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珍贵的早期典籍马王堆帛书里藏着哪些中医文化，为孔子儒学研究提供新证据，带来新认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第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往往会更有效地解决文献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论语·泰伯》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历来解释往往扞格难通。

今据郭店竹简《尊德义》篇“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强也”一语，可见孔子本意绝非愚民，而是指要按照民众的常性去进行教导，这样人民就服从命令；

如果民众不服从命令，就要尽力去了解民性民情，弄清其中之原因。这对于正确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第二，有助于反思近代疑古思潮造成的“伪书”疑案，重新认识相关典籍的真伪、年代及内涵、价值等问题。清末以来，伴随国难加深与西方文明的强势侵压，源起宋代的疑经、辨伪风气因缘时会，迅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蔓延开来，产生深厚影响。

由于疑辨过深过苛，造成大量典籍文献的“冤假错案”，客观上亦助长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在孔子儒学研究领域，许多原本可靠，与孔子、孔子弟子关系密切的文献、典籍被判为伪书或成书年代大幅置后，以致孔子儒学几无可讲，孔夫子也受到严重“矮化”，甚至沦为“空夫子”。

而新出土文献以其原始性和近古性特征，以及与传世文献相似或相近的联系性，往往直接证明某部曾被判为伪书的典籍实为真古书。

就孔子儒学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诗论》与今本《诗经》，武威汉简《仪礼》与今本《仪礼》，郭店简、上博简与《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的比较研究，均堪为典型案例。这些实例，引领学界反思“伪书”公案，重新认识古籍成书、年代及相关儒学史、思想史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献的成书、传流情况往往非常复杂，绝非简单对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当代纷出不穷的出土文献，应该平心静气地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细致比较。

其间一要注意整体的视野，即二者皆属于古文献，完全可以进行平和的“对话”；二要注意历史、动态的眼光，即要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观看、认识、思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间的差异，才有望获得符合或接近事实的认识。

第三，有助于重新认识和思考孔子与六经的问题。在疑古思潮兴盛时期，孔子与六经关系遭到严厉否定。

例如，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指出：“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

随即又分别判定：“《易》与孔子无涉”，“《春秋》诚有功于文献”而“不胜后儒之虚美”，“今传《诗》《书》，出秦火之后，亦不复当时孔子诵说之旧本”，等等。

实际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对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钱先生如此，其他激进学者就可想而知。

地下文献的问世，推动学界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

1986年，金景芳先生发表《孔子与六经》一文，重新肯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称六经为孔子的“珍贵遗产”。

此后，在孔子与具体各经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往往得出肯定性的意见。

例如，就孔子与《周易》关系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并有孔子阐述《易》道的大段记录，可见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不容否定，孔子确应为《周易》“某种意义上的作者”。

就孔子与《春秋》关系而言，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与《春秋》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孔子是《春秋》一定意义上的作者。”又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一篇，是孔子关于《诗》的详细论述，多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由此，孔子与《诗》之关系，亦获得进一步之证明。

第四，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不仅有助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从更深层次看，还将推进学界对古书成书规律的认识。同时，在比较过程中，新出土文献也会“激活”一些原被忽略的传世文献或其一部分，从而使其发挥独特的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文献传流问题实现更深层次的认识。

就孔子儒学类文献而言，达到这一层面的认识水平，也同时意味着对孔子儒学传流、衍化的轨迹、规律达到一个崭新的认识水平。

比如，当代学者对六经源流，孔子遗说形成、传流等的研究与认识，实际也代表着学术界对孔子儒学之形成、传流的最新研究和认识水准。

第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孔子弟子与儒学的传播问题。

由于资料限制及疑古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儒学的研究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这一线三段，而忽略了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孔子弟子即所谓七十子。可以说，百年来七十子研究的缺位，恐怕是孔子儒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断层。

新近问世的大量地下文献，尤其是郭店简、上博简中直接与七十子相关的简篇，呼唤了七十子之学的新生。

这些出土文献增添了七十子研究的必要新材料，是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前进的最重要动力。

此外，新出土文献“激活”了《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中大量关于七十子的传世材料，对孔子弟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一条件下，不少学者进而反思、探讨孔子去世之后，弟子间的分化、成派问题，也就是所谓“儒分为八”问题。

逐渐认识到，“儒分为八”未必即意味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反映更多的，应该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分散各地，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对孔子儒学进行传播、发展的新样态。

概言之，战国时期的孔子儒学的广泛传播，既是孔子学说自身的内因，亦与孔子弟子的奔波、努力有关。

由孔子到其弟子，无论从时间，或是从空间而言，孔子儒学都经历了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功完成，初步展现出孔子儒学旺盛、深厚、坚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