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小青（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新冠疫情牵动世人，在这次疫情大战中，各国之间因彼此援助而互动频繁。如何让相似的援助内容传递出更多情感，是此次友邦互助花絮中的亮点。其中，同属汉字文化圈且地理相近的日韩两国最受国人瞩目。日本诗词大会般独特的意境营造，一时间在中国赢得无尽喝彩与情感回馈。
而中韩之间的互动更是打破了历史与现在的边界。疫情初期来自韩国1.2亿人民币（截至2月5日的数据统计）的救援物资上既有“武汉加油”的字样，也有引经据典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随后我国对韩支援也援引了朝鲜历史上最知名的汉学家崔致远的八字金句——“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大批点赞。疾患面前，彰显文化的力量与友好交流的历史温暖。
除了传统文化互动之外，韩国的亮点更显示在它利用大众娱乐文化上积累的成就，迅速派送深入人心的问候。《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风头无两，焦点中的奉俊昊不忘近邻，及时送上对武汉的问候，瞬间爆刷朋友圈。紧接着，常年深居简出的“大长今”李英爱也发来支援武汉的信息，同时韩国的最高建筑——乐天世界塔上也点亮了“武汉加油”的标语。一时间，韩国温暖亲和的大众文化魅力指数瞬间上升。
有趣的是，在因疾患而彰显花样繁多、氛围活跃的中日韩民间交流中，韩日两国既相似又相远的文化气质凸现。一个善于各种引经据典、带出一衣带水的历史温度；另一个则乐于高效直接地发动各路应援，散发着义不容辞的热度。一个略显阴柔内敛，另一个则更具刚阳豪放，体现出了相近的历史审美在经过不同的现实雕刻后，形成的大不相同的民族传统情绪和表达风格。无意中，倒也成为了让我们回看交流互鉴的历史和欣赏美美与共的当下的一次契机。
崔致远 资料图片
《南汉山城》海报 资料图片
《醉画仙》海报 资料图片
《鸣梁海战》海报 资料图片
同圈与破圈
作为历史上的同圈好友，中日韩三国不仅地理相近、同在东亚圈，而且文化上也同属汉字文化圈，共享这一文化圈的三大支柱：汉字、儒学和佛教。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间相差不多，都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据说汉字先传到朝鲜，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因此两国选择的汉字范畴高度一致。当时两国都只有口语，后来才在汉字的基础上开创了各自的文字体系。公元7世纪，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后，汉字被认定为官方使用的书面语言。而在日本，到了公元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汉字也成为了公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思想的普及，儒学和佛教也随着汉字和书籍被带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这次日本对武汉支援引发大众关注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便显现出了汉字与佛教的历史机缘。而对儒学精神的承袭，韩国可谓虔诚有加，甚至发展至大众信仰的程度。“儒教”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起，并列为韩国的四大宗教。当然在儒学的发展与传播中，中日韩三国也对博大精深的儒学精神划出了不同的“学习重点”，据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分析，中国儒学突出“仁恕”的“仁”，韩国儒学倡导“义节”的“义”，而日本则更重视“忠勇”的“忠”。所以在这次支援武汉的行动中，韩国展现出的直率高效和人众心齐，正是与义不容辞的“义节”气质息息相关的。
同圈的基因与破圈的个性，愈加展现出历史的玄妙有趣。其实，每个民族都在不断的同圈与破圈中形成了某种独特、不自知的共性气质，它久而久之融入每一个族人的血液里，长成了类似文化基因一般的存在。尤其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这种基因更加牢固，共性心理和审美趋向也更加明显。比如日本的“物哀”与韩国的“恨文化”。它们从历史中来，带着悠久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又不间断地与“现代”相撞，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式表情达意。
“物哀”情结作为日本的民族审美传统，在历史流变中显示出一脉相承的主导作用。翻译家叶渭渠先生指出，“物哀作为日本美的先驱，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哀’中所蕴含的静寂美的特殊性格，成为‘空寂’美的底流。”物哀含义广泛，简单说它包含对人、对世相、对自然的感同身受与触景生情。作为大众文化心理最直观和艺术的呈现，物哀情结在日本电影传统中随处可见。无论幽玄静远的沟口健二还是恬静简约的小津安二郎，抑或冷静克制的是枝裕和，以及唯美伤感的岩井俊二，他们都将静寂沉敛的物哀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近年来票房最火的新海诚导演，也通过动画片《天气之子》和《你的名字》，以唯美精致的画面传递出爱的怅然若失……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单一的，武士道精神曾一度代表日本文化中的“刚”性所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众文化越来越偏向柔性与平和，甚至花美男的最初流行也是从日本娱乐业对男性审美的引导开始的。当然类似重摇滚范儿的电影日本也有，却一直不是历史与现代银幕的主流。
作为打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最有力媒介，电影一面迎合着大众传统，一面又引领着社会风潮。通过电影，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观看到“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民族审美特性。
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与日本“物哀”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现不同，韩国的传统民族情绪强调“恨与憾”，这一情感强烈直接，隐含着控诉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懊恼与惆怅。由于长期夹在中日之间，同时历史上备受辽、金、蒙古等边境惊扰，加上近现代屈辱的日本殖民地历史，恨文化逐渐成为韩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
韩国学者金烈圭指出，“这不是个别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积已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属于一种群体心理”。简单地说，这种“恨”可能是亡国之恨，可能是民族分裂之恨，也可能是独裁之恨与社会不公之恨。“恨文化”让韩国电影中的伤感叙事明显、控诉无处不在。而话题的沉重总能与大众的热烈反响成正比，这一“怪象”恰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情绪“恨与憾”的充分理解与迎合。
除了“恨文化”的心理基因外，韩民族的主流传统特质中还包括“风流道”精神。韩国的《三国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道”在儒家指的是天地间的至理。在日本的茶道、花道、剑道文化中，“道”被日常化，体现为一种艺术和精神体系。这里所说的“风流道”正是韩民族远古气质在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丰富后，形成的一种民族性格特质和精神体系。根据《后汉书》对“东夷”国俗风土的略记显示，朝鲜半岛先民们的最大特点是“喜群聚饮酒、善歌舞”。加之远古以来半游猎半农耕的二元文化结构，使得他们身上少拘束、崇尚生命本体自然冲动的这一特质明显。而“风流”正是这种意识结构形式体现出来的生命激情。延边大学潘畅和教授在对韩民族原始意识结构研究中发现，“风流”作为韩国固有思想的核心“是不具有时势之必须和物质之功利的无我的放纵，是能使全员参与而需遵循秩序和规则的嬉戏，是来自生命本身的欢天喜地、心旷神怡的快乐的喷发”。后来这一朴素的民间信仰经过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的融合，逐渐升华为民族文化理念，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这句话最初来自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撰写的《鸾郎碑序》一文。崔致远是中韩两国历史上的文化桥梁。他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公元857年，12岁时就与216名新罗留学生一起，被送到唐朝读书。7世纪时新罗曾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因此很推崇大唐文明，每年派几百位留学生西渡，不少留学生后来都被朝廷重用。崔致远便是留唐学者中最知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18岁便一举及第，之后曾在江苏溧水和扬州为官，才情之高甚至“文章感动中华国”。至今在扬州还有崔致远纪念馆，据说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纪念馆。
崔致远28岁荣归故里，开始在新罗自上而下地推广汉文化，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儒释道”都十分精通。而当时佛教传入新罗不久，儒和道还比较陌生，在此背景下作为知唐派大学者，崔致远在“儒释道”众多的教诲中选出了与韩国传统文化“风流道”也就是新罗的“花郎道”精神两相契合之处，加以推广。花郎精神指的是新罗真兴王时期开始推行的一种类似贵族子弟夏令营的制度，翩翩少年们被集中在一起，翻山越岭训练武艺的同时辩论道义、并一起歌舞游戏，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去发现可造之才与可用之人。崔致远在文章中强调了这种固有思想和信仰的开放与和谐，指出了这一民族传统与中国“儒释道”精神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因此有结合的可能与必要，为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釜山有一个著名景点叫“海云台”，类似中国的北戴河，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就是一千多年前由崔致远命名的，至今他亲笔书写的碑石依然屹立在釜山海景最美的东柏岛上，“海云”也是崔致远的号。儒学后来在朝鲜时期成为国教，历代国王都亲自参加孔子的“释奠大祭”，“礼法”和“义理”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两大价值基准。
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指出了儒学的三大功劳：勤学重教、提倡高尚的人伦道德和尊重清廉节度。延续到现代社会依然如此。看过电视剧《天空之城》的观众想必都能感受到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谓用尽心机。因此“勤学重教”被排在了传统儒学影响现代社会的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博士曾撰文说，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结合，造就了“韩流”。我十分赞同。歌舞游戏等不拘小节的奔放情怀在“仁”的基础上，在“义节”的重点认同中，作出兼具“礼”的尽兴展示……这不正是韩流文化得以形式多样、生命力不断的表征与内里，养分与能量所在吗。
韩国文化的镜子
通过以上对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考察我们发现，“风流道”的文化基因和对“义”的情操推崇，以及“恨”的民族文化心理一起，形成了现代韩国精神的主流。因此无论其民众日常情感表达，还是文艺作品呈现，刚性文化倾向都较为明显。他们推崇自由奔放、重义有礼，而且敢于怒怼各种不公，同时民族身份认同感强烈。这些民族精神与共情共感都在韩国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韩国电影亦因此情感充沛、现实感强烈，深具感染力与辨识度，被称为韩国文化的镜子。而韩国性格与韩国美的历史与现在，也与韩国电影一起走向全世界，让更多人得以具体感知和了解。
韩国第一部在戛纳电影节大获认可的作品《醉画仙》（2002）便是有着喷薄而出的、强烈“风流”精神内核的电影。该片通过讲述19世纪韩国著名画家张承业在乱世中不拘一格、放浪形骸地寻求至真艺术境界的一生，关注了在历史的纷繁芜杂中野蛮生长并自成一体的韩民族精神。张承业“因画而生、为画而死”的纯粹与狷狂，透过崔珉植狂气四溅的表演和林权泽唯美苍劲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即便隔着银幕，也能扑面感受到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炽热的另类东方美。
当历史照进现实，民族身份的何来何往、何去何从显得愈加生动具体。《南汉山城》（2017）是一部饱含历史与哲学命题的电影，也是儒学精神在韩国电影中最充分与直接的展现。影片以1636年清军入侵朝鲜的“丙子胡乱”为背景，讲述了朝鲜国王仁祖在冰天雪地的南汉山城被困47天里发生的故事。是带领群臣弃明投清、还是困兽犹斗成为明朝的陪葬？在进退两难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对“大义大仁”的历史激辩。寒冷血腥的画面与坂本龙一的配乐珠联璧合，将那段左右为难的历史旧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大背景大人物的故事，却通过导演“内热外冷”的处理，表现得气质安静、氛围激烈，历史中不断照进现实的影子，话题张力凸显。导演黄东赫素来擅长把握题材，前作《熔炉》在我国的认知度很高，豆瓣甚至给出了9.3分的高分。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朝鲜和现代韩国对儒家思想和地缘政治不间断的思考。历史的价值观与当下的焦虑再次有意无意地碰撞在一起。
如果说《南汉山城》是对传统儒学精神中“大义大仁”的思辨，那《鸣梁海战》就是对“义节”的传统褒扬。该片目前是韩国票房历史排名第一位的影片，在2014年暑期档收获了超越韩国总人口1/3的1761万名观众。一部古装战争片何以在当代产生如此大的群众声势？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李舜臣将军所代表的民族英雄形象正是韩民族千百年来对“义节”精神的最典型诠释——精忠赤诚、甚至舍生取义。当然金汉珉导演对“民族大义”的表现生动而丰富，从人物的刻画到水的展现以及战争的场面都十分有看头，尤其攻克了电影特效中最难表现的“水”，令影片完成度飙升。加之当年韩国政坛混乱，令韩国观众“恨”从心起，由衷地想要通过电影集体表达对民族大义的历史偶像李舜臣将军的怀念。
历史打造了现在，现在又通过电影走进历史，巩固或更新着传统。对“义”与“身份”的追问，正是民族审美的追根溯源与反思。在这三部电影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韩国情操与民族美的具体呈现，还能将之作为文本，分析其刚性文化的历史基因以及“历史记忆点燃当下情怀”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密码。韩国人每年平均去电影院4.2次，保持着世界观众的最高纪录，他们对电影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可（韩国历史票房的前三位都是本土片，前十位中只有三部好莱坞电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韩国电影80%来自原创，而且频获各大电影节奖项，展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看韩国电影是了解韩国文化的最便捷与凝练的途径。更有趣的是，风流道的文化基因，令韩民族娱乐天性凸显。而深厚的儒学传统和悲怆的民族审美情绪，则拉深扯宽了电影表达的内在。这些历史因素一起，联手打造了韩国电影国内票房高涨、海外声名鹊起的现代奇迹。
历史所赋予的民族记忆与身份认同，已成为现代人血液里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左右着我们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观。类似以上追寻民族身份、探讨大义并不忘风流气韵的韩国电影为数众多，他们在迎合了韩民族集体情绪的同时也让人重新审视当下，甚至成为重看历史的契机。通过历史、透过现实、经过电影，我们感悟到了独特的韩国之美。同时，我们通过了解邻居，也更加了解到了自己。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9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