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初夏回国修整旧屋，拆墙时候见到嵌在窗子上面一条不起眼的横木，俗称过木。父亲不经意地说这根木头已有百年历史，它是当年地主四轮马车的车辕，我心中不禁感叹村庄历史就这样被保存在村中的秘密角落。不忍青史尽成灰，于是收集国史、方志与家谱，书写这个无名的小村。
小村平畴沃野，宜于农桑，前为公路，后为良田，东邻河流，西与山东鸡犬相闻。村中住有六十余户，两百多人，这在烟火万家的淮北平原上实在是小村。小村虽小，但名气并不小，方圆十里无人不晓，特别是中老年人。这是因为小村的大地主。
学界对于中国北方村落的研究，多倾向于将乡村精英置于国家与乡村的维系与调和之中，即杜赞奇所谓的权力文化网络。小村的历史表明村庄地主的权力是内植于乡村内部，并非源自国家授权或城乡网络。小村地主以圩寨为基础，进行自卫，从事农业生产，维系乡村运行。小村地主村社组织的衰落源自抗战之后国家政权的强行介入，最终官僚机器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开始各种乡村试验。
乡村街道
黄河小村
小时候，总以为黄河很远，可是黄河却在小村经流六百余年，今日村中依约可寻黄河当年的印记。例如村人常用河堤的沙土，晒干过筛之后作为儿童和老人的尿布，细软的黄河沙土是绝佳的尿不湿。村中某些地名也依稀可见黄河的影子，如村北有处叫大（Dai）王庙的田地，而大王庙实为当年敬奉黄河之神的庙宇。
丰县处于江苏省西北角，为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刘邦征伐天下后，衣锦回乡，将出生地恩封汤沐邑，轻徭薄赋，这是丰县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丰县的衰落归于黄河，南宋时期黄河开始改道南流，丰县从此江河日下。明代万历间潘季驯筑两岸大堤，使黄河全流夺淮，经今开封，商丘，徐州至江苏入海。
黄河以含沙量大著称，明清两代奉行“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河患，但也使黄河成为地上悬河，成为两岸生民头上的一把利剑。丰县不幸正当黄河之冲，黄河流经丰县南境，数次决口漫漶，城郭倾圮，庐舍荡然。明嘉靖五年（1526），黄河决口将丰县城陷于水中，县治被迫迁移。十九世纪以来，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已经走到尽头。黄河平均两年即漫决一次，甚至一年数决。咸丰元年 (1851) 八月 ，黄河又在丰县决口，冲出一条大河（俗称大沙河），全河走丰县，苏北鲁南汪洋一片，被灾严重。
黄河决口洪水的威力超常人想象。据乡贤记载，黄水所到之处，村庄一阵尘烟高起，房屋立刻化为乌有。水退之后，楼下一层全部淤于泥中。明代丰县城已在地下数十米，可见丰县黄河沙土淤积之深厚。2014年，丰县南部河道清淤，发现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木制商船，已经深埋黄土之下，让人感叹沧海桑田之变。
明清两朝的黄河洪灾以及王朝连年的河工耗尽了流域内的资源，黄河两岸已经山穷水尽。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守着残山剩水的黄河故道立即成为王朝的弃地。根据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教授的研究，黄河泛滥导致淮北地区人无恒产，很少有人能积累超越别人的财富，黄河讽刺性地在这层意义上起到了均贫富的作用。1855年黄河取道山东入海，才给小村及周边地区休养生息的机会。至19世纪下半期，本地的地主开始有了更多的财富积累和剩余，开垦荒地，营建村落，从而也成就了今日我居住的小村。
远眺初夏的小村
乡村老屋
便集地主
小村最早叫茅庙，因为有座茅姓的家庙。村庄先是被渠姓买下，后又被村南三里便集的刘姓地主买下建寨。便集原名荆冢村，相传荆轲之冢所在。荆轲刺秦未成，随被秦王剁为肉醢，盛装于瓮罈之中，分埋于全国三十六处，警示全国，泗水郡的埋葬选址即今便集村，故名。丰县博物馆所藏北宋碑刻就载有荆冢村。明朝隆庆年间，便集已是丰县西北著名的大集。依照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便集是茅庄所在地区的中心地。
刘氏自洪武年间迁居便集，绵延数百年，有古丰刘氏之称。刘氏聚居便集北部，土地遍及周边地区。咸丰辛酉年（1861），刘姓大地主的季子移居茅庄，以便管理耕种便集北部的田地，这种村庄，地方俗称为外庄子，茅庄即是便集地主的外庄子。刘氏选定此村，因为村子紧邻河流，八方归水，是一块上风上水的宝地，而且距离老庄便集只有三里之地，可以相互呼应。
1861年，刘姓地主移居茅庄之时，正是捻军在淮北蜂拥而起之际。咸丰六年（1856），捻军染指丰县。咸丰八年（1858），捻军围攻丰县，纵兵屠城，二千余人遇难，史称戊午兵事。自此之后，丰县乡村民绅为保全身家性命，先后捐资修筑寨圩45座，其中39座修筑于咸丰十年（1860）和咸丰十一年（1861）两年间。在这种背景下，移居茅庄的刘氏地主开始营建茅庄，将其打造成为一座地主庄园。
小村庄园
近代淮北兵匪横行，在淮北乡村，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设施无疑是圩寨。根据民国吴寿彭的调查，淮北的圩寨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个炮楼，作为寨主的宫殿。寨主是有一百顷二百顷或者更多的数目的田地，四围有数十百家的农民，大都是种着寨主的土地。茅庄就是这样的地主庄园。
茅庄与鲁西南一路之隔。鲁西南民风强悍，素有豪强与土匪的传统，村人称之为山东大麻子。他们专门拉户，即绑架人质，索要赎金，因此当地村落基本都有看青会及红枪会等民间武装组织。地主的寨子更是这种防御性社会生态的集中体现。
刘氏经营茅庄，以刘汝舟为代表人物，刘汝舟为移居茅庄的第二代地主。其人处世精明，为人练达，购置地产，有田三千亩，同时继续营建茅庄，将其最终打造成为一座北方乡村的地主庄园。大院、寨墙、炮楼、海子和牌坊成为村落布局的主要元素。
村庄居中为刘家大院，占地几十亩，房屋上百间，一律青灰色的砖瓦房。在瓦房建筑群体中，错落有几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俗称堂楼。牛马厩在地主大院前方，酒坊在屋后，村子西北角则为打谷场。周边则是佃农的茅草房子和土墙院落，环绕而居。
村子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南面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楼以供出入。寨墙四角均有一座炮楼，留有枪眼，以供瞭望防守。寨墙之外是一丈宽的壕沟，沟中有水，村人称为海子。今日痕迹犹存，是村中主要的排水格局。此外，地主还有十几杆汉阳造的枪和几门土炮，以习武之人作为团练，守卫村庄。
村外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座牌坊，是刘汝舟为养母杨孺人而建的节烈牌坊。牌坊为纯石结构，有立柱四根，高约四米，上书对联曰：“擗踊在灵前，之死已存靡他志；从容随地下，此生不作未亡人”。立柱南北各有卧坐狮兽八只。我少年嬉戏时候，曾见其中一对石狮，弃于乱石之间，其雕工之精致绝非平民之物。牌坊上有横梁两层，长约二丈，前后雕镂龙凤，四角各缀有铜铃，清风徐来，声闻数里。
庄园是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还有酒坊酿酒，酒坊专门雇佣酒大工，即酿酒师，选用本地高粱，常年驻庄酿造高粱酒，其酒据说质地纯净，芳香浓郁，非今日勾兑酒水所能比肩。酒坊之酒不仅供应地主自用，而且还在邻村流通，小有名气，祖父当年曾尝过此酒。有一年我从台湾带回金门高粱酒，祖父品尝之后，连称有当年地主高粱酒的味道。
地主因家大业大，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因此专门雇有乡村厨子烧饭。厨子平日精研改良地方菜系，形成十里八村特有的毛庄菜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酿酒还是菜系，只有地主有财力与时间传承和发展所谓的地方文化，如同中世纪欧洲乡间的贵族一样，他们才是乡间传统的守护者。
清末以来，群雄逐鹿，草木皆兵。刘汝舟不惜财力营建圩寨，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家族与财富，也为地方村民提供庇护，所以丰县县令曾送他保卫桑梓的匾额。现在茅庄六十余户居民中有十五个姓，深刻地反映了村中的移民性质。村民多源自当时苏鲁两省的农民。例如我家祖上为鲁西南单县的张家，五世祖张宾为明朝成化乙未科进士（1475），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单城东门里有张家高大门楼。张宾之后，家道中落，族人多以务农为主。民国中期，曾祖父兄弟四人移居茅庄，成为地主的佃户。
烽火故园
茅庄地主庄园的衰落始于抗日战争。抗战之后，进可攻退可守的茅庄庄园因处于苏鲁边界，成为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角力的地方。强权之下，地主的乡村体制开始崩溃，而裹挟在政治洪流之中的小村地主，从此很难全身而退。
1938年5月，日军占领丰县县城。国民政府退守丰县西北乡村，由国民党丰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组织抗日力量，设有八个大队。其中，总部和一半兵力驻扎在茅庄周围三里之内。1938年底，中共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千五百多人，用苏鲁豫支队番号，开进丰县周边地区，首战歼灭丰县日伪军八百多人。自此，国共开始在丰西地区合作抗日，而苏鲁豫支队驻扎茅庄。1939年元旦，黄体润曾住在茅庄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部。1939年底，黄体润曾拟定在茅庄宴请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以及李贞乾，郭影秋等，后因移防而作罢。
1940年6月，国共交恶。国民党江苏省第五区行政专员汤敬驻扎茅庄，与中共发生冲突。国民党战败被赶去本区，而中共在距离茅庄十里的张后屯村建立丰县政权，从此小村周边形成中共政权，国民政府以及日伪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攻守。无论共军，国军还是日军，都超出小村地主的掌控。
战火纷飞，故园零落。刘汝舟其时已经病逝，三个儿子带领全家避难徐州城，而这只是流亡的开始。抗战之后，为了巩固根据地，中共开始开展土改。便集老庄的地主作为典型，被拉到村东桥头，就地枪毙。刚刚回乡的茅庄地主，在惶恐之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再次避乱徐州城，而这次却是不归之路。
消失的牌坊
1949年，避难徐州的刘树猷和刘树森被新政权逮捕，关押在丰县监狱。三地主刘树品因为年轻，涉世未深，被发配回村。1951年“镇反”期间，在监狱关押二年的刘氏兄弟，被三地主用车推回村中公审，随即枪毙于邻村。三地主因年轻，免于一劫，被判劳改二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村中劳动，寄居在生产队的牛棚之中。
新的政权通过革命运动深入乡村，清除地主构建的乡村组织和传统，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进而开始共产主义的试验。卓尔不群的小村在同质化的革命运作之中，泯然众人矣。土地被分配给本村以及附近的农民。庄园的房舍，寨墙和炮楼全被拆除，砖石被村民拉走建房。为了寻找宝藏，地主大院更是被掘地三尺，硬生生挖出一个大坑，可惜一无所获。地主的酒坊，因为长期酿酒，层积了厚厚的酒糟，是上好的农家肥。大跃进时期农业积肥，村民将酒坊的酒糟挖尽，从而形成另一个深坑。
“文革”之前，村中地主的痕迹只剩牌坊和三地主本人了。牌坊仍矗立于村子东南方向，不觉换了人间。父亲读小学时候还常常路过，在此乘凉。1966年，拉倒牌坊的日子终究到来了，两位村民在百余名红卫兵鼓动下爬上牌坊，用绳子拴在牌头，用了两天时间将牌坊拉倒并捣碎，围观者千人。丰县地处黄河故道平原，缺少石料，因此牌坊的石头很快被村民疯抢，铺路修桥，建设房屋，还有部分用作砌猪圈或改为猪石槽。牌坊的石兽被生产队当作拴牛马之用，百年之物，从此泯灭。
牌坊倒掉之后，三地主不断被审问家中的财产下落，他只得交代出一处位于马厩石槽旁的藏钱地点，红卫兵随即挖出了几麻袋铜钱以及两块银元宝。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再次批斗三地主，要求招供以前家中枪支的下落。自知在劫难逃的三地主，于头一天晚上在牛棚中上吊身亡。第二天被发现后，一席裹尸，埋在村东河堤。
牌坊构件
地主的传说
1966年之后，地主在村中已是庐墓无存。对村民而言，地主的意义只剩下银元了。“文革”期间，生产队在一次挖土积肥的时候，在地主当年的茅房中挖出三千块银元，这也见当年地主的财力。村里决定私分，全村三百人，每人分得十块大洋。可是不久走漏风声，乡里闻知，每家被要求将银元上缴乡里信用社，换取氨水化肥。祖父当时家中九口人，分得九十块大洋，由父亲背着前往乡里上缴。正读初中的父亲急需钱财，于是私自留下一块，谎称路上丢失，竟然得以过关。他用这一块大洋兑换了两块六毛钱，买了一支当时稀有的钢笔以及作业本，还有一双玻璃丝的袜子。“文革”后期，住在地主老宅基地附近的一对兄弟，哥哥在刨树时发现一罐银元，藏在家中，秘不示人，打算私吞，可是家中幼子童言无忌将其说出，引得兄弟反目。
村中最为传奇的是地主家中的一口水缸。1950年代在村寨的南门附近，一辆生产队载重马车的车轮突然陷落，坑口是一口倒扣的大铁锅，而被压碎的铁锅下面竟是一口青花瓷缸。有人认出这正是地主家的水缸。缸中装满了绸缎被面及女人衣物，但是挖出不久，绸缎衣物见风就变成了灰烬，只留下这口大缸。此缸为圆口，直径约一米，高约八十公分，白底印有蓝色菊花。缸身为双层，中为真空，类似于今日暖水瓶，具有保鲜作用。
这口青花瓷缸被生产队作牛棚储水之用，每晚用于淘洗草料，水可以几日不腐。逢年过节，则被生产队食堂作储糖之用。可几日不坏，令人称奇。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解散，所有公物拍卖。此缸要价30元。当时祖父是生产队长，父亲在卫生院上班，经济比农民稍好。在祖父劝说下，父亲买下这口缸。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5元，30元是他半年的工资。
幼年时候，记得此缸放在家中堂屋的西间，盛放面粉，即使炎炎夏日，面粉从来不生虫。九十年代初，此缸以1200元的价格被古董商买走，当时父亲月工资200元，这还是他半年的工资。
村老传说地主还有一口印有金色老虎的大缸，但是至今尚未出土，所以地主的传说仍在继续，因为财富。怀璧其罪，此言不虚。
参考资料：
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刘文忠：《人争一口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第71页。
丰县档案馆藏：《黄体润日记》
丰县便集《刘氏族谱》
单县张集三官庙《张氏族谱》
个人采访，2015年6月，首羡镇茅庄
（作者：张雷，江苏丰县人，北京大学硕士，美国雪城大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