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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眼中的全球发展倡议》王轶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译 外文出版社
全球化涵盖了很多方面，所以也有很多的定义。社会学家与地理学家对它的描述不尽相同，律师和文化学者认为的定义也截然不同，而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可能提出另一个版本，他们每个人都有权下定义，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范畴。为了把握经济一体化的本质，需要牢记从人口、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这几个层面来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讲，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自发的市场和国家经济自由化、一体化过程，这些市场和国家经济以前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孤立运作，再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商品、资本和技术的单一世界市场，而主要由于非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延误和受到的限制。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包括三个关键词：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
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与以这种理解全球化的方式并不冲突，反而可能会促成全球化，其中欧盟是最先进的区域一体化集团之一。现在，区域一体化集团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些主要的集团几乎覆盖全球，而不是将某几个国家经济体单个地聚集在一起。例如，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合作会促进德国与印度尼西亚或波兰与泰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和经验交流，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之间的政策协调，则会促进津巴布韦和塞内加尔或莫桑比克和加纳之间的经济交流。
当代全球化与早期的全球化有着深刻的不同，但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地理大发现时代就已经使当时的经济成为一个全球化（即世界化）的经济体系，具有特定的贸易和资本互联以及监管跨国经济活动的机构。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辽阔的罗马帝国甚至更早，但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四处征战的时代，即使是在他征服的领土范围最大的时候，也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亚历山大本人不仅对其他大陆上繁荣的文明并不知晓，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知道其他文明的存在。比如他对孔子并不知晓，孔子身处的年代更早，他用笔创造了比剑更强大的力量。一些学者觉得“预全球化”（pre-globalization）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他们认为早在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北部昔日繁荣的文明相继崩溃之前，“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但当时世界处在青铜时代。然而，这些都只是小的或大的区域化。
当麦哲伦的探险队环游世界时，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才真正开始。后来，在两个世纪前，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的突破，全球化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尽管当时的伟人，像史密斯和里卡多也没有看到世界的全貌。这一阶段相对较短，不超过一个半世纪，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和政治余波残酷地中断，大约持续了3代人的时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结束，有3代人像我所说的那样没有经历全球化。
有些人，特别是西方人，将现代全球化阶段的开端确定为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但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战后的世界比战前的世界更加分裂。影响深远的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当今时代与全球化的巨大动力联结在一起，这股动力是由全球化与当前阶段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人口爆炸相结合而产生的。要知道，500年前，当哥白尼警告不要糟蹋金钱时，人口数量只有大约4.8亿；而200年前，当迈克尔·法拉第建造第一台电动机时，人口数量只有10亿；到2023年，或者2024年以前，当新的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时，世界上或将有80亿人口。
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由两代人沿用的名词，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意味着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发展。一旦开始（假设是在五百年前开始的），就会演变，经历不同长度和强度的起伏时期，并且仍然会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全球化的绝对高潮将是世界上所有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完全自由化和完全一体化，这是一个乌托邦。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规模会更加成熟，范围也会继续扩大和深化。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的范围内（未来越难想象，这种可能性就越小），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但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完成，因为它的过程类似于一条渐进曲线：可能会越来越近，但总是还有一段距离要走。如今，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了2008—2010年的大范围经济危机，但是这一路程比2000年要短，也就是说，未来的路程也将比今天的要更短，虽然目前我们还面临着由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带来的严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关系混乱。
换句话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经济实况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被全球化所浸透，在下一代人之后，这种浸透程度将更大。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全球化不确定一定会以何种形式何时发生，但它应该会发生，因为全球化本身就鼓励发展，而这正是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应该涉及的。毫无疑问，除了技术进步这一主要因素外，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贸易，包括国际和跨国贸易。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多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带来了规模经济，包括降低单位成本，这是因为与内部市场有限的销售量相比，世界市场的生产和供应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了很多倍。谁交易得越多、生产得越多，成本就相对越低，因此生活水平就越高。
由于对各种外部冲击更为敏感，贸易额的波动幅度比总产量大得多，但世界贸易的总体长期动态几乎是世界产量的两倍（1991—2020年分别为6.1%和3.1%），因此从长期来看，其在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正在增加。至少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前是这样，这场危机的爆发不是因为全球化，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所施加的有缺陷的放松管制。但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之下，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市场，故呈现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征。尽管在2010—2011年经济衰退后的几年里，贸易额出现了强劲回升，但它们仍未能恢复到2008年创纪录的60.8%的世界产出率，连续7年的贸易额都不尽人意。另一个打击来自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其结果是2020年世界贸易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55.1%）低于2005年的水平（56%）。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外，结构性因素也很重要。在大型经济体系中，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一直高于出口，因此出口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长期趋势的逆转，而是暂时的动荡。
然而，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关乎贸易。尤为重要的是资本流动，这往往伴随着现代高效技术的转让。谁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资本的进出口，谁就能在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在生产质量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相对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全球化还表现为思想、知识和大量信息的流动，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促进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交流，提升工作人员的资历和管理技能，从而显著提高经济效率，培养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提高本国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与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先例不同，全球化在当代阶段的特点是复杂却又很成熟的跨国供应链。iPhone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旗舰产品之一，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设计，但完整的产品却是由六大洲的43个国家生产的组件组成，这就是全球化的产物。还有一些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例如辉瑞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如果没有超过20个国家的研究、生产和组成销售链，它们也不会迅速地出现和起作用，这便是全球化的影响。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化，疫情也不会传播得这么快。遗憾的是，全球化还有许多丑陋的现象，比如恐怖主义和洗钱活动。
跨国公司参与到供应链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参与到研发、生产、分销和销售关系中，对于它们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它们深思熟虑地利用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竞争优势。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向上发展，朝着链条中那些能产生更大附加值的环节迈进。它们努力的不是完成成品组件的最终组装，而是设计它们；不是分类和包装，而是制造和服务它们。显而易见，企业应该关注这些领域的发展，因为如果它们能够获得更多资金，它们同样也会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国家也应如此，因为这样能更好地支撑社会各个领域的日益繁荣。在此，生产链和供应链应具有微观和宏观基础。
有的国家可能体量不大，但处于供应链顶端，比如新加坡或瑞士；也可能本身是一个大国，却处于下游，比如巴西或尼日利亚。还有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却发展滞缓，比如意大利或土耳其；也可能虽然是普通国家，但却明确地向前迈进，像智利或波兰。虽然全球化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但是国家不一定要能够明智地利用这些机会。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同时伴随着机遇和威胁的过程。如果不是全球化，就不会产生额外利益，也不会产生额外成本，这些利益的平衡取决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国内发展政策和微观经济层面的管理质量。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了解这一进程，那么这个国家将无法利用全球化的益处来加快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从整个世界和各种一体化集团的层面上来说，全球化会出现波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但相关性不一定是正向的。随着整体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停止或进入暂时倒退的阶段，反之亦然。目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饱和的水平，从某些方面看，全球化的倒退往往是全球大国当局关注其内部事务所导致的。然而，全球化的积极方面明显优于消极方面，其中一些消极方面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些消极方面能够通过个别国家的开明经济政策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协调得到补偿或进行消除，这一特性也使得全球化不可逆转。过去几年中，全球经历了比以往更大范围的分裂、动荡、危机和怀疑，以及许多政治错误、短视和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浪潮。现在情况仍然如此，因为有更多的问题政治无法应对。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与此同时，某些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此外，许多国家的社会两极分化甚至威胁到民主，还加剧了专制倾向。
特别是，一方面，不断积累的困难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的经济政策错误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民粹主义的形式对这些政策做出的不适当反应。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全球化确实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人口迁移浪潮，这也是未来世界将继续面临的一大问题。此外，世界还面临环境破坏和气候变暖，以及大流行病带来的灾难等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最初不是由全球化引起的，但全球化又间接导致了这些问题扩散。利用全球化来应对这些灾难势在必行，只有以全球协调的方式才能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
简言之，更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体增长更快。这只是一项一般原则，但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具体的补充。当国家一级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有利于全球化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在过去30年中，没有一个主要国家像中国这样出色地利用全球化来助力自己的发展。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2020年的人均GDP增长了13倍以上，超过了当年世界平均水平17109美元，达到17312美元。
全球化真的会继续吗？真的不可逆转吗？什么会导致经济偏离这条道路吗？全球化的继续并不是一定会出现的未来。这里没有绝对的决定论。这一次，就像我们在做经济学分析和考虑未来时经常做的那样，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说法也是基于所做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和平将占上风，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认为这是必然的，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第二种假设是政治领导人能够明智地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能够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进程。如果这不起作用，文明可能会崩溃，全球化可能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放缓。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全球化仍将在几代人或几十代人之后卷土重来，思想家以及在未来时代的普通人都会想，这样的文明崩溃怎么可能发生，就如同我们想知道过去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多恐怖和愚昧的事实一样。
一个世纪前，一些人还认为，这种状况，事实上就是全球化，尽管当时没有人这么命名，就是当时他们所说的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在其早期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战前辉煌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在床上喝早茶，打一通电话即可订购全世界的各种产品，不论数量多少，并且合理期望他购买的产品能尽快送到他家门口；他还可以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方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中探险，不费吹灰之力分享它们未来的成果和优势；或者他可以决定是否把自己的财产安全托付给来自任何大陆上的任意一个有想法或信息推荐的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即获得便宜舒适的交通工具，无须护照或其他手续就可以前往任何国家或气候带，还可以派他的仆人到邻近的银行办公室去购买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不了解当地语言或习俗的情况下，前往外国居住……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确定的和永久的，除非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任何偏离这种状态的行为都是反常的和应该避免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竞争，垄断、限制和排斥的计划和政治等，都是为了向这个天堂施压，那不过是他的日报上的娱乐话题，似乎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其国际化在实践中几乎完成。”然后战争爆发了，并且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粉碎了美好年代。
当时持乐观主义的人天真地相信“人类经济进步的非凡时代”是永恒的。我希望现在我们不再犯这个错误。我还相信，现在，当我们周围的现实在某些方面比当时更具冲突性时，全球化仍将持续下去，变得更具包容。这对中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它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发展道路，明智地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展，并承担随之而来的成本。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这取决于跨国供应链的不可分割性、跨国公司的实力、经济运营商参与给它们带来实际利益的无国界贸易的愿望，但也取决于文化国际化、全球社交媒体或大规模外国旅游等非经济因素。然而，限制全球化进程的深度是可能的，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这肯定是在民粹主义、新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外经济关系开放度降低之际发生的。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是利用全球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最大的威胁在于全球化的非包容性。
虽然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一些学者声称，全球化注定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缺乏政治全球化，即尚未出现协调经济政策的有效全球机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点。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微观经济性质，这归结为一个事实，即许多跨国公司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动力，以至于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多边国际协议都不足以有效地监管，更不用说监督它们的活动。
全球市场存在，但没有足够有效、共同的机构来监管它。必须通过适当地将全球化重新制度化来消除这一缺陷。在这方面，二十国集团（G20）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以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全球经济组织的形式，通过召开会议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世界还需要新的机构，比如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世界眼中的全球发展倡议行），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未来将有更多的新组织成立。此外，合作或区域一体化集团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强大的跨国公司经常将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强加于政府，而不是反过来。然而，这并不是当代全球化阶段的一个内在特征，而是由于全球化的制度性弱点，以及政治家缺乏政治意愿和勇气来反对对他们有利的、强大的强制性法规而产生的一个特征。有了这样的决心，再加上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就有可能成功地让公司的利益服从于一般的社会利益，而不是相反。虽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地方，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北欧社会和中国应该能做到。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不允许自己屈从于私人资本，并根据公共利益或多或少地规范其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活动。
这一观察结果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当涉及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时，它们可以从中国的显著成就中学习，考虑到什么可能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以及什么能适应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环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新丝绸之路”，这一倡议已经面向100多个国家。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可能出现的坏处。人们渴望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双赢。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力。如果这一思想和行动方向能够得到二十国集团（G20）的支持，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