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聚落离不开水，同时又要避开水患。人们的生存离不开水，人类社会清洁的水源才能繁盛，但同时人类又在产出有潜在危害的废水<1>。因而人类聚落对水资源的利用包括生活、生产、交通、消防、景观、微环境小气候的调节甚或宗教。水控制则包括水患的控制和聚落废水的排放。
城市出现之前或低等级的、规模不大的普通聚落，通常直接采取选址趋利避害的方式，解决本聚落的资源的利用与水患的控制问题。而城市一旦出现，由于人口、经济、军事、政治、宗教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决定城市选址的要素中比自然环境要素占有更大权重时，人工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水资源利用与水患控制的行为与机制便会应运而生。近年发现良渚城址五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系统<2>，就是最好的例证。良渚城址水利工程，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杂的大型水利壮举，而且其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是一个小流域性的水利工程体系，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同古城内外水网相联通，发挥防洪、运输、调水、灌溉等功能<3>，成为迄今考古证明东亚地区最早国家的标志。公元前一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城市用水主要依靠大河和人工运河，而亚述王宫内用井水以防污染。公元前两千纪克里特岛和乌加里特的宫殿都有供水管，克诺索斯宫殿用高架渠（aqueducts）从七英里远的山里将泉水引来，用宫殿地面下埋设的陶水管输送。在埃及中部阿玛纳（El Amarna），某些坊有公共水井，高级住宅有私井，这样可以避免远道河里取水，或出于健康原因。在古代近东地区，特别是像巴勒斯坦这样特别干旱的地区，人们在雨季收集雨水储存在地下蓄水池（cisterns）<4>。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经过了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能够初步证明这里是距今4300~4000年前的一座要素齐备的都城遗址，有宫城以及宫殿建筑群，外郭城，祭天祭地宗教礼制建筑区，工官管理手工业区，国家控制的仓储区（国库），王族墓地（王陵区），早期下层贵族居住区和普通居民区。而且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该都城的早期很可能即文献记载中的尧都，中期很有可能是舜都<5>。陶寺城址作为都城，选址时如何考虑水利资源，规划时如何利用水资源，使用期间如何实施水利工程和水控制工程，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如何利用水等一系列问题，是陶寺遗址安身立命的生命线，因而一直是我们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四十年来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通过大规模钻探，局部辅以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等物探手段，结合小规模考古试掘解剖，并同地质地貌专家合作进行陶寺遗址古环境和古地貌勘察，获得了一些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的片段信息。然而，这些碎裂化的信息如水井、水渠、排水管残片、凌阴（冰窖），宫城内疑似池苑的洼地，外郭城内外的沼泽相沉积等等，但缺乏系统的综合分析，以致至今缺乏对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体系的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试图将这些零散的考古资料综合起来，管窥陶寺遗址比较复杂的水控制和水资源利用的系统工程。
一、陶寺早期城址的水资源利用与水控制
根据考古器物类型学和聚落形态变化，我们将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距今4300~4100年，中期为距今4100~4000年，晚期距今4000~3900年。陶寺早期都城城址面积包括宫城和下层贵族居住区外城总计约20万平方米，整个聚落面积约160万平方米。陶寺早期都城结构尚欠规范，以宫城为核心，宫城外南部小外城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的东西两腋为普通居民区；东部普通居民区的东侧为国家控制的大型仓储区；再往东为早期王族墓地。宫城西侧普通居民区以西约500米处，陶寺早期泽中方丘即地坛（图1）。
图1 陶寺早期遗址平面图
1.陶寺早期都城选址对南河的利用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塔儿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四千年是一大片广袤的大缓坡状黄土塬。根据临汾盆地汾河以东区域考古调查，发现陶寺文化遗址54处，仅有东邓遗址位于汾河主泓道边的台地上，该遗址功能很可能是个码头遗址，其余遗址皆远离汾河主泓道<6>，表明陶寺文化时期汾河汛期洪水水位比较高，容易造成水患频仍。汾河河谷在遗址以西约4千米处，显然城址的选址有意避开汾河主泓道以杜绝来自汾河的水患<7>。
然而，陶寺遗址选址黄土塬上，地势高亢，偏干的地理环境，在没有人工引水渠或运河工程设施的情况下，依傍一定流量的地表径流的选址便成为唯一的明智选择，这样的地表径流一方面能为城市提供不可或缺的给排水，另一方面有限的流量又不至正常年份造成频繁的水患。前文提到，陶寺文化时期，汾河主泓道上常年洪水水位较高，汾河的支流则能满足城市选址的苛刻要求。陶寺遗址选择便远离汾河主泓道，依傍汾河的支流，选择非常合理。
陶寺遗址今天的地貌沟壑纵横，主要有南河、大南沟（包括小南沟）、中梁沟、宋村沟（图1）。经地质地貌学家的现场勘查判定，大南沟和中梁沟很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之后，才因山洪行洪而下切成为今天的冲沟<8>。2003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质地貌学家李容权教授，来陶寺遗址实地考察，断言今大南沟和中梁沟原本均为陶寺城址使用期间的纪念性大道，因为从这两条沟的比较笔直的地貌形态看，不可能是自然冲沟，更符合黄土高原上路沟行洪后形成的冲沟特征。那么，南河和宋村沟应当是陶寺遗址存续期间的地表径流，且属于汾河的直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III阶段，经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课题组在陶寺遗址的地质地貌多次实地勘察，认为全新世时期，宋村沟和南河的水系格局同现代类似，两沟上游塔儿山地区的水系格局自全新世以来也基本无大改变。南河在近李庄处汇入中梁沟后，最终汇入汾河。因此宋村沟与南河均为汾河的支流，在陶寺遗址存续期间，是宽浅的河流。由于宋村沟与南河的上游塔儿山区部分河道石灰岩裂隙发育，黄土孔隙率高，夏秋暴雨季节，部分降水可以渗入地下，储存于石灰岩裂隙和黄土空隙中，其他季节再以地下水的形式补给到山地河谷中，从而保证了四千多年前宋村沟和南河常年相对稳定的流量。经过测算，宋村沟上游的水源供给面积为19.3平方公里，下游包括陶寺遗址人类活动面积20.2平方公里，水源供给面积与人类活动面积比为0.96，几乎接近1:1，表明当时宋村沟与南河水量比较丰沛<9>，能够为陶寺城址聚居的人口和城市生产生活等，提供足够的水源。另一方面也能够为陶寺城址的排污和行洪效力。
由于全新世以来，宋村沟与南河便存在，流稳定水，陶寺都城选址选择了宋村沟与南河之间。陶寺早期遗址选址主要偏重利用南河，宫城设置偏向南河，并在宫城北墙Q15中部,很可能由人工开挖“L”形水渠，今称“ 南门沟”，向宫城内引水（图1）。宫城两侧的普通居民区、东部的仓储区、王族墓地与西北的祭地地坛IVFJT1，显然沿南河延展。可见，陶寺早期城市总体上基本依赖南河的自然河流给排水，宫城引水很可能使用了局部的人工沟渠“ 南门沟”。而里南河稍远的遗址南部则使用水井取水。
2.陶寺早期对于井水的利用
陶寺遗址里目前仅发现陶寺早期和晚期的水井，水井形制和结构早晚差别不大。井口和井底部大致呈圆角方形，中部井筒呈椭圆形。均有原木构建的井字形护壁井框。底部均有收小的集水凹穴，周边的井框原木之间塞大量的陶片，以利于地下水的析出。水井井口原本可能有木框井台。井口地表以下1米左右便是厚达数米的山前洪积扇砂石层，地下水可以在此处析出。J403位于宫城外西南部今南沟两岸的普通居民区，远离南河，表明宫城外西部的陶寺早期普通居民主要依靠水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不仅解决远离南河水源的困扰，更可避免饮用水污染，更健康。这一点类似埃及阿玛纳的公共水井。
J301位于早期宫城内西南角，宫城西南这里距南河也较远（图1），暗示宫城内的饮用水很可能主要以来井水，这样更加清洁卫生，远离南河也可能有意避开南河水渗入地下对井水造成潜在的污染。这一点类似埃及阿玛纳的高级豪宅内的水井。值得一提的是，J301最深处至井口13.7米，大致能表明陶寺早期，南沟两岸地下水位<10>。当时陶寺人找水与打井技术已十分成熟。
从目前所发现陶寺早期水井所在的位置，可以初步推断，陶寺早期无论宫城还是普通居民区的饮用水很可能依赖井水，主要出于健康目的。水井远离南河，可能是有意避开南河水下渗对井水造成潜在的污染。因为南河既是陶寺早期城址水源的主要地表径流，同时也被作为污水排泄的主要渠道，水质应该不很理想。因此南河向早期城址主要提供生产用水。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宫城北侧“ 南门沟”从南河引来的水，提供给宫城，这部河水功能做什么用？
3.陶寺早期宫城供水系统
从总体上看，陶寺早期宫城大概有两条重要的供水系统。其一就是前文提到的宫城北侧“ 南门沟”，另一个是宫城东南角门的供水渠。
“ 南门沟”很明显目的是向宫城内北部供水，却并未进入到宫城内（图1）。根据宫城内普遍钻探和局部考古试掘，我们发现宫城内北部沿北墙Q15III内侧，有大片的砂石水域堆积，因没有大面积揭露，因而具体范围和面积尚未廓清，但是大致可知占据了宫城北部沿北墙内侧大部分地段。2003年，我们曾经在宫城西北角部位试掘了一个探沟ITG1，面积25平方米。ITG1地层总共四大层。
第①层为耕土层，厚0.2 ~ 0.25米。
第②层分布在探沟西北部，厚0.1~ 0.2.米。属汉代文化层。
第③层：陶寺晚期文化层。③A层分布在探沟的中部偏东，厚0.1~ 0.3米，下压陶寺晚期灰坑IH45。 ③B层分布在探沟南部，厚0.1~ 0.4米，被IH45打破，下压陶寺早期灰坑IH46和陶寺中期灰坑IH47。这两个灰坑均打破第④层。
第④层：淤积层，分A~ K 诸小层。其中④A、④C、④E、④G、④J 五小层为砂石层，每层厚0.1~ 0.6 米不等；④B、④D、④F、④H、④I、④K六小层为泥砂层（淤泥层），每层厚0.1~ 0.6 米。砂石层和淤泥层交替层叠（图2），没有陶片。淤积层底界面上无文化层或遗迹，所以淤积层年代下限无法限定。
图2 ITG1西壁剖面
ITG1第④层淤积层，表明钻探得知的宫城北部大面积的水域确实存在，流水与静水曾经交替作用，年代不晚于陶寺早期，陶寺中期仍然存在，陶寺晚期被第③层所覆盖，这片水域不复存在。对比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池苑和郑州商城宫殿区东北部的池苑遗迹<11>，我们推测陶寺 南门沟将南河水引入宫城北部，主要用于池苑供水。根据杜金鹏先生研究，偃师商城宫城池苑和郑州商城宫殿区池渠的具体功能为营造景观、改善微环境、供君王游乐、抬高地下水位、提供消防水源和制冰等，宫殿区生活用水则依靠井水<12>。我们认为，陶寺宫城内北部池苑也应当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陶寺宫城内北部池苑主要依靠人工引入南河水，利用宫城北部原来的低洼地片，形成自然的池苑景观（图1），除了南门沟为人工引水外，其余池苑很少有人工建设。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宫内池苑则是人工精心修筑的长方形池苑，石板铺底，十分考究，人工建设程度，远高于陶寺宫内池苑，从礼仪制度的角度说，也远高于陶寺宫内池苑。足见，陶寺宫内池苑开创了宫内池苑的先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宫内池苑位于宫城内北部，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宫内池苑所在位置大致相同，不仅说明宫内池苑制度化发端于陶寺早期宫城，而且池苑占据宫城北部，也符合北为水方的宇宙观秩序。于是池苑水资源利用方式，不仅是宫廷生活环境奢华需求的使然，还受到宫城宇宙观稳定秩序的作用。
陶寺早期宫城的另一条供水系统位于宫城东南角门外。通过钻探和局部解剖我们得知，陶寺早期阶段，从仓储区南侧有一条人工渠，总长约300米，宽约10米，深约3~4米，引到陶寺宫城东南角门附近，可能向宫城内供水（图1）。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建设宫城东南角门时，该水渠已经淤平，早期宫城东南角门的东南侧外墩台的夯土基坑打破该水渠的填塞土（图3）。由此可以大致推测，早在陶寺早期宫城城墙修建之前，便有一条水渠向宫殿区供水，稍后在宫城城墙修建时，该水渠的功能已废弃。或者也有可能在营建宫城南墙之时，在宫城东南部将水渠改道，从宫城南墙外绕城而过。因为我们在发掘陶寺宫城晚期南东门址时，发现此段宫城南墙Q16外侧，残留一段沟渠，时代不晚于陶寺中期（图3）。
图3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
由于发掘区域的限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陶寺早期宫城东南角的引水渠是在何处进入的宫殿区的。鉴于这条引水渠的沟槽最初是与宫城南墙基槽Q16II连为一体的，我们推测有可能最初这条引水渠是通过宫殿区南侧壕沟向宫殿区南部供水。稍后仍然是在陶寺早期修筑宫城南墙时，将这条引水渠废弃堵死，Q16II段壕沟清淤，作为宫城南墙的基槽使用。以致我们在解剖宫城南墙Q16时，未在基槽底部发现淤积土，而是厚达2~3米的回填土。
目前我们尚不能判断陶寺早期宫城北部 南门沟引水系统和东南角引水渠谁早谁晚，或基本同时，仅知道北部引水系统陶寺早期就存在，中期继续使用。而宫城东南角的引水渠，在陶寺早期宫城南墙修建之后，便不再向宫城内供水。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早期160万平方米的城市面积内，仅有宫城建设了人工引水工程，这意味着水资源的人工利用，优先服务于宫城内的君王，为宫廷生活，在景观、微环境小气候、消防、娱乐方面，的提供高品质即高等级的服务，间接为彰显王权效力。
4.陶寺宫城内的凌阴
杜金鹏先生曾经推断，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池苑的功能之一是造冰，他怀疑大水池南侧大型圆形和方形窖穴，或者就是商王储冰的“凌阴”<13>。这是一种宫廷生活中，服务于王室奢华生活、丧葬停尸、礼仪制度的特殊的水资源利用方式。
陶寺早期宫城内的“凌阴”，2002~2003年局部考古发掘，编号为IFJT2，位于陶寺宫城内东部，被叠压在陶寺中期核心宫殿建筑IFJT3之下。大约呈长方形坑状，长30、宽20米、深9米。坑中心有长方形储冰池。储冰池内有木桩栈道便于冰块的存取。栈道连接冰窖南侧之字形夯土坡道。顶部原来很可能有草拌泥顶盖顶，以用于保温（图4）。
图4 陶寺早期凌阴建筑基址IFJT2西视
陶寺IFJT2作为凌阴建筑，附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宫殿建筑，存在背景关系上更为合理，与陶寺城址早期宫殿区的宫廷生活方式更加匹配。纳冰，是大贵族才能享受到的特殊生活和祭祀特权，是大贵族奢靡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祭祀、丧葬、宴宾、食品保鲜等，因此凌阴建设，才引起陶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周礼·天官冢宰·凌人》：“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淩。春始治鑒。凡外內饔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鑒。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夏，頒冰掌事。秋，刷。”足以反映出制冰和储冰这种宫廷生活中特殊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所拥有的仪礼意义，在两周时期所形成的制度，陕西凤翔秦雍城曾发掘出东周时期凌阴建筑<14>，河南郑韩故城曾发掘出战国时期大型凌阴建筑<15>，可兹为证。制冰储冰的制度很可能有更早的先河。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主殿背后的所谓“大墓”H80，很可能是一处旱井<16>，原本用于藏冰。
《礼记·月令》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杜金鹏先生推测偃师商城宫内池苑冬季结冰，可以取冰纳于大水池南侧的“凌阴”当中。陶寺早期宫城内北部的池苑，在季冬之月，水泽腹坚，也很方便凿冰，纳之于池苑南侧的凌阴（图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寺早期主要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尚未见明确的水控制设施。人工水利工程较少，主要利用南河自然河流为普通居址提供生产水源，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优先的人工水利设施是引水渠，主要目的是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服务于宫廷内日常生活环境改善，消防安全和宫城宇宙观秩序。
图5 陶寺中期城址平面图
二、陶寺中期城址的水资源利用和水控制体系
陶寺中期城址由宫城与外郭城构成典型的双城制，总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功能区齐全。宫城、城北泽中方丘礼制建筑区、仓储区继续使用；东南小城内新开辟中期王族墓地和郊天祭日的礼制建筑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曾设在外郭城内南部；大规模的普通居民区曾设在外郭城内北部<17>。陶寺中期的水资源的利用和水控制体系有继承，也有发展。主要表现在宫城北部景观用水继承了早期宫城北部的景观用水系统，宫城南侧供水系统有所改变。中期则加大了城南新开辟的工官管理手工业区和普通居民区的生产生活用水的供应水系，同时更加注重宫城污水排泄和整个都城洪水控制人工系统。因而，陶寺中期的水利系统构建更加复杂和体系化。
1. 陶寺中期宫城供水体系
陶寺中期宫城继续沿用早期宫城，因此，宫城内北部的池苑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宫城南侧的供水系统有所改变。早在宫城南墙Q16建筑地表以上墙体时，陶寺早期宫城东南角门处的供水渠便被封堵，有迹象表明宫城南侧的供水渠有可能改为向外侧拐再向西延伸，部分被大南沟侵蚀（图5）。
2014~2017年揭露宫城晚期南东门时，我们发现了宫城南墙Q16南侧的水渠残迹（图5，图6）。基于陶寺晚期南东门西阙夯土基槽打破这条水渠，由此判断这条水渠至迟沿用至陶寺中期。
图6 陶寺中期宫城南墙外侧的水渠示意
可以初步判断，宫城南侧这条供水渠，很可能是改建于陶寺早期稍晚、中期继续沿用的水渠。夹在宫城南墙Q16与宫城前的纪念性大道“大南沟”之间，向中期宫城南部供水。是否与宫城西南角排水渠相通，由于大南沟的寝室，无从得知。
虽然我们尚未发现陶寺中期宫城内的水井，但是基于早期宫城内便主要以井水解决饮水，陶寺中期宫城南侧的供水渠，很可能也是供应景观用水。
1. 宋村沟城内河
随着陶寺中期外郭城的修建，南墙已跨过今宋村沟（陶寺考古队考古钻探结果），显然此时的宋村沟成为陶寺中期外郭城南部一条重要的城内河，主要功能是为城东南手工业区和城西南普通居民区生产与生活给排水（图 5）。
陶寺中期工官管理手工业区面积至少20万平方米以上，经钻探和试掘，大致可知有三个石器工业园区、两个制陶工业园区、两个工匠居住区（图7）。每个工业园区由一座夯土基址即管理治所统辖，园区内包括作坊和少数工匠住房<18>。整个工业园区由一座大型夯土建筑IIIFJT2所统领<19>。尽管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手工业作坊区内部联通各工业园区之间的水渠或水道，IIIG3最初为阻隔和分割手工业区的沟墙，并非供水渠，然而手工业区北部的工匠居住区有两片较大的静水水域，推测应当来自与宋村沟相联通的水渠。
图7 陶寺中期工官管理手工业区钻探示意图
四千年前，宋村沟发源自塔儿山，常年有比较丰沛的水量，但又不至于造成频仍的水患。当时的河道不宽，也比较浅，因而成为了陶寺中期的城内河。陶寺遗址地势东南高亢，西北低平。手工业区所处的沟西村一带地势最高，海拔552~563米。目前发现的陶寺水井都集中在遗址的北部低平地区，海拔524~526米，陶寺早期水井J301最深处至井口13.7米，那么沟西村一带手工业区地下水埋深则更深，很可能以当时的打井技术已超过极限。由是可以推测陶寺手工业区用水靠水井恐怕难以实现，那么宋村沟在当时便成为手工业区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位于中梁村的普通居民区，面积也应在20平方米以上，这里地势比较低平，海拔527~539米。这一区域未经过考古发掘。冲沟剖面调查和梯田陡坎剖面调查尚未发现水井遗迹。然而根据遗址北部同样低平地区有水井的情况，我们推测，中梁村一带陶寺中期普通居民区有可能也有水井。经过此地的宋村沟内河，很可能主要为陶寺中期普通居民区提供生产用水（图5）。
1. 陶寺城址外西北部农田对宋村沟水源的利用
陶寺中期外郭城外西北部地区十分开阔和平坦，海拔514~518米，非常适于农田的布置。经在这一区域及宋村沟边采样，得到的孢粉植硅石检测分析结果，这片区域存在农田的可能，主要种植粟黍类农作物，也有很少量的水稻种植。水龙骨等孢粉表明这片区域史前时期存在较大的浅水水面，为水稻种植提供水利条件<20>。而这个区域的水源主要来自宋村沟地表径流。
2. 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系统
作为陶寺中期污水排放控制人工系统，主要用于陶寺中期宫城，排水渠有两支。一支出宫城西墙Q11北段向西北而去，趋向南河（图 5）。这支排水渠实际为并行的两条渠。前一条渠IG18在陶寺中期开凿后不久便壅塞，陶寺人便在其北侧再开一条排水渠IG17（图8）。IG17和IG18残存长度约300米，开口宽约3~4米，深约2米。陶寺中期宫城西北角出现的排水渠，很可能与宫城内北侧的池苑相通，同时也应与宫城内北部的宫殿建筑群内的污水排放系统向联通，兼有宫城北部池苑水宣泄和宫殿建筑生活废水的排泄。
图8 陶寺中期宫城西北向排水渠IG17与IG18关系剖面
宫城内另一支排水渠从宫城西南角出现（图5 ，图9），在宫城西南角向西南拐，趋向今中梁沟即陶寺中期外郭城中央的纪念性大道（图5）。这条排水渠残存约200米长，宽约6米，深约1.5~2米。估计该大道两侧也有排水渠，与宫城西南角这支排水渠相通。中期宫城西南角出现的排水渠，是否与宫城南墙Q16南侧的水渠相通（图5），也未可知。但其主要功能很可能是排泄宫城内南部及西部的污水。
对比陶寺早期宫城未见明显的排水渠，可以推知陶寺早期宫城可能没有规划好的污水排放设施，造成了一定的问题。陶寺中期才着力开挖了宫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出口的两套排水系统。
此外，我们曾在陶寺宫城内最大核心建筑陶寺中期夯土基址IFJT3主殿夯土内，发掘出一件疑似地漏的陶水管，出土时，封口顶部朝上，开口的底部在下，管体上有三个圆孔（图10），故推测为地漏。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相应的排水管道。因而，陶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可能有排水设施，但目前无法得知这一系统的结构如何。
图9 陶寺中期宫城西南角水渠解剖
图10 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出土的疑似地漏
1. 陶寺中期大城的洪水导流系统
2014年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来陶寺遗址实地勘察，发现陶寺中期城址外东北的小北沟较直，似有人工开凿的因素影响（图5）。莫先生结合古河道情况和陶寺中期外郭城北墙Q4东段与东墙Q5北段结合部紧贴小北沟，认为陶寺中期之前，原本有一条南河的直流古河道直奔陶寺城中心位置，如果建陶寺中期外郭城的话，极易将南河上游的洪水引入中期外郭城内造成灾害，因而陶寺中期兴建外郭城时，很可能人工开凿了今小北沟，将南河支流的古河道导入陶寺外郭城北墙外的南河主河道。换句话说，小北沟是陶寺中期人工开凿的导洪渠。这样一来解决了山洪直接入城为灾的隐患，同时确保外郭城东墙Q5北段不受洪水侵害。
2. 水毁外郭城城墙的补救
陶寺中期外郭城修筑之后，北墙Q4外侧的南河与城南内河宋村沟，均因为浅窄，无法疏导特大洪水，使得外郭城城墙某些地段遭到水毁。
根据钻探和解剖，陶寺中期外郭城西墙Q3曾被来自宋村沟的特大洪水摧毁，部分基槽受到洪水旋空（图11，图12），无法重建，补救的办法是在其外侧另修筑一道城墙Q2替代这段水毁城墙（图 5）。据莫多闻先生地质调查认为，中梁村东宋村沟北岸有大面积的洪积层堆积，里面包含陶寺文化陶片，可以大致判定宋村沟特大洪水的走向，有奔向中期外郭城西墙Q3水毁段的趋势（图5）。故而我们推测摧毁Q3的洪水很可能来自宋村沟特大洪水。来自宋村沟特大洪水到达Q3段时，已成强弩之末，因而与缓慢的流速漩淘城墙基础，并在孔洞内形成静水沉积（图12）。而宋村沟常年汛期的山洪，很可能顺着宋村沟河道向下排泄，对城南造成灾害有限。
图11 陶寺中期外郭城西墙Q3水毁段揭露平面
图12 陶寺中期外郭城西墙Q3水毁段淤土剖面
此外，根据钻探和自然剖面调查，陶寺中期外郭城北墙Q4部分段落的夯土地基曾经被洪水摧毁，补筑的部分改为碎石淤泥素填土作为地基处理，起到更好的防水作用。今桃沟断面上暴露的中期外郭城西北转角Q4夯土墙基分为两部分，内侧为先筑的直立挡土墙式的夯土板块，外侧为补筑的平夯淤泥碎石素填土，进一步保护夯土墙基不受水患<21>。这段城墙的水患，很可能来自南河的特大洪水（图5）。
总之，陶寺中期对水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外郭城的增建，将宋村沟纳入为城内河，为城南的手工业区和普通居民区提供用水，为城北的农田提供水源。中期对于宫城排水和外郭城水患进行了人工干预。特别是小北沟的导洪沟，成为陶寺城址洪水控制体系中的开创之举。
三、陶寺晚期对洪水的控制
陶寺中晚期之际，被石峁集团征服，在陶寺晚期百年期间内，陶寺丧失了都城地位，并遭到了残酷和严重的政治报复，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管理。陶寺晚期偏晚阶段曾经昙花一现式的复辟，旋即被再次翦灭<22>。陶寺晚期由于都城地位的丧失，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污水排放，缺乏人工管理的明确证据，很可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仅在行洪和水井使用方面有所表现。
1.陶寺晚期的行洪措施
陶寺中期都城原有完备的水系和水控制体系基本废弛，造成了居址范围内多次大洪水。据莫多闻教授现场判断，陶寺晚期，曾经从宋村沟方向冲来几次大洪水，覆盖了陶寺遗址西北部分地区，陶寺中期外郭城西墙Q2南段在中梁村一带不见踪影，很可能与这几次洪水有关。靠近外郭城西墙Q2内侧中梁沟两岸发现的陶寺晚期洪积层，很可能也是宋村沟这几次大洪水泛滥产物。
陶寺中晚期之际，陶寺城墙被毁，陶寺中期行洪沟小北沟废弛。于是，陶寺晚期来自南河上游的大洪水从遗址东部冲入陶寺，随后陶寺晚期的居民采取挖沟的形式，开挖出小北沟西侧的王家沟（图 13），即陶寺镇与东坡沟之间交通的水泥路所穿过的沟，打破陶寺中期外郭城东北角城墙Q5和Q6的墙基槽，增强南河支流行洪入主道的能力。陶寺中期分洪沟小北沟是否仍在发挥作用，已不得而知。
图13 陶寺晚期遗址平面图
王家沟西侧是裤裆沟，也似人工开挖的分洪小沟，打破陶寺中期外郭城东墙Q5、北墙Q4基槽（图13）。我们在裤裆沟东崖壁上发现了长20米左右的洪水堵口遗迹剖面，堵口处出现管涌漏斗，被洪积砾石包填满的迹象（图14）。这表明，陶寺晚期行洪沟王家沟也一度废弛，新开凿的裤裆沟规模很小，行洪能力有限，造成来自南河上游的洪水从遗址东北冲入遗址，在裤裆沟东岸造成崩岸和管涌漏斗。
图14 陶寺裤裆沟东岸陶寺晚期人工堵口遗迹
陶寺晚期迫于水患，有过两次较大的行洪沟开挖工程，一次是稍早的王家沟，一次是稍晚的裤裆沟。这两次工程都因陶寺晚期政权的孱弱、组织能够有限、财力不足，而工程量远小于陶寺中期开挖的小北沟（图13）。所以行洪能力都十分受限。
2. 陶寺晚期水井
陶寺晚期水井仅清理一座J401，位于原宫城外西南部，属于普通居民区。井深达14.4米，井底部也见到原木构井圈。凿井技术与早期没有太大差别<23>。这暗示陶寺晚期，聚落内比较低平地区的普通居民引用水，依然依靠井水。
四、陶寺遗址的水利用的观念文化
在陶寺遗址的观念文化即精神文化中，水的利用表现在宇宙观和政治报复方面表现突出。宇宙观当中，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指导陶寺都城方位与功能区划的规划，主要表现在都城规划宇宙观方位和社坛的选址。
陶寺都城遗址规划宇宙观
1. 陶寺城址规划的宇宙观方位中的水
陶寺中期都城规划的宇宙观方位十分清晰：由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东，分别按照“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风雷相搏”的法则对应<24>。陶寺中期都城以今中梁沟-赵王沟（也称朝王沟）纪念大道为中轴，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城总体上属于阴， 正北的泽方、东北的水方、正东的雷方，都与水有着内在和直接的联系。从微观环境上看，陶寺城址的正北当时就是一片沼泽地带，东北方南河常年有水，正东是分洪沟小北沟导入南河主河道的渠口，同样与水有关。因此，陶寺城址的选址时，便尽量考虑实际地貌与环境同宇宙观中水性质方位相匹配，以期从城址宇宙秩序的角度，使都城遵循所谓的“宇宙法则”，达到永恒。正如林奇所说：“在建造人类的权利结构、安定的宇宙秩序时，城市的宗教仪式性及其物质空间形态是主要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心理作用大于其物质作用。这样威严而诱人的空间设计是基于魔法般的理论的。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永久聚落的空间形态都应该是宇宙或魔法模式。这是一个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也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和谐的方式。<25>”
由于人的生命离不开水，而黄土塬上偏干缺水是常态，因此，人君居住的宫城应靠近水方。所以陶寺宫城的位置最靠近都城宇宙观方位中的水方——位于都城的中部偏北（图5）。宫城北部有一片池苑，也附会北为水方的宇宙观。
陶寺泽中之方丘基址
2. 泽中之方丘
陶寺祭地的社坛位于陶寺城址外西北部的泽方，实际地貌微环境也是被周遭沼泽所环绕，是一个典型的“泽中之方丘”。陶寺地坛即社坛，始建于陶寺早期，中期扩建。中晚期之际曾经被平毁过。陶寺晚期偏晚阶段曾经复建，现基本保留完好，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西北角坛体仍高于地表30厘米。坛面上残留有直径约15厘米的社主木柱洞<26>。陶寺社坛虽然以方坛为礼制建筑主体，但是周围的沼泽多水环境，是构成泽中之方丘社坛礼制建筑的环境要件，不可或缺。
3. 政治报复中的水
政治报复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与摧毁行为，以挖祖坟、扒城墙、毁宫庙为最主要行为，表现了新政权对旧政权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否定与根除，并以此作为确立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是正统思想的一种异化<27>。
陶寺观象台打破夯土台基芯的陶寺晚期水坑IIH24
陶寺晚期遭到政治报复，压胜巫术手段非常流行。实施政治报复的人，本着水克火、阴克阳的理念，将陶寺观象台视为与日、火、阳有关的礼制建筑，除了平毁观象台之外，还刻意在陶寺观象台第三层台基芯站人举行迎日仪式的夯土台基芯部位，挖一个圆坑（IIH24），蓄上水。陶寺观象台东侧的下钱式路沟，也被长期灌水形成陶寺晚期灰沟IIHG3。目的就是以水克火，以阴克阳，从而以压胜巫术的方式，对陶寺中期观象祭祀台进行镇压<28>。
陶寺观象台东侧路沟晚期被作为水沟IIHG3
五、结语
陶寺文化对于水的利害认识已经比较清晰，懂得因势利导。在城址选址方面，已经知道对水资源的趋利避害。城内不仅可以利用地表水构建给排水体系，而且也能够凿井利用地下水解决用水需求。宫城内地表水系比较完整地构建了宫城的景观用水、消防用水和给排水，而凌阴的特殊用水方式，为高等级的生活方式增添了彰显文明奢华和礼仪的内涵，饮用水则以来井水。而陶寺中晚期的导洪渠工程，表明所谓的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的治水理念与工程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黄河中游地区蔚然成风。而水在陶寺精神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则超越了物质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特别是在宇宙观和政治报复中，成为至关重要的要素。
注释：
<1> H. W. Saggs, 1989. Civiliz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le). Page 121.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年1期。
<3> 刘建国，王辉：《空间分析技术支持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研究》，《江汉考古》2018年4期。111~116页。
<4> H. W. Saggs, 1989. Civiliz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le). Page 122.
<5> 何驽：《陶寺考古：尧舜“中国”之都探征》，《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63~123页。
<6> 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46~57页。
<7> 王海斌，莫多闻，李拓宇：《陶寺古城形成与选址的环境与文化背景研究》，《水土保持研究》2014年6月第21卷第3期。306页。
<8> 王海斌，莫多闻，李拓宇：《陶寺古城形成与选址的环境与文化背景研究》，《水土保持研究》2014年6月第21卷第3期。306页。
<9> 王海斌，莫多闻，李拓宇：《陶寺古城形成与选址的环境与文化背景研究》，《水土保持研究》2014年6月第21卷第3期。306~307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148~156页。
<11> 杜金鹏：《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449~463页。
<12> 杜金鹏：《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455页。
<13> 杜金鹏：《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452页。
<14>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43~47页。
<15> 河南文物研究所：《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2期。1~15,112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
<17> 何驽：《陶寺考古：尧舜“中国”之都探微》，《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63~123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46~57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III区大型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期。30~39页。
<20> 姚政权、吴妍、王昌燧、何驽、赵志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植硅石分析》，《农业考古》2006年4期，页19～26。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页307～346。
<22> 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158~171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153~155页。
<24>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95~207页。
<25> 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年。53页。
<26>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97~201页。
<27>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19页。
<28>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55~260页。
（原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