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先生的书好读，所以床头、书桌、沙发……四下都是。之前有次，收到一份杂志，介绍姜先生是1929年生人，方知喜欢并爱读的作者，已经如此高龄了。
作者 杨建民
姜德明先生的书好读，所以床头、书桌、沙发……四下都是。之前有次，收到一份杂志，介绍姜先生是1929年生人，方知喜欢并爱读的作者，已经如此高龄了。
第一本购存的姜先生作品，因出版时间相近，定不下是哪一册了：《雨声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新一版。细想，大约前者先买到，可后者在我自己，更为珍惜。《雨声集》虽然也有几篇类似书话的短章，可大体还是叙事或抒情散文。《书边草》完全是一部书话作品。大学期间，读过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留有较深印象。《书边草》，今天想想，该是自己真正爱好书话类文字的起点吧。
购存《书边草》，一定与书的封面有关。此书封面看着简朴：书脊处一指宽，用暗红装饰；其余幅面，是黄色打底。上半部分，几片灰色草叶对称着张开，托衬着中心三朵红色小花。略靠下，是书写十分平正却秀润的“书边草”三个繁体字，这三个字吸引了眼球。打开书，翻翻文章，大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题目，有兴趣，立即购下。后来渐渐注意版本，翻版权页，才知此封面为书籍装帧名家钱君匋设计，书名题字，是富有学养的叶圣陶先生。
《书边草》大约是姜先生书话文章首次结集。据作者“后记”：“最早的写于六十年代初，其后中断了十几年。大部分则是近三四年内写的……”从收录文字看，还有当时风习，以鲁迅打头，篇数不少。其余，用作者的话，是“注意到‘五四’以来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的某些作家，特别是那些无名的青年作家。我乐于‘人弃我取’。”当初见到书中收录的作家及文事，许多不见于大学时用的“现代文学史”，感到“旧”有新意，这也是购存的一个缘由吧。
即使鲁迅，姜先生文章也写出“正大”之外的别异。譬如从“《痴花鬘》和《百喻经》”一文，我居然读到鲁迅在1914年，曾两次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六十银元，拟刻佛经《百喻经》，并且“鲁迅捐资刻版的《百喻经》原版共三十三块，两面刻字，上面涂有灰色香墨。解放后仍完好地保存在金陵刻经处。”这些，今天看着没有问题，可当年鲁迅思想地位颇高，不解怎么会去“刻经”？当年读鲁迅，知道他在晚期，还严厉驳斥徐懋庸的言论，可姜先生却写出一篇“徐懋庸注《阿Q正传》”来。这在今天看当属正常，可当时几乎想不通，既然与鲁迅如此对立，怎么又去为他的作品作注？两文都不长，可叫人见到了鲁迅的复杂和观念对手的变化，它们对笔者理解人的丰富多层面，有了史料证据的开启。
另外的文章，也有使人从文字中脱出的别样获得：《丰子恺的封面画》《闻一多的封面画》《钱君匋的封面画》等，他让人注意到了书籍的装帧设计，让读者有了文章之外的图美感触。可惜，当时印制水准所限，以收藏闻名的姜先生，也无法附上一页图片来为文字添彩。在图片几乎压倒文字的今天，这份遗憾便显得格外深切。
有了这份阅读喜悦，也使我对作者产生了兴趣。经过打探，知道姜先生是著名的现代书刊收藏家。他的研究，得自寻常的不懈关注，并由此发掘出为“文学史”遮蔽的“文学边角”。这般理路，今天想来，对笔者后来的写作路子，颇有影响。当时并非清楚这一点，只妄念能有与作者求教的机会。可姜先生工作在北京，自己身居偏僻小城，愿望实现起来太难。当时人年轻，胆大，就想着可否将书寄去，求先生签名钤印，算是一种心情的直接表达。
当时大约姜先生已经由《人民日报》副刊去了出版社，自己便将这册《书边草》包好，挂号寄去北京“冒碰”。真好，不长时间，我便收到姜先生回寄的邮包。打开，姜先生的毛笔题字在扉页上展现。先生一手行草，颇为流利，看去文气十足。签名下方，是一枚篆书印章。墨色、红印，在白底映衬下，格外醒目，叫人异常喜爱。
回复函先生也是毛笔：“已签名钤印。”这应该是我提出的。在我的意识中，文人写好字是本分。钤印是因为先前求签名书积攒的经验，知道有印章不仅添加分量，更重要是可让幅面好看。
大约当时提到先生出版的其他书籍，信函中言：“拙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两种：《绿窗集》、《南亚风情》。似可函购……”当时购书情状，今天很难体会。一本书出版不久，倘若没有寻到，基本就没了希望。姜先生信中介绍的两种书，虽经过努力，可终于没有获得，憾憾。
这之后我还曾麻烦过姜先生。从保存的信函可知，在1992年时，我还写信向先生求教过“毛边本”的情况。承先生回复：“解放后公开印毛边书的是《诗刊》，大概是创刊的前六期，以后即停止。再以后即你指出的《鲁迅杂感选集》。唐弢的《晦庵书话》，包括拙著的毛边本，只是请印刷厂留出几十册不切边，并未公开发行。这个办法似乎至今还有作者在实行。出版社和厂家都嫌麻烦，恐怕很难再见毛边书了。”由此函可见姜先生对整个出版流程的熟稔程度。当时手头有几册“文革”后新印制的毛边书，其中以《鲁迅杂感选集》最为珍贵。这大约是我当时向姜先生求教的缘由。
后来我对姜先生的书仍一直关注。不久，购存到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所出《梦书怀人录》（1996年8月一版）。这部著述，实在说，我更喜欢。书中收录文章，较《书边草》，更丰富开阔，文思灵动，笔触更为老到。譬如《艾青书简》《唐弢的信》《夏衍谈画记》《方成的漫画》《凌叔华的画》《端木蕻良的画》《清名伶“十三绝”画像》等，不限于书籍史料，更注重独有信息的介绍，以及获得过程的人情风味，使得不仅内容别异，更可见人的细微独到处。
即使循着先前书话路子的文章，择取上更深广起来。譬如文学史上很少提及的民间歌谣一类：《汉口竹枝词》《东洋风土竹枝词》《沈阳百咏》《日京竹枝词》。还有书贩札记《金陵卖书记》。其余如清代著名“文字狱”主角吕留良的《吕晚村手书家训》，从姜先生介绍可知，吕不过一刻书贩书人，死去数十年后，书中所谓“反清”内容被“发现”，残忍的雍正仍将他“戮尸枭示”，儿子也“戮尸”，孙子“拦腰斩断”……“清代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野蛮残忍的行径。此文虽不长，可分量不轻。
这部书对于笔者，是开阔了眼界，也获得到阅读指向。书中介绍的熊佛西的《山水人物印象记》，十分珍稀，后来被海豚出版社挖掘（不知是否由姜先生指点）印出，赶紧购存。一读之下，果然极佳；另一册《金陵卖书记》也是海豚出版社以小开本印出，前不久刚买到手，正在翻读……这均是受姜先生指示之惠，必须谢谢。姜先生这部书中个别资料，引发了我的兴趣，循着线索探寻，有新发现，也写出了文章发表。这更不可忘记姜先生的提示之功了。
最近获得的姜先生作品，应该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流水集》。这部书是网购的，无法如在书店，可以翻阅内容，完全是冲着“姜德明”大名。一个作者，仅名字就成为读者选择对象，人、文之间，彼此这般贴切，该多不易。
此书一如既往，发挥着作者接触各界人士多，阅读广泛的优长。姜先生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当时此副刊为文化人亮相的最佳场地，故此，作者得以与许多文人保持良好关系。这些亲历交往，由作者质朴却鲜活文字述出，极易引动读者兴味。
譬如记叶圣陶先生的《圣者的形象》一文，作者说自己保存最早的叶先生的信，是他的一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收到的。信中说：“昨日读大作《清泉流向千万家》，欣快之至，钦佩之至。写报道文章，走此途殊为正道，设计好，语言不采学生腔，使读者感觉有余味。望足下赓续为之，我以读者身份引领而俟。”此信中显现出的平和态度，素朴却精到的文字，更不用说评述之切题到位，叫受信者，还有读者，怎不感佩良多？短短数十字，称其表现出了叶先生不一般的文辞水准及为人风度，不夸张罢。
1985年夏天，作者与诗人艾青一同在辽宁兴城海边度假。结果，作者获得了一篇散记《在海边，艾青说……》：说了什么？艾青做了梦，梦见了父亲，“一生中我时常想到我对父亲是有所抱憾的。我不曾去为他送终，不曾给他带去一点安慰。”想想早年诗歌中艾青对父亲的批判，眼下这些话，是对人生深度体会后的感受吧。诗人的思维表达，确实特别。孩子被父亲带着，见到艾青，让孩子叫“爷爷”。孩子不乐意了：“老让叫爷爷。”艾青说：“是的。应该反对公式化。”主人说到当地风俗，立夏这一天都要吃鸡蛋。人问，为什么，对方回答不出。艾青说：“夏天到了，鸡下蛋多了。”不一定对，可别异、机敏、睿智。在延安，饭桌上，艾青听见一个壮汉满口四川话说：“中国的小说和外国小说不同。中国小说有头有尾，外国小说是拦腰截断。”后来知道，此为陈毅将军。将军本色是文人呵。
作者幸运。这样的内容，非亲历无从谈起；当然，有机会，无此眼光，难能感受并记述，也无济于事。
尽管可说的有益文章很不少，可也不能多记了，另外两册藏在书堆里的姜先生作品，也不急着寻出。略感遗憾的，是后来姜先生作品，据介绍，出过几册带插图的，十分向往。可在几家书店没寻着，至今未能得手。想着世上事本少尽如人意，我就顺遂缘分候着吧。
大家都知道鲁迅喜欢吸烟，却不知，鲁迅还是一位美食家。
尤其是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居住的近十五年间（1912-1926），吃了不少当时北京城的大小馆子。鲁迅在其《日记》中，就记录下许多他去过的北京饭馆美食，其中有：广和居、致美斋、会贤堂、同和居、南味斋、小有天、杏花春、澄乐园、玉楼春、海天春、厚德福、醉琼林、同丰堂、益锠号、广福楼等约65家之多。
这许多饭馆中，有大有小，有南有北，有中餐，也有西餐，甚至还有日本人开的“料理店”，留下了一幅宝贵的民国北京美食索引图，堪称京华美食大观园。
鲁迅喜欢去的一种馆子是切面铺，就是那种很随意吃饭的小小馆子。
在1918年1月23日日记中鲁迅记载：“微雪，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陈师曾、齐寿山是当时鲁迅教育部的同事。
这里的“和记”就是一家非常小的切面铺，在绒线胡同西口路南，楼下是羊肉床子卖牛羊肉，一间小楼，上面有三四组座位，卖“清汤大块牛肉面”，面食很好，价钱便宜，非常实惠。隔开一条马路，斜对着就是教育部街，因为很近，所以鲁迅经常来这里吃面，而且常拉陈师曾、齐寿山等人来一起吃。
鲁迅常去的还有被称为二荤铺的小饭馆，在1913年9月4日日记中他记道：“上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王屏华没有资料记载，应是鲁迅的朋友，沈商耆是鲁迅教育部的同事。那时，鲁迅单身居住北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时就在这家小饭馆包中午一顿饭。四个人吃，每顿四个菜，每月需银五元，除去四个星期天，每顿饭约花销二角。这在当时，等于二斤猪肉的价格，包一顿饭，每人一个菜，可以吃得很精致。
海天春就属于北京的二荤铺。所谓“二荤”，就是猪肉和羊肉，这种铺子卖炒菜，但只是肉菜，没有鸡、鸭、鱼等，当然更没有海鲜。也以面食为主，有蒸馒头、花卷，但不一定有米饭。他们都有面案子，可以现烙家常饼、荷叶饼、脂油饼，随时能“拉面”、卖“面胚”，炸酱、打卤等。
这类馆子在《鲁迅日记》中记载了不少，如“海天春”“西吉庆”等都是。不要小看二荤铺，民初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说：“曰二荤铺者，率为平民果腹之地……其中佼佼者，为煤市街之百景楼，价廉而物美，但客座嘈杂耳。”
《鲁迅日记》还记载一家叫“龙海轩”的二荤铺，很有名，拿手菜是“软炸肝尖”、“锅烧肚块”等，特别合鲁迅的口味。
有一些中小饭馆，鲁迅也会经常光顾的。在191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盖举子之庆也，同席共九人……”
胡孟乐是鲁迅教育部的同事。这个南味斋，与当时的春华楼、醒春居等都是著名的江苏馆子，所做的糖醋黄鱼、虾子蹄筋，是很有名的菜。他们都属于各种特色、各种风味的中等饭馆。
这种饭馆“小而精”：小，是它的规模小、房舍不多，不能举行大型宴会；精，是它的菜肴、点心都特别精美。尤其突出各自特色的地方风味，淮扬馆子有南味斋、玉楼春，福建馆子有小有天，河南馆子有厚德福，广东馆子有醉琼林，都是当年名重一时，誉满京华的著名酒家。
在1913年3月24日日记中鲁迅还记道：“晚何燮侯招饮于厚德福，同席马幼奥……”何燮侯是当时的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幼奥没有查到资料，应是鲁迅的朋友。
厚德福在大栅栏路北，是河南馆子，最擅长烧鱼，一般的名菜是“糖醋瓦块”，独创的名菜是“萝卜鱼”，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就出名了。
清末魏元旷《都门琐记》中曾提到北京鱼的做法，特别写过厚德福的鱼。鲁迅是绍兴人，喜欢吃绍兴菜。当时北京有山阴馆子杏花春，在韩家潭；颐芗斋，在万明路。杏花春的名菜是“熘鳝片”；颐芗斋的名菜是“红烧鱼唇”“烩海参”。 民初陈莲痕在《京华春梦录》中载：“山阴人所设杏花春、颐芗斋之绍兴雕花，味擅上林，口碑犹胜。”这两家绍兴馆子，《鲁迅日记》中均有记载。
鲁迅对于中等的饭庄子也十分青睐，他在1932年2月27日记道：“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而归。”
这则日记中所记“东兴楼”，在东华门大街路南，是一家很著名的中等饭庄子，据说是清宫御膳房出来的人开的，名菜很多，陈莲痕《京华春梦录》记它的名菜是“清蒸小鸡”，另外还有“两做鱼”也很出名，后来生意做得很大，在东城算是首屈一指。这类属于中等的馆子，可摆圆桌请客，可以摆十桌、八桌，有许多雅座，同时也做三五个人的小买卖，在门前的幌子上既写“南北大菜，包办酒席”，也写“应时小卖，随意便酌”。
能举行婚宴的大型饭馆，鲁迅也有不少记载，他在1913年10月22日日记中记道：“晚到同丰堂就宴，诗荃订婚。”又在1923年12月15日日记记道：“午后往总布胡同燕寿堂观齐寿山结婚仪式，留午饭。”
按照北京当时的习俗，到这样的大饭馆子，都是去“出份子”赴喜宴的，而不是一般的宴饮、小酌。同丰堂、燕寿堂都被称为大饭庄子，饭馆门前的幌子上往往会写着：“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包办筵席，专应堂会。”
这些大饭馆因为场地大，专门接待红、白喜事以及祝寿、接官等各种大型宴会的生意，一摆酒席就是几十上百桌。他们都有几个大院子，院子里都有大罩棚，不受雨雪影响，还有戏台，可以唱堂会戏。因此，当时北京的红白喜事以及大型会议就餐等，都会选择在这类地方举行。
以上所说，只是鲁迅去过的中式饭馆，另外他也去过不少卖西餐的馆子。那时北京卖西餐的饭馆，叫作“番菜馆”。当时西单南有一家番菜馆名“益锠号”，鲁迅同钱稻荪经常去那里吃饭，有一个时期还在这家番菜馆包过饭，他在1914年3月26日日记中记道：“午与稻荪至益锠午饭，又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食，每六日银一元五角。”每六日一元五角，每餐也只不过二角五分，便可以吃到一份有汤有菜、有面包的西餐，即便现在看来也会觉得十分便宜。刘永加
（原标题：姜德明的题字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