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追本溯源的汉字展览：“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将3600年前的古老文字掷入了2019年网络媒体的海洋。
不过很遗憾，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关注。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出世之时“一片甲骨惊天下”，是研究殷商地理、方国、军事制度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其难以破译，离现代生活也比较遥远，如今恐怕很难吸引到甲骨文爱好者和收藏家以外的视线了。
然而，如果我告诉你，认识一个甲骨文能赚10万元，认识两个赚20万元呢？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一则悬赏启事：“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做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
——这才叫“一字千金”！
中国文字博物馆，这单位一看就没啥油水，居然也如此大手笔，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破译工作实在艰苦，瓶颈很难突破，需要集思广益；
二、由于破译太难了，所以这笔赏金其实也很难发出去。
为什么说甲骨文破译艰难？数据表现地非常直观。
迄今为止，甲骨文已有120年研究史，累计近20万片甲骨经过刘鹗、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郭沫若、胡厚宣等等学术泰斗的努力，总共找出来6000余字。其中能够隶定（注：将古文字按照其原有结构写成现代的字体，叫做“隶定”。隶定古文是古文字考释中的一种行为过程及其结果，源于西汉）的仅占4200字，刨除不符合汉字构造规律的，剩1200字，而专家学者在“音形义”三个层面达成一致意见的甲骨文仅仅只有1000字。
任何破译工作，都先易后难。这1000字中，有近乎一半都是由第一批甲骨文研究者于清末民初所释读出来的。简单的都已经被破译了，往后的工作便只能绞尽脑汁，步步维艰。
但这样艰苦的工作，还是受到了许多误解。有人认为甲骨文都是商朝的事儿了，费这老鼻子劲儿破译它干嘛呢？有钱就不能修修路，搞搞基建，或者帮助贫困女童上学吗？多认识一个甲骨文就能打赢贸易战啊？
此言差矣，听小六为您慢慢道来。
首先，理所当然地，破译甲骨文能够给历史研究带来重大突破。盛行一时的“疑古”思潮被打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产生范式转移。
“甲骨四堂”之一的王国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是说要把出土文物和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此考量古代文化历史，是一种得到公认的学术正流。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商朝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像是我们今天看夏朝一样。典籍里说有这么一个朝代，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来过。就连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只能根据前人的书诗来写，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但甲骨文的发现，直接把中国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历史推进到了3500年以上。从此以后，殷商的面目逐渐大白于天下，典籍文献和甲骨文互证，存疑的历史得到了证实。
从甲骨文的记载中，历史学家们整理出了商朝延绵600余年的世系表，并且对商朝的文化习俗、军事制度有了明确的了解。通过商周文化对比，可以明显感觉到周朝“文化宣传工作”对后世的影响，了解到中华文明的大拐弯。王国维甚至发出了“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感叹。
举个例子，商朝妇女的地位很高，具有浓厚的母系氏族印记，而且商人除了信奉祖先，也信奉地母之神。甲骨文卜辞中，妇人执政的现象十分普遍，东女部甚至“以女为君”。武丁的王后妇好，就是一位能顶半边天的巾帼英雄，曾率领一万三千兵马出征（该数据亦能一窥商朝的军事实力），被后人当做战神祭祀，位高权重，绝无“牝鸡司晨”一说。
事实上，商朝的王后全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封地，能够统帅军队，行使王权，而且经常待在自己的封地里，并不与商王同住。妇好只是特别会打仗，特别能干，逝世后军队要出征都得先占卜问问她，长寿的武丁也非常怀念她，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的甲骨文记录。女性地位如此之高，所以从出土的甲骨文献中看，也绝无“杀妻殉夫”的现象，殉葬者的身份无论男女一般而言都是战俘奴隶。
从商朝到周朝，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女性之地位。深入人心的礼乐制度和伦理纲常，几乎让国人产生一种理所当然，先天如此的幻觉。商朝与后世迥异的文化现象，则打破这一幻觉，让我们学会用更加科学理性的目光来审视文明的演变，了解民族性格的复杂性——我们不是生来就理性，不是生来注重道德纲常，而是被礼乐文化所规训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警醒自身，努力学习，才能维护中华文化的精华；面对文化糟粕时也无需自卑自欺，大胆扬弃，辩证地看待问题，才是培养文化自信的不二法门。
其次，甲骨文的破译，对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也都有非凡的意义。许多令人头秃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能够在甲骨文的构字形态，以及甲骨卜辞中找到答案。就连虚无缥缈的上古神话，都能通过甲骨文找到相对应的现象。
在没有冰芯记录、沉积岩芯等多种技术手段的年代，兰可桢大师就通过甲骨文献，研究出了令世人惊叹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根据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兰可桢得知殷商时期，人们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经加上一个闰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因此每年的第一个月是如今阳历的一月或二月的上旬。在殷墟出图的十万件甲骨中，有数千件是求雨求雪的内容，它们的具体日期也清晰可辨。武丁时代，有甲骨记载获猎野象，获猎犀牛等热带亚热带生物。而河南古称“豫州”，“豫”就像是一人牵着一头象，说明当时驯象就像今人养狗般普遍，是古代日常生活的印记。
这一点，也能够从先民的神话中得到印证。《文选·左思〈吴都赋〉》有云：“象耕鸟耘，此之自与。”李善注：“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象耕，就映射了早期的耕作方式。
于是，通过甲骨文上就算只是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内容，也足够后人推测出许多有用的信息。兰可桢认为，殷商时期，气温平均要高出2~3摄氏度，许多热带亚热带生物都出没于河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和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一致的，只不过幅度较小而已。而气候变化可以左右历史大势的进展。比如周灭商，可能并不因为纣王暴虐，只是天公不作美，气候变迁导致农业生产困难，引发暴乱，最终覆灭了商朝绵延600年的国祚。
其实，甲骨文就是商王搞迷信活动用的，所以它只能够反映商王身边的人和事，空间范围狭小，就连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夏朝，都不能够从甲骨文中发现直接证据。
但就算如此，凭借有限的甲骨文破译成果，也能够推动各领域的科学研究。如果甲骨文得到充分破译，今人获得更加完备的信息，更会大有可为！其价值远远超过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赏金，无法估量！
那么甲骨文是怎么破译的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这里就介绍两种方式，一种是别开生面的新途径，一种是经受过数门古文字考验的老招数。
首先看新途径。
甲骨文不仅可以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其他学科也能够反哺甲骨文的破译。比如，借助历史人类学的参与，就可以开辟破译古文字的新途径。
传统的破译方法，来源于《说文解字》，从汉字的结构出发去探讨字的本义，进而探寻转义和引申义。问题在于，传统文字学是为儒家经典服务的，而甲骨文的写定则远远早于儒家经典的成书。汉字一脉相承，运用传统破译方式固然可以摸索出一些甲骨文的意义，但还有大批甲骨文资料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超出传统破译方式的能力范围。所以，甲骨文需要别开生面，引入新的学科元素，互相印证着破译。
语言学的唐生周先生与历史人类学的杨庭硕先生，便携手开始了甲骨文破译之旅。这条道路的开辟始于一个“乱”字。唐生周提到这个字，并向杨庭硕介绍前人的解释：字形表现为理顺乱了的丝，所以该字可训作“治”。
而杨庭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不一样的见解：“无论是甲骨文，还是楷书的汉字，其字形与‘丝’及‘丝’有关的汉字，字形上都毫无关联，说它是理顺混乱了的‘丝’，可能只是猜测而来。如果依样画葫芦的话，我也可以这样猜：金文中的‘乱’字中间部分所画的并不是‘丝’，而是‘排套’，这是一种用绳索和马尾编制的捕鸟工具，飞鸟如果在上面歇脚就会被套牢。我在自己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点高坡亲眼见过当地苗族用这种工具捕鸟，并亲眼看见安装排套。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的苗族直到解放前夕还不会养蚕缫丝，但他们在千百年前就掌握使用排套这种工具。排套在安装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绳索和马尾，但在安装之后就会成为有序并有效的工具，这样去破译不是更合理么？”（《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以甲骨文、金文破译为例》）。
后来，他们果然又在“帚”、“帝”、“央”等字中，找到了与“乱”字中表达排套相一致的部件。
在多门学科通力合作的思路基础上，甲骨文的破译甚至可以求助于生物学。已知甲骨文中有许多异体字，相似的字形有细节上的不同，通常被译为同一个意思。比如“羊”、“鱼”，都有十几甚至几十种写法。参考古代对不同毛色、年龄、性别的马匹都有不同的称呼，如骝（黑鬃黑尾红色马）、骊（纯黑色马）、骅（枣红色马）。我们可以推测，甲骨文的“异体字”实际上表达的是鱼或羊的不同的种类。换句话说，“鲭、鲤、鲢、鳊、鲂”等形声字，很可能与古文字中“鱼”的某些字形结构相对应，如果让生物学家看一看，会比文字学专家更容易理清这些异体字的具体含义。
其次看老招数。
和某种已知文字作对比，向来是古文字破译的秘密武器。古埃及文得以破译的重大突破，就来自于一块同时载有古埃及语和希腊语的石碑的出土。这块罗塞塔石碑出土之前，古埃及文一直被认为是象形文字，研究方向从根儿上就错了。石碑出土之后，对照碑上的希腊文，才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终于发现古埃及文原来是表音文字。
中国虽然没有这么好运气出土罗塞塔石碑，但与甲骨文年代相近的还有青铜铭文。通过共时性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一些规律，为破译甲骨文提供帮助。
晚商时期，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铭文了，形体与同时期的甲骨文有一些差别。相比较而言，甲骨文的笔画更加简洁，化圆为方、线条化，都是为了更方便地刻在龟甲或者骨头上。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青铜铭文风格的字体，是一种正体字，用于隆重正式的场合。而甲骨文则是一种俗体字，用于搞迷信活动。此说有宰丰骨为证。虽然甲骨文多数用于占卜，但其中也有少量纪念性的内容，宰丰骨便是其中之一。它非常华丽，骨上海镶嵌了宝石，记载商王猎到了一头犀牛，文字就具有明显的金文特征。
所以，用同时期的金文来对照甲骨文，是比较可信的破译方法。
从《说文解字》中确立的汉字形态往回推导会时而碰壁。比如“单”这个字，到“说文”的时期已经经历过讹变，字源难以考证，依据小篆的字形来解说是无奈之举，许慎也没有办法。
甲骨文的“单”写法可变性很大，“下部既可写成圆形，又可写成矩形，或以横画代之，作偏旁时甚至可以完全省去”（《利用共时性造字符码破译古文字》）。许多甲骨文的下部偶尔会加上一道横画，杨庭硕与唐周生认为这表明与横画相交的笔画所象征的物体由刚性材料构成，形态稳定。若无这一横画，则表明其由柔性材料构成，在受力作用下会发生改变。甲骨文中的“单”字没有额外加上这一横画，因为它最原始的含义是某种猎具，受力会收缩，形态发生改变。
而金文的“单”字与甲骨文的“单”字，在构型上有紧密的联系，但表达物品材质，紧张状态的部件都已模糊了，展现出从甲骨文到小篆的过渡形态。没错，甲骨文是可以通过字形来表达同样事物的不同质地、受力方向甚至时间先后的。甲骨文是一种平面上的动态文字，涵盖了某些制图原理，这些特点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褪色，成为我们破译甲骨文的一大难点。
虽然破译甲骨文是一件困难又辛苦的工作，但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的10万元悬赏启事并没有空悬，至少宣传了甲骨文研究的现状，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对甲骨文研究领域投注更多的关注。对付难以破译的甲骨文，正需要这种强烈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