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空软件网 更新：202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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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德里克·沃尔科特
摘编丨杨司奇
《黄昏的诉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沃尔科特的第一部散文集，精选了他二十余年间在《纽约书评》《新共和》等杂志上发表的多篇重要文章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稿。在这些文章中，沃尔科特评论了现代一些著名文学家、诗人如海明威、休斯、洛威尔、布罗茨基、弗罗斯特、拉金等人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艺术理念与深刻观察。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对加勒比地区后殖民文学与文化感人而深刻的审视，呈现了他对自己诗歌、戏剧创作的总结和思考，对我们深入理解沃尔科特及其迷宫一般的诗歌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沃尔科特的文章与他的诗作一样，意象繁复，气势恢宏，融汇了西方古典与现代、“旧世界”与新大陆诸多文化元素，这部散文集如同一轴集优雅、简洁和辉煌于一体的画卷，沃尔科特在他所展开的每一个主题中，都融入了抒情的力量和融合的智慧，这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诗歌声音。
在这部散文集中，沃尔科特为他喜爱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私人画像，我们既可以称之为一篇诗评，又可以称之为一部小传。在这篇个人风格强烈的评论文章中，沃尔科特书写了自己对洛威尔其人其诗的理解，诉说了自己与洛威尔生前起起伏伏的交往经历以及对这段特殊友谊的珍视，并坦承了洛威尔对自己的巨大影响。（“至于诗风与洛威尔相似的问题，我早就放弃挣扎了。”）
在沃尔科特的眼中，洛威尔只是一名罹患精神疾病的伟大诗人，发病之时阴云笼罩，云开雾散之际却无比温和，他的“头颅硕大方正，但这也只是一颗普通美国公民的头颅，他始终拥有平凡的心态，拒绝背负任何光环；他极为骄傲，也无比谦逊；他能够将身边的事物软化、模糊其轮廓，让日常生活变得朦胧不定；他将人类的政体视为陈旧过时之物加以审视；在他敏锐的探触下，历史不再是一种被审视的对象，而是一种难以索解的重复。”
《黄昏的诉说》，<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刘志刚、马绍博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论罗伯特·洛威尔（节选）
德里克·沃尔科特
诗人的传记多不可信，它们甫一出版便成为虚构，如小说一般设置了情节、事件和对话的前后呼应。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在于泛泛谈论其生平，而是对他的一举一动有所会心，因此常常难以言传。如果传主是一名诗人，那么精心炮制的生平经历反而会把他的诗作变成次要情节，读者也只能从脸谱化的叙述中获得愉悦。这本传记也就成了扶手椅的延伸，诗人的真正面貌却在读者心中晦暗不清。
无论诗人的生平经历多么独特，终究都会化为扉页上的一串椭圆型肖像。现在洛威尔也成了这样一幅肖像——他的生卒年月已经完整，生命的诗篇已经收结。
我们是可怜的过客，
受到警告要给
相片中每一个形象
以鲜活的名字。
——《结语》
洛威尔的一生支离破碎。他六十岁辞世，一生多半处于精神疾病发作后的恢复期，并因此长期心怀忧惧。他早年间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我心神不安”
（My mind is not right）
。不过，助他恢复的绝不仅仅是药物，更是诗歌创作的力量。这股力量侵蚀了他的理智，但也予以他救赎。洛威尔本性中不乏英勇，对诗歌的恭顺也充满野性。虽然精神疾病如影随形，让他辗转于疯人院、收容所和医院之间，但他从未彻底失去理智。在临床上，他躁狂症的发作被记录为一长串崩溃和失常，但这些发作却为他的笔尖增添了冲破枷锁的蓬勃力量，只有通过诗行才能释放。
罗伯特·洛威尔
现在，那些冷汗凝固成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在他大理石般光洁的胸像前额之上！我们注视着书套上的那张脸，眉峰遮住了眸中痛苦的凝视。我们终于为他造完了像，这是他在世时我们不敢做的事。一想到要用谈论逝者的口吻说起他，不再称他为洛威尔，甚至不是卡尔（卡尔是洛威尔的小名，最亲近的友人都如此称呼他），这几乎令人难以承受。他的诗作永远闪耀在当下，他眼中克制的痛苦仍然令人悲伤。于是我们畏缩了，把目光转向别处。
在他生前，我们注视着他硕大的头颅，聆听着他温和的玩笑，看着他的双手在空中挥动……我们意识到这个人在百年之后必然拥有不凡的声名。如今斯人已逝，我们读着他的诗作，更能感受到一种颤栗。洛威尔笔耕不辍，产量惊人；他的头颅硕大方正，但这也只是一颗普通美国公民的头颅，他始终拥有平凡的心态，拒绝背负任何光环；他极为骄傲，也无比谦逊；他能够将身边的事物软化、模糊其轮廓，让日常生活变得朦胧不定；他将人类的政体视为陈旧过时之物加以审视；在他敏锐的探触下，历史不再是一种被审视的对象，而是一种难以索解的重复。
如果现代人的痛苦再也无法谱写成辉煌的悲剧，而是以崩溃告终，那么在洛威尔之前，没有哪位诗人如此深入地描写过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步入中年之后，诗作屡屡回避这种触及，因为它像新鲜的创口一样鲜血淋漓。随着时间推移，伤口本该结痂，因为暴露有助于愈合，但从《笔记本》
（Notebooks）
和《历史》
（History）
两部诗集来看，它们依旧血肉模糊。洛威尔的创作全部指向创作本身，他的诗歌也都是关于创作诗歌的痛苦。这是肉体的苦役。他从不把书房或雕塑室里的满地碎片清扫干净，向你展示成品。在《历史》当中，你能看到雕像的骨架、不成形的碎片，甚至窥见修改的痕迹和情感的倾泻。这种做法本来极易招致诟病，但洛威尔的每一本新作都极富颠覆性，让批评家噤若寒蝉，他们只能埋伏下来远远观望，直到洛威尔的心灵又一次发出呻吟，让创作技巧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批评洛威尔的诗作更像是探测地震，而不是审美判断。
洛威尔在学徒时期的创作很狂野，他年轻时写下的每一行诗都蕴含强烈的野心，为了追求疾速的韵律常常牺牲了韵脚。他无法控制诗行缓缓前进，有时甚至任由它在空中毫无依凭地狂飙，就算勉强慢了下来，读者也能体会到那种吃力。在诗集《威利爵爷的城堡》
（Lord Weary’s Castle）
中，纷繁的对句如呼啸而来的列车辗过读者的感官，快得让人无法领会其中的象征意义，只留下一片令人瞠目的空白。
他引用克里斯托弗·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的诗句，“时光飞驰”
（Time runs）
，但在这里，时光却逡巡不前：
时光飞驰，车窗上星光流转。过往
是从火车上看见的城市，直到最终
它那窗格幽暗的街区越来越大，
从一座哥特教堂弹回。钟在
鸣响。我在死去。受冲击的石块
正在坠落，如一堆砖瓦和骨殖
断裂、崩碎，化为玻璃
在一名牧师喃喃念诵弥撒之前……
——《在门廊和祭坛之间》
这些炸裂般的语句绝不仅仅是噪音，虽然这首诗是在“大爆炸”之后创作的，但洛威尔像任何一位优秀的年轻诗人一样，对惜字如金浑不在意。那是诗人的天性，但上面这段铺陈却经过了仔细的斟酌，我们没有读到冗词赘句，却感受到了一种过于强烈以至于令人反感的调校策略。诗中的激情看似热烈，实则冷峻，有过分斧凿之弊。为了显得轻松自如，每个诗句都经过了单独打磨。有些层次被擦除了，但读者仍然能感受到它们激烈的情绪。擦除的基础是双关——这是“歧义”残忍的别名。飞掠的车窗同时映出泪水与星光，泪水流过涂釉般茫然的瞳仁，正如星光掠过车窗。诗中的每词每句都另藏着一首诗，但诗行的速度与韵律不匹配。前两句诗本应展露回忆的悠然，但读者的实际感受恰好相反：泪水在五音步中疾速滑过，对句又加快了诗的速度。“最终”之后的诗句没有指向内心，变成回忆式的独白，而是昂扬向上，变成一番宣告。这首诗的行进速度学自哈特·克莱恩
（Hart Crane）
，但连缀处如以铁锁勾连，明显可见；而在克莱恩最精彩的作品中，这种连接是无形的：
多少个晨曦，从波光荡漾的栖息中，
那海鸥一身寒气，用羽翅轻点并转动自己。
（王敖译）
克莱恩的诗中只有一个动作——海鸥的飞翔，整个诗节都围绕着这个动作转动。
洛威尔的风格则与之相去甚远：
我们就像一大群
野蜘蛛，抱头痛哭，
但没有眼泪……
——《1961年秋》
这种差异体现于小写字母开头带来的随意的亲昵（我在诗中弃用大写字母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也体现于《哈德逊河口》
（The Mouth of the Hudson）
一诗中老练的技术，这首诗同样涉及火车的意象，展现出一种松开领结的自信：
单身男人兀立如一名观鸟者，
从废弃、灰败的
西屋电气电缆卷筒上铲掉
椒盐般斑驳的雪。
通过查数一串从三十个州
开来的破旧货车，他无法
发现美国。它们呼啸着、摇晃着
穿过他脚下的铁路旁轨。
《威利爵爷的城堡》收录过一篇更早的诗作，那首诗里的火车像时光一样疾驰。而在这首创作得更晚的诗歌中，嘎吱作响的车厢最终停了下来。
他垂下眼帘，
随着野外的冰块漂流，
它们沿着哈德逊河漂向大洋，叮当作响，
好像七巧板的空白一面。
这些年的时光让他变得漠然了，他已经与野心妥协。这种变化反映在那个散文化的用词“叮当作响”
（ticking）
之上，这是冰面的破裂声，是炸弹的滴答声，是轮子滚动和表针行走的声音，是注定要在大洋附近融化的浮冰发出的声音（暗指洛威尔在1967年出版的诗集《大洋附近》）。它的前后也都是寻常词语——我是说，初看平淡无奇，实则精妙绝伦。
到他翻译《奥瑞斯提亚》
（Oresteia）
的时候（这是现代戏剧诗领域的一大成就，但长期为批评家所忽视），洛威尔的创作技法获得了平静。威廉姆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和埃斯库罗斯的风格在他笔下融为一体。他在纽约公寓对面的墙砖上看到的光芒，不像雪莱的诗作那样辉煌，也没有叶芝的大理石光泽或华兹华斯难以言喻的华美，那是纽约本身的光芒，是现代建筑泛起的光芒。
《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美>罗伯特·洛威尔 著，胡桑译，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威利爵爷的城堡》收于此书中。
好诗人的格调是自然流露的，在闲谈中也会闪现。私密场合下，诗人的洞见接连迸发，与他们小酌几杯的收获甚至胜过阅读一本诗论。
有一天我在洛威尔的公寓，出门前我给他打领带，他把我打好的领结恢复到了较为松散的状态。“休闲风格”，他说，他的手很大，不像花花公子的手掌。这番纠正技巧十足，在不经意间袒露了格调。《大洋附近》
（Near the Ocean）
和《献给联邦死难者》
（For the Union Dead）
这两本诗集的出版时间相隔不远，他那段时期的创作有一种轻松随意的感觉，像一个把夹克搭在椅背、只穿着衬衫的天才。他在诗中描写过那种下笔生硬、韵律瘫痪的状态，描写过他如何发现自己的诗行僵硬难读，所以在公开朗诵的时候像省略旁白一样跳字。这是他从“垮掉的一代”和威廉姆斯的诗歌中领会到的。但是，他自由诗的韵律仍不是完全“不打领带”的，因为他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仿效过的先辈大师对他影响太深。既然“追寻传统的福特车主”（见洛威尔《威利爵爷的城堡》第33首）可以穿上象征新贵的条纹背心，他又何尝不能给笔下的韵律松松地披上一层出身的骄傲。
另外一次（请读者千万不要认为我对诗人的领带有什么执念），我很随意地夸奖了洛威尔胸前那条淡橘色和棕色相间的碎花领带，他就把领带解下来送给我。我对洛威尔的诗人身份并无谄媚之意，也不会像仆人那样给他收拾衣服。但他对我提过一个糟糕的指控，好像我真是那种人——他对我说：“你懂得利用别人。”那一晚他正处于“爆发前夕”，夜幕还没降临，但天色已暗。我没办法像熟识的旧友那样窥见端倪，不知道他何时会像耶罗尼莫
（Hieronymo，托马斯·基德著名复仇剧《西班牙悲剧》的主人公，以脾气暴躁著称）
一样再度陷入狂躁。
这次羞辱伤我很深。他是不是以为我在刻意套近乎，利用这份友谊提升我的事业？我不是美国诗人，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所谓事业，必然有其可因循的传统，但我从事的新文学并无传统可言。这项事业像任何一种全新的探索一样，成果是随时更新的。我可曾如寄生虫一般以他的诗行滋养自己？这一点我无从抵赖，因为他的影响无可抗拒，没有人的想象能比他的更浩瀚。在伤痛之余我扪心自问，没错，我利用了他，但我利用他的方式与利用古典或现代的大师别无二致。
In mania veritas.
（拉丁语，意为“真理藏于癫狂”。）
他重写荷马的原作：请对我歌唱吧，缪斯，歌唱阿喀琉斯的“狂躁”。他没有用“愤怒”这个词。我从未亲眼见到洛威尔发病时的乖戾，他那时的模样会让爱他的人满心怜悯和惊惧。但即使卡尔被脑中的黑暗吞没，他的诗行仍然能够令人获得启迪。
我的创作风格一直是喜鹊式的（至今犹然）——东挖西啄，在诗人的作品间跳来跳去，但它不是秃鹫式的。我毕生都在践行《模仿集》
（Imitations）
里的行为，至于诗风与洛威尔相似的问题，我早就放弃挣扎了。某天午后，我和安东尼·赫克特
（Anthony Hecht）
、斯坦利·库尼茨
（Stanley J.Kunitz）
、洛威尔，还有《诗学》杂志的编辑亨利·拉戈
（Henry Rago）
聚在库尼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朗读诗歌。我们本来不是去读诗的，但卡尔很喜欢和朋友聚在一起读读诗。拉戈说我写的那首《致布鲁克林》“仿佛出于女版洛威尔之手”。这个评价倒有点新鲜，拿来形容清洁女佣估计更合适。不过，没几个美国作家掌握了羞辱人的艺术。他们本来想抖个机灵，结果说的尽是些口水话。
德里克·沃尔科特
刚才我讲述了自己和洛威尔交恶的缘由，从那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心存芥蒂。后来他进了医院，我说了些难听的话，还遍告天下，说我也厌倦了他反复无常的精神状态。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冰释前嫌的欢乐。多年以后，他主动邀我去他位于西67街的公寓，这番邀请几乎让我流下眼泪。他开了门，驼着背，轻声细语地向我道歉。我用力给了他一个拥抱，感到彼此的旧谊更加深厚了。他的眼神仍然紧张不安，瞳孔里好像藏着幽灵。他把手伸向上衣内兜，我知道他要找什么。他想找他女儿和我儿子的合影。两个孩子同岁，那张照片是在特立尼达海滨拍下的。
和卡尔交恶之后，我还向他的朋友问起他和人相处的态度究竟有多恶劣。但我什么都没问出来——无论是凶暴的、不堪回首的，还是可以原谅的回忆，什么都没有。我也没再细挖下去。他们的惊惧和留下的精神创伤保护了他。“要怜悯怪兽”，他如是写道。
由此，我们能想到约翰·克莱尔
（John Clare）
——他的清醒犹如恶魔般的云翳透出光芒，想到蹒跚穿行于巴尔的摩的地狱的爱伦·坡，想到酗酒的哈特·克莱恩或约翰·贝里曼
（John Berryman）
，但清醒的洛威尔却与常人无异——他恢复极快，通常不会留下任何伤痕。极端的狂喜也是一种绝望，但又有哪位传记作家能捕捉到他那心碎的笑容，捕捉得到他的才智、焦虑与羞赧？
正是这一点让为他作传的人如此为难，他们只能盯着那些最容易记述的事，抓住他的躁狂症、破坏性的发作和痛苦的康复期来大做文章。19世纪陈旧的诊断标准把诗人视作疯汉，还有人认为被诅咒的天才是种一脉相承的传统（爱伦·坡堪称祭酒），所以把洛威尔轻巧地归进了这个传统。但洛威尔既不是疯汉，也不是被诅咒的诗人
（poète maudit，这一概念由法国诗人魏尔伦提出，指极富创新精神却得不到时代理解的诗人）
，他只是一名罹患精神疾病的伟大诗人，发病之时阴云笼罩，云开雾散之际却无比温和。他有一种温柔的男子气，在人们心中激起深沉的爱意。
而那种永不止歇的狂热让人想要质问他的诗歌，质问诗人本身：你为什么要如此逼迫自己？为什么不能宽恕自己？答案是：因为洛威尔不说谎。他不像叶芝拥有拜占庭——渴望创造了信念，让黄金铸成的人造天堂幻景成真，也不像但丁那样拥有收结一切实体
（substance）
的白玫瑰（《神曲·天堂篇》第31歌的标题为“洁白的玫瑰”，描写了神圣的战士队伍，展示成洁白玫瑰的形状）。有一次，我问他对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的《德意志号沉船记》
（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
有什么看法，他笑着说：“那群修女。”他年轻时也写过关于修女的诗，她们万分狂热，充满对激情的渴望，但信念已经消逝。他本来可以用更圆熟、更柔和的方式哀悼信念的丧失，但他已经没有天堂——他找不到任何象征物供他封存这种折磨。叶芝有会唱歌的机械小鸟，艾略特有玫瑰，但美国式的煊赫能提供的只有“鸟类百科里的条纹鹰”。
《奥麦罗斯》，<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杨铁军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洛威尔的诗作轻颤着，有时被禁锢、被镇静，有时展露出关乎家庭生活的幸福，它诉说了从卡德蒙
（Caedmon，英国最早的诗人，代表作《赞美诗》，其留下的若干残篇构成了英语基督教诗歌的起点）
至今的英语诗歌所能述说的一切。这是一个智慧的心灵正在无情地记录着自己遭受的折磨，我想不到还有哪位诗人的笔触能如此温柔敏感。与之最为相似的是梅瑞狄斯
（George Meredith）
的诗集《现代爱情》
（Modern Love）
。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度过一生，不是穿过一片旷野。”洛威尔拒绝放过自己，并不是出于对受虐的迷恋，而是在观察诗的效用，看它是否具有疗愈的能力；如果诗是啄食肝脏的鹰喙，一如维庸
（François Villon)
或普罗米修斯的遭遇，那么在洛威尔这里，普罗米修斯成了埃斯库罗斯，受害者是诗作的主题，秃鹫则变成了同伴。他从来不从诗人的身份里“抽时间”，不像某些美国作家喜欢说写作之余还有其他事情好做，比如干干农活、钓钓鱼。
他的身体也帮不上忙，像鲸鱼
温暖心脏的鲸脂，沉入绵延
几英里的洋底，喘息着洁白。
刺钩发炎，鱼线紧绷。
——《酗酒者》
“我们主动要求受困于写作，于是求仁得仁。”他写道。
（本文摘自《黄昏的诉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