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前，公元1047年，大宋庆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赵宋官家赵祯正在汴京举行冬至节，同样在这一天，驻守于贝州（今河北邢台清河县）的宣毅军却发生了兵变，为首者是一名叫王则的下级军官。
贝州王则之乱，在主流史学叙事中被称为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而在中国讲史传统中则成为《三遂平妖传》中的妖人作乱。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王则其人有这样的记述：
（王）则本涿州人 ，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字隐起，争信事之。
兵士作乱，在唐末五代本是司空见惯之事，皇甫晖、张破败不过只是军中戍卒，却能一呼百应，毁掉沙陀李氏江山。王则起事，与当年魏州兵乱又有几分相似，虽然赵宋立国已近百年。
然而，从《长编》中“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之语中，不难看出王则之乱所利用的精神动员资源是佛教异端教派之一的弥勒教。贝州地域，弥勒信仰很早在民间就比较盛行，早在盛唐开元年间，贝州人王怀古宣称“释迎牟尼末，更有新佛出”。
王凯版宋仁宗
在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南北朝时代，大量弥勒上生、下生经典在中土被翻译、传播，弥勒净土信仰为社会各阶层信奉。在佛教神学系统中，弥勒佛是释迦摩尼佛之后出世的未来佛，未来的期待成为慰藉苦难民众心灵的至尊之神，对彼岸的期待往往又会成为动乱的潜因。
北魏时期的冀州沙门法庆起事，即是以弥勒信仰为号召。僧人法庆以渤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号召“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法庆等人还配制了一种所谓的种“狂药”，令人吞服，以至服药者“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与反对杀生的常理佛教认知不同，法庆是大肆杀戮并宣扬杀戮，不仅屠杀官吏，还一路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宣扬“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法庆之乱，最终是被北魏朝廷平定了，但是弥勒信仰却一直是后世诸王朝社会动乱的危险因素。
从法庆之乱开始，直至唐朝灭亡，以弥勒教为精神资源的造反活动几乎不绝于书。庆历七年的贝州王则之乱，与历史上的法庆之乱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兵变的背景也令人不免想起晚唐五代的藩镇军乱，二者融合的危险其实远超以往。
王则起事，有着很强的建政诉求，“（王）则僭号东平郡王 ，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很可惜，他所处的已不是五代乱世，而是承平日久的赵宋王朝，仅六十四天，王则即被镇压，惨遭肢解。
乱事虽已平定，但是民间异端信仰却并未祛除。正如事后大臣张方平上疏所言：
京畿、 京东西、 河北民间，传习妖教寝盛，比曾上言乞加防禁。盖愚俗传习，初无恶意，渐为诱惑， 因入于邪。······近贝州妖贼传云凭恃妖术，······。伏望圣慈，深察此理，特降明诏，应今日以前传习妖教，人并与除罪，内情涉不顺，徒党已成者，即令勘奏，今日已后，仍敢传习者，并依新勅施行。
奏疏中的“妖教”即是在民间社会绵延数百年的异端宗教信仰，弥勒信仰是其中之一。弥勒信仰仅仅是佛教异端教派的非组织化阶段，教义也混乱芜杂。时至南宋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创立了白莲教，净土宗色彩的佛教异端才有了系统化的理论。
弥勒佛
虽然白莲教也有“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邪，四不妄语，五不饮酒”的戒律，但是在正统佛教眼中，它仍然是“号白莲，妄托于祖；称导师，僭同于佛；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的异端。与南北朝至于隋唐五代的弥勒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的是阿弥陀佛。
南宋时期，白莲教仅在江南地区发展，还未形成较大的社会势力。元朝一统之后，在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下，白莲教“盛益加焉”，“历都过邑元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
在正统意识形态看来，白莲教终归是邪教。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将其称之为“释氏之邪也”，即佛教之异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廷颁布的《通制条格》中将白莲教的相关文献定性为禁书，称之为“左道乱正之术”。
然而，元廷并未对白莲教实行严格的禁绝政策。直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元朝廷才正式下诏“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白莲教弛禁变迁，背后则是元朝政府宗教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历程。
白莲教标志
转入地下的白莲教，很快就成为反体制的精神武器。有元一代，不乏有以白莲教为名目而起事造反者。席卷天下，最终导致元朝社稷倾覆的红巾军起义，一直被认为与白莲教有密切关系。据明初所纂之《元史》记载：
初，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
如果按照这个记载理解，韩山童家族世代皆是白莲教头目，即所谓的“白莲道人”。但是，文中所述韩山童倡言的“弥勒佛下生”又并非是正宗的白莲教教义，而是与三百余年前贝州王则起事时所宣扬的“弥勒佛当持世”颇为类似。
据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
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皆沦贼境。
如果从神学体系来看，韩山童及其家族更像是弥勒信仰异端教派的首领，而非南方流行的白莲教中人。韩山童家族原籍赵州栾城， 与史上的法庆作乱的冀州、王则兵变的贝州，路程皆不过200里左右，弥勒信仰历数百年而不熄，此间却无白莲教的宗教场所白莲忏堂。
故而，韩山童起事所依凭之神学资源依然是法庆、王则当年的弥勒信仰。
红巾起义
南派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同样也是弥勒宗教的信奉者，元末笔记史料记载其“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会偈拜礼。愚民信之，其徒遂众”。当弥勒教派系统的红巾军起事成了气候之后，才有了南方带有白莲教色彩的徐寿辉天完红巾军的起义。
非常有趣的是，白莲教徒甚多的天完红巾军，在进行起事动员的时候并没有宣扬白莲教所宗奉的阿弥陀佛，反而也是大讲弥勒佛下生。据明代编纂的《湖广总志》记载：
一日，寿辉浴盐塘水中，身上毫光起，观者惊诧。而邹普胜复倡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 以寿辉宜应之，乃与众共拥寿辉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
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弥勒信仰的影响远远比弥陀信仰大得多，弥勒下生的传说从南北朝至于元末，已近千年，弥陀佛住持西方，从未有下生之神迹。元末弥勒宗教的一个特点是“烧香结会”，淮水流域的红巾军“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
韩山童等人宣扬的弥勒崇拜，其中又有所谓的“明王出世”，其实也是弥勒信仰的一部分，“明王”是佛教词汇，是诸佛的忿化身，弥勒佛的忿化身即是大轮明王。如果作简单的解释，“明王出世”即是“弥勒下生”的实现，是救赎现实苦难的达成。
韩山童后为元军所杀，刘福通以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龙凤宋政权。明太祖朱元璋曾隶于龙凤政权麾下，后世多以为朱元璋“明”之国号来源于“明王”之“明”。
吴晗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称“以“弥勒降生”与“明王出世”并举，明其即以弥勒当明王。山童唱明王出世之说，事败死，其子继称小明王，则山童生时之必以明王或大明王自称可决也。此为韩氏父子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或至少孱入明教成分之确证。”
吴晗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明教”是元末红巾军起事的主要宗教组织势力。在吴氏文章中，朱元璋“明”之国号，也来源于“明教”。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故事，教主张无忌与朱元璋之关系，似乎可以看出吴晗观点的影响。
所谓明教，即是波斯萨珊王朝时代产生的摩尼教，公元6-7世纪，由回鹘而传入中原。8世纪之后，江淮地区建立了不少的摩尼教寺院。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被视为佛教一类而被打击，转而成为地下宗教，渐而改称明教。
李连杰版明教教主张无忌
明教与弥勒信仰有颇多相似之处，“明王出世”即是其一。但是，宋元以来，明教主要还是盛行于南方，与韩山童家族所在之河北地区并不重合。故而，元末红巾军起事与弥勒教关系甚大，而与所谓“明教”并无多少关系。吴晗的解读可能有点过度放大明教影响，而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又是踵其舛误。
朱元璋出自于郭子兴系统的红巾军，这一支起义军与韩山童、刘福通系统的弥勒教派并无多少实质关系，而其奉龙凤政权为正朔，也不过是“宗宋”而已。
无论是白莲教，还是弥勒信仰，朱元璋很早的时候就予以摒弃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就对白莲教和弥勒信仰进行了挞伐：
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两年之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国号又怎么可能来自之前刚刚否定的弥勒信仰呢？“明朝”之”明“与弥勒教所说的”明王出世“没有关系，与所谓”明教“更无牵扯！
那么，“明朝”之“明”又是什么来由呢？很多人都知道，元朝之国号“大元”来自于《易传·彖传》中“大哉乾元”这句话，倘若将这句话后面的段落展现出来，或许就可以明白“大明”之由来了：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明两朝的国号是出于同一典籍，而且上下文相连，体现出紧密的继承性。朱元璋是何用意呢？元朝之国号是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意见，采《易经》而取，用意在于利用儒家传统经典建构一个外族政权的正统性。
胡军版朱元璋
朱元璋以“明”为国号，用意在于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宣告元之天命已终，大明乃是大元的继承者。即皇帝位时，朱元璋的即位诏书说的很清楚：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
绵延千年的弥勒信仰虽然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但与朱元璋的“明朝”并无关系，“明教”与元末天下大乱也没有明显的关联。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重复的不过是北宋王则等人的故事，朱元璋并非他们的徒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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