刊行则是在元祖至元年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千金方》中搜集了不少葛洪方。
又《小品方》在唐代曾经是与仲景《伤寒论》比肩之著作，如林亿等在《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则《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常痛其遗逸无余，……究寻于《千金方》中(指《千金要方》伤寒卷)，则仲景之法，十居其二三，《小品》十居其五六，粹乎哉!”林亿等是拿《千金要方》和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外台秘要》一一对勘之后才得出“十之五六”这个结论的。
又据《外台》知，唐以前研究伤寒者有八大家，仲景为其最著者，但并不是说其他各家一无是处，特别是《小品方》值得我们重视，如《千金要方》的伤寒卷转引《小品方》云：“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寒温异气，治法不同，这个认识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在治疗上，《小品方》也与仲景一派有同有异，《千金要方》伤寒卷就收载了不少这一派的处方，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伤寒流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风温之葳蕤汤，滋阴清热解表；热结于里，气阴两伤之生地黄汤，养阴扶正，泻下攻邪。这些对于仲景之学，真可谓“补其阙失，匡其不逮”了。
应该指出，孙思邈的功绩不仅仅为我们保留了大批古代医学资料，而且把这些资料分之以门类，绳之以理论，证之以经验，合为一家之言。如脚气一病，他就结合了晋代支法存、仰道人的经验和宋齐之间释僧深的经验，“取其所经用灼然有效者”，用于临床，“不过十日，可得永瘥”。
《千金方》作为集初唐以前医经、方书大成之作，对推动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人叶梦得《避暑杂话》谓其“妙尽占今方书之要”，“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千金要方》成书后不到几十年，就传到国外，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医方类聚》，不仅收载了孙思邈的医论、医方，而且在写作体裁也是模仿《千金方》的，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2．《千金方》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临床实用的“百科全书”
《千金方》的内容相当丰富，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书中妇科、儿科、五官科、内科(包括伤寒、热病和杂病)、疮痈、外伤、痔漏、解毒救急、针灸、食治、养生等等，各科独立成篇，分门别类，有论有方，已初具专科规模。所以已故名医黄竹斋先生称《金千方》是“第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
以妇科言，《千金方》在体例上“始妇人而次婴孺”，并最早把妇科从内科杂病中分离出来，别立方论。其内容则先从求子开始，依次为妊娠、养胎、胎前诸病、产难、产后，然后再另叙月经、带下、杂病等疾患，基本上勾划出了中医妇科学的轮廓。在治疗上，《千金方》对经、带疾病擅用活血祛瘀，如治痛经、经闭、经水不利、久漏、带下不止、坚癥积聚、-不孕，多以大黄蟅虫丸、抵当汤、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汤诸方化裁，俾瘀去而新生，气血调达，经脉宣通而病自去。对胎前等疾患则重在调理脾胃，如恶阻用半夏茯苓汤、茯苓丸；子肿用鲤鱼汤，皆其例也。对产后疾病，则主张以调补肝肾为主，多用血肉有情之品，大为后世叶天士赞赏，取法而倡为调补奇经之说。
儿科著作在唐以前基本上阙如，仲景不载，古《颅囟经》早佚(现存者为宋人伪托，而且价值也不太大)，所以孙思邈以“乳下婴儿有病难治”，而撰《少小婴孺方》。这当是现存文献中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儿科专篇。卷中初生出腹、哺乳、乳母卫生、育儿等法，相当于“总论”；发热、豌豆疮(天花)、口疮、鹅口、咳喘、客忤惊厥、伤食、遗尿、肠寄生虫等，相当于“各论”。儿科四大证中惟缺麻疹，可能是因为当时秦中尚无此疾。《千金方》对不少儿科疾病有细致的总结，如痫(实即惊风)之一病，竟详列证20条，病因则分风、惊、食三类，又指出直视瞳子动，手足掣疭,反张脊强，喜惊，腹满转鸣下血，口噤不得乳，汗出发热，为卧不悟等8条为“危候”，都很有临床意义。
孙思邈对内科杂病采用了按脏腑归类的方法，在占《千金方》全书1／3强的篇幅里，比较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各个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方药，所载处方700余首，差不多每一门类中都有—些名方，至今仍广泛地用于临床，如苇茎汤、温胆汤、驻车丸、犀角地黄汤等等，后世许多名方，亦多由此嬗变而出，如七味白术散、二陈汤、生脉散、十全大补汤、地黄饮子、琼玉膏、保元汤、凉膈散、龙胆泻肝汤、苏子降气汤等。
《千金方》对临床症状的描述比较详细，对疾病的病机、发展变化、预后转归有丰富的经验，如：消渴病人多于骨节间发痈疽而卒；“脚气不得一向以肿为候，亦有肿者，有不肿者”，其不肿者，如见少腹顽痹者，呕吐即是“脚气冲心”之候；吐血后，虽觉虚羸少气而心中不闷者多自愈，若烦躁、闷乱不安、呕吐，而医又与黄土汤、阿胶散止涩，则往往至于不救。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列有目、鼻、口、唇、齿、喉、耳、面病专篇，皆有论有方，如丧明一例，就详列了16条病因。目病、面病都各有8l首处方，内服、外治、复方、单方，靡不具备。面病门中用于洗手、洗面的澡豆(即香药皂)，就有7种不同的配方。
《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备急诸方，门类繁多，其方亦颇简便，对许多急证，可以就地取材，挽危亡于顷刻。兹以为例说明之：《千金方》记载的狂犬病是古代文献中所载最早且内容最多的，其观察很细致，如谓狂犬咬人，“七日辄一发，不发则脱也”，但“要过百日乃得免耳”，还须“终生忌食犬肉”。此外，同书食治卷还记载，虽未经狂犬咬伤，若误食狂犬肉，亦发狂犬病，这些与目前的记载都是—致的。在治法上，附方竟达32首之多。其中以“狂犬脑傅伤口上，后不复发”，系录自《肘后方》，而其它单方，则多系孙氏经验方。在所咬处用灸法(毒蛇咬伤亦同)，尤为有效疗法。盖火热能使其毒性蛋白凝固、破坏也。
上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千金方》对于唐以后医学开始向着专科方向发展，以及各科专著的不断出现是有直接影响的，如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致中的《针灸资生经》等专科著作，以及张洁古的《脏腑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从《千金方》中吸取了营养。另一方面，不少临床医家直接从《千金方》中得到了切于实用的有效方药，以至“稍窥其藩篱，亦足以医术鸣”(虞抟《医学正传》)。如此等等，都说明《千金方》不愧为“第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
3．《千金方》是开一代医风的里程碑
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里指出“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他是针对孙思邈的《于金方》而言的。他认为《千金方》出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其实，《千金方》对于《内经》、仲景之学是有继承、有发展的，他所攻击的，正是孙思邈有独到看法或创造性发挥的地方。
过去，一般都认为孙思邈在医学理论上没有什么成就，这是不对的。如读一读原著就知道了。兹举《千金要方》卷十三至卷二十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之。
他认为：“心开窍于舌”的提法不妥，只能说“心气通于舌”。因为“舌非窍也”，“心之窍，寄见于耳”。从理论上说心为火，肾为水，其间有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同时手少阴心经之络亦会于耳中；从临床上说，有的耳鸣患者须从心治，始能有效，如《千金要方·心脏》篇之远志汤，即主治心虚怔忡耳鸣。
又如命门之说，他既以十四椎下之穴为命门，又提出“命门者，在心上一寸”(《千金要方·心脏》)，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惜未见其有关论述。
关于五脏不足调于胃，他说：“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满更虚。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精气也，五脏不足调于胃。”(《千金要方·胃腑》)这是对《内经》有关精神的发挥，进一步明确指出胃肠之“更满更虚”，是人体气机上下的枢纽，水谷是生命活动的根本，而“五脏不足调于胃”，对后世补土派是有影响的。
关于劳则补其子，《千金方》提出：“心劳补脾气以益之，肝劳补心气以益之，脾劳补肺气以益之，肺劳补肾气以益之，肾劳补肝气以益之。”这一提法，是以《内经》五脏相关理论对经验作出的总结。宋人许叔微于此曾进一步加以阐发，并引验案以证之。(见《本事方·卷九》)
这些例子都说明，《千金方》的作者并非全是“述而不作”，他对不少医学理论问题还是很有见解的。当然，他的更大的成就在临床上，他对那些没有写成文字的医疗经验的搜集、验证和总结所下的功夫更大，成就也更大，而且以此而开一代医风。
首先是对专方专药的总结。专药、专方、专病之说，似始自《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如《伤寒论》六经病皆有专方、专药。《金匮》中百合病三用百合，胸痹之用瓜蒌、薤白，亦为专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疾病的认识也愈加深入，对药物功效的认识愈加丰富，新药物不断被发现，因此，专方专药必然越来越多。《千金方》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成就最大，如疟疾，仲景虽用蜀漆，但未用之作专药；《千金要方》治疟34方，就有17方用了蜀漆或常山。此外，还最先记载了新的抗疟专药马鞭草、牛膝和乌贼骨。《千金方》治痢，以黄连、干姜为专药，热痢亦用干姜，冷痢亦用黄连。此外，还记载了石榴、石榴皮、乌梅、陈仓米等治痢有效专药。口疮，他以蔷薇花根为“圣药”，目前已知该药确为口腔霉菌的有效抑制药。其它如急黄以大黄为专药，遗精滑精以韭子为专药，痔疮以槐子为专药，内痈以桃仁、冬瓜子为专药等等，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
其次，是通过这些新经验提出了新问题。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方药疗效很好，传统的理论却无法解释它，怎么办?以《千金方》治暴痢“服之无有不瘥”的乌梅丸为例，方中仅乌梅、黄连二味药，乌梅味酸性收敛，一般认为痢疾初起宜通，收涩太早，则有留邪之虞，但为什么用之有效呢?近年来，屡见用乌梅、黄连粉或单味乌梅粉始疗急性菌痢的报道，不仅症状消失快，而且细菌转阴也快。又如《千金方》的鲤鱼汤，治疗子肿及其他水肿、肝硬化腹水效果都不错，单用鲤鱼亦可，如果以“鲤鱼化龙行水”去解释，显然是荒谬的。再如耆婆万病丸，这样的处方，一方几十味药，根本不可能用传统的君、臣、佐、使之类的理论去解释，连孙氏本人也说，此方可用于多种痼疾，但其疗效却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张璐曾说他用过该方，近人恽铁樵曾用之治疗自己的顽疾，《岳美中医案》中也载有1例用此方的治验。仅以这些例子就可说明，一方有效自有其道理在焉。
如果传统的道理解释不了它的疗效机理，就说明理论已落后于实践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实践将促进理论向新的方向发展。当然，以孙思邈当时的时代条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他看到了问题，而且做了许多努力，如他引进了古印度医学的“地、水、火、风”学说(《千金要方·卷一·诊候第四》)，无非是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发展。
1．主张医药普及
医药来自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可是，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一般人有了病得不到治疗，尤其是穷乡僻壤，缺医少药，人们连普通的医药常识也没有，正如孙思邈所说：“食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难识”(《千金要方·食治序论》)，“世无名医，枉死者半”(《千金要方·备急》)。孙思邈于此痛心疾首，因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医药普及的主张。我们认为，这是《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基本方面。
这一思想的来源，当然与他笃信道教有一定关系。应当指出，孙思邈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民间渡过的，他深知民间疾苦，他本人就是因为“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千金要方·序》)而立志学医的，所以他在《千金要方·序》中公然宣称，他的书“未可传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忽遇仓卒，便可按病索方，依方觅药，救危亡于顷刻。如他说：“甘草解百药毒，实如汤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芦毒，葱汤下咽即定；中野葛毒，土浆饮讫即止，如此之事，其验如反掌，要使人皆知之。”(《千金要方·解毒兼杂治》)他在同书“妇人方序论”中也说：“须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令其精晓，即于仓卒之秋，何忧畏也?”“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正因为他是如此热忱地主张医药普及，所以他倡言医德，对于医者胸怀偏狭，或故意神秘其术绝不传人等种种弊病，痛加针砭。他的《干金方》勤求博采，“广设备拟”，特别重视对民间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一般书上所不载的许多疾病，在《千金方》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同时简、便、廉、验的单方、验方在书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都与这一学术思想有关，也使他的书具有讲求实效的民间医风的色彩。
“小单方能治大病，海上方气死名医”。可惜历来自视为“正统”的医家，于单方偏方都不屑一顾，斥之为“摇铃串市”、“取用偏杂”，医理越讲越玄妙，疗效却很差。
2．注重对方药的整理和研究
孙思邈平生毅力所注者为方药，两部《千金方》皆以“方”名书，汇集的处方多至6000余首，可谓前无古人。
他主张组方用药要“临事制宜”，认为，对于前人处方，应该根据病情加以增损，以切合之，不能胶柱鼓瑟，食古不化。“多从旧方，不假增损，其弊万端。”(《千金要方·处方》)不仅药味要有增减，剂量也应该视病情的轻重而酌定，病重则药重，病轻则药轻，“若学古人，徒自误也”(《千金要方·用药》)。他还指出，人有老幼男女之殊，体质有强弱盛羸之异，天地有南北燥湿之别，因此，处方用药务必要“临事制宜”，“随症增减”(《千金要方·处方》)。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医家学派竞相争鸣，竞创新方，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当然，他的态度比较持平，没有张洁古等人那样偏激。
他并不是—概否定前人的方药，尤其是在继承发扬仲景之学方面，他下的功夫很深。有的同志说他与仲景不是一个路子，其实他很善于运用仲景方，如以炙甘草汤治疗虚劳脉结代，脉绝不出百日死，不限于伤寒；用真武汤、附子汤合方治疗寒湿痹，不限于水气。它如以肾气丸为补肾祖方，用于虚劳；以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疗产后诸虚劳损，崩漏不止；以肾着汤(甘姜苓术汤)治疗寒湿腿痛、脾虚咳嗽多痰、妇人带下、老人中虚尿失禁，皆能抓住原方立方精蕴，进一步推广扩大其用。此外，他还往往灵活地将原方加以增损，以适应新的病情。如治子肿的鲤鱼汤，就是以仲景真武汤蜕变而出，去一味附子，加一味当归，遂变温肾行水之方，而为健脾利水、和营安胎之剂。仲景黄土汤，本用以治疗便血(远血)，《千金方》去附子加干姜，移用于吐血。一便血，一吐血，在病机皆属中气虚寒，不妨病异方同，而干姜守而不走，尤长于温中摄血，除非元阴暴脱的危证，实较仲景用附子为佳。又《千金方》治肺痈的苇茎汤，即显然是从仲景治肠痈的大黄牡丹皮汤悟出的，桃仁、冬瓜子活血、攻坚、排脓，为治疗内痈专药，彼为肠痈，故仲景用硝黄之攻下；此为肺痈，孙氏则取苇茎、苡米之轻宣，此仲景不言之秘，其灵活精当如此，非学养精湛，经验练达者不可为之。正如张石顽说：“不读《金匮》，何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读《千金》，何以广《金匮》之变法。”就从这一点上说，孙思邈也当是仲景的功臣。
《千金方》还善于把古方、经验方、单方、草药融为一体。古方的谨严，经验方的灵活，民间单验方的特效，兼而取之。如他治热毒痢的三黄白头翁汤，即是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加犀角，升麻解毒，苦参、石榴皮、桑寄生治痢，艾叶、甘草和中缓痛。桑寄生治痢，始自《千金方》，其后《滇南本草》、《玉楸药解》乃有桑寄生治血痢的记载，近人研究桑寄生对多种肠道病菌有抑制作用。视之原方，疗效更胜一筹。朱老曾以此方治疗小儿中毒性痢疾，高热神昏，便下鲜血胶冻，疗效颇佳。又如肿胀，“腹大坚如石，服利下药不瘥者”，他认为不仅要利水，而且必须活血，用丹参、鬼箭羽等活血化瘀药，也都是很有见地的。《千金方》还有大量自出机杼之方，如温胆汤、温脾汤、枕中丹、独活寄生汤、谷疸丸、驻车丸、犀角地黄汤、紫丸等等，皆为今日临床习用而疗效卓著的处方。
3．主张临床采用综合疗法
《千金方》主张在临床上采用综合疗法，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地治疗疾病，使疾病及早向着有利于康复的方向转化。应该指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路子是很宽广的，并不局限于内服药一隅，这个问题亟需加以重视。
（1）药疗与养生结合
两部《千金方》都有养生专篇。孙思邈称养生为“养性”，并且解释说养生即“习以成性论”，“治未病之先是其义也”。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与其既病而焦头烂额，不如讲究养生，以避免疾病的发生。这与《内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不相信有什么“寿蔽天地，无有终时”，而是说：“善养生者，可得一二百年寿命”。
在养生方法上，他总结的绝大多数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如在精神情绪方面，他认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不过应加以节制，无使太过而已。他批评王候之家，美女数百，荒淫无度，“恣其情欲，命同朝露”，指出纵欲为害甚大，是“丧生之事”。因此无病当节，有病当绝，夫妇异床，“服药百裹，不如独卧”。在饮食方面，他指出：丰饶之地，人多早夭，俭啬之地，人多高寿，享用太丰，常常是导致许多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批评“临盆大饱，贪味多餐”之害，认为“常须少食肉，多食饭及多蔬菜”。他并不完全赞成“静以养生”的方法，认为华佗所说的人体“当得小劳，但不使过极耳”，《吕氏春秋》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朽”颇有道理。因此，他在《千金方·养性》中采录了“老子按摩法”和“天竺按摩法”，实际上是两套简便易行的保健操，差不多包括了后世“八段锦”的全部动作。并且说，就是老人，每天能依此—二遍，即可收轻身、延年、健康无病之效。
（2）药疗与食疗结合
他在临床上很重视食疗，尝谓：“药性峻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散之投疾，滥殃亦然，……所以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把食疗放在了先于药疗的重要地位上。是以在《千金方》各门类疾病中，既有药疗方，又载食疗方，如消渴之用生莱菔汁，黄疸之用芜青汁，脚气之用赤小豆，肝虚目不明之用动物肝脏，虚劳之用羊内脏、羊骨汤、猪肾汤，皆其范例。特别应该指出，《千金方》以食疗治疗虚劳，是对仲景侧重脾肾，甘温扶阳原则的重要补充。如《千金要方》肾脏篇常用鹿茸、鹿角、牛髓、鸡肝、马茎、羊肾、猪肾、羊头骨这样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补肾，其中用鹿茸、羊肾者，即占27方。
对于阴精亏损，《千金方》又制桃仁煎、天门冬煎、填骨万金膏等方，重用生地、酥、蜜、牛乳、胡麻、牛髓、天冬之类为膏，益阴填精，润沃枯朽，于仲景法外，又开一新的境界。
《千金方》食治篇计收载谷、肉、果、菜150余种，对每种食物的主治、性味、宜忌都有简明的记载。
（3）针灸与药治结合
孙氏两部《千金方》都有针灸专卷，他认为：“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针灸攻其外，汤药攻其内，则病无所逃矣”。所以“知针知药，乃是良医”。
针灸在临床上确有很高疗效，据统计，临床常见病之宜于针灸者，竟有近百种之多。南京地区以针灸治疗急性菌痢，治愈率达92．4％，说明针灸之功，确实过半于汤药。针药配合，一定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4）内服与外治结合
《千金方》还重视外治法，除针灸、按摩外，还大量采用药物熨、熏、洗、敷、贴、吹、摩、灌等多种治法，外治不仅可以配合内服药以提高疗效，而且有时单用外治法，疗效还明显地高于内服药。如《千金要方》所载痢疾灌药方即是一例。孙氏常用猪胆汁丁香、黄柏、当归、苦参、矾石、雄黄、甘草、麝香、盐等作灌药保留灌肠。
近年有不少报道，这一方法对慢性痢疾、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有较好的疗效。又如痹症，对疼痛剧烈，内服药止痛作用缓慢或正虚不任攻伐者，我们常用《千金方》所载的摩膏(当归、细辛、桂心、干姜、天雄、瘽芷、乌头、丹参、生地)，或仿其意用川乌、草乌等浸酒精中，以棉球蘸之涂擦痛处，止痛作用较好。又《千金翼方》治胸痹胸背疼痛，用乌头、细辛、附子、羌活、蜀椒、桂心、川芎为末，帛裹，微火烤令暖，熨脚背，近人用于心绞痛、神经痛、癌转移引起的疼痛，均有一定疗效。以药枕治疗目病，亦最早见于《千金方》。
清代吴师机《理瀹骈文》曾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由此可见，中医治病的途径甚广，可惜目前大多限于内服药一隅，不惟使古人的许多宝贵经验失传，而且临床路子也越来越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来源：原文刊载于《江苏中医杂志》198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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