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潇洒不羁的形象令人难忘，李白的台词中有一句说起了自己童年的经历，那就是关于“铁杵成针”的事。这个故事真实发生过吗？由此想到，诗仙李白的确盖有太多的面纱。
▲李白行吟图南宋梁楷（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关于李白史料的缺乏
许多人在课本中都读到过《铁杵磨针》这则文言文故事：“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铁杵磨针》出自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第五十三卷，是一段关于四川眉州地方景点的民间故事记录。此外，在《方舆胜览》中还介绍了这则小故事源自“杨祐甫（1053-1123）十事”，十件事情中有两件与李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四曰宝砚磨针二溪，五曰太白书台，有石刻太白留题，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这些文字说明在南宋时已经有了关于李白刻苦学习的民间故事，虽然李白在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确提到过年轻时的学习历程:“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但象耳山、磨针溪等都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距离李白少年时生活的四川绵阳的江油市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如果民间传说都能当真的话，那江油人民应该更是有一堆关于李白的民间故事了。
民间传说不可靠，历史资料总能让我们了解真实的李白吧？结果也许会让我们有些失望，关于李白研究得到认可的历史资料并不多，李白晚年投靠的族叔李阳冰所写的《草堂集序》以及李白死后为李白迁坟的范传正所写的《李公新墓碑》，他们对李白的生平介绍都较为简略，加之李白的诗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加之委婉的表达，并不能够成为其个人经历的充分证明，从而给后人留下很多悬案。
此外，李白的性格及生平，在唐代对其风评就有不同阵营。比李白晚几十年的段成式（803-863）在《酉阳杂俎》中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由此可见，李白的潇洒状在皇帝心中仅为“穷相”，仅仅是被当成了一名表演者而已。被皇帝当伶人几乎断绝了李白的政治前途，尽管《酉阳杂俎》并非正史，但也至少说明在唐朝对李白已经有了此等认识。
李杜诗歌研究数量差别明显
袁行霈曾言:“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也正是这种能量让李白有着跨越时空的影响力，但李白身上有太多的矛盾点让其在后续的时代中备受争议，尤其是宋朝。
宋朝文人们追捧李白的并不多，正如黄彻在《巩溪诗话》中谈及李白说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他对于李白的认识就分为两个角色，一个是其诗人身份，的确是“一代伟人”，但谈到其政治角色，应该说是彻底否定了，这应该也是宋代文人并不热衷李白的重要原因。李白参与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的确触动了很多文人的政治底线，苏辙在其《诗病五事》中直接指出李白“不知义理”，坦言其“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苏轼在其《李太白碑阴记》为李白做了辩护：“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作为“反方辩手”的苏轼虽然有理有据地为李白提出抗辩，但是奈何孤军奋战，响应者并不多。
正是这些诸多的因素，严重影响了对于李白的研究，从唐至清一千余年间，针对李白诗文做系统性研究的，或者说规范、严谨做注释的仅有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以及王琦。其中，列出大事记的仅为清朝的王琦所著的《李太白年谱》，但也仅仅是大事而已，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还比较粗略。此外，唐代韩愈曾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名气都差不多，杜甫的待遇也应该差不多吧？实则不然，杜甫去世后，不仅有元稹的《杜甫墓系铭》，杜甫诗文本身就偏于记事，对于后人来说整理归纳极为方便。所以谈到《长安三万里》中那位贫嘴、可爱的杜甫，就有杜甫《百忧集行》中诗文来进行佐证：“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后世关于杜甫的诗歌有千家注，更有数百家为杜甫的诗歌做注释、评说。
李白的出生地
直到明清时，李白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才逐步回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才陆续涌现。直到近百年，关于李白，我们才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李白到底出生在哪里？
李阳冰《草堂集序》中谈到李白“谪居条支，易姓与名”，随后“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则言“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白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不管是李阳冰的“逃归于蜀”还是范传正的“潜还广汉”，都在说明李白出生在四川。但李白在肃宗至德二年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却言:“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至德二年李白五十七岁，也就是公元757年，则应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也就是701年，至神龙初迁四川时李白已经五岁，显然不可能生于蜀中。所以清代乾隆年间的王琦在编写《李太白年谱》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提出“神龙改元,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王琦也给出了一个“所谓”的回答，那就是仅为年号的笔误，但这一说法并不能够让众人信服。
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讨论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把这个问题挑起来的竟然是后来民国期间的法学大家，当年仅有16岁但对文学充满兴趣的李宜琛（1910-1976）以及张寿林（1907-卒年不详）共同撰写的《李白底籍贯与生地》。虽然初出茅庐，但直接提出了“太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窜)的地方”，其出生地“是在碎叶”。随后就是1935年陈寅恪在在《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一期发表了《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观点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同时认为李白的祖上“本为西域胡人”。其间还有胡怀琛、幽谷等人对于李白先祖流寓的地方进一步具体化，同时也提出“突厥化”的问题。
但得到众人认同的则是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提到的观点，那就是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具体位置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核心两点内容推理较为合理。第一，与李白有着通家之好的范传正，在李白死去55年后，也就是唐元和十二年（817年）为李白迁坟，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写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碎叶，在唐朝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中亚碎叶；一个是焉耆碎叶。郭沫若认为既然碑文为“隋末”，李白的出生地应为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因为焉耆碎叶是唐朝名将王方翼（625-687）在唐高宗时修筑的。第二点就是李白老年投靠在当涂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临终之时又把自己的诗文交给李阳冰，并请其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谈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悬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年)，逃归于蜀。”这里则出现了“条支”这个地名。郭沫若指出在《唐书·地理志三》中“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条支都护府是“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是一个更大的地理概念，而碎叶仅仅是一个小城镇的名字，可以说碎叶属于条支。
李阳冰和范传正都是与李白同时代、相近时代的人，应该说对于说明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都算是较有力量的证明人，这也是郭沫若这一观点得到众人认可的原因。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强调“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相印证，未来如果能够有新的唐代资料出土，能够进一步充分说明李白来自哪里，我想郭沫若的这个结论或许被证实或者被证伪都有可能。所以即便这一结论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时至今日还是不断有人继续提出蜀中说、长安说等，也都有各自的论据。
李白这个名字，每一个中国都觉得认识他很早，知道他很多，但一千多年的间隔加之其较为独特的成长、发展背景，又为他蒙上了太多的面纱。民间故事也罢，学者们的考证也罢，似乎都融入我们对他的认识中，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李白的，哪些又是我们的臆想。也许颠覆这些认知只能等待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了。
但于我而言，或许只有读李白那篇篇驰骋坦荡的诗文，才是与李白灵魂触碰最真实的一刻。（完）
作者/郭苑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