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来，礼乐崩坏，诸国争霸。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各诸侯国都热衷于吸纳人才，寻求有识之士。在这个背景下，各种学术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些学派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国家强大。
在春秋后期，儒家和墨家逐渐占据主流，成为天下显学。然而随着列国争霸战的加剧，一个全新的学派脱颖而出，而它正是法家学派。
一般而言，学者们认为法家学派缘起于三晋，也就是曾经的晋国。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国逐渐成为了法家学派的大本营。
法家学派源出于儒家，创始人乃是孔子晚年的高徒——子夏。与其他孔门弟子相比，子夏的思想与正统儒学有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因此经常受到正统儒生的攻击，被称为“小人之儒”“贱儒”等等。
受同门排挤，子夏最终选择到魏国讲学，并培养出了第一个法家大师——李悝。子夏首先提出法家最具影响力的观点，那就是“势”。所谓“势”，是指一种震慑力。在子夏看来，君主要懂得掌握一切有利手段，对臣民形成一种威慑力量，从而实现独裁。
实际直到子夏去世，他的学说仍属于儒家范畴。但当李悝接过老师的衣钵后，便正式开创了法家学派。李悝在老师“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法”的观点。所谓“法”就是成文法，在李悝眼里，除了国君以外，任何人都应在法律面前平等。
因此，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制定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其盗、贼、网、捕、杂、具的体例源远流长，直到清朝仍能看到其雏形。
通过严明的法律，魏国率先实现了中央集权，凝聚力空前强大。在此基础上，李悝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将魏国建设成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让魏国东破齐国，西平秦国，南征楚国，维持了近百年的霸权。
作为三晋的一员，法家学派在韩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相比于其他国家，韩国国小而弱。因此在韩昭侯的支持下，本是“贱臣”的申不害走上了前台，主持了申不害改革。
针对韩国弱小的国势，申不害在李悝“法”和“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术”的观点。所谓“术”，就是指“权术”，即利用阴谋与阳谋的手段，笼络臣下，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作为小国，必须防止祸起萧墙，因此申不害的“术”，很大程度缓解了韩国的内部矛盾，使之成为大国所不敢染指的“毒丸”。申不害为相15年，诸侯竟都不敢侵犯韩国。
在“术”方面，申不害尤其注重赏罚的运用。申不害曾向国君申明“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只有明赏罚，才能让臣民不敢犯法，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国而战。
申不害的思想影响极大，最终造就了法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商鞅。商鞅本名公孙鞅，卫国人，但在魏国做官，崇尚法家学说。受魏国压迫，秦国失去了河西之地，濒临灭亡。为了拯救国家，秦孝公决心改弦更张。在这个背景下，在魏国仕途不顺的商鞅西奔秦国，并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
在商鞅的住持下，秦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变法。而这场变法，乃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彻底的变法。首先，商鞅“编民为什伍”，将所有秦国户籍通过“什”“伍”的编制，掌握在国君手中；其次，商鞅发布连坐之法，“什”“伍”中只要有一人犯法，其他人都要受到连坐。但是举报者有赏。
再次，商鞅发布奖励军功令，制定20个爵位，平民可以通过军功，获得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权利和赏赐。如此一来，秦国人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秦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而世卿世禄制，遭到了惨重打击。
最后，商鞅还依据《法经》，制定了秦律，以重法治国。在商鞅的努力下，秦国大治，达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程度。人人都希望去战场上立功，关中大地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色。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由一介弱国升级为战国七雄之首，虎狼秦军在商鞅赏赐制度的刺激下东征西讨，奠定了大秦统一的基础。
商鞅死后，法家的传承最终落到了韩国公子——韩非手中。韩非与另一位法家大师李斯均为荀子的高徒，他总结前人经验，将“法”“术”“势”合为一体，让法家思想最终成型。
在韩非看来，儒家用古人方法来治理天下的思想是愚蠢的，世界是不断改变的。君主应该根据历史的不断发展，相应地改进自己的统治方法。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在2000多年前，是相当先进的。
韩非虽然被害死了，但是他的思想却被秦始皇全盘接受，并流传于后世，而其著作《韩非子》更是历代君主必读的读物。公元前221年，法家学说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秦国灭亡六国，实现了最后的统一，历史证明了法家学说的正确与有效。
相比之下，儒家学说在争霸战中表现就疲软很多，可以说是被法家打得满地找牙。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法家学说与儒家便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早在商鞅改革时，就颁布法令——“焚诗书以明法令”。而秦统一后，李斯又旧事重提，怂恿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秦朝统治期间，儒家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法家的严刑峻法激怒了六国百姓，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正所谓成王败寇，秦朝所崇尚的法家学说成了秦始皇虐民政策的帮凶，变成了亡国之学。因而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对法家理论进行了大肆批判，大有势不两立之势。
然而有趣的是，法家学派虽然灭亡，但是他们的学说却悄悄潜伏于儒学之后，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汉朝为例，他们一面喊着“除秦苛法”，却一面以法家思想为基础，仿照秦律制定汉律。相比于秦律，汉律的残酷性完全不遑多让。
就这样，汉朝皇帝以儒家学说为面具，实际却以法家指导行政。汉宣帝时，太子曾主张重用儒生，但是汉宣帝却怒骂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里的王道，就是儒学；这里的霸道，便是法家。因此自汉朝以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儒法相结合，可谓是“外儒内法”。
自汉以后，天下只要出现混乱局面，法家就必然会抬头。例如三国时期，曹操和诸葛亮都是法家的簇拥，均已法治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直到清朝，历任君主仍以申韩之术治国，其文字狱，实际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加强封建专制的举措。
法家学说在世界上无疑是超前的，以法治国取代以人治国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而法家所崇尚的中央集权理论，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才出现，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只是拾先秦法家学者“法、术、势”的牙慧而已。相比于中国，欧洲的中央集权要晚了一千多年，因此黑格尔才说，中国是早熟的文明。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国势的衰弱，法家学说再次抬头。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推举下，出现了“新法家”学派。新法家以法家基础，丢弃旧法家的历史局限思想，继承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用“ 法治 ”代替“ 人治 ”，勇于创新的优秀传统，提倡“与时俱进”，“公平、公正、公开”，强调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对法律进行自我修正的思想体系及其实践者。
直到今天，法家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中国具有相当的正面指导作用。对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应给予科学的总结，并运用于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建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