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 “礼仪之邦”三礼是哪三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自东汉儒者郑玄为《周礼》（《周官》）、《仪礼》、《礼记》（《小戴礼记》）作注后，“三礼学”宣告形成。

虽然自魏晋以迄明清，历代都有众多学者孜孜于“三礼”的校订、注释和研究，成就斐然，但“三礼学”素称难治，历代学人多视“三礼”研究为畏途，尤其是由于时称事易，加上古文简奥，遂使后世学者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于是自汉代起，就有学者以绘图的方式对礼书中关于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文字记载进行说明。其后代不乏人。据清代《四库》馆臣考证，自汉至隋，为礼书作图者有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1年～公元600年）礼部诸臣等人。五代北宋之际，著名的礼学家聂崇义在博览以往学者绘制的《三礼》图的基础上，钻研寻绎，推较详求，绘制二十卷《新定三礼图》（北宋以后历代的刻本、影抄本题名不一，或题作《三礼图集注》，或题作《三礼图》）。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丁鼎教授广搜众本，博览群书，对聂氏《新定三礼图》进行了标点、校勘和注释。由丁鼎教授点校、解说的《新定三礼图》，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1月出版。

首先，丁鼎教授对《新定三礼图》的标点，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礼学的研究人员，还是对中国古代礼仪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一般读者等不同群体而言，都是极有裨益之举。众所周知，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一直未出版过标点本，而只有几种繁体、竖排、无标点的刻本、抄本和影印本行世。这样一部文字晦涩、文义艰深的礼书，不仅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对于一些专门从事中国古代礼学、礼制研究的学者而言也都是颇感棘手的问题。丁鼎教授依据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使用现代标点，对《新定三礼图》一书进行标点，基本满足了不同层面的读者顺利阅读、理解的需求。

其次，丁鼎教授对《新定三礼图》进行的校勘颇为精当，值得称道。中国古代传世文献在辗转抄写、刻印过程中，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版本。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诸如讹、脱、衍、倒和错乱（文字次序混乱）等问题。如果不对存在上述错误的古籍进行必要的校勘，那么，不仅会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不便，更会影响到有关学者利用这类存在上述问题的文献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要保证校勘的质量，校勘古籍者必须具备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和文法的能力，并须具备诸如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新定三礼图》是以目前可知传世最早的刊本，即于南宋孝宗淳熈二年（公元1175年）镇江府学据蜀本重刻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影印）为校勘底本（书中称之为“宋本”），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蒙古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析城郑氏家塾重校本（书中称之为“《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缮录钱曾也是园影宋抄本（书中称之为“《四库》本”）为参校本。同时，利用《周礼》、《仪礼》、《礼记》经文及有关注、疏，以及清代学者江永、王引之、孙诒让等人的相关考释，并广泛考稽《诗经》、《尚书》、《左传》、《公羊传》、《汉书》、《续汉书》、《匡谬正俗》、《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御览》、《文献通考》、《群书考索》、《格致镜原》等众多文献，运用本校法、他校法、对校法，对聂氏《新定三礼图》及其它若干文献存在的疏误进行了校订。

大致说来，本书在校勘方面值得称道有如下几点：

（一）依据相关传世文献，对聂氏在撰述时由于记忆失误，或疏于查核，或出于己意而随意变改所引述的经典文字而导致《新定三礼图》一书中存在的若干错误进行了修订。如丁鼎教授通过对《尚书》的查核，指出《冕服图·衮冕》这段经文并非出于《舜典》，而是出自今本《古文尚书·益稷》

（二）王国维先生治学首倡“二重证据法”，即以传世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资料相印证以探寻史实的方法。丁鼎教授在校释《新定三礼图》一书时，除了依据相关传世文献进行校勘外，还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古代礼仪中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判别。例如，关于古代礼器“献（牺）尊”、“象尊”的形制，郑玄等认为，“献尊”是以刻画的凤皇形为饰，“象尊”是以象骨为饰；阮谌则认为“献尊”是以刻画的牛形为饰，“象尊”是以刻画的象形为饰；王肃则以为“牺尊”刻制为牛形，“象尊”刻制为象形，皆凿背为尊。三说不同。北宋时制作的“牺尊”、“象尊”祭器，形制，与王肃说大致相同。聂崇义在绘制“献尊”、“象尊”时，依据阮谌、郑玄之说立论，似乎否定了王肃之说。丁鼎先生则依据现代考古发现的象形及其它兽形之尊，说明王肃之说与史实相符

（三）聂氏《新定三礼图》一书中的某些错误或许未必是聂氏之错，而可能是出于后世手民的疏误。

（四）丁鼎教授在校勘聂氏《新定三礼图》时对其它相关传世文献的若干错谬进行了纠正。

无庸置疑，丁鼎教授点校、解说的《新定三礼图》是一部高水准的的古籍整理之作。然而金无足赤，如果吹毛以求的话，不可否认本书中也存在着一些解释不当和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丁鼎教授在本书注释中对中国古代帝王宗庙“四时祭”与“禘”、“祫”祭礼含义的解释，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据有关文献记载，自先秦时起，帝王宗庙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孟月（即夏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及腊举行“四时祭”。关于“四时祭”祭名，《礼记》《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与《诗经·小雅·天保》、《周礼·春官·大宗伯》、《春秋公羊传·桓公八年》、《尔雅·释天》的记载，据传世文献及目前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的有关记载，这一时期，帝王宗庙祭祀类型繁杂多样。商代甲骨祭祀卜辞记载的“帝（禘）”祭，是商王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举行的一种用来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诸神祇的祭典（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周代金文记载的“啻”（禘）祭，则是王、诸侯、贵族于五月、六月、八月、九月祭祀近世祖先的礼仪。这与儒家典籍中不王不禘；禘祭始祖；禘分专祭、合祭等记载完全不同（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丁鼎教授新校释的《新定三礼图》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之作，是一项嘉惠学林、值得称道的礼学研究新成果。我们相信，这部《新定三礼图》的出版，必然会对中国古代礼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礼仪知识的普及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