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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晔旻/文
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河姆渡（浙江）、良渚（浙江）、三星堆（四川）等古代遗址的发现，国人逐渐意识到，大约在离开现在七千年的光景，长江流域已经产生了古文明的萌芽。因此，过去常说的“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这句话变得并不完全正确。至少应该说：长江与黄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在这方面，2021年9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长江文明》（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著）可以说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了。
长江为什么会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呢？首先这当然是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源，而早期文明赖以存在的定居农业则更甚。人类饮用、农作物的灌溉都需要淡水，而地表上能够源源不断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为有了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而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讲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其实，长江也不例外。
上古中国，正如“河”专指“黄河”一样，长江也独占“江”的称谓。按照《长江文明》一书里的说法，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有个显著特点，即其“稻作文化”。放眼早期的旧大陆文明，大多是建立在以种植小麦和大麦等谷物的麦作农业基础上的，“包括黄河流域先民也是以种植耐旱的粟为主”，唯独长江流域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摇篮。
究其原因也很简单——种植水稻远比小米耗水，而长江的水量恰好也远比黄河充沛（年径流量是黄河的20倍）。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里就发现了水稻的谷粒和杆叶，证明中国江南人民种水稻已有七千年历史。而在稍后的上海青浦的崧泽遗址和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均属马家浜文化）里，前者发现的作物是籼稻，后者发现的是粳稻，于是水稻的两大类都有了发现。为了保证水稻种植所需的供水，长江流域的先民还建设了复杂的水利设施。《长江文明》书中就提到，2009-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良渚遗址发现了“由11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完整外围水利工程，其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千米”。这些水坝的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年，不仅将中国大型水利遗址的年代几乎提前了一倍，也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更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防洪水坝系统”。
就像哲学家黑格尔说的那样，“历史的真正舞台 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位于旧大陆北温带的诸条大河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便是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以及印度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就文明诞生的时间而言，古代的长江（及黄河）流域并不占有优势。比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苏美尔文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曾经创造出历史上第一个农业村落、第一座城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教育、发明出最早的历法、车、船，最早学会制作面包和酿造啤酒，以及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到公元前24世纪中期，两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苏美尔国家。苏美尔的政治势力虽然很快被闪族（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取而代之，但其文化（比如楔形文字）却传承了下去。公元前18世纪，古代巴比伦王国诞生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成文法典——《汉穆拉比法典》。按照《长江文明》书中的说法，这比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在长江流域出土的战国晚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要早了足足十五个世纪。
不过，与旧大陆的其他文明相比，又有其独特性。纵观古尼罗河、古两河流域与古印度河的文明，它们虽然辉煌一时，最后却没有传承下去。其中，古代埃及文明在经历了几十个王朝的统治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而宣告结束。之后古埃及文化还有少量延续，但到公元以后的时代，古埃及已经彻底被异族文明所取代。此前的公元前6世纪，兴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征服新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文明独立发展的时期就此告终。至于古印度河文明断绝的更早，公元前13世纪左右，来自中亚与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部落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新主人。这次人口置换的结果是，原本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建者达罗毗荼人反而沦为“种姓社会”的底层。
这是为什么呢？《长江文明》提出了一种看法。“随着文明程度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原生文明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那就是周围落后族群的觊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概算是这方面的典型。苏美尔国家形成不久就被阿卡德人灭亡，巴比伦人统一两河流域之后又遭遇亚述人的入侵与占领，随后波斯、罗马、阿拉伯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两河流域变成了一个文明的竞技场。结果，两河流域古代文明衰亡后，不断的战乱使许多城市成为废墟，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将其变成了一个个土丘。由古代苏美尔人创造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在传世历史文献中竟然完全没有记载。以至于今天人们对其的了解，完全依靠的是两个世纪来的考古发现。
但长江流域的情况与它们不太一样。就拿良渚文化来说，大约在4300年前，它在延续了一千多年后突然消亡。有人根据上古环境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一次天灾。大约同一时期发生了一次全球降温事件，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连年大洪水。长江三角洲变成了一片汪洋，大雨进一步引起海侵，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良渚先民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位于余杭盆地的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战国时期，这一地区才开始重新出现人类生活痕迹。换言之，良渚文化不是毁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良渚先人在对抗自然的挑战中失败了。
由此看来，诸如良渚、三星堆这样的长江流域早期文明似乎同样没有延续下来。但就像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那样，中国史前文化演进不是单线式，而是多元的，或者说是“漫天星斗”式的。而各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长江文明》书中就提到，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江成为沟通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古代文化的纽带。“在新时期时代，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两个地区的原始文化虽又各自显著的特征和源流，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频繁的交流和相互融合使两地文化出现了许多共同的因素，在器物造型上也往往相互借鉴”。因此，虽然在“新石器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一度成为“满天星斗”中最为耀眼的那一颗星，但之后，吸收了四方文化因素的黄河中下游成为了文明的中心地带，中华文明终于在中原地区进入了王朝时代。
这样的文明中心转移，看上去有点类似《长江文明》里提到的古印度河文明。雅利安人进入南亚以后，大约在公元前11，其文化中心从印度河上游向东推进至恒河流域，“恒河流域逐渐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心”。比如，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大部分历史中，德里一直是各个北印度政权的首都，包括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共和国（新德里）。
但长江流域的特殊性在于，文明中心虽然一度离去，却在后来的历史中“王者回来”。夏商周以来，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但自从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又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这一点是印度河流域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自然让位给恒河流域之后，印度河流域就永远丢掉了文明中心的位置。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长江文明》分析了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就像旧大陆的其他古老文明一样，黄河流域也难免遭遇周边游牧民族的侵袭。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大大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力量，周边的匈奴、氐、羌、羯、鲜卑各族趁势入主中原，形成“十六国”的局面。外族入侵的巨大压力，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迁，这就是所谓“永嘉南渡”。在农业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大量人口从黄河流域南迁长江流域，自然提升了长江流域的各方面实力。其二，在于技术的进步。所谓“民以食为天”，农业的兴衰决定着古代文明的兴衰。两河流域文明衰亡的另一因素，就是人们只知灌溉不懂排水，导致土地盐碱化无法耕种。在原始农业技术条件下，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实现了蓬勃发展。反观长江流域，其红壤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的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故而农业产出长期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局面，直到“铁制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中古之后，先有“苏常熟、天下足”，后有“湖广足、天下足”之谓，可见长江流域已成中华文明的最大粮仓。也正是这两个因素汇集一处，才让“长江文明”在世界上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