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终现曙光
运气还算不错,侦查员担心的不测总算没有发生,他们在曹家等了不到一小时,曹诺蓝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长得十分精致的女人,四十多岁还保持着颀长窈窕的身材,一张鹅蛋脸上五官标致,特别是柳眉下的那双杏目,扫视一眼,真有些顾盼生情的韵味。不过,现在那眼睛是冷的,不但目光,连声音都似乎透着寒意:“三位先生是市公安局还是哪个分局的?或者是来自其他机构的?”焦允俊也还以冷峻,朝谭弦递了个眼神,后者随即出示市局派司。这时,乔克开腔了,说阿姨他们是市局的,我看过派司了。曹诺蓝不为所动,还是仔细看了证件,然后把目光转到焦允俊、孙慎言身上:“抱歉,您二位的派司我也要看看。
三份证件都验看过后,曹诺蓝点点头:“要不,到书房去坐坐?”侦查员进了书房落座,曹诺蓝显然已经看出谁是头儿,盯着焦允俊问道:“几位有什么问题那就问吧?”焦允俊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女人是他从事情报工作以来接触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冷静最从容不迫的一个,对方的那副做派,让人感觉谈话的主动权好像在她手里,而非侦查员。焦允俊自然不喜欢这种气氛,马上进入正题:“我们来麻烦曹小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12月2日您曾接到位姓茅的先生打来电话之事。”曹诺蓝冷笑:“恕我冒昧,我这里的电话是不是被公安局监听了?”“这个我们先不探讨,还是请曹小姐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原以为以曹诺蓝这副架势,会跟侦查员扯个不停,那就不得不把她请进分局“交流”了,可出乎侦查员意料,曹诺蓝不再在枝节上纠缠, 说我料到你们会来找我,那位茅先生出事我已经听说了。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凡事都认真,不讲情面,即便你们不来找我,我也准备带上生活用品去找你们了。我会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告诉你们,但这事说来话长,请允许我照我的思路来说,等我说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再一一作答,你们看如何?
在这种被动的形势下,这个女人竟然依旧巧妙地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让焦允俊不由得有点儿佩服起来。既然如此,那不妨先听她怎么说吧---12月2日,曹诺蓝接到茅国靖的电话,说相跟她见个面。她以前在教会工作时经常抛头露面,跟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比较多,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常有,对方都说认识她,可她对对方根本没印象。解放后的头两三个月里,这类电话特别多,最近才开始渐渐减少。这次接到电话,她也像以前一样拒绝了。但对方只说了一句话, 就使曹诺蓝改变了主意。这句话是:“哦!我有闵老先生的亲笔条子,老先生说曹女士可以跟我见个面的。”
闵老先生何许人也?一向冷峻傲慢的曹诺蓝为何一听他的名字就改了主意?因为这位老先生曾两次救过曹诺蓝的命(这一情节跟本案无关,本文就不详述了)。因此,曹对闵老先生向来是执父辈之礼的。现在,对方既然说有闵老先生的条子,那就必须见一见。这一见,就引出了一个名叫黄景君的人。
说到这里,曹诺蓝停顿片刻,继而轻声道:“这位黄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特殊身份—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三侦查员闻言蓦地一惊。焦允俊暗忖:天可怜见,终于找到北湖的线索啦!
曹诺蓝继续往下叙述。12月3日下午,她去“白咖”跟茅国靖见了面。对方果然拿出了闵老先生的亲笔便条,上面写着让她跟来人说说对方想知道的情况。那么,对方有什么事呢?茅国靖说他想见见北湖先生。又补充说,他为此找了闵老先生,老先生说可以向曹女士求助。曹诺蓝微叹一口气,既然是双料救命恩人然不能拒绝。那么,曹诺蓝跟黄景君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番说头。
像黄景君这样的人物,在社会上肯定具有方方面面的关系,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作为情报研判专家,并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有所了解,方可在分析情报时随手描来作为研判依据。因此,黄景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将其社交触角伸向教会,也就可以理解了1933年,曹诺蓝从神学院毕业去教会工作不久,与黄景君相识。不过,两人仅仅是萍水相逢,并设有多少交往。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两人可能辈子也说不上几句话1937年11月13日,惨烈的中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寇占领上海华界。上海滩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目伪控制的地盘所包围,称为“孤岛”。
从那时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武装占领租界的这段时间,史称“孤岛时期”。1938年元月中旬,日军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特高课开始寻访黄景君,其目的是请其协助从东京飞来的军方情报专家八康静仁中佐组建一个情报研判工作室。
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日军侵占上海华界之前就已经策划定当了,据说选定黄景君担任八康中佐的助手,是东京大本营高层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最后才决定的。八康中佐来沪时,随身还携带了大本营高层的决议。因此,在上海华界盘踞的日本特务机关,早在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就已经在着手这桩事情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接手该使命后,立即行动。当时全上海华界都已经沦陷,特高课的情报网遍布全市,据说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查访到了黄景君的藏身处。
1938年2月3日,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特高课的一支由十名特工组成的行动小组,驾车来到上海北郊江湾镇,把藏匿于该镇一座古庙内的居士”黄景君“礼请”至虹口的一处花园洋房(日特机关的一处密点)。原以为这桩活儿就此完成了,哪知八康中佐跟黄景君谈了数日,后者对于协助日方进行情报研判之事并无兴趣。不但没有兴趣,黄景君还充分发挥他那不凡的智慧,趁夜间与日本特务饮酒的机会,佯装腹痛,说可能是胃出血。在日方眼里,这人是一宝,哪敢托大?立刻开了一辆吉普,由三个特务陪着将其送往日本海军医院。
然后,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一幕—进放射科检查室拍片时,看似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黄景君竟然一掌切在日本医生的颈部动脉上将其击昏,随后把医生的白大褂穿在身上,从检查室边门从容脱身。穿越走廊时,那三个日本特务和他近在咫尺,正坐在检查室门前的椅子上吹牛呢。
为追捕黄景君,日本宪兵队采取了数项紧急措施:封锁市区通往浦东的黄浦江面,电令所有关卡日夜检查过往行人,搜查全市所有寺庙道观甚至庵堂,还指派大批日特和汉奸化装潜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访查。在这等严密追查下,黄景君无法离开上海,只有辗转于几个友人家中。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于一天深夜越墙潜入曹诺蓝所在的教会躲藏。黄景君的记忆力极强,曹诺蓝五年前与其初次见面时随口说起过她在教会上班的班次安排,他竟然一直牢牢记着,算准这天晚上该是曹诺蓝值班。而且,凭着他对曹的判断,他相信这个女子会掩护他。就这样,曹诺蓝把这个逃亡者藏进了由她掌管的教会资料库房,每天给他送饮食。
黄景君在教会一躲五天,第六天中午,他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对曹诺蓝说今天我必须转移,这里不安全了。尽管曹诺蓝不以为然,但毕竟安全第一。问他打算怎么出去,黄景君说可以化装成神父离开。可是,转移到哪里去呢?黄景君说,只有一处安全的地点,就是你姐姐曹诺洁家。巧得很,那段时间曹诺洁和她的英国丈夫正好带着孩子去了香港,房子托付妹妹照看。于是,曹诺蓝就按照黄景君所说,将其在那边安顿下来。
黄景君刚刚离开没多久,教会的电路突然发生故障。电力公司派来数名技工(其中混有日本特务)进行紧急检修,为找到故障所在,他们要求检查所有屋子,当然也包括资料库房。而黄景君临走前,已经将其在资料库房留下的痕迹消除,日本特务没有任何发现。事后听说,那天和之后数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教堂都被租界当局以电力、消防、建筑、卫生等理由检查了一遍。战后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方面为实施搜查,拿出一百两黄金买通了工部局、公董局的官员。
一周后,曹诺蓝按照黄景君的要求,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找其洋姐夫的一位同乡威尔斯副巡官(警务处仅次于处长、督察长、正巡官的高级警官),弄到了一纸通行证,并联系了一艘英国邮轮。黄景君藉此化装逃离上海,去了香港。
再次见到黄景君已是1940年春,其时,这个神秘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北湖。当然,他不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在曹诺蓝面前的,而是化装成一个佝偻着背脊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长衫马褂瓜皮帽,额头皱纹密布,脸皮酷似存放已久即将干枯的橘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圆而大的黑框眼镜,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如果不是他主动开口,曹诺蓝绝对认不出来。
这天正好是曹诺蓝在接待窗口值班,黄景君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推了推眼镜,说声打扰,递过一张纸片。曹诺蓝一看,上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与英文的组合。一个愣怔,脑子快速运转,随即作出反应,这是租界当局对有特殊需要的对象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的号码。继而她想起当初托洋姐夫的朋友威尔斯副巡官给黄先生办理过这样的通行证。再看眼前这个老头儿,她终于认出来了。
当晚,曹诺蓝应约与黄景君在“七重天”露天舞场一角喝咖啡。黄景君告诉她,当初在她的帮助下脱险离沪去香港后,他化名在香港汇丰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原以为自己逃得够远,在香港又有朋友关照,如此隐身应该没有问题了。没想到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竟然立有人从内地赴港找到了他,出示了汪精卫的手札,聘请他担任其情报顾问。来人对他说,他的行踪确实隐秘,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日本人的韧性也不可低估,他们一直在寻找他。日前,终于得知他藏身于香港汇丰银行,日军准备派特务秘密潜入港岛将其绑架回沪(其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军还没有占领香港)。这个计划被汪先生得知,正好他也在物色情报顾问,就向日本方面提出,此事由南京接手。日方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就促成了这次港岛之行。
谈话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著名酒店,附近就是香港警务处,这是黄景君自己定下的安全地点。可是,在整个儿谈话过程中,他不但发现不时有形迹可疑的人物在包房外面晃悠,甚至香港警务处负责保护他的那位警官也进来过一次,还当着他的面跟汪伪特使打招呼。黄景君明白这次他是没法儿拒绝了,对方是来绑架他回内地的,而且已经买通了香港警务处。
黄景君别无选择,成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但他跟汪伪方面达成了协议:汪精卫召见他时他保证立刻赶去;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苏南浙东即长三角区域,平时可以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对方不得干涉。
在“七重天”喝过咖啡后,黄景君就像被风吹走的肥皂泡一样,无影无踪了。曹诺蓝原以为不会再跟这个神秘人物见面了,不料去年深秋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信函,里面的信件没有抬头和落款,只有一行阿拉伯数字。曹诺蓝寻思这种神神道道的做法在她的朋友中只有黄景君才会有,仔细回忆,终于想起上次在“七重天”分手时对方曾似漫不经心地说过一句话:“有时我的信息可以在英文小说《上海历险记》中找到。”灵光闪现,她立刻去翻这本英文小说,翻到这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页码一一查找,终于弄明白了这封密函的意思—两天后的傍晚六点去国际饭店十三楼见面。
这次见面是吃晚饭,黄景君只字不提政治,也不谈自己的情况,只谈上海滩的风花雪月;曹诺蓝知趣,也不打听对方的情况。吃得差不多了,结账走人。临分手时,黄景君送给曹诺蓝本书—法文版的《茶花女》。次日,曹诺蓝收到一束鲜花,所附文字尽管只是普通的祝福和感谢,但她知道其中必有秘密。细细检查下来,发现一片花叶上有一行阿拉伯数字。她用《茶花女》作为密码本将其破译出来,内容是让她去苏州路66号烟纸店买一盒香烟,内有礼品一份设法急送济南,还交代了抵达济南后跟交接方的联系方式。
曹诺蓝立刻行动,买回香烟后,拆开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微缩胶卷。其时济南战役已经结束,济南已被华东野战军拿下,由此可见,黄景君这是在为中共提供情报。曹诺蓝是虔诚的基督徒,平时不问政治,但她是把黄景君视为兄长式的好友对待的,如此重托,她自然不能让他失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决定照办。当时上海去北方的交通尚在维持,但国统区对北上旅客的查验之严可想而知。好在曹诺蓝是教会人士,其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地教会教堂与地方上的关系,可以借去济南查看教会情况的由头跑一趟。有教会身份的掩护,她顺利抵达济南,按照黄景君在密函中的交代,向华东野战军递交了微缩胶卷。当然,直到现在为止,她也不清楚胶卷拍摄的是什么内容。
半年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后,曹诺蓝收到了一张未具落款及地址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些祝愿的话,一看就是黄景君的笔迹。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她马上意识到明信片上肯定有内容,仔细查看,果然发现明信片图画的右下角用钢笔看似随意地打了一个很小的勾。曹诺蓝就对这幅图画产生了兴趣。这幅图画比较简单,就是一座教堂,从顶部打开的天窗里飞出一只小鸟。初时她不解其意,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领悟,黄景君的意思是让她离开教会。曹诺蓝对黄景君很信任,认为他这样暗示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毅然辞职。
黄景君似平对曹诺蓝的动向非常了解,辞职后的次日,他往曹氏姐妹的住所打了一个电话,没有说明信片之事,只是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要低调小心过日子,尽可能不要抛头露面,明哲保身为上。曹诺蓝问他,如果我有事情不明白想向您请教,应该去哪里找您?电话那头稍一迟疑,黄景君报出了一个地址:西藏北路五祥坊口煤球店。
曹诺蓝没有遇到需要请教的事儿,也就没有必要跟黄景君联系。但是,她没有事,救命恩人闵老先生却有事相托。茅国靖持闵老先生的条子来找她，她不能拒绝。就在去“白咖” 见面时把煤球店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说到这里,曹诺蓝站起来给侦查员面前的杯子里添水:“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焦允俊问:“那位闵老先生的地址呢?地址我当然可以给你,不过,你们就算找到他,恐怕也没什么用了….“这话怎么讲?”
曹诺蓝说,她这两天没回姐姐家,为的就是此事—两天前的下午,闵老先生突然中风,急送医院救治,性命保住了,但已瘫痪,神志不清,更说不出话。她一直在忙着联系医生,去电香港急购药品。直到今天闵老先生在外地的子女赶抵上海,她才得以脱身,但晚上还是要去医院陪护的。焦允俊思忖片刻,做了个手势,孙慎言便示意曹诺蓝随其离开书房。然后,焦允俊抓起书桌上的电话机,叫通市局总机,报出了一个代表“绿色通道”特权的密码,让即刻接通西藏北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内线电话正在使用,而且是分局长在和所长通话,但还是被话务员毫不迟疑地掐断,把焦允俊的电话接了进去。
“我是华东特案组,要求你所立刻执行以下命令:派员对西藏北路五祥坊口那家煤球店秘密监控,不管老板店员,只要离开,一律扣下!”
十四、新的线索
放下电话,特案组三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西藏北路,见到煤球店老板林开先,二话不说,就问一件事—茅国靖是否找过他。
林老板说,茅国靖在12月3日傍晚找过他,打听一位黄先生的住址。林老板其实并不认识黄先生,他是受人之托,记住一个地址。托付之人告诉他一句暗语,叮嘱凡是用这句暗语来找他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叫花子,都得告知那个地址。因此,林老板就把地址告知茅国靖了。这个地址是中兴路170号——距煤球店所在的西藏北路不远,步行只需二十来分钟。可是,当侦查员赶过去时,却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得知这里确实住着一位黄先生,不过这两天没看见他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那么,这位黄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呢?邻居说这里的房子是他租的,说是养病,所以没有职业。这里打听不到什么情况,侦查员只好去派出所。派出所说有这么一个人,其户籍在本市常熟区陕西南路,在这里是临时居住。按照规定,本市户口的居民租借房子是不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当然,户籍警打电话核实过其户籍的真实性,对方派出所说此人并无政历问题,不是内控对象,属于一般群众。如此,这边的派出所也就不去过问他的情况了。
侦查员商量后,决定查看一下黄景君的住所。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都是身手不凡之辈,诸般锁具难不倒他们,只不过有时不便施展而已。回到黄景君的租住处门口,谭弦摆弄了不到半分钟,门就开了。焦允俊表面看似轻松,其实心一直悬着,因为有之前施政被敌特袭击的先例,他担心黄景君已经遇害。打开房门,把几间房子查看一遍,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放下心来。卧室、客堂、厨房都收拾得整洁有序,卧室的书架上摆放的上百册书籍虽然陈旧,但并无灰尘,可见主人是经常收拾的。检查中还发现五斗橱里放着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
侦查员走访了几户邻居,都反映说黄先生是个好人,喜欢跟老人小孩儿闲聊,从没有给别人制造过麻烦。那么,他是几时离开这里的呢?邻居说法不一,但也就一天之差,有说3日傍晚看见他出门的,也有说好像4日清晨还看见他在前面拐角的小摊上吃馄饨。
煤球店林老板说过,茅国靖是12月3日傍晚前去打听黄景君住址的,焦允俊对这个时间节点特别注意,向左右和对门三户邻居着重了解黄景君那天傍晚的行踪,最后把各人所述情况综合起来-----
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黄景君离家外出,手持一个草编提兜,路上跟邻居打招呼,说是去菜场看看,那副样子跟平时并无区别,看上去心绪轻松。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至少那三户邻居没看见他回来过。倒是稍后有个男子找上门来,打听黄先生是否住在这里,邻居告诉他黄先生去菜场买菜了。那人等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此后再没出现过。侦查员分析,根据茅国靖之类“独脚蟹”的特点,他过来寻访北湖不会带助手,否则他向林老板打听到黄景君的住址后不会自己出面寻上门去。如果他要对黄景君下手,在有部属可以指使的情况下,就不会亲自出马,多半会复制对付施政的手段。毕竟杀人不是儿戏,尤其是对付黄景君这样一个角色—那可是曾经从防范严密的日本宪兵队手里逃脱过的人—风险不是一般的大。即便茅国靖去菜场寻找黄景君,怕是也没办法把黄骗到一个隐蔽地方下手。所以,可以比较乐观地作出判断:黄景君并没有被害,可能凭他那种天生的直觉觉察到有危险逼近,于是主动避开了。
那么,黄景君会躲藏在哪里呢?侦查员想到了其户籍所在地——常熟区陕西南路的居所12月7日,三侦查员前往陕西南路调查。他们赶到时,派出所长和户籍警已经在门前等候了。户籍警告诉焦允俊,户口底卡显示,该处房产是属于黄景君的,他是单身,填的是未婚。但这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上海解放前三个多月就把这处房子出租给了两户居民,只留下两间作为自用。黄景君自己则住到闸北区中兴路去了,那边的派出所曾来电询问过他的情况。
询问房客,两户房客都说是从经纪人那里租的房,没跟房东见过面,一切全由经纪人代办,付了一年房租。问经纪人姓甚名谁,其中介店铺在哪里,房客却说不知道。他们是在邮电局门口张贴的广告上得知这边有房子要出租的,觉得价钱比较合适,就按照广告上经纪人的地址写了信,经纪人收到信,就登门来让看房子了。至于经纪人的地址、姓名,他们早就忘记了。
尽管如此,侦查员还是进入这幢三开间两层楼的民居去看了看,不久又支开房客,施展手段开了房东那两间没出租的房间,家具、地板上灰尘颇厚,一看就知道主人确实已经多时没有回来过了。
东边碰了壁,只好把脑筋动到西边去了。所谓西边,就是位于这条马路西侧的区房管所。侦查员想调阅黄景君的房产档案,看看能不能获得些线索。可是,焦允俊三人是在与一位思虑极深的情报专家打交道,事后焦允俊不得不承认,自已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他们在房管所翻遍了解放前留下的旧房契副本,竟然没有发现黄景君名下那套房产的痕迹。看来,黄景君在获得这套房屋的产权时,就已经通过某种关系做了手脚,把原始档案销毁了。
离开房管所时,天色已晚。焦允俊又去找煤球店林老板,想弄清楚是何人嘱托他保存黄景君的住址的。挖出这条线索,也可以顺藤摸瓜往下查。可是,那个托付林老板的人早在上海解放前半个月就病逝了。此人姓宋,系青帮中人,林老板也是青帮人士,但比宋某要小一辈,宋算是他的师叔。宋生前与林老板亦已作古的青帮师父范先生关系密切,所以宋与林老板的情谊等同于师徒。按照帮会规矩,既然有这种关系,只要宋发了话,林老板是必须照办的,而且只要宋不说原因,林老板也不能打听。
焦允俊暗忖,虽说宋已经作古,但他家属应该还在,也许他们知道些情况。就向林老板问明了宋家的地址,连夜赶去。宋的家人确实还在共四位,老伴和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因为住得很近,侦查员一一都问到了,但她们都不清楚宋老头儿生前跟哪些朋友有深交,因为他从来不把朋友往家里带。
12月8日,三侦查员聚在一起继续研究案情。用焦允俊的说法,不管怎样总得找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否则没法儿向上面交代,也坏了华东特案组的名头。三人刚坐下,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是中兴路派出所打来的,反映了一个情况刚才民警下里弄例行了解社情,跟一个姓马的小老头儿聊天,对方无意间提起坊间正在议论的170号黄先生忽然失踪之事,马老头儿说他前天去南市走亲戚,昨天上午亲戚请他去老城隍庙旁边的“小得月茶楼”喝茶,曾在那里见到过黄景君—这人没有失踪嘛!焦允俊挂断电话,立刻下令:找马老头儿去了解情况!马老头儿提供的情况很简单,他和亲戚一起在茶馆底楼一副座头上喝茶,亲眼看见茶馆老板客气地把黄景君从二楼送下来,一直送出门。至于黄先生去茶馆干什么,茶馆老板为什么对其那么客气,他一概不知。侦查员问:“黄景君有没有看见你?”马某说:“应该没有看见,因为我们那副座头在角落里。”
接下来,就是驱车南市了,还是先去派出所。派出所派人去了老城隍庙“小得月茶楼”悄悄把老板岳从泰请过来,一问黄景君,他摇头说不认识。焦允俊马上意识到问题提得不对,又问昨天上午岳老板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岳老板恍然,原来您三位问的是冯先生!侦查员担心马老头儿认错了人,就请岳老板说说那位冯先生的年龄、体态、相貌,听对方道来,跟黄景君高度相似,于是认定那是黄景君在岳老板面前使用的另一个身份。像黄景君这种角色,改名换姓是常态,焦允俊粗算算,自己使用过的化名至少也有二三十个。
那么,冯先生拜访岳老板所为何事呢?岳老板说,他是来向我借钱的,说最近手头有点儿紧。先前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位茶楼老板岳从泰有个绰号叫“铁公鸡”,以一毛不拔著称,黄景君怎么会开口向他告贷?原来,岳从泰跟化名冯讷的黄景君相识颇久,至少有二十个年头了。起初他们并无深交,无非是茶楼老板和经常光顾的茶客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自称住在附近的黄景君每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侦查员估计是去收集情报。时间稍长,就跟岳老板熟悉了。岳老板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寻思不过一个经常光顾茶馆的生意人罢了,只是出于职业习惯,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这样过了一年多,“小得月茶楼”遇到了麻烦。有两伙流氓到茶楼来“吃讲茶”(谈判),没有谈拢,当场械斗,一方失利败逃。这种情况在当时常见,茶馆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斗赢的方还得负责支付茶资、赔偿茶馆损失,这是江湖规矩。可是,这次胜的那一方不但不赔偿损失,还说茶馆跟败的那一方串通,在胜出方老大所喝的茶水里放了毒药,致使老大突患重病,急送医院救治,能不能保住性命还难说。因此,要向岳老板讨一个说法。对于“小得月茶楼”来说,这是一桩大事,就算老大不死,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当时叫“压惊银”)合并算下来,茶馆就得关门打烊了,岳老板只好到处找人求情说和。
没想到,第三天傍晚传来消息,老大死在医院里了。岳老板一夜未眠,还没回过神来,次日上午胜方已经来了一伙流氓,人人穿黑衫,个个戴白孝,怀揣着短刀、铁尺、九节鞭,有人还提着火油箱,显然是准备一旦谈不拢那就砸店放火,来一个彻底解决。对方为首那位说,这个茶馆,以及岳老板在方浜路的住宅,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的了,已经请人估过价了,两处相加也抵不了咱们老大的命,算是便宜你了。现在请岳老板办理交割手续,否则,我们只好下手了。
岳老板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当场吓傻。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正在靠近门口那副座头上喝茶的冯讷已经悄然开溜。因为他的及时开溜,让岳老板逃过一劫。警察和青帮几乎是同时赶到茶馆的,那伙流氓在江湖上只能属于小爬虫级别,哪里再敢继续造次?一个个灰溜溜地跟着警察走了。事后,岳老板听说是冯先生出手相帮,自是感激不尽。他虽然吝啬成性,但江湖规矩却是懂的,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表示。几天后黄景君去茶馆喝茶时,岳老板当众向其表示感谢,奉上一盒银洋。可是,黄景君却婉拒了。
那天之后,黄景君再也没有去过“小得月茶楼”。直到前天上午,阔别多年的冯先生突然出现在岳老板面前。岳老板大喜,连忙将其请入二楼账房间,摒退账房先生,吩咐跑堂沏茶奉烟。冯先生说因手头紧有急用,想告贷一笔钞票。岳老板虽然抠门,但知道江湖规矩是不能坏的,二话不说,立刻问对方要多少。对方伸出两根指头,岳老板说巧得很,茶馆账上正好有几笔刚收的账款,大约二三百万。于是唤进账房先生,开出了一张见票即兑的支票,一共二百六十万元。冯先生也不言谢,取过桌上的纸笔,写了一纸借条,约定三个月后归还,计三分息。岳老板寻思原本就是我欠着你这份大人情,还有什么还不还的,当下就把借条撕了。
听了岳老板的介绍,三位侦查员把情况作了如下梳理-----
从黄景君住处发现的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这一点看来,诚如邻居所说的,黄景君离开住处时确实是打算去菜场买菜的。可他这一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稍后却出现在“小得月茶楼”,向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的岳老板借钱。这说明他的出走是临时起意,而且导致他出走的原因既危险又紧迫,以至于他连回家取出钱钞、存折等都不敢。什么情况会使黄景君作出这等反应?看来只有敌特方面的因素了。
当然,也许还有公安。黄景君担任过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新政权要审查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黄景君也曾为中共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他也应该明白,新政权不至于为难他,否则,早在解放前他就可以躲到海外去。像他这样的人才,去了海外还怕找不到事做?可是,他选择了留下。这说明他并不担心新政权跟他过不去。
那么,黄景君怎么知道敌特分子茅国靖去煤球店向林老板打听他的情况呢?难道他在煤球店里安排了内线?这一点,焦允俊后来也问过黄景君。黄说他不可能在煤球店物色内线,之所以知晓有人打听其下落纯属偶然。
煤球店的账房先生是林老板的堂弟,早晨喜欢去附近茶馆喝茶下棋。而黄景君也有这个爱好,两人就在茶馆相识,经常碰面。有时他还接受林先生的邀请去家里做客-----自然也是以下棋为主要内容。去的次数多了,林家的孩子跟他也熟了。那天下午他去菜场买菜,正好遇见林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林容湄。小姑娘每天放学后要去菜场买菜,去之前会去煤球店向老爸要钞票。这天她去煤球店时,正好遇上茅国靖向林老板打听黄景君的地址,把双方的对话听了个清楚。此刻在菜场见面,就随口告诉黄先生了。景君不露声色,随口问了问来人的年龄、外貌口音及与林老板的对话内容,马上断定并非公安人员,那就是敌特了。没别的办法,只有立刻消失。
三位侦查员此时当然还不清楚这个原因,但他们深信,黄景君肯定是察觉到危险,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如此,他向岳老板告贷也就顺理成章符合逻辑了。
继续往下分析,黄景君出走后去了哪里呢?估计会找一个他认可的安全之地暂栖。从他接着就向岳老板告贷这一点看来,他的暂时栖身之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待他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咋样,甚至比较拮据,所以,他必须弄一些钞票予以贴补。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他借钱的目的是为了离开上海,甚至前往海外。后一种可能是侦查员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此刻着急也是干着急,只有暗暗祈祷黄先生别打这个主意。
侦查员还分析了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后的心态:这是一个国内罕见的以研判情报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专家,解放前(或者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是只认钱不认政治,尽管他有基本的爱国理念,比如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但并没有迈出走向正义比如投奔中共的关键一步,反而担任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抗战胜利后,黄景君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促使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估计其中之一是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失望,他开始倾向于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1948年下半年让曹诺蓝前往济南送情报一事,就是其认识变化的一个反映。
焦允俊长期在华东诸省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根据他对当时地下工作的了解,基本可以断定黄景君这一行动是出于自发。1948年下半年时,我方的地下情报输送渠道已经很畅通,如果黄景君的情报是华野情报人员事先“订购”的,那华野情报部门肯定会专为其设立转送情报的通道,而不必动用曹诺蓝这样的非专业人员—这也太冒险了。综合上述分析,焦允俊判断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隐居下来,表明他应该是拥护新政权的。既然如此,那就先考虑前种可能—如果黄景君没有离沪,他会躲藏在哪里,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看来是可靠的。讨论下来,侦查员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黄景君与对方的关系必须非常铁,铁到什么程度?估计像岳老板那样的恐怕还不行,借钱可以,藏身那就要犹豫了。而像黄景君那样的性格,事先估计会犹豫的朋友,他肯定不会考虑,否则求助不成,反倒会留下痕迹。
其二,光有这份铁关系还不行,还得有供黄景君藏匿的条件,这里主要指的是住房条件,最好是深宅大院,平时鲜有亲友登门。黄景君在里面住下后,既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又不会被外人察觉。符合这种条件的处所首选寺庙道观,其次是大户人家,再有就是酱园槽坊和大店工场之类。除了藏身条件,还有经济条件,黄景君优裕日子过惯了,寻常收入的朋友怕是养不起他。
继续往下分析,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会是什么人呢?谭弦提出,也许是黄景君以往情报生涯中的利益相关者。孙慎言摇头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现在已是中共执政,以前黄景君搞情报时的利益相关者应该都属于敏感对象,多半在上海解放伊始就到公安局登记了,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在派出所眼皮底下。这种情况黄景君不会不知晓。即便有公安局不掌握的利益相关者,但这种人本身恐怕也是特工,或者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联系。如此,黄景君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找这类人帮忙,相当于跟敌特方面打招呼,告诉人家自己在什么地方。以黄景君的谨慎,不会做这么冒失的事。
那孙慎言的意见是什么呢?他觉得,还要从这个“铁”字上下功夫。所谓的“铁”分许多种。最铁的关系无非就是生死之交,可有些生死之交,不一定非要有很深的交情或者很密切的交往,就好比钟子期和俞伯牙,二人萍水相逢,却相互欣赏,成为知音。黄景君看人准,比如曹诺蓝,尽管并无深交,他却毫无芥蒂地去找曹诺蓝请求帮助,而曹也能毫不犹豫地帮他藏身。不过,鉴于他与曹的关系已经暴露,他肯定不会再去找曹帮忙了。那么,他会不会还有类似曹诺蓝这样的朋友呢?比如红颜知己之类?焦允俊赞同孙慎言的意见,接着又分析说, 尽管寺庙道观、大户人家、酱园槽坊等处所是比较理想的藏身之地,但具体落实颇有难度。刚才我们估测过黄景君玩失踪的动机,应该不是为提防我们,而是为了提防敌特。敌特对他过去活动的情况和关系比我们掌握得多,上述地点敌特显然也会考虑到,甚至还有具体目标,已经反复了解过。另外,现在的情势跟过去不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工商局和劳动局正在对私企雇工情况进行登记,不论大厂还是小作坊,增加劳动力没有问题,但招收是有条件的,比如户籍,还必须向劳动管理部门备案。你们>说,像黄景君这样的人,会冒这种险吗?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往红颜知己方面考虑。黄景君以前做情报研判,收入肯定不菲,但并没听说他在投资方面有什么动作。那么,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呢?说不定就花在红颜知己身上了。
十五、完成使命
2月10日,焦允俊三人接受寻访使命的第二十天,一早,三人就去了“小得月茶楼”。这是他们进行新一轮调查的第一站,理由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茶馆是黄景君情报生涯的早期活动场所,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掘到第一桶金的。这种出道伊始时的活动,由于经验不足,意识不强,难免会留下痕迹。
侦查员想打听的是,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天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的黄景君跟哪些茶客经常接触,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些什么。相信这种挖掘工作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应该可以查摸到蛛丝马迹。
“小得月茶楼”岳老板的记忆力不错,对于时隔将近二十年的老茶客的姓名还记得比较清楚。更使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竟然当场从正在茶楼喝茶的那些顾客中请来了三个老者,说他们当年就经常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侦查员请这三位把当年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的其他茶客大体上排了排,目前联系得到的尚有另外三人。事不宜迟,立刻与派出所联系,让他们派人把那三位也请过来。
岳老板临时腾出一间空房,湖上好茶,又让堂去附近茶食店买来几样茶食点心,说是请六老喝茶聊天。这一聊,还直的聊出了内容一黄景君当年喜欢狎妓,喝茶时曾聊起过与三个关系密切的妓女的交往。
“狎”的含义,通常作“亲近而态度不庄重”解释。所谓狎妓,与一般意义上的嫖娟稍有区别。古人狎妓多是在青楼或者妓院。场所不同,程序和花费也不同。两种场合相比,青楼更繁琐一些,对来者的学识、见闻、财力、背景都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古代那些著名文人大多喜欢在青楼出没,相比之下,妓院的档次就比较低了,他们是不屑于光顾的。古代一些著名才女也多出身青楼,从事该职业的女性多擅长歌舞,也称歌伎、舞伎,其中有不少奉行卖艺不卖身的原则,与一般的妓女不同。六个老茶客回忆,曾被黄景君津津乐道的三个妓女,艺名分别是花胜月、莫无愁和枫叶红,真名不详,当时在哪家妓院或者娱乐场所也不清楚。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讨论下来,决定把上海滩从事该行业的资深对象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
12月13日,三位侦查员在上海市民政局与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上四名对象见面多小时的座谈后,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就全部有了着落。
稍后,侦查员即开始对十这三个女子进行外围背景调查。虽然只知道艺名,但参与座谈会的那些人提供的住址比较清楚,侦查员只是往三个对象住地的管段派出所分别打了电话,那边就奉命作为紧急情况立刻调查,很快就有了回音-----
花胜月,本名范贤娟,三十七岁,浙江鄞县人氏。幼年随父母赴沪,童年少年时家境不错,入学读书,课余时间还学音乐、绘画和外语,国文特别是古诗词是其强项。十一岁就在报纸发表诗词、散文、国画。原本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不料十七岁初中毕业那年家中突遭不测,其父母由沪赴鄞县老家探视患病的长辈途中遭遇强盗,命财两空。自此家境败落,范贤娟被迫终止学业。又因两个兄长懦弱,妻子蛮横,联手作恶, 将其赶出家门。
范贤娟为谋生计,曾做过女佣、家教、看护,十九岁那年使用艺名花胜月进了福州路馆百花园”,与老板答约时写明做清馆人(指卖艺不卖身:既卖艺也卖身的,称为“红倌人”),而且经人介绍,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督察约翰逊先生的夫人作为监督人,所以从业以来一直太平无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范贤娟决定辞业,至今独身,居住于约翰逊夫妇(她已拜这对夫妇为干父母)回国前留赠她的位于新闸路的房屋。据派出所了解,自1941年底离开“百花园”后,花胜月笃信佛教,把住宅出租一半收取租金。她本人很少出门,与邻居从不往来。
莫无愁,本名许慕霜,三十八岁,祖籍江苏徐州,生于上海浦东洋泾镇。其父系前清秀才,科举落第,遂以教私整为生,兼做中医。莫无愁自幼随父习文,善吟诗词牌曲,久之自己也能创作,渐为居住于沪上南市的其父老友凌祖鑫赏识,收为义女,供其在南市上学。凌系前清举人,南市名绅,家境不错。莫无愁小学毕业后,入法租界教会中学,除学习正常课程外,还修习外语、西洋绘画,业余时间还去跑马会学习骑马、到百乐门跳舞。初中毕业时,已俨然一副上流社会子女的做派。
之后,她又上了寄宿制的教会高中。不料莫无愁因少了凌举人的督教,竟然结交了一班富家少爷纨绔子弟,逃学逃夜,最后被学校开除。年迈的凌举人又气又恼,因无颜面对老友,竟然一病不起,没多久就一命鸣呼。许秀才一怒之下,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将女儿逐出家门,不相往来,生死无关。到这一步,莫无愁干脆破罐子破摔,经一富家少爷介绍,投奔教堂街(今河南中路)“凝香坊”,做了一名既卖艺又卖身的红倌人。抗战中期,“凝香坊”发生火灾,面临破产危机,莫无愁用其积蓄资助老板重建,遂成妓院的股东。目前,她仍在协助老板主持营业。不过,她本人在抗战胜利后已经不再接客,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资本家做填房。
枫叶红,本名白歆芝,三十九岁,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上海。她是抗战前上海滩知名的清倌人,1930年曾被报纸评为“沪上十大名伎”,排名第六,系公共租界“夜忆楼”妓院的头牌。枫叶红的职业选择原因在青楼行业中是比较罕见的,竟然是祖传,到她已经是第三代了。她的外婆、母亲均从事这一行,而且都是美貌又富才艺的清倌人。枫叶红打自三岁起,就开始接受与清倌人从业相关的教育,诸如书法绘画、唐诗宋词元曲、英语(特别是口语)、唱歌乐器跳舞,以及做一名出色的清倌人所需的种种礼仪举止。十六岁那年秋天,白歆芝就以枫叶红的艺名在“夜忆楼”正式从业。
《汉书.孝成许皇后传》有言:“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这是成语红颜薄命的出处,指女子容貌美丽但遭遇不幸。枫叶红以及其外婆、母亲都没有想到,这种命运竟然在她们身上应验了。枫叶红1925年挂牌后,连红了九年,到1934年时忽然没了影踪,“夜忆楼”悄悄摘下了她的艺名彩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枫叶红患了肺结核,而在这之前三年,那个老牌清倌人、她的老外婆就已因肺结核不治而殁。不久,其母白锦心也患了同样的疾病。过了两年多,枫叶红也没能幸免。
旧时肺结核是除癌症以外的第一凶险之病,因无对付结核杆菌的特效药,生了此病只有死路一条,很少有人逃得过。当时的中西医师对其母女之病均束手无策,不过也有医嘱,只有两个字—静养,其实就是等死。如此,枫叶红寻思自己这片树叶看来红到头了,准备落下吧。继续从业当然不可能了,就卖掉了在市区的住宅,母女俩悄然迁往沪郊北新泾镇(当时北新泾、七宝地区属上海特别市蒲松区,区治所设在北新泾镇。1947年蒲松区改为新泾区,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新泾区接管委员会接管)。
说来也是不可思议,医学奇迹竟然在这对母女身上出现,两人到北新泾定居之后,静心休养,竟然都活到解放后,而且活得还比较健康。新泾公安分局负责调查的民警向特案组汇报说,白歆芝与其母白锦心为谋生计,已把原先在镇上买下的房子出售,在镇外觅得一方地皮盖了三间草房,在房前屋后种植鲜花蔬菜、搭建棚子培育蘑菇出售,也替人做些女红活儿,过着一份清贫日子。
侦查员分析了上述三个对象的情况,认为青楼女子在与男性交往方面肯定与寻常女性有区别,不能以寻常的思维去推测她们的行事风格,对这三女在跟黄景君的关系上也难能作出公式化的判断,之前总结出的红颜知己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也不能生搬硬套,所以干脆直接登门调查吧。
焦允俊说,这位黄先生道行很深,我甚至有一种咱们三个也不如他一个的感觉。怎么说呢他还真是天生搞情报的料,那份直觉我非常佩服!所以,在调查时绝对不能对他有丝毫惊动。目前这种状况,他很难辨识查访他的人是哪一方的,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只要发现触角——不管是打着哪一方旗号的触角,都概玩消失。而且,这次一旦消失,天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露面。因此,可以说眼下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千万不可错失!咱们得设连环扣,环环相扣,在他注意到我们之前就找到他。焦允俊的连环扣设想是这样的:另外抽调侦查员,分成三个小组,特案组三侦查员各负责个,约定时间,同时调查这三个对象。如果运气好,正好在某个对象处撞到黄景君,那就直接将其请走。如果没有这份好运气,那就向调查对象了解她与黄景君的关系和以前的交往情况,了解后随即告辞。但是,离开现场的仅仅是登门的那两三个人,另外还要有人秘密监视。如果调查对象接纳了上门暂时避风头的黄景君,并且将其藏匿于其他地方,她肯定会在事后设法通知黄景君。没有露面的那一拨侦查员就悄然跟踪,如果真能走到这一步,特案组这桩不寻常的使命应该就接近尾声了。
很快,华东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调集了二十名侦查员紧急向特案组报到,其中三名是女同志。这二十人分为三拨,焦允俊、孙慎言、谭弦各带领一拨,每拨都有一名女警员。
当天午夜前,三拨侦查员分别抵达三个调查对象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的住地。午夜十二点，各指派三名侦查员叩响了三个调查对象的家门。特案组三侦查员的分工是随机安排的,因为谁也无法估测究竟哪一路胜算大些,焦允俊带领的一路负责调查花胜月,谭弦那一路调查莫无愁,孙慎言一路调查枫叶红。结果,花胜月和莫无愁都说黄先生已经消失多年,别说见面,连他的生死都不清楚。这两路调查结束随即告辞,另安排侦查员在周边蹲守,没多久,就接到孙慎言派人骑摩托车赶来告知的消息:使命已经完成!
如果当时有条件把三个对象的情况输入电脑进行评估,孙慎言那一路应该打分最低。因为枫叶红的住所实在简陋,就三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十多平方米的草房,一为卧室,一为客堂,一为厨房,母女两人生活在内都显得逼仄,再加上一个外来男子,那就无处安身了。所以,光凭这点,评估时就要扣分,而且扣得较多。负责这路的侦查员孙慎言在接受使命时也是这么想的,寻思自己这一路估计没戏,只不过走过场罢了。可没想到的是,最精彩的戏竟然让他赶上了。
午夜时分,孙慎言和两名外援叩门,屋里应声很快,开门也很迅速。孙慎言更加坚信没戏了。三人入内后,孙慎言在正中那间客堂跟这对清倌人母女谈话,两个外援则查看卧室和厨房。这么狭小的地方一眼就能看清是否藏匿着第三人了。使孙慎言感到意外的是,枫叶红矢口否认她认识黄景君,问一句摇一下头,几句问过之后,甚至连手也一起摇着以加强动作感。就是此举让孙慎言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因为他从中读出了对方的一种急迫感,似是急于澄清自己与黄景君没有关系。
结束调查告辞离开后,孙慎言立刻在附近与另外五名外援侦查员会合,指示他们做好跟踪准备。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分钟,那对母女居住的草屋就“咯吱”一响,屋里并不点灯,黑暗中闪出一条人影,沿着田埂往西走去。三名侦查员立刻跟随其后,稍等片刻,孙慎言招呼其余外援和他一起尾随。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吴淞江畔的高地上,远远望去,那里耸立着一幢建筑物。
上海战役打响前,孙慎言曾奉命核对内线提供的军事地图,北新泾这边正是分给他的核对范围。搞情报的记忆力出众,他一看那孤立的建筑物,马上想起这是一座小小寺庙,名唤“河神庙”。当时他曾以烧香为名进去踏勘过,里面只有两个和尚。这样的小庙,属于当地村民集资自建的“野庙”,官方是不予登记的。看来黄景君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敢放心大胆地藏匿于此,即便有人想到去寺庙找他,也只会通过官方资料了解上海市的寺庙分布情况,这样找当然是找不到他的
。黄景君果然是通过枫叶红母女的安排藏匿于此的。枫叶红半夜敲门报信,他顿时一个激灵。听枫叶红说来人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他心下稍安,暗忖看来此番是新政权在寻找他,不是敌特分子。正在考虑应该怎样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时,庙门又被叩响。于是,黄景君明白枫叶红被跟踪了。
往下的动作,表明黄景君不愧为资深情报专家,他知道不管来人是为寻访他还是逮捕他,肯定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所以根本没动诸如攀爬围墙脱身之类的脑筋,竟然就自己上前打开了庙门。
特案组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桩使命。当天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侦查员陪护黄景君去医院进行过体检,中午又陪这位情报专家吃了餐饭,然后,把黄景君移交给华东社会部专门成立的一个承担安全保卫、生活照顾的五人小组。
当晚,黄景君由五人小组陪同着,在北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