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平湖】沈惟敬：晚明援朝战争中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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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惟敬：晚明援朝战争中的传奇人物
黄艳/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末战事频繁，比较著名的有万历三大征。万历三大征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三次大的军事活动，分别是宁夏之役，播州之役以及朝鲜之役。宁夏之役主要是保卫国疆，朝鲜之役是抗日援朝，而播州之役是平定内乱。这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曲折的一次战役，从万历二十年（1592）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结束，历时七年。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此一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日本则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形成了对明朝致命的威胁。
而这七年期间，实际的战争状态只有两年，更长的则是持续四年之久的和平谈判。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其间，一个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一些荒谬事件参差其中，很有演义色彩。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16世纪后期，万历朝，有这样一个人物，官方历史对他的评价向来极为负面，称他为“市中无赖”“市井恶棍”，朝鲜《宣祖实录》更是斥他为“奸人”。但同样是这个人，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的外交文书上赞他是“猛将”，曾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当年的《年报补遗》（1596年12月28日自长崎寄往罗马耶稣会总会）中则称他是“上了年纪的、睿智的、才能甚优、评价极高的游击”。
这个人，叫沈惟敬。
如果没有朝鲜之役，沈惟敬就只会是一介平民，和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朝鲜之役并不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战争，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明朝和朝鲜曾先后与日本开展过议和外交。其中在明朝与日本的议和过程中直接充当了官方首席谈判代表角色的，就是沈惟敬。
一介平民怎么会登上这样重大的历史舞台？
沈惟敬究竟是什么来历？
《明史》中有“嘉兴人沈惟敬”之说。不过嘉兴人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篇》中很明确的称沈惟敬为“浙之平湖人”。沈德符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在国子监读书。由于家庭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务和许多宫廷内幕，尤其对时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至于沈惟敬，因为沈德符家有一个仆人曾经跟着沈惟敬出使日本，所以沈德符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反正，同样是嘉兴人的盛枫在《嘉禾征献录》中也明确指出沈惟敬是“平湖人”。更为确凿的证据是明天启《平湖县志》中有沈坤的传记，称沈惟敬是沈坤的儿子。既然父亲是平湖人，那么儿子自然也是平湖人了。
那么，为什么还是要强调下沈惟敬确实是平湖人呢？因为，虽然根据各种记载都能肯定地说，沈惟敬应该是出自平湖林埭的“清溪沈氏”。但是，如果现在去翻翻清溪沈氏的家乘，里面并没有沈惟敬这个人。
怎么回事？
这就关系到家谱的记载问题。虽然说，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是我们的渊源，也是我们的根。但我们也要知道，古代修家谱时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无条件列入的，有时候，有的人即使之前已经记入在家谱里也会被删掉，比如弃祖、背君、犯刑、背义、杂贱等等。这里，除了家族荣誉感之外，还有各种复杂因素。
所以沈惟敬不在家谱里就很好理解了。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对日外交事业完全失败后，沈惟敬以“通倭”“叛国”的罪名下狱论死，而且牵连极大，“沈惟敬合依谋叛者律，斩决不待时，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皆流二千里安置”。那么，清溪沈氏家族出于政治及各方面考虑，也只能将他从族中除名，和他撇清关系了。
沈惟敬在关于援朝战争时的各种历史记载中出场时都已经是个身躯伟岸，髯须飘飘，两眼炯炯有神的老先生了。《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有“沈惟敬”一篇。说他“惟敬时年已望七，长髯伟干，顾盼烨然”，望七是说将近七十岁，但这显然是沈惟敬虚报了下自己的年龄，因为之后刑部尚书萧大亨的《沈惟敬招由疏》留下了关于沈惟敬年龄的可靠记录，他在万历二十五年招供自己“年六十一岁”，据此，沈惟敬的实际出生年龄应该在嘉靖十六年（1537），而他在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之役爆发时应该是五十六岁左右。
沈惟敬年轻时
通常而言，一个能在晚年时翻手为雨覆手为云，将中国、日本两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物，年轻时必定也不会那么平常。
年轻时的沈惟敬记载不是很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的是：“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及见甲寅倭事，后贫落，入京师，好烧炼，与方士及无赖辈游。”里面指出沈惟敬早年参过军，也参加过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事。正好当时黄克缵写过一首打油诗《沈游击》：“今之沈游击，实乃中行俦。本为邮亭卒，掉舌事遨游。”原来，沈惟敬当年从军时当的是一名驿卒，也就是在驿站传递公文，供差遣的士卒。驿卒出身的沈惟敬经历了后来的“甲寅倭事”，这场“甲寅倭事”指的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甲寅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大规模的倭寇入侵事件。
明、清《平湖县志》中都写到了沈惟敬和他父亲沈坤的抗倭事迹。相关记载是这样的：“沈坤居湖之西麓，家颇饶，不为产业计，学文不就去学武。嘉靖间，以门户充役集收银米。遇岁饥，死者相枕，坤悉散家赀并所收银米以疗饥民，官督之，茫无以应，甘罪狱中。会倭寇卒临鹉湖，总督胡公募勇敢之士，闻坤名，出狱留幕下，议论颇当胡意。一日，倭战王江泾，我军失利，胡亦被围，坤子惟敬甫弱冠，单骑突围中，挟胡而出，胡益爱重坤。授职千总，部兵三千，父子设计，伪装犒军官，满载药酒，手执公文，经倭营而过，度倭追我将近，父子弃舟度水走。倭得酒，喜甚，争饮，而死者无算。”
采九德的《倭变事略》中也有一段记载：“侍御胡公宗宪亲自驱兵水陆并进，斩获数十。前兵忽覆，后兵皆溺，胡公亦在溺中，仅露其髪。有勇士沈坤、钱灿急援，出棹小舟济去。”
看得出来，当年的沈坤和沈惟敬父子都是有勇有谋的人。沈坤家境殷实，所以能当上粮长，因为为人仗义，饥荒之年散尽家资和收来的税粮资助饥民才进了监狱。又正好遇到倭乱，胡宗宪慧眼识人，把沈坤从监狱里弄了出来。话说，胡宗宪当年以善用权术出名，他在江南抗倭时蓄养了一批三教九流参与军事谋议。沈坤受到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入了他的幕府，沈惟敬就在营中协助父亲沈坤。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王江泾之战，胡宗宪被围，沈惟敬那时才十八岁左右，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他单骑突围，救出胡宗宪。六月，在嘉兴水战中沈坤和钱灿也合力营救过胡宗宪。
胡宗宪更加看重他们父子，授职沈坤以千总身份，统领部兵三千人。接着，沈坤、沈惟敬父子又一起设计了以药酒毒杀大批倭寇。关于毒杀倭寇的事件，在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不过，出谋划策的功劳都算在了胡宗宪头上。比如《明史》中记这件事：“倭寇嘉兴，宗宪中以毒酒，死数百人”，朝鲜人申钦在他的《象村稿》中的记载和《平湖县志》中相一致：“惟敬自言，嘉靖年间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票下，用间谍鸩杀倭众，因此备谙倭国事情，上书于兵部，请往谕倭奴。”
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后，平湖境内的倭患基本肃清。少年时投戎于胡宗宪帐下的那个杀倭立功的沈惟敬，因为家道贫落，流入京师。在明代那个时候，户籍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沈惟敬的这种流民行为并不合法，当年陆炳就因为京师流入了太多闲杂人口会引起治安问题而驱赶过流民。沈惟敬就是那种标准的闲杂人口，他流寓在北京以后，也没干正经事，就整天烧丹炼药，和一帮术士无赖混在一起。因为嘉靖皇帝极度热衷道教，所以跟风炼丹的人很多。沈惟敬就因此结识了同样热衷于炼丹的一个姓袁的人。两人整天混在一起，除了交流炼丹，就是谈天说地了。沈惟敬是个极有口才的人，天天绘声绘色的跟人描绘关于日本的事情，说的好像他亲自去过似的。
沈惟敬年轻时有没有去过日本，现在无法考证，反正据他自己说沈坤曾经往来日本做生意，他是跟着父亲沈坤去的。但肯定的是，沈惟敬对于日本比一般人更为熟悉些，一个是因为年轻时抗过倭，接触过日本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现在收留了个仆人，估计感情非常好，所以沈惟敬甚至给他改了个按自己家字辈来排的名字“沈嘉旺”。关于沈嘉旺的来历，不同的史书记载也不尽相同。《万历野获篇》说“会有温州人沈嘉旺从倭逃归，自鬻于沈，或云漳州人，实降日本，入寇被擒，脱狱，沈得之为更姓名，然莫能明也。”这里说沈嘉旺是温州人或漳州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过，后来逃了，又把自己卖给了沈惟敬。朝鲜的《两朝平壤录》中说，沈嘉旺是沈惟敬的名妓老婆陈淡如的仆人，原名郑四，后来被沈惟敬改名了。不过，如果仔细推敲，结合沈嘉旺确实是非常熟悉日本以及精通日本话这点而言，可能还是胡应麟的《甲乙剩言》记载比较确实：“沈惟敬以落魄侨寓燕中，寓傍有闲屋，使卖水担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乐清赵常吉家苍头，幼为倭奴所掠，载还日本，凡十八载，泛海而还。还复走燕依赵，赵无所用之，故以卖水自给。惟敬暇则时时从嘉旺谈夷中情俗，虽器什乡语，无不了悉。”这里说沈嘉旺原来是明末著名兵器专家赵士祯家的仆人，小时候就被抓去日本十八年，后来回来又投奔在北京的赵士祯，估计赵士祯也不敢再收留他了，怕有通倭嫌疑，于是沈嘉旺只能在北京以卖水为生，正好遇到沈惟敬，就又投奔了沈惟敬。两人常常谈论日本风土人情，也就是在沈嘉旺的影响下，沈惟敬对日本的了解加深了不少，毕竟沈嘉旺在日本待了十八年，应该是个“日本通”了。
就这样，沈惟敬把从沈嘉旺那里听来的日本又转述给了这个袁某人，于是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个袁某人不是普通人，他是时任兵部尚书石星的小妾的父亲，也就是石星的老丈人。
胆气过人
石星当时可能有点焦头烂额。万历二十年（1592），据《明史》记载：“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当时西部是宁夏副总兵哱拜之乱，东部又起了朝鲜战事，朝鲜半壁江山沦入敌手，王京、开城、平壤等重要城市都已沦陷，王子、陪臣也成为倭寇的阶下囚。“欲安中国，必守朝鲜”，是朝中一些有识大臣的共识。但石星实在不想两边同时开战，为了争取时间征调兵马，石星便想和丰臣秀吉说和。不过，在招募人才时，官员队伍中没有敢出面的，结果敢于应募的平民沈惟敬得到了石星的任用。当然，我们也可以推想，这事应该是石星找不到人急的不行，于是他老丈人想到了一起炼丹的沈惟敬，觉得沈惟敬这么熟悉日本，肯定能帮上忙，于是就把沈惟敬推荐给了石星。石星一见到沈惟敬貌如神仙，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样子，大概就基本认可了。更何况，沈惟敬还信誓旦旦的给石星灌输了一套他从沈嘉旺那里听来的理论，说，丰臣秀吉的侵略举措是因为通贡中国的愿望被朝鲜所遏，不过折柬可致，也就是写封信的事，问题也就解决了。石星仿佛找到了救星，毫不犹豫的委任沈惟敬为“神机三营游击将军”，连带沈嘉旺也获了个“指挥”的职务。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带着沈嘉旺和十来个随从到达鸭绿江南岸的重镇义州（现在的新义州）。此时，明军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的先头部队都还没有到，沈惟敬是奉了石星的命以侦探敌情为名，实际上是想入贼营与日本人讲和的。沈惟敬的到来，朝鲜人很失望，因为他们正在积极筹备粮草等着祖承训出兵收复平壤。沈惟敬对朝鲜人声称自己和丰臣秀吉等人很熟悉，他说什么人家都会听。史料上都没有记载这次沈惟敬到底有没有去倭营，但是这次沈惟敬无功而返，回了北京是确定的。
沈惟敬回到北京没几天，就传来了七月十七日祖承训在平壤战败，仅以身免的消息。
于是，“议和”又提上了日程。
八月十七日，沈惟敬又到了义州，随身带着明朝钦赐朝鲜方面的首功赏银，告诉朝鲜国王自己打算亲自先去平壤探明日方情况，朝廷稍后也将出兵七十万征剿。朝鲜方面将信将疑，但还是将明朝出援的消息传谕地方以鼓舞士气。
沈惟敬之后入平壤日军营中交涉的表现，赢得了丰臣秀吉对他的“猛将”的赞誉。但如果结合沈惟敬年轻时在胡宗宪麾下抗倭的经历，这样的表现是毫不令人惊讶的。
八月十八日凌晨，沈惟敬离开义州东行，三天后到达平壤郊外，继续东行至釜山院停驻。先“以黄袱裹书”，“使家丁一人背负骑马直驰，由普通门而入”，也就是说，沈惟敬先派沈嘉旺驰入平壤日营传谕日军平壤守将小西行长，以圣旨责问：“朝鲜有何亏负于日本，日本如何擅行师旅？”小西行长则派麾下的通事，被掳浙江人张大膳跟着沈嘉旺来沈惟敬处协商面见事宜。
双方约定八月二十九日会面议事。
八月二十九日，约定时间到了，大家都觉得危险，都劝沈惟敬还是不要去了。沈惟敬笑着说：“他们怎么可能害我！”只带了三四个家丁就赴约了。
日军在平壤城外的乾伏山盛陈兵马，据当时登上大兴山山头目击整个交涉过程的朝鲜军方将领说，当时日军众多，剑戟如雪。沈惟敬下马进入倭阵中，群倭四面围绕，远远望去，好像沈惟敬被他们拿了，之后双方互相交涉的事情就看不到了。直到太阳快下山了，才看见沈惟敬出来，而倭寇们这回却是恭恭敬敬的送他。第二天，小西行长又送来一封信问候，并且感慨：“大人在白刃中颜色不变，虽日本无以加也。”沈惟敬的回答则慷慨激昂，“尔不闻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单骑入回纥万军中，曾不畏慑！吾何畏尔也！”后来，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看成是沈惟敬的自我拔高，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或许沈惟敬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标杆就是郭子仪，所以处处以他为榜样，单骑入敌营这事就是沈惟敬对于自己偶像郭子仪的致敬。
关于沈惟敬那天在倭营中与日本人的交涉情况，在朝鲜的相关记载中大致是这样的：沈惟敬责问日本起兵原因，小西行长解释为明朝允许朝鲜进贡而不允许日本进贡，所以恨而起兵；双方交涉时是以口译和笔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沈惟敬因为有朝廷允许他“便宜行事”权利，所以当时诡言平壤以西为中国地方，试图将日本人稳住在平壤以东，并要求日方退出平壤。小西行长则回答说如果明朝皇帝允许日本朝贡，他们就退出平壤。沈惟敬答应亲自回北京为日本请旨通贡，这期间，双方约定停战五十天。沈惟敬这次议和遇到的对手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如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
谈判回来后，沈惟敬向朝鲜方强调，答应的这些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他将一方面向朝廷奏闻日方要求请贡之事，一方面回辽东调兵来援，会为朝鲜谋划作战，希望朝鲜做好充分的备战准备。
沈惟敬的这次对日交涉在朝鲜人民看来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壮举，以至于成千上百朝鲜士民争相观看沈惟敬其人，赞叹他“何状男子，做如此事业”。朝鲜国王在沈惟敬回国时赠送自己的爱马“千里独骑”，希望沈惟敬能快点回国救助他们。
继续谈判
九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回到北京，将日方提出的朝贡、领土要求汇报内阁和兵部，经过阁部九卿科道共同商议之后，出了一份《兵部帖》，对日方的要求作出了回应。在此次会议上，朝廷对沈惟敬的交涉活动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沈惟敬由最初的假称“游击”得以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
十一月底，沈惟敬带着《兵部帖》又去了平壤的日营。根据兵部的指示，要求日方从朝鲜领土上撤兵，并归还被俘的朝鲜王子及政府官员，然后再允许日本与明朝通商。不过，这次谈判实际上也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属于朝廷和日方在打马虎眼。小西行长以自己无法擅自决定为理由，拒绝了沈惟敬的要求，但表示可以向丰臣秀吉转达归还朝鲜领土的要求。这次会面，沈惟敬还特别体贴的向驻守平壤的日军普遍赠送了一顶小帽。别以为这是沈惟敬的好心，他这是在统计日军人数呢。
正当沈惟敬与日本展开议和活动之际，十二月十六日，明朝出动七万大军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改提督蓟辽保定山海关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祭旗东征，率大军渡过大同江，援朝抗倭。
沈惟敬谈完回来的路上正好碰到李如松。李如松是个主战派，对主和派们喜欢谈判很不感冒。沈惟敬把日方提出的要求，比如愿意退出平壤以西，以大同江和明朝为界等一说，他直接就把沈惟敬给扣了，说他“憸邪”，也就是邪恶，当时就要把沈惟敬给拉出去斩了。这时，参谋李应试拦住了李如松，并且献了一计：“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他们决定让沈惟敬继续以外交手段麻痹平壤日军，使他们疏于军事防范。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到达肃宁馆，日方以为是明朝派的封使到了，派了二十个牙将来迎接，李如松准备把他们都生擒了。但是这些日军战斗力很强，结果只抓了三人，其余都逃掉了。日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明朝变卦，于是派小西行长亲自过来，李如松好言好语把小西行长给忽悠了过去。正月初六，李如松的大军抵达平壤城下，次日，便一鼓作气，攻克了平壤，斩杀倭寇一千五百余人。小西行长败逃王京，明军乘胜追至开城，又斩首倭寇数百。
这次的平壤大捷是援朝战争的首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抗倭的斗志，宋应昌认为这次的胜利沈惟敬的功劳也不小，所以在《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也为沈惟敬请了功，称他：“数入倭巢，建功属国，纳贡之说虽出无凭，缓兵之计的有可据”，建议加其为“参将”职衔。所以，沈惟敬从游击升到了参将。
万历皇帝朱翊钧也非常高兴，但他同时责令宋应昌督厉将士，尽快收复朝鲜都城王京。
客观的说，指挥平壤之战的明朝名将李如松的确是个骁勇善战的人。李如松在前线督战时，坐骑被日军火枪击中，当即换马再战，《明史》记载：“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其弟副将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皆毫无惧色，指挥若定。可以说，作为全军主帅，李如松的镇定、果敢、勇猛给了明军将士巨大的精神鼓舞，是明军取得这场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李如松也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他“骄横”，也就是骄傲，蛮不讲理。尤其是在胜利之后，就越发有些轻敌了。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用的反间计，有个朝鲜人向明军汇报说日本人放弃王京跑了。李如松轻易就相信了，带领三千官兵直奔王京，先到了一个驿馆叫碧蹄馆的，这里距离王京只有三十里了。谁料，突然之间日军伏兵四出，重重包围了明军这支先头部队。由于日军是以逸待劳，而且战斗人员大大超出明军，而明军连续作战，不仅伤亡人数不断增多，粮食、马匹的供应也缺乏不继，经过惨烈战斗，双方伤亡都很大，李如松被迫退回坡州。
听到入朝参战的明军在碧蹄馆受挫，本来已经准备拒绝日本人所提种种要求的万历皇帝转而又泄气了，又把希望寄托在与日方的议和上，这次，包括宋应昌和李如松等原来主战的官员们也准备答应日本方面提出的议和请求。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沈惟敬第三次被派往日军军营议和。在沈惟敬前往倭营议和的途中，明军也没有放松，李如松派人焚烧了日军的龙山粮仓，毁粮数十万石，开城、平壤、宝山、临津等要津通衢都驻扎着明朝的军队，朝鲜国内勤王的义军也在敌后频频出击。日军粮饷缺少，士气低落，战斗减员惨重。所以，丰臣秀吉也试图以议和来延缓明军的进攻。
这次临行前，宋应昌交代过沈惟敬：“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你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由此可知，沈惟敬此次的议和任务有两个，一是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军，二是要求丰臣秀吉必须送来投降书，这样，明朝才能答应准许进贡。
双方的会谈仍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间进行。五月底，和谈有了初步的结果。日军退出王京，屯据釜山。七月二十日，又从釜山移居西生浦，并放还了朝鲜的两位王子、陪臣。同时，日方将派出小西飞（内藤忠俊）跟随沈惟敬前往北京落实议和事宜。当时，丰臣秀吉开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有七条：明朝嫁公主给日本天皇为妃；发展勘合贸易；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朝鲜京畿南半和全罗、忠清、庆尚四道割让于日本；朝鲜送一王子及一二大臣到日本作为人质；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在这次谈判后，两国外交家们的表现分别是：小西行长作为征战多年的日军将领，非常清楚当时两国的形势，也知道这七条会在中国国内将引起的强烈反应，但他还是向丰臣秀吉汇报说中方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沈惟敬向同行的明朝使者们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七条中的第一条，也就是和亲这条当时在谈判中其实就是被驳回了的，同时明确表明不会转奏，不过此后“和亲”之说却盛嚣尘上，成为一桩丑闻，也让沈惟敬才升的参将又被剥夺了。）
现在我们当然很难考证当年沈惟敬为什么这么做，不过如果以沈惟敬一贯的处事方法来看，他大概就是想先胡乱答应着，只要丰臣秀吉能退兵就行，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以沈惟敬的聪明，不用汇报也知道这七条简直有点丧权辱国的议和条款，是不可能在万历皇帝和朝臣那里通过的。不过，反正语言不通，朝廷几乎没什么人懂日文，此事就还有处理的余地。在回京复命时，沈惟敬隐瞒了议和的七项条款，只说日本人提出了要求封贡的这个条件。不少大臣都觉得难以相信，狡诈的日本人向来是不好说话的，况且，丰臣秀吉还没有从朝鲜撤军，也没有请求封贡的表文，其中难免有诈。
不过，万历皇帝此时好像没什么犹豫，一则是因为石星这时完全对沈惟敬言听计从，二则他自恃是天朝上国之君，而视其他周边小国为夷狄藩属，所以当廷议日本封贡不决的时候，朱翊钧传下谕旨：“朕以大信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严备，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他让日本上表称臣，但不要他们入贡，以防到中国内地再生事端。
事情开始乱了
现在，沈惟敬真正的考验到了。
万历皇帝针对沈惟敬所说的倭寇请求封贡一节所下的谕旨，给沈惟敬出了一道难题。说实话，朝鲜战场现在其实是相恃的局面，不过，鉴于一般前线将领都是本着报喜不报忧，或者多报喜少报忧的原则，双方统治者实际上都对战事并不特别清楚，因而都以胜利者自居。丰臣秀吉现在正等待朱翊钧向他低头；明朝这边，万历皇帝也自信是自己天朝上国的神威震慑住了日本人，要让丰臣秀吉上表称臣。此时两国的最高统治者，都等着对方先低头。
宋应昌催促沈惟敬要丰臣秀吉的降表。
不得已，沈惟敬只好于十二月再次入倭营去找小西行长。
欺君之罪谁都担不起后果，这次，沈惟敬游说小西行长、小西飞，三人伪造了一份丰臣秀吉的《关白降表》。
沈惟敬开始走上了不归路。
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下旬，一份精心伪造的丰臣秀吉的降表呈了上来。主要内容如下：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关白臣平秀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请告。……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 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祈皇基丕着于千年，祝圣寿绵延万岁。臣秀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这明显是一份给明朝毕恭毕敬的降书，主要是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朝鲜，记下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在朝鲜的功绩，希望明朝能将他丰臣秀吉册封为藩王。
朝中文武仍有不少人不信，持反对态度，纷纷上疏指出“倭欲无厌，倭信难终。”力主议和的石星上疏争辩，万历皇帝采纳了石星的意见，一心一意封贡议和，准备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三月，已奉诏回国的主战派宋应昌罢免，改由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务。
顾养谦也是主和派，他一听说《关白降表》到了，马上派人前往小西行长营中讨论日本从朝鲜撤兵事宜，并且上疏附和石星，力主对日本进行“封贡”“贡道宜定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请择才力武臣为使，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顾养谦又动员朝鲜国王遣使入明为日本请贡。九月十二日，朝鲜国王李昖的奏表送到了北京，请求册封丰臣秀吉以保全危邦。
皇帝切责了那些试图阻挠封贡的大臣，并且责成顾养谦送日本议和使节小西飞入朝。十月二十三日，朱翊钧让兵部通知小西飞入京，答应册封要求，如果日本方面仍不退兵，则再派军出征。
十二月上旬，小西飞等日本使者到北京，石星以王公标准接待他们（当然，这种热情的超标准接待也是日后石星的罪状之一。）在北京，小西飞推称，日本曾经托朝鲜求封，朝鲜不答应，还杀了日本人，故而才起兵的，并说只要获得册封，便即刻撤军，永不侵犯。
由于两国文字不通，接待、翻译之事又都让沈惟敬参与了，使他得以从中周旋。经过双方商议，主要达成了三个意见：“一是命令日军全部撤出，二是册封但不同意进贡，三是日本不再侵犯朝鲜。”小西飞怕议和失败，对明朝提出的要求样样都依从了。于是，朝廷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皇帝决定任命临淮侯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正副使前往日本封贡。稍后，又敕令沈惟敬随同前往。
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沈惟敬先李宗城一步前往朝鲜。到了王京的日军军营，沈惟敬开始和小西行长具体讨论明朝使团前往日本的事宜。当月底，小西行长返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有关情况。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逐步撤出釜山、金海、熊川等城以外的日军。不久，小西行长营中的将领又和沈惟敬方面商量，在明朝使节前往日本的时候，最好朝鲜方面也派使臣一同前往，这样方便共同完成议和。
不过，朝鲜上上下下都不同意这个提议。
没办法，沈惟敬只好专门向朝鲜送去咨文，希望朝鲜派遣两三个大臣一起前往日本完成中、朝、日三国和平大事，措辞还是比较严厉的：“面与关白永修盟好，早清海宇，庶三国数年之劳息眉，彼此幸甚，慎勿执迷不悟，以致迟延，耽误大事。”
朝鲜还是不答应。
此后，据说是明朝驻朝鲜总兵官刘綎等人分别做了朝鲜方面的工作，终于使得朝鲜勉强同意派遣使者伴随明朝册封使团前往日本。
出使日本
沈惟敬比正式的册封使团早一步就去了日本。他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十五日去的。李宗城、杨方亨等人留在釜山等待（正副册封使分别是李宗城和杨方亨，沈惟敬被封了个宣谕使）。
沈惟敬之所以要在册封使之前去日本，是出于他的老熟人、日本方面的谈判负责人小西行长的苦苦相邀。因为现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利于和平谈判的种种传言，小西行长希望通过沈惟敬的提早赴日宣示明朝的和谈信用，同时也考虑到册封时的接待礼仪问题，请沈惟敬先去做下指导。
正月十五日，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等人一行下船出发。十六日渡海，十七日到达对马岛，因为风向不便，直到二月初一才抵达名护屋。之后，沈惟敬就留在名护屋打探消息，小西行长则动身去京都向丰臣秀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
但是，此时一件突发事件打乱了整件事情的节奏。
正使李宗城跑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李宗城应该在釜山日军营中等待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后再一同前往日本。
关于李宗城逃跑这件事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
李宗城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位美女，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日军将领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闯了祸，他连夜潜逃。这个说法可信度太低，可是广大老百姓喜欢，因而在民间颇为流行。
版本二，也是比较靠谱的：
在当时釜山的日军队伍中，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外，还有许多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沈惟敬离开以后，李宗城一直居住在釜山。四月二日，他见到了两个福建人，一个叫萧鹤鸣，一个叫王三畏，都在日军内部供职，特地来禀报大明使节一个可怕的消息：丰臣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到了丰臣秀吉开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这七条详细条款，和盘托出。
不知道这两人是否想借此立功以便能回到国内呢还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反正这个消息实实在在把李宗城吓倒了。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忽然面对这么意想不到的大事，令他惊惧万分，丰臣秀吉这讲和的七个条件，让他自认自己是怎么也完不成这个册封使命的。经过一夜的煎熬，李宗城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四月三日的二更时分，李宗城没有惊动杨方亨，而是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他告诉守釜山城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卫兵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李宗城离开釜山城，一路往庆州方向奔。结果，天太黑，他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没敢多加停留，李宗城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又迷路了。足足转了三天，李宗城才算抵达庆州。
日军这边，李宗城离开以后，第二天早上被日本人发觉了。当时小西行长回日本了，釜山的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大惊失色，派重兵围住了副使杨方亨的住所。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比李宗城强多了，他一听说李宗城跑了，倒是立刻逼自己镇定下来，沉住气对宗义智提了两条要求：第一，不得对使团动粗；第二，不要去追击李宗城。
好在，李宗城跑得匆忙，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没带走。
再说李宗城逃回汉城，上疏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丰臣秀吉开出的七条议和条件如实报告给了朝廷，称“关白执沈惟敬，胁七事，原不为封。夫倭狡甚，得封不已，必求贡，必求市，必求婚，必朝鲜纳赋，必席卷朝鲜，东渡以危蓟辽”。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气李宗城临阵脱逃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李宗城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朝廷起了轩然大波。群臣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石星和首辅赵志皋被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这时反而冷静下来了，毕竟，明朝那时候通讯并不发达，具体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法确定知道，凡事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再说了，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那明廷的脸面就丢大了，这更是不允许的。
比皇帝更纠结的是石星。他被沈惟敬他们拖着在议和的路上回不了头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他在朝中实在是待不住，连连疏请解除自己兵部尚书的职务，亲自前往朝鲜，议处册封和战守事宜。皇帝没有同意，与内阁会商，决定改升杨方亨、沈惟敬为正副册使。另外，无论封事成功与否，都要静观事态的发展，积极备战。
回到日本这边，李宗城跑掉的时候，小西行长正在返回釜山途中，因为这件事，他不得不返回名护屋与沈惟敬商量对策，最终商定沈惟敬暂时不回釜山，直接远赴山城（现在的日本京都府一带）去见丰臣秀吉解释事情原委，小西行长则按原计划启程返回朝鲜。
从日本的各种史料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沈惟敬之后的大致行程：沈惟敬一行在五月初先到达堺港（堺港位于本州岛濑户内海西岸，并非今日的大阪港，而是大阪府堺市。原本是在摄津、河内、和泉三国国界开辟的商港，在室町时代成为日本与中国明朝贸易的根据地），再抵达大阪。丰臣秀吉可能是当月的十八、十九日间亲自去大阪迎接沈惟敬。六月二十三日，沈惟敬到达丰臣秀吉居住的伏见城，此后，两人多次会面。丰臣秀吉不仅宴请了沈惟敬，还邀请他登上伏见城天守阁顶，并在此后还招待他去海上游玩。沈惟敬等人可能一直在伏见城逗留到七月下旬。应该说，这个阶段，两人相处甚欢。证据是：丰臣秀吉在邀请沈惟敬登上天守阁顶时，不仅赠送他锦衣并亲覆于其背，还令四岁的幼子丰臣秀赖出来拜见沈惟敬。沈惟敬则向丰臣秀吉赠送了唐画一副、香扇若干，并称赞丰臣秀赖懂礼貌。在邀请沈惟敬海上游玩时，坐席摆设铺陈极尽奢华。
接着，沈惟敬返回了堺港。八月四日，现任正册封使杨方亨到了堺港。
彻底乱套了
不知道是不是预兆着此次册封必然是个闹剧，八月十二日，日本京畿地区发生了特大地震，在这次地震中，丰臣秀吉居住的伏见城遭到全毁，明朝使节团中也有成员遇难，关于明朝使节团的具体遇难人数，记载不一，有说二十余人，有说六人，也有说五人的。
八月十八日，朝鲜使团跟随明朝通信使也到了，带着万历皇帝重新颁发的册封诰书、敕书（此前的因为李宗城逃跑时遭到损毁了）。因为大地震把伏见城毁了，丰臣秀吉将原先预定在伏见城举行的册封典礼场所改到了大阪城。
八月二十九日，丰臣秀吉到大阪城，因为朝鲜没有派出王子前来，所以丰臣秀吉不愿意接见朝鲜使臣。朝鲜使臣和日本谈判人员都希望沈惟敬能出面帮忙说服丰臣秀吉。
九月初一，沈惟敬等人提前到达大阪城。据说当时场面极为壮观，明朝册封使团扛着“封尔为日本国王”圆字大匾浩浩荡荡从堺港奔赴大阪。
当天，沈惟敬就想试图劝说丰臣秀吉接见朝鲜使臣，但丰臣秀吉没有接见他。
九月初二，册封典礼如期举行。
丰臣秀吉在册封典礼上接受了万历皇帝御赐的金印、册书，冠服等物，并行叩跪礼，气氛极为融洽。在场的德川家康等四十多位日本大名也接受了明朝赐予的任命状，又兴高采烈的穿戴了被赐的冠服。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些都是都督佥事的品服，明朝皇帝授予他们的是都督佥事一职，官秩为二品。稍后，大阪城内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主客尽欢而散。当晚，丰臣秀吉又亲自到沈惟敬寓所表示感谢，沈惟敬又劝他摒弃前嫌，接见朝鲜使臣，但是丰臣秀吉仍然不同意。朝鲜《宣祖实录》里记录了由沈惟敬记录的丰臣秀吉的话：“我四五年受苦，当初我托朝鲜转奏求封，而朝鲜不肯；又欲借道通贡，而朝鲜不许。是朝鲜慢我甚矣！故至于动兵。然此则以往之事，不须提起。厥后老爷往来讲好，而朝鲜极力坏之。小西飞入奏之日，朝鲜上本请兵，只管厮杀。天使已到，而朝鲜不肯通信，既不跟老爷来，又不跟杨老爷来，今始来到。且我曾放还两王子，大王子虽不得来，小王子可以来谢，而朝鲜终不肯遣。我甚老朝鲜，今不须见来使，任其去留。”丰臣秀吉再次把起兵的借口都推到了朝鲜方面，又强调了他不肯接见朝鲜使臣是由于朝鲜轻慢了他。
之后几天的事，根据日本史书和朝鲜《宣祖实录》的记载是这样的：
九月初三，丰臣秀吉再度拜访了杨方亨和沈惟敬，向他们赠送了礼物。
九月初四，杨方亨回访丰臣秀吉。杨方亨、沈惟敬回到堺港。
九月初五，丰臣秀吉派人来堺港与明朝使者商讨谢恩表文撰写事宜。事毕，沈惟敬致书丰臣秀吉，要求日本撤回全部在朝驻军。丰臣秀吉阅后勃然大怒，下令驱逐使团。
九月初九，沈惟敬等人登船准备返航。
从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双方之前关系一直算比较融洽，除了提到朝鲜事务，让丰臣秀吉有所不快，但一直到沈惟敬致书丰臣秀吉前，双方矛盾都没有恶化。不过，双方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朝鲜、日本史书的记载只是其中之一。还有说是因为加藤正清（在这场战争中，率军至朝鲜，俘虏过朝鲜王子临海君与顺和君，也曾与小西行长共同担任先锋攻取全罗道，并在蔚山城成功抵挡明将杨镐大军的攻势。但与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等丰臣政权的文治派屡有摩擦）向丰臣秀吉揭露了小西行长欺骗的说法的。不过，流传最广的，也是最被大家接受的是《明史》上的记载。
根据《明史》记载，丰臣秀吉接受了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等后，叫相国寺鹿苑院僧承兑宣读朱翊钧的诰命和谕书，承兑在高声朗读时，丰臣秀吉一开始便觉得口气不对，原来讲妥的七项条款均未涉及，当他听到谕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敕原差游击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谕，尔众尽数归国……封尔平秀吉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职，用薄恩赍。仍诏告尔国人，俾奉尔号令，毋得违越。世居尔土，世统尔民……”
丰臣秀吉怒不可遏，从承兑手中夺过敕谕，摔于地下，气呼呼地说道：“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吾自力可以统治日本，欲为王可自为王，何待异族封王。”至此，封王的假戏真相大白，丰臣秀吉发现被骗，在一些日本重臣的说情之下，虽然没有将小西飞等人斩首，但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做好准备，要再度出兵朝鲜。
明、日议和完全失败。
丁酉战争
杨方亨、沈惟敬从日本册封失败后，没有马上回京，而是留在朝鲜釜山。当时，丰臣秀吉虽然愤怒，却还没有马上出兵。在册封结束后，还多次派遣使者到朝鲜，主要就朝鲜方面遣送王子入质日本问题与明朝和朝鲜两国谈判人员多次磋商。
当然，沈惟敬和杨方亨都向朝廷隐瞒了真相。
杨方亨上疏称关白丰臣秀吉对天朝册封感激涕零，对待册封使臣始终礼待有加。
沈惟敬除了在日本集市上采购了些广东产的猩猩毯、天鹅绒，冒称是丰臣秀吉的贡品外，还单独上了一封揭报，称：“事体结局无难，则日本调兵渡海之事，在朝鲜固宜提防，亦不必过为张皇，日本既听处分，似宜量为分解。”
闻听日本受封恭顺，万历皇帝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但是日本在朝鲜的驻军尚未完全撤走，日朝两国间的敌意尚未完全消除，仍然堪忧。于是万历皇帝下达了几个指示：朝鲜不必派遣王子入质日本，但可以派大臣赴日本与之修好；责成兵部行文丰臣秀吉从釜山撤兵以履原议，且不能再向朝鲜索要王子，以全大信；对马岛原系日本地方，也不许朝鲜妄扰，自蹈起衅之咎；同时通知杨方亨与日本使臣带上谢恩表来京复命，沈惟敬暂留釜山，协调日朝两国关系。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正月，石星请求亲自去朝鲜督促朝鲜日本就盟罢兵。皇帝不许。朝廷决定派人去朝鲜取丰臣秀吉的谢恩表以验真伪。
这次，沈惟敬又伪造了丰臣秀吉的谢恩表。他已经在造伪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回不了头了。而这封伪造的谢恩表，也是潦草至极，前折上用的是丰臣的私章，表文末没有具体日期，完全没有做人臣应有的礼貌。
谁知此时，朝鲜的告急文书又送到了北京，朝鲜半岛烽火再起。正月中旬，日将加藤正清率领七千多人分乘二百余艘战船登陆朝鲜南部口岸机张、西生浦，摆开再战朝鲜的架势，直接以武力威胁。
明朝的册封彻底流产。
现在，开始进入了万历朝鲜战争中的第二个阶段：丁酉战争。
半个月后，日军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回北京，朝廷为之震动。万历皇帝命廷臣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商讨相应对策。六天之后，正式决定出兵援朝，并迅速开始实施募兵、筹饷、选将等相关事宜。
至此，明朝基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继续谈判，战略上已经决定对日用兵。
三月中旬，杨方亨回抵北京，形势的剧变，迫使他道出了册封中的部分实情，历数了沈惟敬的一些欺罔行为，并把议和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沈惟敬身上。
不过，因为驻朝日军没有马上开始进攻，故而此时万历皇帝并没有深究主和派主要人物石星、沈惟敬等人的责任。石星仅仅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沈惟敬则仍然在朝鲜谈判一线主持他的谈判事业，尽管这事实在难以起色。
直到六月，日方明确回复明朝方面不愿撤兵。盛怒之下，皇帝下令将滞留在釜山已娶一日本女子的沈惟敬捉拿归案。八月，日军攻陷明军把守的朝鲜南部一处交通要塞南原城后，石星被下狱。
皇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经略朝鲜，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九月底，又批准兵部署部事侍郎李祯制定的总体作战方案：守王京，御汉江、备旅顺、防登莱、联海岸岛岭，升周于德提督天津登莱旅顺防海御倭总兵官。杨镐驰赴王京，在稷山、青山一带堵截围歼倭寇。十一月，再诏令全国征兵十万，岁饷八十万石。
朝鲜战场上，战斗异常激烈。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万历皇帝获悉明军在蔚山、岛山的战斗中得手，斩俘倭寇千余人，并将其残部围困于岛山石城内，正要举行庆功仪式，又得报杨镐误听倭寇大军前来救援，仓皇夜遁，使各路明军失去统一指挥，不战自溃，日军乘机追杀，明军又退守王京、丢弃辎重无数，损伤万余人。朝鲜的南海，东西绵延八九百里，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形势对明军十分不利。万历皇帝决定将杨镐革职调回，另派辽东右布政万世德前往经理，同时赐给经略御倭兵部尚书邢玠尚方宝剑，令他火速亲临王京视察调度。
十月，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奏上了一道不妙的消息，刘綎、陈璘、麻贵、董一元统领的四路明军全部受挫。刘綎计擒日将小西行长不果，反而损兵千人，应援的陈璘水军淹死万余人。麻贵在蔚山中伏，丧兵七千。董一元也试图以诈和来歼灭倭寇，结果反被倭寇利用，致使所部全军覆没，流血四十里。
万历皇帝闻报大怒，吓得首辅沈一贯连忙用重金贿赂玉熙内官知文溪，请他表演了一出东征传奇，这是以平壤战役明军大获全胜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万历皇帝看了以后心情才略好一点，怒火稍稍平息，责令董一元等待罪自效。
其实，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交战中敌我双方互有胜负，但是古代实在是通讯不发达，皇帝无法第一时间收到战报，一般等皇帝和朝臣能看到战报时，战况说不定早就翻转了。丁应泰所指的战斗发生于邢玠刚抵朝鲜之时，而其中明军失败的情况也被丁应泰夸大。事实上，邢玠临危受命抵达朝鲜后，迅速调整部署，卓有成效的调度很快就显示出来，在充实调整步兵、骑兵力量的同时，又从山东、旅顺等地调来水军，实施海陆协同作战计划。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邢玠指示总兵陈璘率领一万三千水师，驾驶数百艘战船来到珍岛，在朝鲜水师的配合下，重创日军精锐小西行长部队，切断了西路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同年秋天，邢玠呈上了同倭寇决战的整体计划，拟将水陆官兵七万分为三路，切断敌军退路和中路、东路粮饷供给线，皇帝迅速同意了他的作战计划，传旨兵部：兵马分派既定，便急传邢玠刻期相机进剿，中外事务俱听便宜行事，不必疑惑，致误军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帝既然已经授权相机行事，邢玠也就不负众望，充分施展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针对倭寇采取分据三路，联络固守的战略意图，邢玠又将明军分为四路，水陆分进，陆地三路，分别由总兵刘綎、董一元、麻贵统领，进攻岛山、泗川、顺天的倭寇据点，水路由总兵陈璘、副总兵邓子龙配合朝鲜李舜臣统帅的水师截杀。十月，麻贵击败老对手加藤清正，迫其逃回日本。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在朝鲜东南露梁海面，中朝水师联军驾驶着巨舟和龟船，与日军展开会战，战斗十分激烈，邓子龙、李舜臣壮烈牺牲，而日军的水师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参战的五百艘倭船，只有五十艘侥幸逃脱。十一月三十日，陈璘率部乘夜炮轰逃入岩洞的倭寇残部，打得日军四处鼠窜，全部退回日本。
正当中朝联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国内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七月九日，丰臣秀吉在日本病死，因其子丰臣秀赖年纪太小，由外舅德川家康摄政，在权利和财富的分配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深，德川家康为了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也无暇继续这场侵略战争，前线的日军闻听丰臣秀吉死讯时便已无斗志，及至败退回国后，再也无力卷土重来。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天，援朝明军凯旋回国。
主要人物结局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沈惟敬被从朝鲜遣送回京之后，先是被关押在锦衣卫镇抚司，后来押解到刑部的山东清吏司接受初步审判。
关于沈惟敬和石星的论罪，当时的刑部尚书萧大亨的《刑部奏议》中有相关记录。实际上，从当时万历皇帝的种种表现来看，石星和沈惟敬下狱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议和这事的失败。
对于石星，刑部原本是想从轻发落的，他们认为石星当年力主出兵救援朝鲜有功，只是后来偏听沈惟敬奸言主封，以致误事。他们将责任全部推给沈惟敬，以“惟敬误星，星误皇上”为断案，认为沈惟敬罪不容诛，而石星的主要罪责在于用人不当，而且鉴于石星有平定宁夏的功劳，所以萧大亨恳乞皇上宽大为怀，只将石星削职为民。
萧大亨的奏折递上后，万历皇帝龙颜大怒，严斥三法司官员“徇私诳上，朋比不忠”，严厉处分了会审的官员，连萧大亨的太子太保都被革除了。
于是，刑部重新会审，变更了石星的供词。最终认定石星有“通夷之嫌”“媚倭之辱”“忘国背君，损威伤重”，定罪为“失误军机”，秋后处决。
相比石星，沈惟敬的罪状就更多了，根据萧大亨记录的《沈惟敬招由疏》所记，有这么些：
万历二十年与小西行长合谋诡称丰臣秀吉乞求册封，派小西飞假称日使来朝乞封；与小西行长合谋欺诳朝廷，假说日军分班渡海回巢，影响石星在朝中的决策；捏报日本修盖馆舍未完之事，致使使者羁留两年之久；万历二十四年以册封“演礼”为借口，先行渡海赴日，私带违禁物品交结丰臣秀吉，透露中国虚实情形，馈赠秀吉三百好马；面见丰臣秀吉之时“屈节卑礼”，获得丰臣秀吉的欢心；娶日将阿里马的女儿为妻，为长住日本之计；正使李宗城逃回后，捏报倭情无变；丰臣秀吉不满于明朝册封之后，沈惟敬又私自接受了丰臣秀吉的馈赠物品；丰臣秀吉派兵继入朝鲜，沈惟敬称日本只是“与朝鲜争礼节”，诡称其仍然恭顺，愿听朝鲜处分；听说石星获罪之后，沈惟敬设谋投倭。
当年十二月，刑部最终定案，建议以“谋叛”之罪论处，也就是斩立决。不过，细看招由疏上所写沈惟敬的种种谋叛罪行，显然很多都是刑部出于政治目的的欲加之罪，比如“听说石星获罪之后，沈惟敬设谋投倭”，实际上沈惟敬并没有“谋叛”的行为，而只是他被推测有这种可能，但是在定罪的时候，“谋叛”被事实化了。
不过，万历皇帝倒没有批准刑部的斩立决，沈惟敬和石星一样“监候处决”。说到底，石星和沈惟敬的失败代表了朝廷中主和派的失败。据说，此后，朝鲜方面对石星和沈惟敬颇感内疚，还上疏相救过，不过，没有什么作用。
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石星瘐死狱中。之后，沈惟敬弃市。
顺便说说这场万历年间三国参战的战争的主角之一丰臣秀吉，正是因为他的死才让战争缩短了时间。
当年，在朝鲜和日本都流传着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的逸闻。
这个当然是臆测。
不过，无风不起浪。
传闻是这样的，沈惟敬在日本期间和丰臣秀吉相处甚欢，因为丰臣秀吉有“少气”，即气虚的毛病，他在多次见到沈惟敬时，都看到沈惟敬在服食养生丸药，于是向他索求。沈惟敬就赠药给丰臣秀吉，结果就导致了丰臣秀吉后来中毒毙命。这个传闻在日本的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甚至在朝鲜的史籍中也能看到。
比如香川正矩（1613-1660）所编的《阴德太平记》中有“太阁公薨去事”，关于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的记述很详细：
自六月底以来，太阁公贵体不安，其病渐笃。……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于伏见城薨去，行年六十三岁也。……闻说太阁公之病因，则在前年九月。时游击将军沈惟敬来朝奉谒太阁公，于其怀中取出丸药服用。太阁公问曰：“此乃何药？”惟敬答曰：“此乃返老孩童之良药。”太阁公又问曰：“吾已老衰，返老孩童之药，纵从日本，亦欲求之，吾可得乎？”惟敬即为奉上。此际辉元卿、利家卿、善乘坊等伺候在座。太阁公将此药亦赐此三人。利家卿、辉元卿思忖，古来未闻有此等之药，其事可怪，遂拟作服用，将药揣入怀中。善乘坊则即吞服，竟与太阁公同年死去。游击将军思惟，太阁公若得长生，则其定将征伐大明，一统天下，若此，吾当舍此一身，以救大明国中之人，此乃大忠也，遂伪鸩毒为良药，吾身亦服，以奉太阁公。所闻如是。太阁公竟陷渠谋……
据说这段信息还是丰臣秀吉小妾的侍女从内部传出来的，所以可信度比较高。反正，很多书都记载了丰臣秀吉向沈惟敬索求可以返老还童的“延龄奇药”，最终却因之中毒毙命的事。
但这事，要是从我们明朝的角度看，沈惟敬哪里是“谋叛”之人，简直可以说是英雄人物了。
不过，稍微推敲一下，我们就能看出说沈惟敬企图毒杀丰臣秀吉基本是无稽之谈。一则，沈惟敬在日本的行程并不是预先就定好的，而是因为李宗城跑了后临时改的。再者，沈惟敬本人就是个炼丹爱好者，他原先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就是炼丹，有服食丹药的习惯，但是出使的时候不方便修炼丹药，因此随身带好足量的丹药以备日常服食是很正常的事。第三，沈惟敬向丰臣秀吉赠药确实也是出于好意吧，毕竟，两人之前相处都还是很融洽的。
当然，丰臣秀吉确实也有可能是因丹药而死的。这太不奇怪了，中国历史上服用丹药而死的皇帝也不是一两个了，谁也不会说是被人谋杀的，因为丹药本身就含铅汞之毒，至于服用了以后的效果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和个人体质有关，否则为什么沈惟敬就神采奕奕、风姿卓绝呢？
沈惟敬这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年，其经历之跌宕起伏，遭遇之变化多端着实让人感慨感叹。原来很多时候，真实的人生竟然比虚构的故事更让人叹为观止。沈惟敬并非十足的奸人，也许，起初他也只不过是想吹吹牛，表现一下自己，根本无法预料事情竟会走向如此不可控制，于是，他也只能随波逐流，走一步算一步……
如果没有沈惟敬，历史会有怎样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