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有一篇名为《道士塔》的文章，被收录入全国高中《语文》课本中。当时那篇文章给以天洪和Emma为代表的不明所以的高中生们很大的震动，每每想到几万卷经文、书籍被一个道士送给西方探险家们就悲从中来，扼腕叹息。

长大以后有机会去了好几次敦煌，每次去敦煌必然要看莫高窟，而每次参观后，都会被精美的壁画、雕塑所折服。

就在7月6日通往莫高窟的道路被大水冲毁前一天，天洪恰巧又去了一次，这一次参观的时间更长，看到的洞窟数量也比较多，对莫高窟的认识又加深了一些。

本期《小艾玛的游乐园》，天洪和Emma就来跟大家聊聊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敦煌莫高窟。

王圆箓：《语文》课本欠他一个道歉

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对王道士的鄙视几乎到了极点：“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在余秋雨笔下，看守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箓是一个贱卖中国国家宝藏中饱私囊的无耻之徒。

然而事实却令人唏嘘。1900年的莫高窟已是一座废弃的寺院，位于一层的佛窟群洞口早就被风沙覆盖。王道士来到这里，发现如此巨大规模的石窟，便选择留在这里，清理洞窟。

1900年，王圆箓在清理一间洞窟时，发现洞壁是空的，将壁画打开，发现里面藏着几万卷书籍，其中90%是经文，还有绘画、诗经、房契等等。王圆箓发现后如获至宝。他徒步行走20多公里，前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知县的文学素养连王道士都不如，只把经文视作废纸。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也只是去莫高窟考察了一番，拣走了几卷经文。

王圆箓意识到知县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酒泉去找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他晓行夜宿，冒着生命危险，行程400多公里，才到达目的地。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没有他写得好。

1904年，省府下令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等于还是让王圆箓看管，毫无意义。他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被八国联军蹂躏，王圆箓的信件如泥牛入海。

王圆箓是一名湖北麻城的道士，五十多岁了，为了保护莫高窟的经文，不远千里，来到敦煌。一个道士，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佛教文物保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907年，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此时距离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过去了七年之久。这七年王道士尝试了各种办法保护文物，却都石沉大海。斯坦因起初想买走这些经卷，但王道士懂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后来因为听斯坦因说自己是唐僧的粉丝，这才放松了戒备，让他拿走了经文。

王道士很清楚，自己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七年来上报政府石沉大海、自己又缺钱修复莫高窟，遇上了这样一个懂行的洋和尚，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被感动，便让斯坦因挑选了其中的两万余件带走。

随后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精通汉语的老伯来到敦煌，很快和王道士打成一片。王道士只给伯希和三周时间让他在几万卷中挑选想带走的书籍。伯希和就掌一盏烛灯，生生在藏经洞里看了3个礼拜。由于他是汉学家，因此他挑走的文卷大多十分珍贵，几乎都是孤本。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这样描写王圆箓：“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讽刺的是，后人总对王道士不依不饶，却不想想斯坦因、伯希和的探险队完全可以无视王道士，直接将经卷掠走，就算把王道士曝尸荒野也不会有人在意。伯希和在离开中国前还拿出其中的经卷展示给中国学界，未见有人提出异议。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带着数万件文物出关，清政府的海关也同样未加阻挠。

后来，俄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过难以计数的经卷和壁画。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人，因此收集的文物数量最多；由于伯希和是汉学家，因此文物最为珍贵；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搜获的经卷内容最为深涩；而藏于中国的文物则最乱最杂。

更为讽刺的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莫高窟终于被清政府重视起来，于是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莫高窟全部经卷回京。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各级官员自己又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而远在法国、英国、日本的莫高窟真迹，却在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内得到了最大程度地保存，这也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敦煌学得以生存、发展。

王圆箓，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发现了对的东西。

张大千：算不算疯狂破坏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个叫乐樽的僧人来到莫高窟，发现这座山头光芒万丈，似有佛光，于是凿洞在此地打坐修行。当时佛教刚刚从印度传入中国，因为印度炎热多雨所以僧人们都会选择在洞内躲避暑热和毒虫野兽，所以中国的僧人们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凿洞而居。这是敦煌莫高窟开凿的第一个洞窟，从此拉开了莫高窟千年沉浮的序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僧人前来修行、再加上唐代尊奉佛教，当地富豪为了积德，也会花钱组织工匠建造新窟、装饰旧窟，并且把自己家族的女人以供养人的身份画到壁画上。从唐代到宋、元时期，莫高窟经历朝代更迭，历朝历代总会有善男信女组织重修莫高窟。

然而，莫高窟洞窟数量有限，工匠们为了绘上新壁画，只能在原有壁画的基础上再覆盖上一层新画。就这样，一个洞窟的墙壁上可能有两三层壁画，露在外面的，只是朝代最晚、文化价值相对最低的壁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洞窟内总能看到一些“农家乐审美”的雕像。那些看上去比例失调、表情僵硬的塑像大多是清朝重新修缮的结果。

1940年，张大千来到莫高窟描摹壁画，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揭开了外层年代较新的壁画，欣赏内层壁画。结果最内层盛唐时期的壁画，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摩擦力已被划坏，而晚唐和西夏时期的壁画尽管十分具有艺术价值，却被张大千剥开损毁了。从1940年到1942年，三年的时间内张大千两次前往莫高窟，剥损的壁画将近30余处。

今天，不少自媒体小编们总会编出《震惊！张大千为了私欲竟疯狂损毁莫高窟》之类的网文。但当时的张大千，也拥有像王圆箓一样的时代局限性。他一心想要探索、临摹盛唐时期最珍贵的画作，却忽视了晚唐、西夏甚至宋元时期的壁画也拥有着同样重要的文化价值。

元代过后，明政府修建了嘉峪关开始闭关锁国，嘉峪关外的敦煌成了国外，人迹罕至。莫高窟也由此正式进入休眠期，直至王道士发现藏经洞。

张大千看到藏经洞中的仕女像，感慨于古人的艺术造诣，题字：“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乃士大夫笔，后马和之得一二，亦遂名家。辛已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是题记。”类似这样的笔记，张大千在不少洞窟里都有题写。

剥开壁画或许存在各种争议，但是在壁画上乱写乱画就肯定是不对的了。但是莫高窟的向导告诉我，即便如此，考虑到1940年代的兵荒马乱，张大千对于莫高窟的贡献依然远远大于破坏。

今日莫高窟

斯坦因发现藏经洞事件过去28年，一位名叫常书鸿的年轻人在法国巴黎看到了一本伯希和编纂的名为《敦煌画册》的书籍。看过此书后，他非常兴奋，于是只身返回国内，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常书鸿也成为了第一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从此以后，一批批像常书鸿一样的年轻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前赴后继地前往大西北腹地的敦煌，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留在了莫高窟。

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捐款1000多万元，用于为莫高窟安装保护设施。今天我们参观莫高窟，看到每个洞窟门口的铝合金门和洞内用于保护壁画的玻璃墙，均来自邵逸夫先生的捐赠，至今已使用了将近60年。

Tips

参观莫高窟需要提前在官网购买门票，

网址：https://www.mgk.org.cn/ 莫高窟会根据当天各个洞窟的情况来决定哪几个洞窟对外开放，通过网络购票的游客购买A类门票238元，可以参观8个洞窟，观看穹顶电影以及一些研究所的免费参观，同时包含了摆渡车的费用。B类门票票价100元，只能参观四处洞窟，洞窟处有定点讲解。

文/ 天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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