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一篇小文，说到从《九成宫醴泉铭》看名相魏征为官之不易，居然忝列“青云奖之列”。
《醴泉铭》，是唐初秘书监检校侍中巨鹿郡公魏征奉敕所撰——奉唐太宗李世民的命令而写，然后由官职小很多的欧阳询挥毫书就。
那篇小文里，曾揣度李世民敕令魏征写这篇铭文的动机，认为不外有三——
一是，唐太宗酷爱书法。欧阳询、虞世南等，在隋代已因书法而声名大噪，他或许想以己敕令写一篇文字，流传后世，这也不啻一件乐事。
二是，贞观六年开年不利。正月日食，李世民很郁闷，担忧天意不祥；接着，吐谷浑进犯兰州，虽被击退，但也闹心。下令书一碑铭，对己歌功颂德，或许可以冲一冲晦气。
三是，帝王之心不可测，或许李世民借此测试魏征的忠诚。之前，魏征刚刚因为长乐公主陪嫁多于永嘉公主而“顶撞”了李世民。据说他十分恼火，曾怒气冲冲地讲，一定找机会杀了这个总在朝堂上羞辱我的乡巴佬。
后来，再进一步琢磨，才觉得自己浅薄了。《醴泉铭》中，实际隐藏着唐太宗作为帝王的政治密码。
这篇碑文里，魏征把李世民吹得天花乱坠，赞他如何弱冠经营四方，而立抚临亿兆；始以武功一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功过尧禹，积劳成疾；然而，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坚辞群臣建离宫的请求，事贵因循，极简修复了隋代的仁寿宫，改名叫九成宫。这事如何可以作鉴于既往，垂训于后昆。云云。
尽管天马屁拍得山响，然而，这却绝不是重点。
重点是“醴泉”。
从醴泉之发现，到蕴含之祥兆；从给世人之明示，到象征之深意，这才是魏相此篇洋洋洒洒铭文的重点；更是太宗世民敕令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东汉王充的《论衡》说：醴泉是“谓泉从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泉水如米酒般甘甜。
欧阳询
但不是所有甘甜的泉水都可以叫 “醴泉”。
《礼﹒礼运》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帝王若能修礼以达义，这些就顺理成章化为现实。
《醴泉铭》的第一个“梗”，是九成宫醴泉的发现。
宫中“昔之池沼咸引谷涧，宫城之内本乏水源。求而无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九成宫内没有水源，找也找不到；虽然很在乎这件事，可也不是仅仅靠平凡的人力能解决的。
然而，皇上不甘心，“圣心怀之不忘”。于是，在当年的四月十六，亲临中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
隋代以来，众人遍寻水源无果，而圣上一蹴而就。这就不能不说是神奇之事了，不经意间，魏丞相已经宣示了唐太宗的“天子令德”、“惟皇抚运”——皇帝具备了圣人之德，顺应了上天之运。
魏征的第二个“梗”，是引经据典，以证明“醴泉”出现的“合理性”及“必然性”。
他“谨案”了种种“经典”——
《礼纬》云：王者刑杀当罪；赏锡当功；得礼之宜，则醴泉出于关庭。《鹖冠子》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醴泉出。《瑞应图》曰：王者纯合，饮食不贡献，则醴泉出，饮之令人寿。《东观汉记》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饮之者，痼疾皆愈。
《礼纬》为汉代纬书之一种，汉人伪托孔子所作。《鹖冠子》传为先秦古籍，著者不详，当为楚人，有十九篇传世。《瑞应图》亦为阴阳五行谶纬之书，南朝梁孙柔之撰，一卷。《东观汉记》是东汉史书，东汉刘珍等撰，143卷。
魏丞相搬出这些“经典”，无非要说，醴泉的出现，是太宗的功德圣明所致，所以天降祥瑞，嘉之奖之。
《醴泉铭》的第三个“梗”，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其文曰：“神物之来，寔扶圣明”
——醴泉这一神物的涌现，实为扶助圣明君主而来。
圣明的君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醴泉铭》全篇之言，皆围绕此句话而展开；这句话，也是李世民真正需要的最关键之语。
而这句话，恰好也饱含着太宗李世民的政治密码。
帝王，是时代的产物。
愚昧阶段，族群也有“领导”，那是自然形成或者大家推选出来的。此阶段，因为生产力水平实在太低，生活太差，虽然当了“领导”，大约并没有什么特使待遇，反而要承担更大责任，为族群出更多力。
随着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生活逐渐改善，这个时候的“领导”就不太好当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凌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神农氏炎帝“德不配位”，黄帝就在阪泉这个地方和他打了三仗，然后取而代之了。
黄帝，是史籍记载的第一个靠打仗当上“领导”的帝王。
后来的尧舜禹，大约还保留了一些族群时期的惯例，靠推举推荐选任下一届“领导”，这就是墨家和儒家所说的“禅让”。但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以前的“老办法”，不能很好地解决“新问题”——有“老领导”到期不自觉“卸任”。所以，《竹书纪年》才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放尧于平阳”。
尧不按说好的规矩办，舜只能“抢班夺权”了。当然，所依据的理由，和黄帝抢炎帝的“位子”的说法一致——德不配位。
“德不配位”是一个好借口。
商代夏，周克商，都用的是这一招，只是稍微有所翻新——把改朝换代加进了 “天意”。
商汤伐夏桀，曰：“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史记﹒殷本纪》）武王伐纣，陈师牧野，誓曰：“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取胜后又云：“上天降休！”（《史记﹒周本纪》）
这是那一时期新朝帝王的一个“进步”——不仅指斥前朝昏君“德不配位”，而且要说自己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
与此相适应配套的，是新帝王还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神性。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殷商和周的先祖，都与神灵有某些关系，感天而生。这可能与早期人类的图腾崇拜有关，但也由此证明了这一族成为帝王、抚临天下的天然合理性。
秦始皇
秦是啥情况呢？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史记﹒秦本纪》）
嬴氏，周孝王时封秦为邑。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这是秦的最初立国。到秦始皇成帝业，又过去了六百二十三年。但不管时间多长，嬴氏的女祖先是吞食了神鸟蛋怀孕生子的，也是感天而生。
逐渐的，因以前帝王“德不配位”而夺国，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帝王，至少帝王祖先，必为感天而生，带有神性。
还有一条——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
这是说，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不管如何改朝换代，都是一家子的家务事，大权从没旁落。
儒家，是极力维护这样的帝王世系体系的。
《礼记﹒郊特牲》曰——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
实际上，这是一种阶级固化理论。
汉武帝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史记﹒高祖本纪》）
对于此，汉代的民众，大概是比较骄傲的。
秦即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族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司马迁《秦汉之际月表序》）
这打破了儒家规定的阶级界限。不过，平民而为“大圣”，不再强调“出身”，但其绝对权力的来源，就必须更加强调承受天意天命，突出感天而生了。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
当然也有例外。王莽擅权，从大司马做到“假皇帝”，再干脆代汉建新，自己真作了皇帝。他内心，多少是有些打鼓的。于是，伪造了一部《自本》，自称为黄帝之后。
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
这是说，王莽有黄帝这个祖先，还有舜这个祖先。《自本》里还说到后来的两个重大兴兆。这皆为证明王莽有当皇帝的资格，他代汉建新是有所根据的。
自然，这没能保住王莽的皇帝宝座。
以上所说，是针对立国的帝王而言。开过的帝王的政治密码，或曰夺国的政治逻辑，就是这样。
对于“守成”的帝王，又是另一套逻辑。
秦始皇翦灭六国，一统天下。但其实，他是在秦仲之后，历代秦王的基础上成势而已。所以，对他来说，不必多虑皇权的“合法性”问题。他关心的，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事，传之无穷”。
如何实现呢？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治理不用去说了。在精神上，秦始皇相信阴阳五行和方士。
秦初，秦改水德，有一整套措施，另有文讲过此事，不再详述。他封禅泰山，寻长生不老之药，依靠方士大搞各种迷信活动。最后，在东海寻仙药不得，返回的路上病死在沙丘宫。
再一个是汉武帝。他不是开国皇帝，也不用着急为夺国找借口，寻因由。他的政治密码是迷信。
文景之治，汉朝恢复迅速，国库充盈。到了武帝，除事四夷为一大消耗，再就是举祭祀、封五岳、求神仙花钱多了。《史记》的《孝武本纪》里，几乎没记载他干了多少正事，满篇都是封禅寻仙。
武帝花在此类事情上的钱，是秦始皇的十倍也不止。
司马迁曾跟随汉武帝封禅五岳四渎。他说，我跟随皇上到处祭祀天地以及各种神灵与名山大川，参加了封禅大典。我也进入寿宫里陪祭鬼神，听到过祝官的祷词，观察研究了方士和祠官们的言论，于是回来依次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活动，把这些活动的里外情形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以便让后来的君子，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过程。
他不可能把话说得讽刺意味更明确了。
汉代还有一个奇事，就是谶纬之学大盛。各种纬书，假托孔子或春秋名义，大行其道。这与董仲舒借倡兴儒学而实际上糅杂阴阳五行及五德终始说于其中有关，更与皇帝们的迷信有关。
终于回到唐太宗。
李世民依然不是开国皇帝，前面有高宗呢。
自东汉迁胡入关，后来形成五胡之乱。南北朝的小朝廷们，不很讲究“出身”，没办法讲。所以，南朝的时候，谶纬之书曾经被禁。至隋唐，是不是五帝之后，业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谶纬的迷信还在，帝王们就格外看重灾异和祥瑞。
他们，不是靠讲“世系”来证明自己皇权的合理性，而是要靠瑞应、祥瑞，来保持君临天下的自信心。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贞观六年正月的日食，就令唐太宗心惊肉跳，而所谓“醴泉”的出现，让他大喜过望，敕令魏征作此《醴泉铭》。
魏征很好地完成了圣上的旨令，一波三折，对李世民“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绝后承前，登三迈五。握机蹈矩，乃圣乃神”，论证得极其充分、全面、深刻。“字字珠玑”，几乎皆有出处。他告诉臣民，“虽藉二仪之功，终资一人之虑”；“靡谢天功，安知帝力”，“神物之来，寔扶圣明”，“念兹在兹，永葆贞吉”。
唐太宗李世民想听的，就是这。他认为，所有臣民，也须接受这样的理念。
这就是《醴泉铭》中的帝王政治密码。
