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保持姿态，平视着音乐、疾病，以及生活。
正在弹奏羽管键琴的代博。
本刊记者/龚怡洁
进入代博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有几样东西：一架红黑相间、镶着些金色纹路的羽管键琴；一块淡淡马卡龙色的婴儿区，占去了客厅的一半面积；以及被唱片码得满满的格子柜，占了两面墙。
“家里差不多得有上万张唱片。”女主人曹煜涵告诉记者。招待客人是她来负责——她先是熟练地从厨房拿来了气泡水和一些码好的零食；之后，她又把采访需要的椅子搬进书房。一旁的代博自然地牵住她的手，她则把先生安全地带到椅子边。
代博是盲人。他的右眼微闭着，左眼的瞳孔看上去比一般人要大一些——这是眼疾给他外貌留下的痕迹。与平常人不同，代博的手机开了朗读模式，会把他的操作朗读出来。用手机时，代博的手指会在屏幕上慢慢划动，控制语速。
代博说，他要读的书现在都装在手机里，kindle、books等几个应用软件分管不同的文件类型。用这样的方式，他已经读了上万本电子书。
盲人，可能是他最不必过多留意的一层身份。代博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以拔尖成绩读完了本科、硕士与博士，之后留校任教。
2017年，他先是受邀在纽约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10月，受波兰新四重奏团邀请，在波兰格但斯克和鲁斯瓦维采演出创作曲《囚徒的子宫》。11月，代博又受邀在墨西哥莫雷利亚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
今年代博还受长沙市委宣传部委约创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大型声乐套曲《万里长沙》，于9月20日首演。在作曲家、教师的身份外，他今年还刚刚成为一位父亲。
2021 年 9 月 20 日，大型声乐套曲《万里长沙》在长沙马栏山中广天择演播厅首演，代博担任作曲。图/ 受访者供图
与代博的交谈，就穿梭在他的几重身份中。游弋在音乐、哲学和艺术中的代博，总能快速地抓住些字眼来表达，他的言语中有一种强烈的方向感，路线在脑子里，无需眼睛来锚定。
自省者
代博是那种在提及自己职业的时候，迅速给出积极回答的人。
“我很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他对记者说。在学校，他目前负责教授作曲系的专业课和音乐学系的和声课，之前也曾给指挥系上过课。夫人笑称他是“24小时工作制”：白天在学校教课，晚上回来作曲、备课，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作为国内顶尖音乐学府的教师，代博并不回避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或者说，对它的清醒认知，是代博责任感的重要来源。他坦言，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自己的运气比大多数同龄人要好。“我受到了足够好的教育，在好的平台取得了好的结果，那么对这一切，我应当有一个回馈。”他这样串联起自己的逻辑。
能够得到系统的音乐学习，的确是件幸运的事。具体些说，这份“幸运”有两个注解。第一个是“钢琴”——代博是1988年生人，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钢琴这种“大件”的购买绝非随便的决定，在代博家更是如此。
代博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这种疾病由眼压增高、视神经供血不足引起，会伴有眼部胀痛和头痛等症状，致盲率高达15％。出生五个月后，代博就开始接受手术，定期做相关治疗。当时他的父母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为孩子治疗眼疾，已经是不小的经济与精神负担。
然而在代博7岁那年，他就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架钢琴。一年之前，幼儿园老师发现留在教室里的小代博爬上了脚踏风琴，还能自主摸索着去弹老师教过的儿歌。起初，忙于给孩子治病的代博父母对于这件小事并没有太在意，但到了第二年，代博学了半年的视唱练耳之后，那位老师也表示孩子有天赋，应该去学钢琴。当时没有经济条件，代博的奶奶就召集了家里人，表示甭管学不学得出来，就算给孩子买个大玩具，也要凑钱买架钢琴。
代博在家中弹奏钢琴。
有了钢琴后，第二份“幸运”，在于被好的老师“看见”。代博的家里人和音乐圈没有什么接触，在请老师上也没有门路。最开始，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音乐老师陈明大“看孩子可怜”，免费来教他。之后，代博在一次参加比赛时被注意到，继而通过介绍，在八九岁时找到了省里最好的钢琴和作曲老师开始系统学习。
在一次去钢琴老师家上课的路上，小代博跑到路边的琴行里“练琴”。“当时妈妈也不知道我在练啥，其实就是乱弹，”代博向《中国慈善家》回忆道，“但刚好有一位老师过来，问我在弹什么。我不敢骗人家，就只好说，我弹的是自己写的曲子。”
“你还会自己写曲子呢？”对方问道。
那位老师，恰巧是长影乐团的成员。在他的引荐下，9岁的代博第一次见到了长影乐团作曲家吴大明老师。“当时吴老师本来不收学生，但可能因为我想学作曲的态度比较坚决，而且我确实学得比较努力，就跟着吴老师学了一年半的和声和乐器法。”代博告诉记者。再之后，12岁那年，代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因学业突出在2005年被提前推荐至中央音乐学院就读。
自幼的系统性学习带给代博上乘的音乐素养，用他的话说是“一种专业性的嗅觉”。因此，在完成学生至教师的身份转换后，他始终笃信音乐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课的过程中，代博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不少学生聪明也喜欢音乐，但从小受到的音乐教育不够专业。因为大部分家长并不会在一开始就认为，孩子未来会把音乐作为专业，于是抱着一种“上课外班”的心态培养孩子。
“我不认为任何一种学习应该抱着业余的态度去学，”代博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我想走这个专业，那么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投入。”
代博直言，他不喜欢泛滥的“课外班”。音乐专业教育比较特别，更多的时候需要一对一的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学习和教学所需要的成本也比较高。因此，“普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代博觉得，让一部分有天赋的人“先富起来”，是他看到的更有实践价值的路。但是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知识能够赋权，精英教育可能意味着权力结构向着一小部分人倾斜。这是横亘在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中间的一个老问题。
代博平衡问题的方式，是培养这一小部分人对于知识的尊重、对于专业主义的敬畏，以期他们能恰当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收学生时，代博态度明确，一定要让孩子到自己家里来学习，而非自己上门去教。“学生需要自己努力花时间去找老师学，而非老师把知识送来。不然这对孩子认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解释道。
代博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坚持给上网课的学生们举行了很正式的考试。事实上，考虑到疫情期间网课教学困难，学校对学生和老师们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宽容，教务处通知老师们，他们可以把结课成绩来源从期末考试改为平时分。
当时的这则通知让代博突然意识到，在师生关系中老师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老师的身份，意味着对一些孩子的命运负责，学生未来把分数拿给工作单位或者求学的学校时，来自老师的分数会成为评判的唯一依据。
“很多年之后，可能没有人知道学生当时上的是网课，也没人知道当时他学习的状况。如果凭着我的印象打分，那会非常主观。而如果成绩是考试得来的，那么卷面上扣分的点都会很清楚，这个分是他得来的，他对自己的努力和学习都有一个交代。”代博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要坚持书面考试。
另一件事，是代博站出来为学生的分数“平反”。网课期间，有的老师因为学生稍稍迟交了作业，就把他们的结课分数扣掉了一二十分。“我相信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二十分对保研和奖学金来说是要命的。”在他的坚持下，扣分最终被取消了。
很少有老师会像代博这样为学生站出来。因为干预其他老师打分，代博也遭到了一些同事的非议，但他始终认为，疫情本就搅乱生活和心理状态，仅仅因为迟交就给出如此严重的惩罚，不仅不符合程序正义，而且对学生来说是太过沉重的打击。“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时至今日，代博仍很肯定。
自省对于代博来说是一种常态。正如他在表达时，会时不时停顿下来，回过头再去打磨、完善先前说过的话一样，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代博也会停下来检查自我。
他认为自己堪称“幸运”，对于一位中产家庭的孩子，一位残疾人——弱势群体成员，尽管音乐与知识令他顺利地完成了一种身份转换，但代博对于权力的态度始终审慎。
“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你们能坐在这儿，能来到专业学院，就已经拥有了某种特权。那么凡是特权，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当你意识到你具有某种特权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自己应当怎样做。”代博说。
“理”中客
采访是在书房里进行的。整个对话的过程，被填满书房的CD、书籍、画册和黑胶唱片围绕着，架子上书本层层叠叠，甚至难以看清书脊上的字。
房间的布置似乎是他内心的具象化——那是一个被“名字”填满的空间。与代博交谈，需要熟稔很多与音乐、歌剧、美术甚至历史和文学有关的名字，诸如书柜里显眼的克里姆特、康定斯基、贝多芬、德沃夏克，以及他们的诸多作品名。不过偶尔，他也会突然抓不住某些名字，这时候他就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称自己“老年痴呆前兆了”。
代博与他北京家中的“唱片墙”。
小时候，他接触到莎士比亚戏剧和俄国文学，母亲看他喜欢，于是就买了很多书给他读。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辅助，代博读书，需要别人来帮他朗读出来。最开始，这个人是母亲；到了初中，班上的同学会给他读那时候流行的《达·芬奇密码》；上了大学之后，很多专业类的书籍“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爱看”，加之有一些外文书，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代博的几个朋友会跑到他的家里，每个周选一个时间，坐在那给他读书。
再之后，朋友越来越忙，又介绍了自己在北外的学生，四个女生轮流过来，帮忙把代博做论文课题研究所用的材料给他读出来。这样的朗读接力，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代博读博士期间。
说起书的代博滔滔不绝。他的兴趣很广泛，从南欧的诗歌、俄罗斯和拉美文学，到中国与世界史，还有不少哲学与社会学类的书。他非常喜欢2015年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罗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音乐家，他带领读者追寻自己所迷恋的东方图景，也是对于西方学者笔下成为他者的“东方”的再发现。
他最近的兴趣点，则是有关晚唐历史的《日落九世纪》以及“东欧回忆录”类的文学作品比如斯捷班诺娃的《记忆记忆》等。
代博特别提到，自己比较喜欢女性主义视角的文学作品。“早一点看苏珊·桑塔格，后来包括阿特伍德，包括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都有看，”代博告诉《中国慈善家》，“我觉得，女性主义一直是我作品里比较关注的几个话题之一。因为我依然认为，这是当今社会面临的最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存在‘之一’”。
《囚徒的子宫》是在这一主张下诞生的一部作品。2016年，波兰刚刚上台一年的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提出了全面收紧堕胎法的提案。
波兰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一直比较严格地履行教义，多年来对于妇女堕胎本身就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波兰法律只承认三种情况下的堕胎合法：一是强奸、乱伦，二是怀孕威胁孕妇健康生命，三则是严重畸形的胎儿——这已经是欧洲最严格的堕胎法律，波兰每年的合法堕胎案例已不超过2000例。而本次修法，则是进一步试图把一、三条的合法性也取消。
新提案遭到了波兰人的强烈反对。2016年10月3日，在国会进行投票表决的前夕，首都华沙的民众开始游行示威，反对收紧堕胎法。抗议持续了三天后，提案终于被波兰国会撤销。
就在那年，波兰新四重奏团和波美拉尼亚省省政府恰好联系代博，委约他创作新作，并至第六届波兰格但斯克新艺术音乐节进行演出。思索再三，代博决定选择这一社会事件进行创作，完成了《囚徒的子宫》。
代博形容自己是一个“鲜明的女性主义者”。
“我确实觉得这些年，有很多关于女性的讨论，是在明显的倒退，”代博告诉《中国慈善家》，“社会包容度在变小，很多保守化的观点又被提到桌面上，比如现在美国得州的堕胎法，包括最近全世界对阿富汗女性问题的‘放弃’，这些都不是积极的信号。”
关于女性主义这个焦点议题，代博显得很有表达欲。他不假思索，形容自己是一个“鲜明的女性主义者”。一个很直接的体验，是他从小到大，身边绝大多数给予他帮助的朋友都是女性。
“人们可以认为女性主义的运动过程中产生过很多偏激的思想，但不管你怎么想这个问题，它并没有像很多历史上的革命那样产生大量的流血事件。所以我觉得，关注这个事情是作为一个人，基本的良知的要素。”
虽然是这样感性的、私人的讲述，但代博的“基石”是理性。代博讲话时会谨慎挑拣词句，也会加很多定语和状语，来保证表达的完整性和严谨程度。“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诸如此类。他的谈话也会非常注重逻辑，“奥卡姆剃刀”“可证伪且尚未被证伪”等逻辑学理论时有被提及。阅读使他成为一个贯穿着理性的人。
回到女性主义的话题，代博最终的观点是，它应当成为一个专业性的议题，但现在的大众媒介和传播方式，使得大家无法理性地讨论很多问题。比如最近热烈讨论的“分手费”，代博觉得这不能脱离法律和专业性的讨论，但如今在一个人人都拥有话语权、声音不经过滤的公共空间，冲突变得更简单了，理性却很难得到实现。
回到本行，他认为，“作曲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每一步都是需要很专业、很技术性的操作”。
在他的理解中，艺术的本质目的在于唤起——唤起人们对一个事物、议题的关注或讨论。这也是他在创作中融入社会事件的原因。但他并不打算以音乐作品宣扬价值观，也并不期待它能根本地解决什么问题。
关于和观众的共鸣，不可能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最多是感性的、美的认知方面。“艺术是有煽动性的，但我们的目标更像是让大家有所感悟，而不是因为一部作品，进入到更暴躁的、非理性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创作应当是节制的。”代博说。
明眼人
在谈话中，代博推荐了一本名叫《失明症漫记》的书。
《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还有一部名叫《复明症漫记》的姊妹篇。两本书做了看起来非常荒谬的设定：故事中的国家，人们集体患上了一种类似失明症的瘟疫——“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有传染性，政府决定将患病人、密切接触者分别隔离起来居住，并发布了几条法规，包括不遵守隔离的人会立刻被击毙，也包括“电灯必须一直开着，开关将失去它的作用”这样和“失明”与“光明”的隐喻密切相关的条律。而在《复明症漫记》中，国家的大选投票收到了大量的空白选票，继而再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书中谈政治，用了非常夸张与魔幻的意象来做讽刺。“失明”和“疾病”的含义在这里超越了病理，更是一种心理与情理的、关乎人性的尖锐提问。在萨拉马戈这里，“盲”并非与视力相关。
“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而且《失明症漫记》里有一点，我读到的时候其实挺惊讶的，它说到在一个全是盲人的世界里面，伞几乎就是武器。我觉得他这样的观察，或者他这样的想象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很少人能理解到这一点，尤其对于看得见的人。” 代博说。
根据2010年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国视障人数约有17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互联网上同时伴随一种说法，“这样多的盲人，生活中却见不到，是因为他们都因外出会碰到很多不便，而选择待在家里。”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于盲人的错误想象？代博的确是一个不那么享受“外出拓展社交”的人，他的舒适区更多是窝在家里，和朋友们的私人且亲密的交往中。但代博却并非一个出世的人，除了在音乐节和教室里忙碌，他是足球俱乐部拜仁的铁杆粉丝，会经常关注球员转会动向，微博上也经常会记些球赛感想。他会下象棋，会学上几门外语，会做些自己笑称“无足挂齿”的运动。失去视力不意味着失去生活。
代博的手机开启了朗读模式，使用时，他会凑近去听，同时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来控制语速。
那么关于社会对盲人的保障问题呢？代博觉得，自己还是看到了一些进步。小时候作为视障儿童，要想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小学都很困难。考试也是件困难事，因为代博看不到卷子。一开始他还有微弱的视力，那时候学校会专门安排大字卷，他需要拿着放大镜看；后来视力彻底消失，学校就会专门安排人来为代博念出问题，再记录下他的口答。但从2014年开始，我国对盲人高考做了统一的设计，包括盲人试卷、大字试卷和延长时间等方式。“虽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代博说。
但这之后，仍然存在很多非视障者想象不到的问题。残疾人的保障设施建造时是完善的，但运转中，维护者却缺乏同理心。
代博告诉《中国慈善家》，他遇到过因为道路施工，就把公交站牌挪到盲道上的情况；残疾人专用的厕所隔间经常被健全人占用，或者是成为堆放东西的杂物间；因为视障，代博没有办法考驾照，因此他在北京无法参与车牌摇号，也就意味着他的家庭天然少了一个参与摇号的人，自然也就低了一份摇到号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尴尬情况，却很难有保障或补偿机制。
在出国演出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国外一些有关盲人保障的故事：比如捷克的盲人音乐教师协会，他们会定期开会，专门做给盲人学习用的书籍和材料，让他们能更方便地学习。
在波兰的时候，代博了解过一个想学汉语的视障女孩，她虽然不是全盲，但是她学汉字认字形就是很大的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她竟然也找到机构为她的眼睛情况定制了一个放大镜，能让她去正常地上大学。代博还参加过墨西哥和盲人音乐有关的活动，那里也有盲人音乐家专门的组织和社群。
代博也想要引起一些改变。2008年汶川地震后，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代博就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义演来筹款。那年5月15日，演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一些同学做了前期联系工作，代博则主要负责当天的演出。他还曾参加过中国红十字会为白血病患儿组织的义演、贫困学校冬季采暖募捐义演、首都残障学校募捐义演等。
2018年起，他参与了同校老师盛原发起的“音乐光明行”活动，教授视障青少年学习钢琴即兴演奏，并参与了多场音乐会来筹款。2019年，代博成为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并以特约讲师身份参与了“明日地平线”线上公益通识课的讲授。
他向《中国慈善家》透露，自己之后还打算做一个盲人孩子音乐素养教育的项目，但并不是覆盖面大的普及型，而是遵循自己的教育理念，先把有天赋的孩子拉扯起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代博显得非常实际，他会首先考虑自己仅仅一个人的情况下，是否能对足够多的人负责。
2019 年 6 月，厦门“音乐光明行”公益音乐会，代博与盛原老师。图/ 受访者提供
“公益慈善首先是非常好的事情，社会需要这样自发的互帮互助机制，它也可以让一些资源被用在有价值的、非商业的领域，”代博说，“但慈善确实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包括监管，慈善的方式、目的，包括被慈善者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是否将慈善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等等方面。”他坦言，自己过去也曾经参加过不那么愉快的慈善活动，即使是义演，也不免会出现一些作秀的情况。
“很多人通过这个过程获得自己的满足感，但这是不是真的对受助者有意义，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在意，”代博说，“我们的确还有很多路需要走，包括年轻人的同理心教育，也还是需要深化的。”
对于眼疾的不加避讳，未尝不是一种悦纳与自我和解。但是对于围绕疾病和痛苦展开的叙事，代博显得很谨慎，也很清醒。对于代博来说，他乐意为他所属的视障群体奉献尽可能多的力量，但成为一个励志者，并非他的去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某一灾难导致了一个更积极的事件’，这个逻辑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灾难就是灾难。任何情况下，灾难都不能被粉饰。”
代博表示，人们可以积极地讨论灾难后的重建，但不能说任何人被灾难磨练了意志。“没有人的意志应该通过这种方式磨练的。”他似乎有感而发，但言语间没有多余的情绪震荡。不是仰视，不是俯视，他始终保持姿态，平视着音乐、疾病，以及生活。
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