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东汉光和七年，年底改为中平元年）正月，汉帝国朝廷突然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内容令人惊骇：有人告发太平道徒众要造反！
关于太平道，朝廷及各地方官吏并不陌生。这是一个民间崇信黄老学说的组织，创立人是巨鹿人张角，十余年来已经发展了数十万信徒。这些人奉祀“中黄太乙”大神，用跪拜悔过、喝咒符水的方法来治病，据说挺有效果。这样一个劝人为善、解人病厄的组织，怎么会突然造起反来呢？
据告发人（济南人唐周，为张角弟子）供称，太平道内部已约定于本年三月五日一同起事，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前，将会在京城和各州郡的官府门口用白颜料刷上“甲子”二字作为标记。教内大头领马元义等人已经集合了荆州、扬州地区的数万人，准备赶往邺县举事。马元义还多次来过京城，据说在城里也发展了内应。根据这份密告，朝廷立即逮捕了马元义，并审讯出了与他秘密联络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接下来又在皇宫、政府官署、禁军和京城百姓中查出了太平道教徒千余人，一并处死。同时，朝廷下令给冀州官府，要他们马上抓捕张角等人。
然而，太平道的眼线也是无处不在的。张角等人很快得知了京城的变故，知道起义计划已经泄露，就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各地，通知全国的教众立即起兵。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就此展开了。
太平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汉顺帝时，琅琊人宫崇曾向朝廷献上神书《太平清领书》，即俗称的《太平经》。到汉桓帝时，民间信奉黄老的风气已经十分流行，并且渗透到了宫廷之中。汉桓帝就曾多次派人到苦县（今河南鹿邑县）祭祀老子，在皇宫中也修建了黄老的祠殿。张角的传教活动也正是在汉桓帝统治后期展开的，在官方的默许下发展得十分顺利。
到了汉灵帝光和年间，太平道已经在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广泛传播开来，教徒达数十万人（已超过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一）。张角将教徒按地区分别编组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分别设有渠帅（领头人）。
有了现成的组织体系，加上预先已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三十六方的教徒接到张角的紧急通知后就立马发动起来了。旬月之间，天下响应。太平道教徒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志，因此被世人称为“黄巾军”。各地起义军迅速攻下所在的城镇，烧毁官府衙门，各州郡长官纷纷逃亡。这时是公元184年的二月份。
面对黄巾军的进攻，东汉朝廷也迅速做出了反应。首先是加强洛阳城内的治安。三月初三，汉灵帝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进驻都亭。所谓“都亭”，并非某个地点，而是泛指城内之亭，也就是城市里的基层治安机构。东汉时的洛阳城有二十四都亭，分别负责二十四街的治安。显然，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防止京城内潜伏的太平道教徒俟机发动叛乱。
其次是加强京城周边的防御。紧急任命了八关都尉，卡住了通往洛阳的所有交通要道。所谓“八关”，是指洛阳周围的“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
第三是加强军备物资和军事人才的准备。命令朝廷高官捐献马匹、弓弩等武器，推荐擅长作战指挥的人才。随后带兵出征的朱儁、卢植等人，都是因公卿举荐而被任用。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也做出了政治调整。三月初七，下诏大赦党人，过去被流放的党人都可放回原籍，此举旨在联合士族地主阶级一起对抗农民起义军。
初步稳住阵脚之后，东汉朝廷开始派出军队进行镇压。此时，朝廷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一是京城驻扎的中央军，二是三河地区（河东、河内、河南三郡）的地方部队。中央军包括虎贲、 羽林、 北军五营兵及卫士等，总数约万余人。三河郡兵合计大概也是万余人。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朝廷一方面招募民间武装（“募精勇”），一方面从凉州、并州、益州等未被起义波及的地区调兵（“发天下诸郡兵”），增加了数万人的军队。加上爆发起义的八州之地残余的州郡兵力（在有些州郡已被歼灭或打散），朝廷用来镇压黄巾军的总兵力应在10万人以上。
黄巾军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攻占京城洛阳，从而改朝换代。从地理条件不难看出，豫州、兗州紧邻洛阳，而作为太平道大本营的冀州则相对较远，幽、青、徐、荆、扬五州则分别要通过冀州和豫州才能到达京城。因此，各地黄巾军在打下各自郡县之后，首先要到豫州和冀州集结，由此就必然形成南、北两大兵力集团，将会从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对洛阳发起进攻。
黄巾军战争计划示意图
按照预先制定的起义计划，荆、扬二州的数万教徒应当提前赶到邺县起事，这里是冀州与司隶州的交界地带，荆、扬教徒可以在两个兵力集团之间起到衔接作用，并且为冀州主力打头阵，加快其进军速度，从而使两个方向的进攻保持同步。
然而，由于原定计划被打乱，这些徒众已来不及到北方会合，因而在实际的战争进程中，黄巾军的两大兵力集团没能实现相互配合，张角等人领导的黄巾军北集团尚未在冀州集结完毕，在豫州一带汇聚起来的黄巾军南集团就已经逼近了京师。
针对这一形势，东汉朝廷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兵分两路，一路在南迎击豫州黄巾军的进攻；一路向北对冀州黄巾军进行征讨。
南路军的统帅是朱儁、皇甫嵩，兵力有四万余人，其中的骨干是“五校、三河骑士”，也就是从京师和近畿地区调出的正规军、骑兵，应有数千人；其余的三万多人则是招募的民兵“精勇”，应主要是步兵。朱儁被任命为右中郎将，皇甫嵩被任命为左中郎将，两人各自率领一部分军队。所谓“用兵贵右”，朱儁实际上是主将，他曾带兵在交趾平叛，并因功受封都亭侯，而皇甫嵩之前没有领兵打过仗，是因出身将门（名将皇甫规的侄子）而得到任命。
北路军的统帅是卢植、宗员，率领的部队有“北军五校士”，应是指五校中的步兵部队（骑兵已划拨给南路军）。东汉的北军五校（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总员额只有三千五百多人，因此“北军五校士”大概只有1-2千人，仅能为主帅充当卫队而已。北路军的主体是外地调来的州郡兵，其中可能有不少骑兵部队。这一路的兵力总数不详，似应少于南路军。卢植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副手宗员则是护乌桓中郎将，从将军称号上看要逊于朱儁、皇甫嵩。
因此，不论是从兵力构成还是将领级别上看，南路军的重要性都要高于北路军。这体现出东汉朝廷的计划是以南部为主、北路为辅，首先解除洛阳附近的黄巾军威胁、解决燃眉之急。北路军最开始的作用应是“打阻击”，即阻止冀州的黄巾军主力南下，为南路军歼灭豫州黄巾军创造条件。
战役一：颍川战役（184年4月~6月）
朝廷军与豫州黄巾军的交战，集中发生在最靠近洛阳的颍川郡一带。
三月份，朱儁、皇甫嵩率南路军出征。朱儁在前，皇甫嵩在后，朝东南方向开进。此时，大批黄巾军已经在豫州中部汇聚起来，拥立波才为统帅，向西面的洛阳进军。
四月，两军在颍川郡东部遭遇。黄巾军来势很猛，一举击败了朱儁的部队。皇甫嵩于是进驻长社县城（在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掩护朱儁撤退。随后，波才率领大批黄巾军围困了长社城。
当时，城中兵少（可能仅有万余人，城外黄巾军则有十万之众），士兵都感到害怕，皇甫嵩却对部下说：“用兵贵在出奇制胜，并不取决于数量上的多寡。现在敌人在城郊草丛中扎营，便于我们实施火攻。”当夜正好刮起大风，皇甫嵩就命令部队扎好火把登上城墙，先派精锐兵士潜出城外，纵火大呼，城上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趁机击鼓发令，率军向黄巾军阵营发起冲锋。黄巾军一时陷入惊慌混乱，纷纷逃走。长社城暂时解了围。
此后不久，朝廷派来了由骑都尉曹操率领的援军，朱儁的部队经过休整也恢复了战斗力。五月，皇甫嵩、曹操与朱儁合兵一处，与再度围拢到长社城下的黄巾军展开了一场决战。结果，朝廷军大败黄巾军，斩首数万级。
此后，皇甫嵩、朱儁乘胜追击，向西追到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再次击败了波才，又向东南追到西华（在今河南省西华县南），击败了彭脱率领的汝南黄巾军，控制住了豫州一带的局势。
颍川战役示意图
颍川战役结束后，东汉朝廷将战争重点转向冀州。皇甫嵩被调往兖州一带作战，朱儁则被派到南阳战场。
战役二：冀州战役（184年5月~11月）
冀州是黄巾军的大本营，也是朝廷军与黄巾军交战的主战场。
卢植率军进抵冀州后，与张角率领的黄巾军主力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取得了多次胜利，斩杀、俘虏一万余人。黄巾军退守广宗县城（在今河北威县东南）。卢植率军包围广宗城后，有条不紊地做起了攻城准备——修筑围墙、挖掘堑壕、制造云梯等等，准备在条件成熟后再攻城。
此时，汉灵帝派小黄门左丰前来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灵帝大怒，下令将卢植撤职捉拿回京，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的指挥。
董卓上任后，对黄巾军发起猛攻，将战线向北推了一大截。但是，最终却被张角击败于下曲阳（在今河北晋州市西），董卓也被解职。
同一时段，皇甫嵩正在兖州一带作战。八月，皇甫嵩在仓亭（黄河重要渡口，又叫仓亭津）击败了卜己率领的一支黄巾军，生擒卜己，斩首七千余级。八月初三，汉灵帝下诏命皇甫嵩北上冀州讨伐张角。
十月，皇甫嵩与张梁在广宗交战。张梁的部队是黄巾军中的精锐，十分悍勇。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朝廷军落于下风。于是，第二天皇甫嵩闭营不战，让部队白天休息、夜间偷偷出动，在黎明时对黄巾军的阵地发起突袭，一直打到午后晡时（下午3-5点），黄巾军既疲倦又饥饿，终于支撑不住，全军崩溃。朝廷军斩杀了张梁，斩首三万级（还有五万多黄巾军投河而死），烧毁辎重车三万多辆，抓获了大批黄巾军的家属。张角在此前已病死，官军破棺戮尸，将其首级送往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又与巨鹿太守郭典联合攻打下曲阳，斩杀张宝，又杀死、俘虏了十多万人。冀州的战事就此落幕。
冀州战役示意图
战役三：宛城战役（184年6月~11月）
宛城是一个次要战场，但是斗争却十分复杂。
二月，南阳郡黄巾数万人起事，首领是张曼成。三月十九日，黄巾军杀死了太守褚贡，但未能攻下宛城，在城下驻扎了一百多天。六月，新任太守秦颉击败并斩杀了张曼成。其后，南阳黄巾军重新推举赵弘为主帅，势力反而更加壮大（豫州黄巾军的余部转移到了南阳），规模达到了十多万人，并且终于攻下了宛城。
这时，正值颍川战役结束，朝廷将朱儁调到南阳继续镇压黄巾军。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合兵一处，兵力有一万八千人。从六月至八月，一直包围宛城，但无法攻克。汉灵帝觉得朱儁指挥不力，想要把他撤掉，被司空张温劝阻。其后，朱儁只得督促部队不惜代价地拼命攻城，最终攻下宛城斩杀了赵弘。
但是，被打散的黄巾军很快在韩忠的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又夺回了宛城。此时，朱儁兵少（之前攻城损失较大，兵力可能还有万余人），不能再强行攻城，于是派一些部队在城的西南面发动佯攻，将黄巾军都吸引了过去，而自己却率五千精兵趁机从东北面翻墙而入。黄巾军只得退守城内的小城，韩忠向朱儁请求投降，朱儁却想赶尽杀绝，纵兵急攻小城，结果黄巾军“困兽犹斗”，小城始终打不下来。后来，朱儁主动解围引诱韩忠出战，黄巾军乘机出城逃走，官军追击数十里，斩首万余级。
最终，朱儁还是接受了韩忠等人的投降，但是秦颉却出于报复心理杀了韩忠，在已投降的黄巾军余部中引起了恐慌，导致他们重新反叛，拥立孙夏为统帅，再度夺取了宛城。这时，黄巾军的势力已大为削弱，朱儁急攻宛城，孙夏逃走，朱儁追击到西鄂县的精山（今南阳市卧龙区谢庄乡的塔子山），再次击败孙夏，斩杀万余人。南阳黄巾军从此解散，宛城战役结束。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其实和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经发动就导致天下响应，迅速形成了颠覆性的局面；也都是在短短数月内就被朝廷镇压，核心领导人牺牲、主干力量被消灭。
张角率领的黄巾起义军迅速遭到失败，实在有其缘由。最基础、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双方军队客观存在的战斗力差距。实际上，所谓的“黄巾军”只是刚刚聚集起来的农民、市民而已，几乎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指挥官也不具备起码的军事经验和素养。用这样的力量去与朝廷正规军、职业兵相对抗，自然就如同以卵击石，朝廷军取得以少胜多的惊人战绩毫不足奇。
当然，如果有极其高明的战争指导，黄巾军也未必全无胜算。例如，黄巾军有数十万之众，相比朝廷军有显著的数量优势，如果“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尤其是依托山地、丛林、沼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与朝廷军周旋，尽量干扰、切断对方的各种信息渠道和后勤供应路线，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被剿灭。通过持久对抗，逐渐熟悉战争、锻炼部队，就有可能逐渐转变力量对比，从而具备建立新政权的条件。
就双方将帅而言，黄巾军的张氏兄弟、波才、赵弘等人，对于战争、军事基本还是门外汉；而朝廷军的皇甫嵩、朱儁、卢植等人，则都具有“专业”水平。其中，出自将门世家的皇甫嵩表现尤其突出，展示了高超的兵法造诣。在此次战争中，皇甫嵩曾与曹操并肩作战，他的兵法运用可能对曹操有重要的影响，使后者重视研究兵法，因而后来在实践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统帅。
经过中平元年的战争，太平道教徒想要一举推翻东汉王朝的计划失败了，最开始参加起义的主体力量被剿灭（在战争中死亡的黄巾军成员超过三十万人）。但是，从后面的历史来看，黄巾起义并没有被彻底扑灭，不久就在幽、冀、青、徐、益等各州“死灰复燃”，后来还形成了“黑山贼”等割据一方的势力，青徐黄巾在三国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黄巾起义还开启了各地区民众、驻军、蛮族接连反叛的连锁反应，东汉朝廷面对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规模的造反势力束手无策（仅“黑山贼”就达百万），由此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逐渐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而被称为“三国”的历史篇章也就此开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