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家地理图书
（作者：Mll.con，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研究生在读，中西交流考古方向）
提到大同，或许你会想起云冈石窟，或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那个“大同”。懂大同的人才知道，这座扼晋、冀、蒙通衢之咽喉、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的城市，有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皇家巨刹和恢宏灿烂的遗迹，但也绝不仅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的边关苦寒，和贾樟柯镜头下的一缕缕工业煤烟。
它是山西的新名片，云端之上、圣洁绰约的一张脸。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华北山地的过渡地带，三面环山，西有吕梁、北有阴山、东边则是绵延的太行山脉；唯东南地势徐徐下降，仿若情窦初开的少女向山西腹地敞开心怀，足见大同的老醯（音西，意指醋）儿情怀。
雁北地形图。绘/Paprika，图/地道风物
坐享三山簇拥的她，“生命之源”则要诉诸于更遥远的燕山和喜马拉雅山。中生代末期燕山造山运动和中新世（2500万年前至12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让该地区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断裂，隆起成山，地陷为盆。山盆相间，平行排列。
山西大同阳高县长城乡。 摄影/何嵘
北部地区岩浆喷发形成了壮阔的高原火山地貌，约900平方千米的范围里，散步着30余座完整漂亮的火山锥体，这不仅是东亚大陆地区的人们籍以认识该地区火山地质的珍稀标本，更是我国著名的火山群观景地。
大同火山阁老山。摄影/孙进军
盆底随着日月更迭，被河湖冲刷和沉积进一步精雕细刻，最终形成了大面积切割出的丘陵和部分洪积平原景观。这些河流大大小小二十多条，全都汇于桑干河，自西向东从桑干河大峡谷流出盆地，串起河北、北京（永定河段），最终在天津汇入海河流进渤海湾。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图/图虫·创意
比起易遭受洪涝的平原，河谷、台地往往是人类文化起源的更理想处所。依山傍水的山地-平原交汇带环境和资源丰富多样，能同时满足古人类生存的多项条件，包括水源、石器原料和动植物食物资源。大同境内山峦叠嶂，河流纵横，自然是孕育史前文化的摇篮。
大泥河湾古盆地（沿着桑干河，包括大同、张家口这一串盆地）源源不断的刷新着世界对人类起源的认知：全世界百万年前遗址至 55 处，阳原县境内百万年前遗址就占 48 处，马圈沟遗址上限更可能早至200万年前，是整个东亚年限最古老之地，泥河湾盆地也因此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泥河湾遗址群公园雕塑。图/图虫·创意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晋、冀北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大同，就恰好位于这重要的“三岔口”内，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头戏，都在这里发生。
驿使图壁画砖，置驿所，修城池，建烽燧，屯重兵，都是边防措施。图/山西博物院
战国后期，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其中的“代郡”，即为大同东北，由赵国名将李牧镇守。秦时，六国平荡，废分封，立郡县，为防御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又调集民众修建了万里长城，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便是重要的武周塞。
大同左云县八台子长城。摄影/李平安
到了明代，由于蒙古势力一直是北边大患，大同“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的地缘条件，让它成为军事要地，明“九边重镇”之首；更因驻军战马众多，以“大同士马甲天下”享誉全国。
明朝时期大同镇段长城，图/《长城绘》
文献中，胡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大同的衰败。仿佛中原一旦疲惫倦怠，塞外势力便从大同趁虚而入。秦二世抽调兵力镇压陈涉吴广起义，匈奴趁机占领虚空的大同；汉高祖中诱敌深入之计，在大同白登山被围，不得不送重金给匈奴；王昭君外嫁和亲路过大同，在此地每日弹奏琵琶抒怀，留下了哀婉的千古传说。
但放眼今天的大同城，一座座历经沧桑遗留至今的古建，一桩桩新出土发掘的文物，却在讲述着另一个故事：“胡”出现带来的不只摧残，更是新生。
北魏彩绘陶俑。图/图虫·创意
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大同）。为一朝新都，道武帝拓跋珪便在大同大规模营造宫室，立宗庙社稷；亭台楼榭，雕梁画栋，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大同从秦汉时期塞上小县摇身一变，成为整个北方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迎来了第一个迅猛发展的高光时刻。
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都城共96年。此期，胡汉加速融合，原本各族人民以血统、门第、族属等各自聚落，后逐渐转为平城地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均田制和三长制等土地制度。
到了北魏末年，在籍户数已达500余万，推知其人口数量约在2000-2500万之间，十倍于此时南朝在册的200万人口。北魏绝不是传统印象中“五胡乱华”，以至社会凋敝、人烟稀少，野蛮无道的形象。
体现北魏丰富娱乐生活的彩绘杂耍陶俑。图/山西博物院
在南朝士族积重难返、法纪松弛之时；北朝却在“胡人”的统治下行政全面振作。部族重军功的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就发展为重事功、吏绩的倾向，对官吏政绩考课严苛，成为升迁罢黜的常规依据。
正是这些“异姓”政权的励精图治，让中国半壁江山经济繁荣、文化昌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碰撞，才诞生了此后的隋唐盛世。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唐朝乃）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北魏王朝在大同所留下的最辉煌的痕迹，便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石窟了。
云冈石窟窟前清代立檐。图/视觉中国
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决定在都城平城（今大同）西郊的武周山南麓，集皇家之力开始凿窟。这是个河谷，十里河（现已改道）的下切与地壳的抬升在这里形成了天然的断崖，非常便于直接开凿塑像。而且此处既依山傍水，又紧邻交通要道，非常利于皇家和民众的礼拜。
这里岩石主要是侏罗纪时期形成的细砂岩，它的结构相对细腻均匀，可以直接作为雕塑表层，而不需要用泥来代替。岩层也相对较厚，可供大型佛像的开凿。再加上来自印度的犍陀罗佛像风格影响，云冈石窟以古朴大气的质感闻名，被认为是中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
大同云冈石窟以古朴大气的质感闻名。图/视觉中国
更特别的是，在大同新发现的明堂遗址。
明堂是什么？这是个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问题。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专搞经学考据的经学家都不一定能说清楚——有人说是宗庙之所，用来祭天祀祖。也有人说是布政之宫，用来举行朝会、庆赏等大典。还有人说是太学所在，用来讲学教化。
总之，它是从周朝时期就存在的，某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但究竟形制如何，功能几许则成了一种玄远飘渺的历史记忆。西汉长安明堂、魏晋洛阳明堂、唐东都洛阳明堂……从汉唐到明清，可以说，诸多讲究礼制的朝代，都在修筑自己心中的明堂。
洛阳明堂复原。图/图虫·创意
明堂遗址一共就发现了四个，大同发掘的北魏明堂遗址，则唯一一共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王朝建设的明堂。
明堂遗址外部为一个巨大环形水渠，即为辟雍。《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象璧圆由以法尺，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也。”水渠内侧岸边的四面分别发现有一个厚2米多的夯土台，判断为东南西北四门基址。环形水渠圆心处有一正方形夯土台，边长42米多，应该就是明堂主体建筑楼阁基址。
明堂遗址博物馆，以钢化玻璃覆盖发掘区，水渠、石坝、夯土遗迹历历可见。
北魏明堂遗址主要保存了明堂的地下结构，地上建筑早在北魏末年即已被焚毁。随着孝文帝南迁洛阳，大同最终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都城史，明堂礼仪性建筑的维护修缮，自然逐渐松弛。
08年大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工程启动，原明堂遗址南门旁立起了一座崭新漂亮的“复古”新明堂。新明堂主体建筑，即为北朝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民营博物馆，也是全国独一份儿以“北朝历史”的博物馆，馆藏北朝时期的石雕、青铜、绘画、碑铭、陶瓷等千余件展品。
明堂复原，北朝艺术博物馆所在。图/图虫·创意
虽有些真假莫辩，有些展品甚至连简介都没有，但确实十分华美、好看；即使不作为文物，当作工艺品来欣赏也颇为有趣。看惯了公立博物馆精心设计的展览和详尽严谨的展品介绍，这间清幽的民营博物馆便别具一番野路子的虎虎生气，像留白的国画，开放结局的电影，反倒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趣味。
旧明堂作为儒家理念的最高实践礼制之一，是统治者奉天承运、布恩施政的神圣空间。新明堂则是座博物馆；旧明堂教化贵族子弟，新明堂则服务全体市民。
旧明堂的建设，象征着儒家“圣王”的概念，而新明堂则被赋予了社区公园角色——去时正是广场舞时间，新明堂前，大爷大妈组成的舞蹈团、歌唱团正自得其乐，丝毫不怵游客们好奇又歆羡的眼神，肆意昂扬，恍惚间让人看到儒家最高理念变成现实后的样子。
新旧明堂两相交映，仿佛一步跨越了千年，让古今在此打了个照面，意趣无穷。
纵观历史，总会发现，开放的大同繁华，封闭的大同凋敝。
从北京到大同，一条桑干河和一条古长城，连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燕山南北文化区。作为咽喉要道，大同曾饱受战乱摧残，但也惠泽于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交流碰撞，这里拥有着璀璨丰富的文化。
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大同被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长达四百多年。后因西夏势力增强，大同战略位置突出而改云州（大同）为西京。
善化寺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摄影/王寰
辽统治者崇信佛教，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各种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和诸多辽塔，千年过后，许多皇家巨刹都已湮灭风华，而全国仅余的八座珍贵的辽代建筑构造中，大同地区就有著名的三座：华严寺薄伽教藏、善化寺、应县木塔。不管是等级、规模，还是质量，它们都堪称我国古建筑中的精品，集中代表了辽代建筑与艺术的高超成就。
北魏建都后，西域十六国纷纷派使献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四条道路，中亚商人、西域高僧接踵而至，金器、琉璃等无数奇珍异宝相继而来。昙曜五窟的开凿，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山崖奇寺悬空寺的修建，都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富庶繁华，文运昌盛。
悬空寺，国内唯一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望东为证，山门南开，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下临深谷，窟中有楼，楼中有穴，半壁楼殿，半壁楼窟，窟连殿，殿连楼的奇特风格，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清朝时期，大同甚至是连接欧洲和中原的商品集散地。晋商自此向西经商，马帮、驼帮终年不绝，来自全国的茶叶、丝绸、土布、瓷器、米谷、烟叶、酿造品等，经由大同和张家口，转运至恰克图，与俄交换成毛皮、毛呢、羽纱、天鹅绒、棉线、麝香、马鹿角等商品，运回中国。
甚至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晋商开办的商号或分号。晋商还将大同产的香料玛瑙和药材东渡日本换铜，“五台山拜佛，大同城买铜”的说法流传至今。费孝通把当年“闯口外”比作本世纪初的“下海”。可以这么讲，晋商之所以成功，闯出山西是一条重要原因。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新平堡镇，与河北、内蒙古自治区交界，所谓鸡鸣听三省。摄影/李平安
80年代初，为供应煤炭能源，矿藏丰富大同，也建立起了多座大型焦化厂。空气里弥漫着煤灰、煤焦油和焦炉气，灰、黑、脏，这是许多人对山西、也是对大同的印象。河流全被污染，煤烟蔓延到几乎所有工矿城镇，让外地人对山西望而却步。而煤炭产业就近利用资源，解决就业，也让山西人鲜少走出盆地，山西一度走向“封闭”。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教授唐晓峰教授一度用“晋商精神”号召同胞走出去：今天外出打工人员，山东、河南、安徽的都很多，山西人却不多见，可能就是受山西的封闭型框架所限。
大同。图/视觉中国
2002年，《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曾在卷首语感叹，山西的“煤多”和“古建筑多”，造成了一种尴尬：“一方面，古建筑是最好的旅游资源，平遥古城、应县木塔、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永乐宫壁画、五台山、恒山等等，构成了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另一方面，煤炭却造成了与旅游不相适合的环境，山西境内的全部河流已被污染，公路上到处是长龙般的运煤卡车，煤宵随风飘散……
在珍稀和极具观赏研究价值的广胜寺旁，比邻而居的是一座规模巨大的炼焦厂，高耸的大烟囱和玲珑秀丽的飞虹塔比肩而立，辉煌的古代文明和粗陋的工业文明，叠加在一起了。”
大秦铁路运煤的火车。图/视觉中国
曾经，大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这座“煤都”，正面临着煤炭资源枯竭和环境严重破坏的问题。
2008年，耿彦波出任大同市长，开始了他备受争议、大刀阔斧的古城改造计划。在他“一轴双城，新旧分离”（以御河为界，迁空旧古城，营建大同新城）指挥下，16万户平房说迁就迁，一座座仿古景观就此修建起来。
旧时文庙的老牌坊早已被拆毁，曾经繁华市井，老大同人心中的时髦圣地大西街现在是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仿佛长在山西的横店，烟火气全无。原本明清时期的平房和四合院，也与迟迟与这些崭新的“古建”难以融合。
不停有声音说，“一个古城，城里有人居住，有老人有生活气息，这才叫古城。你把人都迁出去，这哪叫古城，这就是个死城。” “我们需要留住古迹和遗存，而不是将其变成一个所谓的完美古城，这只是臆想中的古城。”
如何“留住古城”而不是“臆造”古城，这不仅是执政者需要思考的，更是全人类都在反思、悬而未决的问题。耿彦波虽没能呈上完美的答卷，但也做了启人深思的示范。
商业开发过程中确实有操之过急而处理不当之处，然而以大同曾经的条件，如果不改变城市整体面貌和营商环境，很难吸引来外来投资。更多时候，对文旅资源的开发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客观上有助于保护和利用的文物。现在再去大同，已经少有那种“站一会儿身上就落满煤烟”的体验。
与华严寺琉璃鸱吻遥遥相望的是座基督教堂的十字塔尖，叠加出分外的圣洁与庄严，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也觉得沐浴了神恩——一个神照顾不到的，还有另一个神来普渡，神尚且爱世人，世人更需要自爱自怜。
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曾经大同人身边那座塔，那个从小就有的两三米高土垛子，变成了王府、文物，让史迹变成了更易为普通游客接触的景点，也成为了大同人共享的文化基因。
此行，我就屡次在景区遇见前来纳凉休闲的大同本地居民，见我一身游客扮相，这些大爷大妈便主动充当了导游角色，一脸自豪的向我介绍这些史迹的渊源。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或许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孔子的终极政治理念的另一种诠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